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开春，先君离开东京去香港，宫崎寅藏叫我搬到他家里去住。他的二儿震作比我小两岁，我们同在附近一所小学读书，因为离家很近，都是走读。第二年冬天，先君为了躲避高利贷债务，也住到宫崎家里，前后50多天，深居简出，外人很少知道，只有萱野长知等少数几个知心朋友来过。关于这段时间的生活情况，年深月久，我已记忆模糊了。而从《宫崎滔天年谱稿》中，却看到了宫崎逝世时萱野长知所写的回忆，说：“黄兴先生亡命到日本的时候，把黄兴父子接到家里加以照料的就是宫崎先生。当时他很穷，天天吃豆腐渣；可是，不知他怎么张罗来的给黄先生吃的总是大米饭，而给黄先生的儿子一欧吃的还是豆腐渣，待他一如自己的儿子龙介的兄弟。”
1911年武昌起义后一个多月，宫崎寅藏就和伊东知也、何天炯一道，由东京赶到上海，这次是由新成立的“有邻会”派遣来中国，与革命军取联络的。因此，到上海不久，又溯江西上，准备往汉阳与先君会晤，结果在镇江邂逅相遇，折回上海，投宿虹口日本旅社胜田馆。其时，我正参加江浙联军进攻南京。有次到上海去看望他，畅谈通宵，吃了宫崎夫人从日本托人带来的羊糕（一种日本食品）。不料在《宫崎滔天全集》中竟看到了当年他写给宫崎槌子的信，提到这件事，并对我有过奖之词。他写道：“小黄回到上海住了两晚，吃了羊糕，翌日又去攻打南京去了。他带了先锋队首先进攻，占领了天堡城，而将攻劳让给别人，诚不愧为其父黄兴之子。攻打南京战役中，他用伊东知哉赠送的宝刀斩敌多人，并夺获了敌将的战马。”南京光复后，我患了肺炎，病情转剧，住进上海日本人开设的筱原医院医冶。宫崎寅藏感到住在胜田馆频繁来客，很不安静，也住进了筱原医院，同我住在一起，谢绝会客。这时来访的日本人就非常少了。某天他带我到日本人黾井处吃脚鱼，并劝我吃些脚鱼的生血，说是可以滋补元气的。我从前在东京大森体育会参加活动时跌伤过胸部，进攻南京时激烈运动，又常卧宿野外，据医生诊断，病体一时难以恢复。他向先君恳切建议，送我去东京或长崎就医，再去热海或伊豆转地疗养，并写信给宫崎夫人要她届时帮助护理和监督。后因我的病情有好转作罢，然而情意可感。
1913年3月，孙中山在日本获悉宋教仁遇刺身死，即偕宫崎寅藏等乘轮归国，于25日抵上海。当晚起，国民党人在先君寓所讨论对策，意见不一。孙先生主张举兵讨伐，并吁请日本方面提供武器和款项。宫崎同意孙中山的意见，为之奔走，力促其成。只因日方提出苛刻条件，未能实现。这与他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态度是一致的。当时他极力反对南北妥协，主张彻底北伐。
《全集》的书名题字集了先君的墨迹，在第二卷上又看到了先君的墨迹“韬园”，这是1914年夏为宫崎寅藏新居题写的。《年谱稿》载：“大正三年六月六日迁居北丰岛即高田村字巢鸭三六二六番地（现丰岛区西池袋二丁目一五之一六），用黄兴所赠1000日元，向大野银八借地650坪，建面积为34坪的新居。黄命名为‘韬园’。”感谢《年谱稿》编者近藤秀树先生把宫崎建屋的费用、地皮的数字及来源写得一清二楚。所谓新居，其实不过是矮屋数椽，周围花草颇多而已。先君的赠款，就是在东京变卖部分字画所得。他认为宫崎多年患肺结核，适宜于郊外休养，所以怂恿其在巢鸭附近因陋就简建造几间房子，与我家比邻而居。宫崎在迁居之后，就忙于搜集花卉，日以莳花为乐。他后来在参加先君国葬时还谈到了先君赠款购屋的事。最近友人给我查到了当时的记载是这样的：
“鄙从于第一革命后病留上海，（呕）血濒死。第二革命时，亦于上海呕血濒死，及中山、克强与其他同志亡命后，始扶病而归东京。当时黄先生深忧鄙人之健康，以为市内嚣尘，不宜养病，乃择市外高田村闲静之地，别筑一家，而使鄙人居之。由是，鄙人莳花种草，日与农夫为伍，遗弃世事，萧然尘外，健康渐次恢复，遂为强壮之人。此诸君今日所亲见，实皆黄先生之赐也。[1]
宫崎寅藏等日本友人在上海出席黄兴追悼会及葬仪活动并与孙中山合影纪念。
1917年4月先君安葬岳麓山，正是暮春季节，杜鹃花盛开，漫山红遍。宫崎寅藏从日本远道前来送葬，临行时面许二事：一、来年要送樱花树苗几百株，栽在先君墓地四周；二、在东京树立先君的纪念碑。后来第一件事没有实现，而第二件事则是实现了的。他和萱野长知、末永节等多人发起，并得到头山满等人的赞助，在东京鹤见总持寺立了“黄君克强之碑”，隆重举行了揭幕式。事隔60多年，世事沧桑，不知还有遗迹可寻否？
1929年6月，中山先生举行奉安大典。这时我任天津市政府首席参事，代表天津市到南京参加奉安典礼。宫崎夫人前田槌子及龙介、震作兄弟也应邀前来参加。我们在南京旅舍见了面，并陪同前往参观了南京贫儿教养院，先继母设便宴款待了他们。槌子夫人这次在南京会见了过去和宫崎关系密切的一些国民党人，大家谈到中山先生亡命日本时，与宫崎关系最亲密，到了推心置腹的程度。今天两人都已去世，应当有纪念的表示。于是决定在东京丰岛区高田村宫崎寓所前面新建楼房一座，命名为文虎社，文代表孙文，虎代表宫崎（宫崎生肖属虎，又名虎藏）。这座纪念楼在九·一八事变前就落成了，听说堂屋中悬有中山先生、宫崎寅藏和先君的遗像，可惜我没有机会瞻仰。
四
大革命时期，詹大悲同我都是广州国民政府参事，北伐军兴后，随政府迁到武汉。他曾和我谈及武昌起义后汉阳失陷旧事。詹大悲说，汉阳苦守一月之后，花园、磨子山、扁担山先后陷敌，清军大炮火力旺盛，民军寡不敌众，纷纷后退，虽组织敢死队在前方布防，也无济于事。在此情况下，参谋长李书城、秘书长田桐都极力主张破坏兵工厂，弃守汉阳。在都督府召开的军事会议上，黄总司令和李书城等都认为汉阳撤守，龟山丢失，武昌在清军炮火控制下，也不易守得住。鉴于九江早已光复，海军大也部反正，不如主动放弃武昌孤城，以武昌兵力顺流东下，待克复南京稳定东南局面后再集中兵力，回师汉上。会上，包括黎元洪在内的多数人都是赞成这个意见的，只有谭人凤、范腾霄等少数人慷慨陈词，主张坚守武昌，最后他们的意见占了上风。李翊东说：“把主张弃守武昌的责任归之于黄兴一个人身上，是不公平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是非得失，我从未听到先君道及。但是，参加首批援鄂湘军的余韶1961年曾对我说过，首批援鄂的王隆中部在战局危急时自由行动；二批援鄂的甘兴典部多系新兵，不起作用；三批援鄂的协统刘玉堂刚上火线就中炮阵亡。至此，湘军全不起作用了。这是促使先君下决心弃守武昌的主要原因之一，姑一并录出，以供史学界同志们参考。
五
1911年12月2日南京光复后，不到一个月时间就成立了临时政府。江浙联军的番号撤消了，徐绍桢由联军总司令调任南京卫戍总督。但是，所属各部队的番号仍然保存下来，没有变更。洪承点仍任沪军先锋队司令，另外名目繁多，又有所谓沪军进行队、沪军第二旅团等等。朱瑞的浙军、姚雨平的粤军和李燮和的光复军也都没有变更番号。我原是沪军先锋队副司令，因攻天堡城露宿野外染上寒热病，到上海就医，没有过问部队事了。以后部队改编为第七师，洪承点任师长。他硬要我在第七师任职，先君坚决不许。张孝准先后任陆军部军务局长、南京留守府军务局长、南京留守府军务厅长，两次请求先君给我安置一个名义。先君都不答应，说：“他现在不是做官的时候，要好好读点书。”先君一度叫我跟陈嘉会补习汉文，因他公务繁忙，我又疏懒成性，一直没有学成。1912年秋湖南选送公费留学生，根据先君的意见，我和大妹振华以及李兴亚都应选赴美留学。12月初过东京时，曾去拜访宫崎寅藏。抵美后，我进了哥伦比亚大学外交经济系读书。原在南京总统府任秘书的任鸿隽、杨杏佛也到了美国留学（任在干尔尼路大学，杨在哈佛大学）。当时南京临时政府的人要到唐绍仪内阁去做官是很容易的，可是大家都不以做官为荣，只想学一点有用的学术，好为建设民国服务。1914年汤芗铭撤消官费后，先君最初还打算要我们回日本设法复学，后因他自己离日赴美，遂作罢论。
六
1912年秋，我由湖南都督府资送赴美留学，出国前夕，先君特意为我书写“笃实”两字的一块横披。近70年来，我一直是作为家训看待的。先君遗墨诸多散失，唯有“笃实”随我转徙流离，至今仍在身边。“笃实”的含义是什么，先君当时未作详细的解释。我体会指的是待人接物要谦虚谨慎，笃实厚重。就是讲，为人要浑厚一些，老实一些，要做到无我。先君早年致胡汉民信中说过：“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他平日讲过：“明其道，不计其功。”我想一个人如果具备这样的政治品质，就能符合笃实的要求。我个人学书、学剑都不成，能力很差，无所建树。但是在做人的道德品质方面，总是牢记先君留下的家训，身体力行，不敢违背。后来，先君还写过“无我”二字的横披，可能在大妹振华或幼妹德华手中，我想可以作为笃实的补充解释。
七
“二次革命”失败后亡命东京期间，先君与中山先生在组党问题上发生了争论，意见未趋统一。当时从中挑拨离间、造谣诽谤的是陈其美、戴季陶之流，他们兴风作浪的主要问题是先君在东京建造房屋。孙中山致先君信中谈到这件事说：“数日前报载兄在东京建造房屋，英士、天仇皆向日友解释，天仇且欲写信令报馆更正。有日人阻之，谓不可妄辩。天仇始发信问宫崎，意以后必得否认之回音，乃以该报辩论。不料宫崎回信认以为有，二人遂大失望，并从而生出反动心理。”对此，先君在复信中没有辩解，但是在此之前，他在同志间谈过这件事，并写过信给宫崎寅藏申辩，因为最了解此事的就是宫崎。
先君于1913年8月到东京，湖南取消独立时，继祖母和我母亲都还住在长沙，谭延闿担心反对者一来，她们受到迫害，派人送她们到上海。在上海，她们日食艰难，开支很大，且不安全，先君准备接赴日本。我夫妇及大妹振华原是1912年冬由湖南省以官费资送赴美国留学的，自汤芗铭督湘后，取消官费待遇，我们在美不能久留，只好离美回日，通计全家人口在10口内外，估计到袁世凯实力雄厚，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打倒的。先君打算在东京市外租一稍廉之屋，让全家寄住五六年。但宫崎认为租屋所费甚巨，为经济计，不如新建几间暂住，日后再把它卖出去。后得日友掘井觉太郎（早年在长沙明德学堂教理化，与先君为至交），借给房屋几间，仍不敷住，因此花费三四千日元添造几间。至其经济来源，则是变卖了部分字画，这些字画大都是1912年去北京时各方面人士赠送的；有些是向先君求书后回赠的。卖出部分字画，造几间简陋房屋，是在流离转徙中事非得已而出此。而陈其美、戴季陶、居正等人则借题发挥，大肆造谣，说先君在南京讨袁失败后，卷款多少来日，不顾同志死活，专图个人安逸，大兴土木，建筑公馆。这完全是抹熬事实，别有用心的造谣诽谤，借以离间孙、黄关系。
八
关于先继母徐宗汉的家世和辛亥以前的革命活动，冯自由在所撰《革命逸史》中有专文叙述，基本可信。她于1912年承先君之命创办南京贫儿教养院，后随先君流亡日本，出游美国，教养院事务交周其永主持。先君去世后，又把主要精力用在办理贫儿教养院。该院的口号是：“幼而学之，壮而行之，无不读书的艺徒；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无不“我极心感！……吾责至大、至危、至暂，汝责至细、至久、至难，则汝之责任艰巨于吾乎！”这是1913年7月26日，黄兴于南京组织讨袁军时，致在上海之徐宗汉女士函中最感人的一段。
做工的学生。”强调学生要以学艺与读书并重，自食其力。覃振曾提议改贫儿院为“强儿院”，寓纪念先君及培养强毅精神之意，先继母不赞成，未果。
先继母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敬佩的，可举一事为证，1931年，她因南京贫儿教养院收养名额增加，在在需款，经济困窘，特地赴美向华侨募捐。结果捐到了一笔为数不大的款项。适逢九·一八事变发生，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抗日救国的高潮。她爱国心切，立即把这笔捐款汇给了前线抗日将士，作为劳军之资。
抗日战争期间，先继母避难重庆，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极为愤慨不满。她和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同志都很接近，常有往来，听说重庆“红岩纪念馆”现在还悬有周、董、邓三位中共领导人同她和司徒美堂在八路军办事处门前的一张合影。抗战初期，我的满弟黄乃（一寰）在延安抗大学习（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工作）。先继母有次就周恩来、邓颖超同志回延安之便，给他带去一包日常生活用品和一封亲笔写的信，信上只有一句话：“努力学习，后会有期！”邓颖超在延安把东西及信交给黄乃时，说：“我们在重庆时跟你继母有来往，她请我们吃饭，表现比我们还左，人家说她是疯婆子！”
附带想起一件事：大概是1939年，某天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出席孙科出面邀请的一次茶会。在会间休息时，周恩来同志走近我身边，拍着我的肩膀说：“黄先生，令弟在我们那里学习，很好。请放心吧！”事隔40年了，我还记忆犹新。
先继母有两个弟弟，跟随先君工作。徐少秋，曾任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一等副官（何成濬任副官长），后在南京留守府任副官处长，反袁运动期间随何成溶奔走各地。徐申伯，中英文都有根柢，曾在铁路上工作，1914年6月随先君赴美国，担任翻译。少秋、申伯，一兄一弟，台湾版《黄克强先生书翰黑迹》在1916年8月26日《复何成濬书》后考订：“少秋，姓徐，名申伯，广东人。曾任南京留守府副官长。”合二而一，是错误的。
先继母与先君结婚后，生有两个儿子。一美，1913年出生于上海，在持志大学、朝阳大学肆业，解放前，先后服务于南京外交部、赈济委员会，1950年4月在沪病故。一球，1916年生，先后留学德、美研究航空机械，抗战初期返国，在民航部门从事技术工作，1964年10月在台北病故，终年48岁。
1944年3月8日，先继母在重庆因病逝世，终年68岁。我在《辛亥革命杂忆》一文中误记卒于“1943年春”，应予更正。
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