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秋葵心理诊疗所建筑面积有80多平米，包括天井、走廊、两个诊疗室、贮藏室和浴室、卫生间等。两间诊疗室，一间是理疗诊治
室，里面有各种医学器材、设备、用具、转椅和简易床铺等。一间是咨询诊断室，里面简洁、明亮，雪白的墙壁上挂着脑神经解剖图：橱柜里放着圣经及各种神经、精神、心理学科的医学参考书；一张浅蓝底色的图片里，一个可爱的小男孩正在放飞两只白鸽……
黄秋葵心理诊疗所是林友兰的父母亲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创办的。也可以说是半个世纪上海历史文化的侧影和见证。这个诊疗所经历了许多故事。最初创办时，只是为教会信徒作心理咨询和辅导；抗战时，曾为犹太信徒、东正教信徒做过心理治疗，也做过临时救护所；
犹太信徒离开时，曾送过一只银制的圆盘：东正信徒也曾送过一些圣
像和圣物。可惜文革时，被红卫兵抄家时没收了，并曾作为批斗林友兰夫妇的“罪证。”
全国解放后，这里曾做过dayuejin时期的食堂、卫生防疫站；文革时，做过红卫兵联络站、联防队调解室、老年活动室；文革后，做过防疫站、牙防所等1992年后，牙防所搬走后，才归还林家。1992年底，雨桐从新加坡回国。经过一年的紧张筹备，1994年初，又重新恢复黄秋葵诊疗所，主要是为教会的老年人和青年人作心理咨询、辅导和治疗。
林雨桐是诊疗所第三任掌门人。小时候是最讨人喜欢的孩子。她乖巧、听话、和顺，且又聪明、伶俐、漂亮。她原名陈雨桐。父亲陈士翰，新加坡人。原在新加坡教会中学当教师，后来到上海启明女中任教。与林雨桐的母亲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姚芳，相识在国际礼拜堂。结婚不久，因父亲脑溢血病重回国；那是日本投降后三年，以后便失去了联系。母亲姚芳是小学教员，业余时间在教堂做义工。与玉葵同是慈善义工，又是闺蜜。常到诊疗所帮助老年病患。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在从教堂返回学校宿舍的途中，不幸倒在霞飞路的法国梧桐树下。等到玉葵赶到广慈医院时，姚芳因大出血过多，已奄奄一息，不能说话，两眼直盯着玉葵，而手指着孩子，直到玉葵会意地抱起孩子时，姚芳才闭上眼睛……
“滴、铃、铃”……“汪、汪、汪”……铃声、狗吠声同时混杂响了起来，刚躺下，想冷静一下的林友兰不得不又爬了起来。
“喂，请问，哪位？”林友兰问道。
“我呀，爸。”林秋美说道。
“哦，是秋美啊，有事吗？”林友兰问道。
“爸，是这样的，莫院长开的方子药，我已配好了，晚上我给你送过去。”秋美说道。
“那，来吃晚饭吧。”友兰说道。
“不，小明今天来吃饭。”秋美说道。
“好，明白了，稍微早点来。”友兰说道。
“好嘞，拜拜。”秋美说道。
秋美原名叫黄仁美。其父亲黄新舟是黄玉葵的侄子。在萍乡煤矿
任账房先生。因醉酒猝死，妻子改嫁外乡。林友兰的母亲黄玉葵就收留和领养了黄仁美。后改名林秋美。她是第二个到林家的。因是黄玉葵侄子的女儿，辈分比雨桐低。但在三姐妹中排老大，与林家又有亲戚关系，故说话有些份量。
放下电话，林友兰又突然咳嗽起来，急忙拿起枕头边的手绢捂住了嘴。脑海中思维的波浪改换了方向。聚焦点转移到自己的病情上来。林友兰患咳嗽已有许多年了。母亲去世后，心情郁闷，常常抽烟，患上了肺结核。在当时基督教青年会相识的同工、又在仁济医院工作的名叫莫荃的医生，建议去仁济医院治疗；虽经雅萍和四姐妹精心照料，基本痊愈，但仍有后遗。十多年前，又患上糖尿病，咳嗽又变成慢性支气管哮喘。每年到了秋天，总要咳嗽不已。半年之前，莫荃从副院长岗位上退下来，建议林友兰再去医院检查，发现林友兰胸部有阴影，吓得林友兰再也不敢去医院了。
林友兰想，自己已老了，即便有病也是正常的，但是，只要不是致命的就行了；特别是在动迁这个节骨眼上不能出问题，自己无论如何要挺住。林友兰准备穿衣起床了，当他抬头看到墙上挂着的妻子郑雅萍慈祥笑容的照片时，不禁动容了。
林友兰与郑雅萍年轻时，像是一对好兄妹。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手挽手一起上的幼稚园。一块做游戏，一块捉迷藏。有一次，郑雅萍躲在储藏室。林友兰找不到郑雅萍，还痛哭了一场。成了爸爸、妈妈和陈妈嘲笑林友兰的笑柄。到了小学时代，郑雅萍越长越靓，个子显佻。而林友兰偏瘦，比较腼腆，但个性倔强。当有人想欺负郑雅萍时，林友兰会毫不犹豫，挺身而出；甚至还会与别人打架，尽管有时会被人羞辱，从不叫倔，倒也赢得众人尊重。七妈非常喜欢林友兰。
中学时代，郑雅萍进了美国基督教会创办的圣玛利亚女中；而林友兰则进入震旦中学，而后又去上海美专学西洋绘画。这也是父亲林正南的希望。周末，闲暇时光，林友兰会去雅萍学校的唱诗班，听郑雅萍弹琴、唱歌，或者排练活剧；或去襄阳公园写生、放风筝；或在梧桐树下的白椅上，悠闲地喝咖啡。有一次，林友兰在夕阳西下的黄浦江边写生，郑雅萍在他的画作上写了两句诗，即：
“鸿飞落霞时，
燕归春梁迟。”
“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林友兰好奇地问。
“我也说不上来，反正有这么个意境？”郑雅萍说道。
回到家里，一连好几个晚上，林友兰躺在床上，转辗反侧、反复思索这两句话的意思，但，始终百思不得其解。但一个月后，发生的事情，成了林友兰和郑雅萍此身难以忘却，而又挥之不去的记忆……
林友兰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那是1946年的秋天。林友兰即将出国的前夕。早晨，当林友兰来到种满花卉草木的庭院里的时候，爬满藤蔓的天棚下面，已经摆好了桌椅。上面铺好了白色的餐桌布，放上了康乃馨插花。妈妈、爸爸早已做好了祷告。七妈已从菜市场回来，正在厨房拣菜。莫荃已来了，背了个照相机。在爷爷咖啡馆工作的基督教青年会和女青年会的同工也陆陆续续来到了，林秋桐帮着阿姨扎灯结，郑雅萍在准备蛋糕和香槟，老屋充满喜庆气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