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高校教育体制内，中国现代文学[1]是独立的二级学科[2]，规定开设各种必修课和选修课，设置硕士和博士的研究生学位课程。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具有较长的学科史和具体的学科内涵。如果我们追溯它的学术研究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新文学”的研究阶段（1917—1949）；
第二阶段：“现代文学”的研究阶段（1950—1985）；
第三阶段：“20世纪文学”的研究阶段（1985— ）。
“新文学”、“现代文学”和“20世纪文学”三个概念代表了不同历史阶段对这门学科的不同认识。
第一阶段：“新文学”的研究阶段（1917—1949）
“新文学”是“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同仁参与编辑的《新青年》杂志发起的一个强调白话为主要语言，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各类文学样式为主要形式，旨在批判中国传统社会及其文化的落后现象，提倡人的自觉和人性高扬的文学运动。“新文学”的对立面，一是表现传统士大夫阶级没落情绪的贵族文学及其形式（旧体诗、骈体文、桐城派古文等），二是新兴于文化市场的以消遣为主要功能的市民大众文学[3]（鸳鸯蝴蝶派以及各类通俗文学）。“新文学”的“新”，代表了以世界先进自然科学与先进社会科学为标志的现代人的追求目标（科学与民主），也代表了中国人以世界先进国家为参照系努力发展未来的方向。新文学运动因为紧接着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学生爱国运动（1919年）而得到普及，产生深远影响；它提倡白话文的主张，最终也获得国家教育部门的认可和采纳（1921年）。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沈雁冰、郑振铎等都是这一文学运动的奠基者，他们在“五四”时期都发表了许多批判旧道德、提倡新文学的激烈主张，这些主张可以看作是“新文学”最早的理论。
关于“新文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1935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赵家璧主编的十卷本《中国新文学大系》[4]，第一次系统汇编了新文学最初十年（1917—1927）的主要成果，分成建设理论一卷，文学争论一卷，小说三卷，散文两卷，新诗、戏剧、资料各一卷，编选者胡适、郑振铎、茅盾、鲁迅、郑伯奇、周作人、郁达夫、朱自清、洪深、阿英各人撰写的长序，总结新文学各个领域的成就，并由蔡元培写总序。这些执笔者大多是新文学运动中的主将，他们的地位和眼光决定了这套书的特殊价值。尤其是各卷导言，从不同分类和不同认识层面上总结了新文学的十年历史，合订在一起，形成一部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新文学史的雏形。同时，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国内若干高等院校设置了新文学的课程。现在能够找到的两种文献：一种是王哲甫撰写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5]，是作者在山西省立教育学院的授课讲义；另一种是朱自清在清华大学的授课讲义，讲的是“中国新文学研究”[6]。这表明了一个信息：在1930年代初，“新文学”的研究已经从一般的文艺批评中脱离出来，作者有了文学史的研究眼光，并且让“新文学”进入了高等院校课堂，虽然是少数的高校开设这样的课程，但标示了新文学研究已经具有学科的雏形。[7]
新文学运动早期涌现许多文学批评家，他们都属于一些新文学团体，宣传自己团体的文学主张，攻击别的文学团体，如文学研究会的沈雁冰和郑振铎，创造社的成仿吾，语丝社的周作人，新月社的闻一多和梁实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瞿秋白、冯雪峰、胡风等，他们的文学批评成为新文学理论的重要遗产。1930年代中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高校的教授们介入新文学批评，尤其是新诗理论的探讨，朱光潜、梁宗岱、叶公超等文学批评家引进西方文艺理论，形成比较学理化的文艺批评。当时最杰出的书评家李健吾，用“刘西渭”笔名对一些著名作家的创作进行精湛而独到的艺术分析。刘西渭充满感悟、抒情的文艺批评，不仅摆脱了作家圈子的狭隘意识，也摆脱了意识形态化日益严重的批评阴影，对以后的作家研究产生了良性的影响。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阐释了抗战期间文学艺术与政治、战争以及人民大众生活的关系，提出了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号召，并对于投入抗日实践的知识分子如何适应这一新的形势提出了具体的途径。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和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对敌斗争的实践中总结了许多经验教训以后获得的集体思想结晶，作为执政党的文艺工作纲领，对1949年以后的现代文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二阶段：“现代文学”的研究阶段（1950—1985）
“现代文学”研究阶段是中国政治局势发生根本变化（1949年）以后开始的。这里指的“现代”，不是世界意义上的modern，也不是时间意义上的contemporary，它是一个特定的政治概念，指1919年到1949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因此，现代文学也曾经被理解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与1949年以后的“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相衔接。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史普及教育的组成部分。从大的文化背景看，抗战以来中国意识形态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战争文化范式，在战争结束以后，国共两党内战阴影与以美国和苏联为代表的世界两大阵营冷战思维都继续支配了研究者的文化心理。这一点，海峡两岸没有什么差别。不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主流在大陆，其特点更加明显。在大陆，出自巩固新政权和加强意识形态的需要，现代文学研究被置放到重要的教育位置，通过高校设置二级学科来保障学科经费、研究队伍以及教育途径。但是，出于同样的原因，现代文学在学科建设中也表现出许多局限，国家政治权力及其意识形态对学术的制约也相当明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话语框架以外的，或者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运动中被排斥的作家以及相关文学现象，都无法进入文学史的视域，或者得不到正常的研究。
这一期间的“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被纳入了学术体制，主要表现在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和鲁迅研究队伍的建立。为了配合高校开设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而编写的教材，代表著作有王瑶、丁易、刘绶松、张毕来、唐弢等学者分别主编的现代文学史，这些著作对现代文学的性质、意义以及作家作品评价的描述基本一致，逐渐形成了固定的文学史模式。第一部作为学科建设而编写的现代文学史，是王瑶撰写的《中国新文学史稿》[8]，虽然书名还沿用了“新文学”的概念，但已明确地将1919年到1949年划为一个特定的历史范围。王瑶是朱自清的学生，研究中古文学的专家，他在治学方法上延续了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的传统。《中国新文学史稿》完成于1955年（胡风冤案）之前，受到政治干扰还比较少，资料搜集比较齐全，为现代文学研究奠定了一个大致的基础和框架，成为后来几代人学习现代文学的入门书。这部著作放到今天来读自然有许多不足，如作品分析比较粗疏，缺乏理论的深度，对于非左翼作家的文学成就也未能给以应有的评价，但依然代表这一时期现代文学研究的水平。
与现代文学史编写成绩相匹配的，首先，是关于鲁迅的研究。鲁迅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和19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领袖之一，生前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1930年代鲁迅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并成为“盟主”，瞿秋白撰写了《〈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一文，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论述鲁迅的阶级定位、鲁迅思想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转化、鲁迅杂文的意义等问题，体现了鲜明的党派立场，对后来的研究者产生了深远影响。鲁迅去世以后，毛泽东对鲁迅的高度评价，使鲁迅的声誉在中共党内越来越高。1949年以后，鲁迅亲炙的弟子冯雪峰、胡风、李何林等在1950年代初期的鲁迅研究中都发挥过重要作用，把鲁迅的精神传播开去；另一批鲁迅生前的朋友许寿裳、台静农、黎烈文等在台湾光复（1945年）后迁居台湾，把鲁迅和新文学的精神火种也带到了经历五十年殖民统治的台湾。但是在1949年后的白色恐怖下，台湾左翼文化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整肃，现代文学也成为一个被禁止的话题。而在大陆，1955年开始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胡风、冯雪峰、萧军、黄源等鲁迅的学生都受到迫害，李何林的学术也遭受批判。但是关于鲁迅的研究仍然在高校里进行，出产了一批以资料文献为主的研究成果（代表性成果是1950年代和1970年代末两次编辑、注释的《鲁迅全集》）。其次是左翼文艺运动的研究。这一时期最有贡献的学者是丁景唐，他主持修订瞿秋白、左联五烈士等人的传记资料，并且搜集影印了五十多种左联以及其他宣传革命文化的刊物，为学术研究保存了大量的珍贵历史文献。此外，薛绥之曾编撰全国第一套大型现代作家研究资料（1960年），奠定了这个学科最初的文献资料基础，后来薛绥之又主编《鲁迅生平资料丛抄》共11册，惠及后学。那一时期其他现代作家的研究成果有曾华鹏、范伯群关于郁达夫的研究、钱谷融关于曹禺的研究、扬风关于巴金的研究、叶子铭关于茅盾的研究，等等，在他们的文章里，对研究对象抱有同情的理解，比较客观地论述了现代作家的创作道路和创作特点。
在“文革”时期，现代文学研究经历了极左路线的摧残，成为“重灾区”。在“文革”结束以后，现代文学因为与当代政治运动的密切关系，成为1980年代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前沿学科，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在王瑶、严家炎、樊骏等学者的领导下，积极推动了全国高校和社会科学院的现代文学研究的学科建设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主持两套大型国家社科项目的编撰工作：一套是《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分甲、乙、丙三种，甲种是“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乙种是“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丙种是“中国现代文学书刊资料丛书”，甲种和乙种的丛书囊括了新文学史上大部分作家以及文学社团、文学运动等资料汇编；另一套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着重于1949年以后从事创作的作家创作资料。两套丛书出版数量相加大约有几十种。这是动员全国学术力量参与进行的集体项目，规模巨大，内容繁复，所搜集的资料大多曾经被封存在政治禁区中，逐渐被人遗忘，现在重新搜集整理这些资料并公开出版，有力地支持了研究者恢复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大量历史文献资料的出土，为现代文学学科建设奠定了扎实基础。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这两套大型资料集的编撰者，主要来自高校的一大批中青年学术骨干，他们通过翻阅报章杂志、辨析材料、采访相关人士等等，掌握了某一领域的大量第一手资料，成为相关领域的专家。
第三阶段：“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阶段（1985— ）
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规定了现代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范围和规模，梳理出1919年至1949年间的“‘五四’新文学”、“30年代左翼文学”、“40年代后的延安解放区文艺”的文学主流。这种以三十年为时间界限的现代文学学科很快出现了内在的局限性。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逐渐走上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道路，思想文化领域的极左路线得到清算，一些被迫害的知识分子得到平反昭雪，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著作被允许出版并获得关注，这就打开了现代文学研究的空间，学术研究领域的禁区都被取消了。另一方面，1949年以后的文学创作已经有了三十多年的历史，尤其是在“文革”结束后，文学创作出现一个高潮，在社会上产生重大影响。面对新的文学状况，原来的现代文学学科的定义显得过于狭隘，在时间范围和空间范围都限制了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是中国现代社会研究的组成部分，所以，它不能被看作孤立的现象。如果把它封闭在三十年的时空范围，上不衔接20世纪初社会转型的文化特征，下不联系1949年以后文学的发展流变，这样等于扼杀了这门学科的生长因素。1985年5月，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万寿寺）举办青年学者创新座谈会，北京大学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三位学者联名发表了论文《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以取代“现代文学”的概念。他们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定义是这样解释的：“所谓‘20世纪中国文学’，就是由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即指1900年前后——引者按）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9]“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定义空泛而乐观，体现了19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进取心态。1985年距离20世纪的真正结束还有十五年，后来事实证明，1990年代的中国文学走向完全越过了这三位作者对文学发展所寄予的乐观想象，出现了无法预测的“无名”状态[10]。但是“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对现代文学研究视域的开拓还是起了很大作用。其一，这个概念把清末民初的文学、“五四”新文学以及当下正在进行的文学联系起来进行整体考察，“20世纪中国文学”是整体的概念，突出了文学内在发展的一致性，淡化学术界把近代文学[11]、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作为三个不同性质的学科的差别，消解了原来意义上的“新文学”和“现代文学”两个概念，从而拓展了研究者的学术视野。其二，它把中国文学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联系在一起，突出了文学的现代性转型而淡化原来把文学依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意识形态，扩大了现代文学的内涵与范围，许多原来因为政治原因不能容纳的文学现象逐步得到客观的评价。其三，这个概念强调了“进程”一词，在提倡者的描绘下，20世纪中国文学成为一个充满动感、包孕强大生命力的开放性的流动体。它与世界文学保持了密集的信息沟通，凝聚了20世纪中国社会变化中不断增长的新的民族意识。它不仅经历文学自身的变化，也用艺术形式折射出时代与社会发展变化的信息，在当时，20世纪并没有结束，社会发展和文学发展都处于变化之中，这种没有设置下限的文学史运动的叙述，给学科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多种可能性。
《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作者们说，他们是在各自的研究中不约而同地抓住了这个新的“文学史概念”。事实上，1985年学术创新和学术探索的气氛鼓励了更多的研究者想到这个文学史命题的生长性意义，尤其是把晚清文学与“五四”文学相联系、把1949年前后的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相联系并视为一个文学史整体加以考察的方法，在当时许多学者的研究中已经体现出来。当人们把晚清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指1949年以后的文学）视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时，就会发现对文学史的整体研究获得的信息要明显大于对各个时期文学的孤立研究，其意义不仅仅在于沟通了各个时期的文学，而是试图用一种新的研究视角来重新认识文学史的某些既定结论，现代文学史的许多现象可以在晚清文学中找到源头，也可以在1949年以后三十多年的发展中检验其生命力；反之，当代文学发展中层出不尽的新现象也可以从历史源流上考察其存在的合理性。这种整体观的方法导致了研究者对以往文学史固定模式的质疑，也导致了1988年“重写文学史”的发生。
学术界关于“重写文学史”的提出，不是为了重新写一本反映当今学术水平的文学史著述来取代以往的文学史，而是提倡一种新的理念，提倡一种新的治学风气，即文学史应该如何写，如何处理作家与文学史的关系，这些问题是可以自由讨论、多元并存的，不必有定于一尊的观念。1988年上海一家理论刊物开辟一个“重写文学史”栏目（1988—1989）[12]，发表了一系列重新评价作家赵树理、柳青、郭小川、何其芳、丁玲等人作品的文章，这些文章并没有跳出作家作品研究的范围，但因为“重写文学史”的栏目名称而引起争论，也因此推动了文学史的深入研究。1990年代到新世纪最初十年期间，文学史研究（包括断代文学史的研究）有了深入的进步，学术界出版了多种有新意的现当代文学史著作，都可以视为“重写文学史”所获得的成果。
这个阶段的学科史研究也注意到海外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成果，尤其是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海外引起巨大反响，后来传到中国大陆，也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夏志清的政治立场与内地学者有着深刻分歧，但他用西方经典文学的标准来解读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梳理出鲁迅、茅盾、张天翼等代表的左翼文艺传统，沈从文、师陀等代表的乡土民间文艺传统，张爱玲代表的现代都市文艺传统，以及钱锺书代表的知识分子的讽刺文艺传统，这四大传统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格局，比起内地学者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标准独尊左翼文艺传统，显然是更加全面和符合历史真实。此外，以李欧梵的《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与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等著作为代表的海外汉学研究成果，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也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发生了很大变化，文学史研究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元素和新的现象，“20世纪中国文学”是否已经成了一个过时的概念，目前我们的文学史编写以及同时期的相关文学史著作，是否仍然属于这个研究阶段呢？
本文认为，现代文学学科经过1990年代的沉稳发展，学者的人文激情被实实在在的资料发掘和边缘拓荒所取代，原先的研究空白被逐渐填补，学术地图被重新描绘，学术视域进一步得到开拓，所取得的学术成果，已经超越了当年学术界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期待和想象。但是，我们在新世纪初期发现并提出讨论的所有文学史问题，都没有离开时间范围的20世纪文学现象，包括：如何看待近代文学（尤其是晚清民初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如何评价民国时期旧体诗词、文言文的创作，如何评价市民大众文学（通俗文学）的价值，如何评价从乙未割台到抗战胜利这一时期内的日据下台湾文学、伪满文学、沦陷区文学，如何整合中国内地文学与台湾文学、香港文学，如何处理文学与戏曲、影视文学的关系，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在学术领域都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也没有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但如果归结起来，这些问题在学术视域上都已经逸出了新文学的范畴，主要集中在新文学传统的发展与本来不属于新文学范畴的文学现象之间的关系问题，但这些问题都是属于20世纪中国文学范畴内还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也是重写文学史的根本问题。
当然，新世纪的文学已经有了十五年的发展，并且产生出许多难以用20世纪文学的概念范畴去概括的新现象，如新媒体视野下的文学创作现象，但是这些问题尚处于萌芽状态，还不足以进入文学史层面的研究。相反，新世纪文学中最令人鼓舞的现象，是1980年代崛起的作家群体，经过了近三十年的坚持和努力，取得了足以骄人的成绩。这一批作家都是在“五四”新文学传统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他们起步于1985年的文化寻根文学，逐渐在创作中摆脱文学为时代精神传声筒的局限，克服了新文学传统中某些狭隘的意识观念，恢复了“五四”新文学传统中关注社会现实、批判社会和历史文化中的种种阴暗面的恢弘气象，以及多方面吸收世界文学中表达现代精神的艺术技巧，在新世纪创作出辉煌的新文学实绩。我们从这些作家的创作中看到的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新文学从发生、发展、沉沦而后获得飞跃拓展的完整历程。他们具有个人风格的成熟作品可能是在新世纪最初十年中完成的，但是他们创作的累累硕果却体现了20世纪中国文学经过一个世纪的努力的完整意义。
因此，现阶段的现代文学史研究，无论从问题意识的发现，还是从当下文学创作立场而言，都还没有摆脱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阶段。唯有需要补充的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的理解，应该从特定的意义角度改变为常态的时间意义，把它看作是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人们精神历程的发展和追求。这种追求必然也是多样性和多元价值的追求，如马克思所呼吁的，要求每一滴露水在太阳光的照耀下闪耀出无穷无尽的色彩。从“新文学”到“现代文学”再到“20世纪中国文学”，内涵在不断扩大，意义也越来越丰富，不仅是“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核心价值得以坚持和发扬，同时还将吸收更为宽广的文学力量，多层面地表现和反映社会各阶层的精神状态，即使是新文学运动早期批判过的被视为敌对力量的文学，也要对其进行甄别和研究，发扬其精华，保留及理解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反映的复杂的感情世界。
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二级学科，具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即文学史的时间下限具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这门学科，是中国在社会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相应发展而来的“现代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中国社会性质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前提下，将会长时期地发展下去。中国现代文学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20世纪一百年，仅仅是其启程的第一步，“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历史的一个特定概念，它完整地涵盖了晚清文学、民初文学、“五四”新文学以及1949年以后海峡两岸文学等所有的文学信息与文学潮流，波澜壮阔浩浩荡荡，把我们带向新世纪的未来。
修订于2015年9月10日
初刊《同济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
现行教育体制把1949年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称作“当代文学”，教育部设定的学科全名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但笔者认为，目前学界流行的“当代文学”概念是一个与实际内涵不相符合的概念。contemporary含有“当下”的意思，当代文学应该是指当下文学，即在进行中的文学。所以本文中提到的“现代文学”主要内涵是20世纪文学，而新世纪（21世纪）开始的文学，作为当下文学，不在本文的考察范围之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