赞成发动武汉之起义
--复同盟会中部总会书
（一九一一年十月三日）
广州黄花岗之役失败后，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吕志伊等，谋在长江中下游发动起义，成立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于上海。湖北方面派居正等赴沪，详述武汉、长江一带起义准备情况，并派吕志伊、刘芷芬携同盟会中部总会函赴香港晤黄兴。黄兴即为复函，赞成在武汉发动起义。题目为编者所加。
中部总会列公大鉴：奉读手札，欣悉列公热心毅力，竟能于横流之日，组织干部，力图进取，钦佩何极！迩者蜀中风云激发，人心益愤，得公等规画一切，长江上下自可联贯一气，更能力争武汉。老谋深算，虽诸葛复生，不能易也。光复之基，即肇于此，何庆如之！弟自三月广州败后，自维才德薄弱，不足以激励众人，以致临事多畏惧退缩，徒伤英锐之同志，负国负友，弟百死不赎。自念惟有躬自狙击此次最为敌之虏贼，以酬死事诸君，庶于心始安。故自四月初二出港，即专意于复仇之计画。虽石公[1]等极力阻止，弟未稍动。即至七月终，未尝与一友通只字。其所以断绝交通如是之孤行者，冀有以解脱一切纠缠，以促其进行之速。弟虽明知背驰，负罪公等，亦所不计。想匹夫之谅，君子当能见原也。自蜀事起，回念蜀同志死事之烈，已灰之心复燃，是以有电公等求商响应之举。初念云南方面较他处稍有把握，且能速发，于川蜀亦有犄角之势。及天民、芷芬两兄来，始悉鄂中情势更好，且事在必行。弟敢不从公等后以谋进取耶？惟念鄂中款虽有着，恐亦不敷，宁、皖、湘各处需用亦巨，非先向海外筹集多款，势难联络办去。今日与朱君执信等商议电告中山先生（汉民现赴西贡亦电知）及南洋各埠，请先筹款救济。但各埠皆在元气大伤之后，不知能否协助多寡。惟闻人心尚在奋发，益以公等之血诚，想不至空无所得。弟之行止尚不能预定，以南洋之款或须弟黄兴致同盟会中部总会书信。
一行亦未可知。数日后接其复电，方能决策也。鄂事请觉生兄取急进的办去，如可分身，能先来港一商尤盼（如能来，请先电《中国报》）。他处事公等已有布置，照公等计画办去。余俟续述，手复，敬请筹安。弟黄兴顿首。八月十二晚。
吕、刘两兄来，因弟处初未与他人交通，闻其至，请何克夫兄招待，渠亦以不得日本旅馆，故迟至昨日始晤，今日方能决议。又及。
（据《黄克强先生书翰墨迹》）
致冯自由书（二件）
（一九一一年九月三十日、十月五日）
时在武昌起义前夕，长江中下游革命风云激荡，同盟会中部总会与湖北方面屡请黄兴前来主持起义。故于复书同盟会中部总会之外，又函在加拿大的冯自由，表示“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不日将赴长江上游，期与会合”，并速助款。按：二书虽所署日期不同．实际均为一九一一年十月五日发出。
一
自由我兄鉴：广州之役，弟实才德薄弱，不足以激发众人，以致临事多畏惧退缩，遭此大败。而闽、蜀两省英锐之同志，因此亦损失殆冯自由（1882~1958年5月6日），原名懋龙，字健华，后改名自由。汉族，祖籍广东南海县盐步高村人。出生于日本华侨家庭，自幼就学日本，1895年在日本横滨加入兴中会。1900年因反对康有为改名自由。同年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深造。1911年任临时政府稽勋局局长。1917年参与护法之役。历任立法委员、国民政府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着有《革命逸史》、《华侨革命开国史》、《华侨革命组织史话》、《社会主义与中国》等书。
尽。弟之负国负友，虽万死无以蔽其辜。自念惟有躬自狙击此次最为害之虏贼，以酬死事诸人，庶于心始安，亦以作励吾党之气。故自四月初二返港，专意养伤，一面团集少数实行之士，以为复仇之计。除与展堂兄同署布告书之外，未尝与一友通只字。其所以如是之孤行者，冀有以排脱一切纠缠，促其进行之速。不意蹉跎岁月，为同事人所阻止，不得径行其志。悲愤交集，无可发泄。适得杨君笃生在伦敦自沉消息，感情所触，几欲自裁。呜呼！人生至斯，生不得自由，并死亦不得自由，诚可哀矣！嗣得兄及中山先生并《少年报》、致公堂[2]各同志书，责备甚重。如以弟为系华侨之望，则弟实不敢当。以弟在吾党亦不过徒负有虚名，自问于党事，初未有如何之实益。若以弟一死为妖党所借口，致阻碍将来筹款之路，或所不免。此则弟日来所踌躇于心而未决者也。七月以来，蜀以全体争路，风云甚急，私电均以成都为吾党所得，然未得有确实消息。前已与执信兄商酌，电尊处转致中山先生，请设法急筹大款，以谋响应，尚未得复。今湘、鄂均有代表来沪，欲商定急进办法，因未得接晤，不能知其实在情形，故不能妄断。至滇之一方面，若欲急办，尽可办到，以去年已着手运动，军界会党皆有把握，有二、三万之款，即可发动。然此方面难望其成功，以武器甚少，不足与外军敌也。滇为蜀应则有余，为自立计则不足，倘蜀败，亦同归于消灭而已。是以弟等尚未能决其如何办法，专符蜀事得有确信方敢为之也。粤事弟已组织实行队，先去其阻碍吾党之最甚者，得成功时，再为电告。前兄嘱书各字，三月二十九以前均作好，闻皆存于令夫人处（时因令夫人来美之故），不知刻已寄来否？其中有一最足纪念者，为林时塽兄书赠兄之横额，字势飞舞如生，诚绝笔也。余未及多叙，即请筹安。弟兴顿首。中八月初九夜。
通函请由金利源李海云兄转交。
黄兴1911年10月5日至书冯自由，介绍湖北代表陈述情形，告之湖北即将发难，表示不日赴武汉指挥起义，并请冯电转孙中山筹款资助。对武汉起义充满信心。
二
又启者：鄂代表居正由沪派人来云，新军自广州之役预备起（事），其运动之进步甚速（广州之役，本请居君在鄂部总理其事，以备响应者）。办法以二十人为一排，以五排为一队，中设有排长，队长以管领之。平时以感情团结，互相救助，使其爱若兄弟，非他人所得间隔，成一最有集合力之机体。现人数已得二千左右。此种人数多系官长下士，而兵卒审其程度高者始收之。以官长下士能发起，兵卒未有不从者，不必于平时使其习知。况其中又有最好之兵卒为之操纵，似较粤为善。近以蜀路风潮激烈，各主动人主张急进办法，现殆有弦满欲发之势。又胡经武[3]君亦派有人来。胡虽在狱，以军界关系未断，其部下亦约千余人。去岁弟曾通函胡君，请其组织预备，以备响应。胡已扩张其范围，闻进步亦速。胡君之人，在居君之部下者亦有之，拟于最近发动，期两部[4]合而为一，据此则人数已多。乘此路潮鼓涌之时，尤易推广。盖鄂省军界久受压制，以表面上观之，似无主动之资格，然其中实蓄有反抗之潜力；而各同志尤愤外界之讥评，必欲一申素志，以洗其久不名誉之耻。似此人心愤发，倚为主动，实确有把握，诚为不可得之机会。若强为遏抑，或听其内部自发，吾人不为之指挥，恐有鱼烂之势，事诚可惜。即以武汉之形势论，虽为四战之地，不足言守，然亦视其治兵之人何如。贼吏胡林翼于破败之秋，收合余烬，犹能卓然自立者，亦有道以处之。今汉阳之兵器厂既归我有，则弹药不忧缺乏，武力自足与北部之兵力敌，长江下游亦驰檄可定。沿京汉铁路以北伐，势极利便。以言地利，亦足优为。前吾人之纯然注重于两粤而不注意于此者，以长江一带，吾人不易飞入，后来输运亦不便，且无确有可靠之军队，故不欲令为主动耳。今既有如此之实力，则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宁、皖、陕（前本有陕西人井勿幕君在此运动，今已得有多数，势亦足自动，熊克武君已驰赴该处为之协助）、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也。急宜趁此机会，猛勇精进，较之徒在粤谋发起者，事半功倍。且于经济问题尤易解决。兹约计各处，大略有二十万左右，即足为完全之预备。至少四、五万，亦可发起鄂事。总之，此次据居君所云，事在必行，即无外款接济，鄂部同志不论如何竭绌，亦必担任筹措，是势成骑虎，欲罢不得。吾人当体验内地同志经营之艰苦，急为设法筹集巨款以助之，使得有以宽裕筹备，不致艰困从事，归于失败，徒伤元气，不胜切祷之至。弟本以欲躬行荆、聂之事，不愿再为多死同志之举，其结果等于自杀而已。今以鄂部又为破釜之计，是同一死也，故许与效驰驱，不日将赴长江上游，期与会合。故特由尊处转电中山，想我兄接阅，必为竭力援助。前加属于广州之役最为出力，此纯系我兄血诚所感，故能有此，今更望有以救我。拟得兄等复电后即行。或南洋之款，须弟一亲往，亦未可知。余俟续告，手此，即颂文安。弟兴再顿首，八月十四日。
前函书好未发，适鄂派人来，故特补叙。又及。
（据刘揆一：《黄兴传记》、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
致陈其美等书
（一九一一年十月六日）
英士、石屏、觉生、钝初、木良、训初[5]暨列公大鉴：公函经已详复，想已入尊览矣。不知近日有无急情，甚为悬念。前未约有密电消息，不能速达。兹将数字颠倒，另纸开列，以应一时之急。此法钝兄一观即明，想沪上外国电局用密码亦不妨。款事，外埠尚无回电，惟展兄在西贡得电后筹得数千元，拟稍妥即驰赴他处再筹。中山因往东美小埠，转电略迟，刻想在筹措中。将来一共能得若干，不能推测。总之，外埠皆在元气亏虚之后，不能过望。是布置不可过大，用人不可不择。以广东前事比较，好挥霍者其用钱必多，而成绩又不好；能俭约者其用陈其美（1878年1月17日~1916年5月18日），字英士，浙江吴兴人。中华民国早期政治人物，青帮代表人物，于辛亥革命初期与黄兴同为孙文的左右股肱，后遭暗杀身亡。孙中山高度赞扬陈其美是“革命首功之臣”。
钱得当，而成绩必良。此一定之程式也。若欺罔诳骗之流，则又在所勿论矣。尤要者，天义晦塞，人心险诈，外托热心之党员，以为贼虏之侦探者有之。广州之败，首坐于此，此次不可不引为前鉴，严剔内部之人。用一人必深悉其底蕴，绍介者尤宜负其责任。如有迹涉嫌疑者，可不用之，毋以其现在对于党事无他恶迹可指，即为之原谅也。须知虏吏奸险之进步，一日千里。以广州之事言之，在最初时期即可破坏，乃不破坏者，乃虏吏欲为一网之计。陈镜波既为侦探，其输运军火能不发泄，皆虏吏使为之，必待吾人团集然后逮捕，即张鸣岐所谓待其作逆行为既露而后诛之者也。兹鄂部既定为主力之地，用人尤要。沪上虽仅有机关，其乞丐侦探甚多，亦当注意。广州前事，尽在列公洞鉴之中，不待弟之多言也。又广州之败，半在统筹部组织之不善，纯慕文明参议体制，所以有廿七忽而解散、廿八忽而集合之活剧。不知发难之事，非专断不可，一容异议于其间，立可见其破败。拿破伦谓：“一军之中，情愿有一劣将，不愿有两良将。以言夫将虽劣而号令得专，军犹不至于溃散；若有两将，必各有主见，互相争议，军情必因之散漫，欲求制胜，何可得者？”此言深得治军之理。吾党发难时之组织，不可不以军律行之。补救其偏，在多设参谋。凡事先重计画，由参谋作成之。计画一定，只有命令，不得违抗，如此庶可收指臂之效。若欲缩短革命时期，以速其成功，即军政府初成立时，亦当如是。言虽近慢，事势则然。一管之见，是否有当，希高明有以裁之。弟必待外款稍有眉目，方能前来。惟才识浅陋，恐不足补其万一。觉公如鄂事紧要，即不必来港，列公酌而行之，弟必赞同也。手肃，即请筹安。弟兴顿首。中秋夕。
（据《黄克强先生书翰墨迹》）
为酬饷之奔走
--致美洲筹饷局同志书
（一九一一年十月七日）
筹饷局列位同志仁兄大鉴：前接中山先生函，知贵局成立，即为恢复我祖国之基，远识宏谟，曷胜钦佩。弟自广州事败，愤同志死事之惨，即组织实行队，先为狙伏汉奸之计，以助革命大军之进行。盖二者相辅而行，乃能有济。今再举之师已次第预备，则实行队自当竭力以办去。前电中山先生乞筹万五千元，专为此事设立机关及养恤之费，已蒙贵局先筹垫万元，经已收妥。兹各处机关将及完备，不久当有事实同盟会为发动武装起义推翻封建专制，进行了艰苦的经费筹集工作，当时发行的《中华革命军义饷凭单》，上图为正面，下图为背面。
同盟会为了争取和获得海外侨胞和国际支持、赞助，于1906年以革命这政府名义发行债券。左图是英文军债券，右图是法文军债券。
发现，成功时再为电告，以慰廑念。仍望贵局再筹备若干，以资接济，弟处得以宽裕筹画，尤所切祷。再要者，四川民党已起，长江一带皆需款响应，前已有电致贵局筹商矣。闻贵局原议俟美属各埠大款齐集然后调用，本为至善之法。但今内地情形瞬息万变，若乘此机会，则事半功倍。今四川同志之利用保路风潮，亦万不得已之势，外间若无响应，必至为贼虏摧残殆尽，复起者殊难为力。伏乞贵局念内地同志经营之艰苦，即速开议速筹大款，立予救援，中国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也。临书西望，不胜瞻依。统希爱察，即请筹安。中八月十六日。弟黄兴顿首。
（据《革命文牍类编》）
致伍平一等书
（一九一一年十月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