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错案8 (2)
“到了斯麦尔加科夫预谋杀人的那天，他假装羊角风发作摔倒了，这能起什么作用?当然首先是本想用土方治腰痛病的老仆格里果利见宅院无人看守，也许会推迟疗治，自己替他值夜。其次，当然是老爷见无人为他守夜，生怕儿子闯进来，必然会加强防范，格外小心。末了，如下一点乃最主要的：发病倒下的斯麦尔加科夫，当然会从夜间独往，进出正室都有通道的厨房立刻被搬到侧屋另一端，格里果利老两口隔壁的半室中去，与他们的床铺相距只有三步，——这是老爷和慈悲心肠的玛尔法?伊格纳启耶夫娜定下不知多少年的老规矩了，每次他的癫痫症发作，都是这样安排的。他躺在板壁后面，极可能为了装得更像一点，当然会开始呻吟，也就是把老两口吵闹得整夜睡不好觉，——难道要我们相信，这一切都是为了便于突然从床上爬起来，然后去把老爷杀死?!
“但有人会对我说：他做假也许正是为了不让人怀疑到他这个病人身上，而他向被告泄露钱和暗号的秘密，也许正是为了诱使被告来杀人，等到被告杀了人，把钱带走，与此同时可能会发出很大的响声，惊动许多证人，那时斯麦尔加科夫便从床上爬起来，——去做什么?难道要我们相信他要去再一次杀死老爷，再一次取走已经被取走的钱吗?
“诸位，你们觉得可笑是不是?把这样的假设说出口我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然而，不管在你们听来有多么荒唐，被告坚持的正是这样的说法：他离开了宅院前击倒了格里果利，惊动了宅内的人，这时斯麦尔加科夫从床上起来，到上房去杀了人，盗走了钱。且不说斯麦尔加科夫怎么可能料事如神，也就是说，他怎么可能预先知道，狂怒的儿子来到宅内只是规规矩矩向窗内张望一下，然后在掌握暗号的情况下打退堂鼓，拱手把战利品全部让给斯麦尔加科夫!诸位，我要严肃地提出一个问题：斯麦尔加科夫在什么时间作案?必须把时间指出来，否则指控无法成立。
“那么能不能这样假设：癫痫发作可能是真的。病人听到叫喊声突然醒来，于是走出屋子，——走出屋子又怎样呢?他看看四周，对自己说：我去把老爷杀了——是不是这样?他怎么知道当时出了什么事，他不是一直躺着不省人事吗?不过，诸位，再丰富的想象力也得有个限度。
“精细的人可能会说：‘会不会是两个人合谋?也许他们俩一起杀人分赃，那又该如何说法?”
“这的确是一种有分量的猜测。然而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要使这种猜测得以成立的证据不免令人瞠目：其中一个共谋犯负责杀人并把所有的麻烦都揽到自己身上，另一个共谋犯则假装发羊角风躺在床上，——所起的作用恰恰是引起老爷的警觉，导致格里果利睡不安稳。试问：这两个共谋犯出于什么动机会想出这样一个疯狂的计划来?
“也许，从斯麦尔加科夫这方面来说，完全不是积极参与，而是所谓被动胁从，也许受到恫吓的斯麦尔加科夫只答应不反抗凶手而已，而他预感到自己将因听任别人杀死老爷，没有叫喊，没有反抗而受指控，于是预先求得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的同意，在这段时间内躺在床上装病，‘你爱杀人你就去杀，反正与我不相干。’倘若如此，那么，还是由于羊角风发作必然会引起宅内乱作一团，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预见到这种局面，决不会同意这样的请求。但我可以让步，就算他会同意，那么仍将出现这样的结果：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是凶手、直接杀人者和主犯，而斯麦尔加科夫只是被动服从甚至算不上从犯，只不过由于害怕才违心地听任主犯作案罢了，反正法庭定能加以区分。
“可是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形又是怎样的呢?被告刚遭逮捕，他马上把一切都推到斯麦尔加科夫一人身上，单单指控他一人。被告并非指控他与自己合谋，而是指控他一人，说全是他一人所为，是他杀了人，劫了财，肯定是他干的!这算什么共谋犯?案发后马上就互相嫁祸于对方，——决计没有这等事。
“还请注意，卡拉马佐夫的风险有多大：他是主凶，而另一个不是主犯，只不过是纵容者，一直躺在板壁后面，于是他把责任往躺着的人身上推。可是躺着的那个可能发起火来，单是为了保全自己，也会急急忙忙把真相和盘托出，说：‘两人都有份，不过我没有杀人，只有听任和纵容他杀人，因为害怕。’斯麦尔加科夫可能懂得法院马上就会断定他的罪责有多重，固而他也可能指望，自己即使受到惩处，也比想把一切全推到他身上的主凶轻得多。在这种情况下，他会不由自主地招供的。然而我们并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形。斯麦尔加科夫只字未提共谋的事，尽管凶犯把他一口咬定，始终指控他是惟一的凶手。
“更有甚者：斯麦尔加科夫还向预审员坦白，装钱的信封和暗号的事是他主动告知被告的，否则被告什么也不会知道。倘若他确实参与共谋而且有罪，他定会这样轻易问预审员交代那些秘密都是他主动告知被告的?相反，他一定会遮遮掩掩，歪曲事实，缩小自己。但他既不歪曲，也不缩小。只有无辜的人才会这样做，不怕被指控共谋。而他，由于自己的癫痫症以及整个突然爆发的惨剧而陷入病态的忧郁，昨天上吊自杀了。上吊前他留下一张用独特的语言写就的字条：‘本人按自己的意愿结束自己的生命，望勿责怪任何人。’他在字条上还能补充什么呢?，‘凶手是我，不是卡拉佐夫’?但他没有这样补充。是不是他的良心只给了他上吊的勇气，却不够他承认自己有罪?
“随后又怎样呢?刚才有人把三千卢布交到法庭上来，说‘这就是原先装在陈列于物证桌上那个信封里的钱，是昨天从斯麦尔加科夫那里拿来的。’但是，陪审员先生们，你们还记得刚才那可悲的一幕。我不想重提细节，不过我要谈两三点看法，表面上都是无足轻重的，我挑选这几点恰恰因为它们无足轻重，容易忽略过去。首先，有人认为：昨天斯麦尔加科夫因受良心谴责，先把钱交了出来，然后上吊自尽。他昨晚才第一次向伊万?卡拉马佐夫承认自己的罪行，这是后者告诉我们的。当然，如果不是这样，伊万?卡拉马佐夫不可能隐瞒至今。那么，我要再次指出，既然他承认了，而又明知第二天对无辜的被告将进行严厉的审判，那他为何不在遗书中向我们道出全部真相?
“单是钱岂能作证据?比方说，还在一星期前，我和本庭大厅里的另两个人就十分偶然地了解到一个事实，伊万?费尧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曾派人到省城去把两张五厘利的国库券兑现，每张票面五千卢布，合计就有一万。我的意思是说，谁都能在一定限期内筹集一笔款项，把三千卢布带来并不能证明这一定就是那只抽屉或那个信封里的钱。
“还有一层，伊万?卡拉马佐夫昨天从真凶那里获得如此重要的消息后，竟然稳坐钓鱼台。他为什么不立即报告此事?为什么他把一切都搁到第二天早晨?我为我有权猜测这是为什么。他的健康状况不佳已有一星期，他自己也向医生和亲友承认经常看到幻影，遇见已死去的人，就在脑炎发作前夕意外获悉斯麦尔加科夫死了，立刻产生如下的想法：‘人已经死了，反正死无对证，可以说是他干的，这样就能救出大哥。钱我这里有。我就拿一沓去，说是斯麦尔加科夫临死前交给我的。’你们会说：这是不道德的，即使诬告的是死人，但撒谎总是不道德的，即使为了救兄长也一样。但如果他是不自觉地撒了谎，如果他在那个仆人猝死的消息刺激下精神彻底失常，把自己的臆想当作了现实呢?刚才的那一幕你们都看到了，这个人目前处于什么状态你们也看到了。他虽然站着说话，可是他的头脑清醒吗?
“在脑炎患者作证之后，法庭收到一份书面证据，那是被告在作案前两天写给维尔霍夫策娃小姐的一封信，信中预先判定了详细的犯罪计划，我们还有必要去找别的计划和制订计划的人吗?一切都按照这份计划丝毫不差地实施了，而实施它的不是别人，正是制订计划的人自己，是的，陪审员先生们，正像俗话所说：‘依样画葫芦’照着本儿干的!他根本不是规规矩矩、战战兢兢张望了一下，就从父亲窗前落荒而逃，何况还确信他的心上又正在父亲屋里。不，这种说法太荒唐、根本经不起推敲，他进去了，而且——作了案。显然，他是在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的状态下杀了人，只向他不共戴天的情敌瞥了一眼。他抢起铜杵可能只击一下，便结果了父亲的性命，然后经仔细搜索，确定他的情人不在那里，不过他没有忘记把手伸到枕头底下去拿到了装钱的信封，那信封撕破的正面此时就放在物证桌上。
“我说这些的用意是要请你们注意一个在我看来极能说明问题的情况。如果那是一个经验老到的杀人者，一个仅仅为了谋财而害命的凶手，——他会把信封的正面像后来在尸体旁边被发现的那样扔在地板上吗?如果那是斯麦尔加科夫为了谋财而害命，——他会把整个信封带走，无须在被杀害的老爷尸体旁把它拆开，因为他知道信封里是钱——钱是老爷当着他的面装在信封里，然后封口盖印的，——要是他把整个信封带走，那就无人知晓是否发生了盗窃案。请问诸位陪审员先生：斯麦尔加科夫会这样干吗?他会把信封扔在地板上吗?
“不，这样干的肯定是一名处于狂乱状态，已经昏头昏脑的凶手，这名凶手不是惯窃，而在这前从未偷过任何东西，现在他从枕头底下取钱也不是在行窃，而是把偷走的自己的财物拿回去——因为在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头脑里，那三千卢布正是他自己的钱，这种观念已经变成了躁狂症。他攫取了那个以前他从未见过的信封，马上把封皮撕破，，看看里面有没有钱，然后把钱塞进兜里逃跑，甚至忘了考虑，把撕破的封皮扔在地板上却留下了对自己极为不利的罪证。一切都因为卡拉马佐夫——而不是斯麦尔加科夫——没有，没有虑及，当然喽，他哪里顾得上这些!他赶紧逃跑，不料听到一声呼叫，原来老仆发现了他，正在追来，而且追上了他，把他拉住了于是他用铜杵把老仆击倒在地。被告出于怜悯从墙上跳下来走到老仆跟前。
“被告忽然要求我们相信，当时他跳墙是因为怜悯，出于同情，想看看能不能向他提供急救。请大家想一想：那是表示这种同情的时候吗?
“不，他跳下来只是为了确定一下：他所犯罪行的惟一见证是不是还活着?其他任何感情其他任何动机都不合情理!请注意被告在格里果利身上还花了些工夫，用手帕抹他的头，等到确信他已死了，这才失魂落魄地带着一身血迹再次跑到他的情人家里去——他怎么也不想想：他这样蹭了一身血，人家不是一下子就认出了他杀了人吗?但被告自己向我们解释，他根本没有注意到自己身上全是血。这倒是可信的，这非常可能，罪犯在这样的时刻往往如此，在一件事情上可以像魔鬼一般老谋深算，在另一件上却愚不可及。但当时被告头脑里想的只有一个问题：她在哪里?被告需要尽快了解她在什么地方，于是跑到她寓所去，不料竟听到一个无异当头一棒的消息：她和莫克罗耶去和‘拥有当然权利的旧情人’重圆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