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好莱坞
1925年7月6日，嘉宝和瑞典国宝级导演斯蒂勒（Mauritz Stiller）第一次抵达美国的时候，她20岁，“像个受惊的女孩”；16年后，她告别好莱坞息影人间时，早已经是那个时代或任何时代无可争议的女神，因为她的美是无法被超越的。事实上，在嘉宝面前，“美”这个词第一次显示了语义学的寒碜。如果“真理”这个词没有被历史糟蹋的话，嘉宝的美可以说是一种真理：免疫于时间和人间，隐喻了一种终结的秩序。和她合作过的所有导演和摄影师都认为她是他们梦想中的文艺复兴女神，说她有过去和未来最美的眼睛。一个英国记者说：“她的脸是人类可以演进的终极。”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也是她的影迷，非常热爱她演的《茶花女》（Camille,1936）。二战期间，甚至还有人策划让希特勒和嘉宝见面，因为嘉宝说了：“我要劝他休战，不然我就把他杀了。我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不受搜查见他的人。”
二、斯蒂勒
嘉宝生于斯德哥尔摩，家境贫穷，从小害羞，她后来回想自己的少女时代，说：“我不记得我年轻过，我从来不曾像其他女孩那样真正年轻过。”在皇家戏剧学院的同学合影上，她常常站在最边上，神情孤寂而沧桑。不过，伟大的同性恋导演斯蒂勒很快发现了她，给了她“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这个名字；带着她从斯德哥尔摩走向柏林，又从柏林来到纽约，从纽约到好莱坞。但是斯蒂勒自己的命运却越来越凄凉，他无法融入好莱坞，在嘉宝起步的时候返回了瑞典，次年即过世，临终时手中握的是他和嘉宝初抵美国时所拍的一张照片。而在嘉宝息影后，当被问及在她的电影生涯中，谁是她碰到的最好的导演时，嘉宝非常认真地想了想，说：“斯蒂勒。”
三、“我的心，不习惯幸福。”
嘉宝刚到米高梅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如何处置她。因为这是米高梅的家长路易·梅耶（Louis B.Mayer）对斯蒂勒的妥协——斯蒂勒说：“要我去美国，米高梅也得和嘉宝签约。”过了几个月，蒙他·贝尔（Monta Bell）看中了她，让她主演《急流》（Torrent,1926）。这部影片相当不高明，但是票房不错，而米高梅也发现了嘉宝的潜力——用罗兰·巴特的话说：“嘉宝的脸带有优雅情爱的规则，她脸上的血肉给人一种毁灭性的感觉。”次年，嘉宝主演了备受赞誉的《尤物》（The Temptress,1926），她也因此迅速成了好莱坞的悲剧女神，而全世界的观众，似乎也由衷地喜欢在银幕上看嘉宝死。尤其是嘉宝在《茶花女》中临死的台词，让整个世界的心停顿了几秒钟——“我的心，不习惯幸福。也许，活在你的心里更好，在你心里，世界就看不到我了……”
四、“我将以单身终生！”
嘉宝在米高梅的第三部电影《情欲和魔鬼》（Flesh and the Devil,1927）碰上了当时好莱坞的“伟大情人”约翰·吉尔伯特（John Gilbert），他们迅速坠入爱河的结果是他们在电影中表现情爱的演技影响了整个好莱坞谈情说爱的方式，虽然吉尔伯特的每次求婚都失败了，但是吉尔伯特结婚的消息还是让嘉宝十分悲伤，她冷冷地说，“但愿他无比幸福”。不过他们还是合作出演了五次银幕情侣，吉尔伯特在《克里斯蒂娜女皇》（Queen Christina,1933）中的角色还是嘉宝为他争取到的，米高梅的理想人物是劳伦斯·奥立弗（Laurence Olivier），但是嘉宝抱怨他们俩无法“反应”，奥立弗后来开玩笑说自己之于嘉宝，“就像老鼠之于狮后”。连鼎盛时期的查尔斯·鲍育（Charles Boyer）和她合演《征服》（Conquest,1937）时，鲍育扮演的拿破仑也被影评界指责说：“拿破仑在嘉宝面前显得像个小男孩。”大概嘉宝在《克里斯蒂娜女皇》中的一句著名台词总结了她的这种伟大的宿命：“我将以单身终生。”
五、“嘉宝开口了！”
米高梅一直不敢尝试让嘉宝开口，他们怕她的瑞典口音加上浓重的沙哑会让观众失望，而嘉宝的很多欧洲同行也踩着默片时代的尾声纷纷回国，因为美国观众无法忍受他们的异国腔调。一直到1929年，米高梅还在让嘉宝拍无声片，同时，他们加紧训练嘉宝的英文。1930年，嘉宝的第一部有声片《安娜·克里斯蒂》（Anna Christie）问世，编剧特意为嘉宝设计了一个异国风尘女子的角色；同时，米高梅在全世界做广告：“嘉宝开口了！”1930年3月14日影片首映，整个好莱坞都心情紧张地等待观众的反应。她在银幕上的第一句话是：“给我一杯威士忌……”低俗的腔调加上男人似的沙哑居然奇迹般地征服了更多观众的心，当时的媒介用“大提琴”、“中提琴”、“红酒”等从来没见用来形容声音的词来描述嘉宝的声音。但无疑，她的声音跟她的脸一样独一无二。米高梅欣喜若狂，他们无法想像失去嘉宝的后果。1931年，克拉克·盖博（Clark Gable）有幸在嘉宝的《苏珊·乐诺克丝》（Susan Lenox:HerFall and Rise）中和她演对手戏，影评人看后再次大叫：“嘉宝开口了！”——嘉宝在吻盖博的时候，张开了嘴，色情而保守的好莱坞惊呼说：“电影史上第一次！”
六、“请让我一个人呆着。”
“请让我一个人呆着。”——在嘉宝的每部电影中，观众都能找到这样一句台词。而嘉宝以后的任何演员，在说出类似的台词时，都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嘉宝的语气，因为她的脸庞、她的神情和她独一无二的嗓音已经完全穷尽了这句话的涵义。在她的访谈录中，她说：“我自认为最幸福的时刻是一个人，或者和少数几个朋友在一起。”在好莱坞拍戏16年，嘉宝接连地搬过11次家，她避世的风格令媒体对她的追踪变本加厉，而好莱坞也趁机开了她很多玩笑：他们模拟她的形象和嗓音来制作动画片和漫画；他们评选“嘉宝、卓别林和米老鼠”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三个演员。但同时，她的孤傲也给了很多人难堪。英格丽·褒曼（Ingrid Bergman），嘉宝的瑞典后辈，据说她在皇家戏剧学院的课桌就是嘉宝多年前的位置，初到米高梅便去求见嘉宝，嘉宝从窗后看着她从车上下来，拉上窗帘，说：“告诉她我不在。”很多年后，褒曼在回忆录里写到这件事说：“我想最悲哀和最具讽刺意味的是，那时，我刚从好莱坞起步，不知道她正要退出。”
七、“嘉宝笑了！”
嘉宝在好莱坞唯一的一部喜剧《尼诺奇卡》（Ninotchka,1939）的广告词是——嘉宝笑了！德国出生的伟大导演刘别谦（Ernst Lubitsch）让观众见识了“刘别谦手法”的喜剧版，并极其成功地让全世界的观众在嘉宝的笑声中哈哈大笑。嘉宝主演的尼诺奇卡是个来自苏联的共产党特使，但是不久就被巴黎的花花伯爵“腐化”了：伯爵吻了她一下，问她感觉怎样，她说：“不错，很安神，再来一个。”自此，她也不再是看不惯法国时装的女人了。嘉宝在前半部影片中所穿的列宁时代的女装和她高度警惕性的话语让刘别谦好好地嘲讽了一通苏维埃，但有意思的是，中性化的服装让嘉宝具有另一种美。也许在很多方面，她确实像她的伟大同行玛琳·黛德丽一样，“有性，但没性别”；也可能，正是她们身上的同性恋倾向让她们征服了全世界的男人和女人。
八、天鹅之歌
没有人会想到《双面女人》（Two-Faced Woman,1941）成了嘉宝的天鹅之歌。嘉宝也从来不愿谈及为什么突然息影。不过《双面女人》的失败也许解释了一点什么，嘉宝在这部影片中的形象——好莱坞的广告是“嘉宝最快乐的形象”——是个惨败，这可能让她对摄影机产生了一丝恐惧。而且，以纽约大主教为首的批评人士也大肆攻击这部影片，认为该片“宣扬了不道德的、反天主教的婚姻观”。在主教看来，“如果神圣的嘉宝的地位可以被动摇，那说明好莱坞可以被整顿”。后来，米高梅和大主教取得了私下的妥协，但好莱坞得牺牲嘉宝。20世纪40年代早期，比利·怀德（Billy Wilder）在贝弗利山遇到嘉宝，问她可愿重返好莱坞，她说：“除非请我演小丑。”“她不是开玩笑”，比利说，“她开始害怕让观众看到她的脸，她希望在重重油彩下演出，这样观众就看不见她了。”其实，嘉宝后来还是被好莱坞说服出演了一部彩色影片，但是那部影片中途因为资金问题被停掉了，而全世界观众也就再没有机会看到世界上最美丽的眼睛是蓝色的了。
九、告别
嘉宝有四部电影——《安娜·克里斯蒂》、《传奇》（Romance,1930）、《茶花女》、《尼诺奇卡》——曾获得奥斯卡提名，但一次都未曾得奖。尽管如此，正如著名导演克莱伦斯·布朗（Clarence Brown）说的：“她一次都没得奖，可她永远是银幕上最不朽的女人。”1954年，奥斯卡评委会似乎为了要表达他们的“过失”，为嘉宝特设了一个奖，以表彰她“一系列的闪光表演”。自然，嘉宝没有去领奖，她的朋友也声称从来没在她家见过那个奥斯卡。其实，即使是她在好莱坞最如日中天的时候，嘉宝都一直“和这块电影殖民帝国不能完全融合”。在一次很难得的访谈中，她说：“我就像一艘没有舵的船——迷茫、失落而孤独。我笨拙、害羞、紧张、恐惧，对我的英文过于敏感。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自己身边筑了一道压抑的墙，并永远住在那道墙后面。”1990年4月15日，嘉宝永远在那道墙后消失了，世界失去了她最美的脸，不过，这个传说是“哈姆雷特以后最忧郁的斯堪的那维亚人”可以不用再转悠到德国士兵的墓地去寻找她的安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