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同寻常的故事往往有着稀疏平常的开头，我如何迷上了七位英国女作家的故事也不例外。故事发生在几年前的一个夏夜，那是在我和丈夫收拾好行装，从美国蒙大拿州搬到韩国教授大学英语之后。后来我回到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那天我忍着强烈的时差反应，打扮妥当，去剧场看一场晚间剧目。明尼阿波利斯市向来酷热，此刻又是在其最为炙热的热浪之中，而且在这种正式场合下，我还要穿上一条端庄的半身裙，脚踩一双极美的不漏趾浅口鞋，所以在剧场里坐下时，我已经相当疲惫而且焦躁不安了。
我坐在安静的剧场里，等候演出开始，周围一片黑暗，所幸剧场里装了空调。当舞台上的幕布终于升起，我看到明亮的舞台布景，才想起自己不顾热浪也要来看剧的原因：这部剧改编自《傲慢与偏见》，对于当时三十岁的我来说，这本书意义重大，我坐在剧场里，准备欣赏它在专业舞台上的再现。我竟能来到明尼阿波利斯市，恰巧还能拜访朋友——希望我的朋友们能原谅我在这里所说的话——实在是不可思议的好运气，因为这场表演恰好是这个剧目的最后一次演出。
当时，我认为，在我的生命中没有哪个作家比简·奥斯汀（Jane Austen）更具影响力或更有价值了。我一遍遍阅读她的作品；我看过其作品所有的电影改编版本；我不禁向许多耐心的朋友表达对玛丽安娜·达什伍德[2]受到的错误教育的疑惑；指出《诺桑觉寺》（Northanger Abbey）中模仿哥特式小说的痕迹；我甚至喜欢上了一些以简[3]的作品背景和人物为基础的同人小说；我还开始为网上如饥似渴的简·奥斯汀崇拜者群体撰写书评（我热爱这项工作）。在二十几岁的头几年，为了获得民族音乐学（本质上说就是音乐人类学）硕士学位，我的生活里充斥着学术书籍、会议和研讨会，还要去遥远的亚北极地区群岛考察，而这些记忆已经模糊不清了。（这段学习过程要求关注艺术的社会和文化背景，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对文学的热情被点燃了，虽然我仍忙于音乐研究。）但是，随后在风波不断的硕士后阶段[4]，我和大多数研究生一样，开始思考自己是否过久地沉迷于学术舒适的怀抱，这时候简·奥斯汀的小说成了混乱之地上的庇护所、未知之海上的航标。我被简·奥斯汀所吸引，或许你会说，我迷上了简·奥斯汀。对于我来说，《理智与情感》（Sense and Sensibility）、《曼斯菲尔德庄园》（Mansfield Park）以及简·奥斯汀的其他小说是一条捷径，通往美妙的幻想之境，这里有德文郡上雾气氤氲的花园、温暖舒适的村舍；在这里可以终日读书、写作（无须思考值不值得）；在这里有这样一种婚姻，结婚对象是一位富有的绅士，我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牵挂，他还可以提供一处没有压力的爱巢，让我过上精致舒适的生活。这是一幅幸福的场景，我深深沉醉其中。
不过，尽管这幅场景很迷人，在我走出硕士后那段迷茫时期后，这种甜蜜的完美生活状态就让我腻烦了。我渴望更坚硬的东西，迫切想要读到更有威慑力、更具戏剧性的故事。因此，我沿着常走的小路，从简走到夏洛蒂和艾米莉（还有安妮，不过也不完全算得上，因为——下文我会仔细说明——安妮的写作风格与其两位姐姐的浪漫主义倾向迥然不同，在我认为逃避主义比现实主义更胜一筹的时期，安妮作品的吸引力稍显逊色）那里，在这里我找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幻境，尽管这个幻境更加幽密阴森，我还是沉迷其中。《简·爱》和《呼啸山庄》让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幅幅画面：大风呼啸的荒原，乌云密布的田野，昏暗、死气沉沉的宅子，摇摇欲坠的古石。我的心被一种凄凉、难以抑制的粗犷的感情所占据，这种感情抵消了简·奥斯汀世界里弥漫的丝丝暖意和精心营造的愉悦气氛。[这种悬殊的差异——狂野与静谧、恣意的激情与远观而不亵玩的爱慕之情——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ё）也曾承认过，她让自己笔下的人物去探索爱的阴暗面，探索其炽热、令人困惑并且强烈的一面——那么简是如何做的呢？夏洛蒂认为，简把自己作品中的小姐和绅士围在“一个悉心培育的花园之中，周围小心翼翼地筑上围墙，花园的边界分明，里面还种着各式精致的花朵”，“没有空旷的郊野——没有新鲜的空气——没有蓝色的山岗——没有欢快的溪流”来侵扰这精心安排、平静和谐的情节。[5]]
我就在这里住下，和简、夏洛蒂以及艾米莉相伴，每与她们接触一次，我心中幻境的架构就愈发明晰。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无论我在某个特定时刻选择研究何种英国文学（不管我是想昂首阔步地走在花丛中，还是蹲坐在苔藓上），我脑海中的这个幻境就像在其中发生的故事一样震撼人心。每次重读《雪莉》（Shirley）或《劝导》（Persuasion），就好像又一次回到了充满美和诗意的安全港湾。只需翻开书页，我就能轻而易举地住进这个虚构的英国。这种感觉只能自己体会，它是如此浪漫，如此亲切。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笔下英国荒凉的景象、夸张的讽刺，以及萨克雷[6]所描写的英国，根本不能与我的这些女作家相提并论。
如果没有那个酷热难耐的夏夜，如果我没有去那个装着空调的剧场，我应该还会待在她们所描绘的英国，与世隔绝。随着幕布升起，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我想象中的幻境生动地展现在面前，这会是多么美妙的场景：村舍和蕾丝花边，优雅的象征！而且停下工作，从6200英里之外的公寓赶到这里，刚好赶上这场演出——我还能更幸运吗？
可能你已经猜到了，事情根本不是这样。这次观剧就是一场灾难。幕布刚退到台口，管弦乐队便奏起了急促轻快的吉格舞曲，五个姑娘从后台冲了出来，发出一阵阵尖利的笑声。贝内特家的姑娘们——伊丽莎白、简、玛丽、基蒂和莉迪亚在舞池里旋转，窃笑，发出咯咯的笑声，叽叽喳喳地说着闲话，她们以手掩面，低声耳语，而那些适婚的单身汉则在她们面前殷勤地跳着舞。只需十分钟，我便看出来了：这是一种甜腻的愚蠢，与我所期待的截然相反。优雅的姿态去哪儿了？微妙而深邃的感情以及与之相辅相成的客厅里温和机智的对答——这些给简的小说平添智慧光芒的东西去哪儿了？
看到我心爱的《傲慢与偏见》快要变成英版的《再见伯迪》（Bye Bye Birdie）[7]，我的嗓子都气冒烟了。朋友轻轻碰了碰我的胳膊，想要引起我的注意，好像在说，太棒了谢莉，是不是？这难道不就是简的小说吗？但是那一刻，我的脑海中思绪万千，激动的心情让我没法做出回答，因为这一刻我猛然清醒地意识到：我在阅读简的小说时幻想出的世界，不过是我自己的主观构想，是我自己心目中的形象。它们并非《傲慢与偏见》的组成部分，只是我个人的阅读体验罢了。而且，很快就能清楚地看到，这种体验不具备普适性。我在小说里看到的是广博的学识、妙不可言的智慧以及静谧的乡村风光，而这出剧的导演看到的不过是调情和嬉闹罢了。
在剧场里的这个夜晚，在这种意识的重压下，我的奥斯汀“空中楼阁”[这个词萨拉·柯勒律治（Sara Coleridge）——本书所谈到的被遗忘的女作家之一——也曾使用过]坍塌了，临近的勃朗特宫殿也未能幸免。这一切的发生都是因为我真正应该看到的东西出现了。倘若简、夏洛蒂和艾米莉没有提供某种英伦“情感”[这种内涵丰富的概念会引发我们的怀旧（以及向往）之情，并将自己的需求投射在这个概念之上，根据自己的性情、情绪和想象适时调整，尤其是在纷扰的时代]，我，我们还会关注她们吗？更糟糕的是，我意识到一个更为重要的紧迫问题：如果这些女作家不再传达这种情绪，她们的作品不再具有移情和借鉴意义，我们该如何看待她们呢？
两周后，我回到了首尔狭窄的公寓内，沉思过后，我沮丧地呆望着书架，发现了一个可怕的真相：我从头至尾都是这样浅薄无知，这在我的书架上一览无余。简的小说和艾米莉、夏洛蒂的作品摩肩接踵，挤满了书架，一本《教师》（The Professor）堆在《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和《达洛维夫人》（Mrs.Dalloway）之上。此时，我感受到这个令人不悦的真相正盯着我：我几乎不知道《傲慢与偏见》和《简·爱》两部作品之间还有哪些作品；也不了解《简·爱》和《米德尔马契》之间有哪些作品；更不知道《米德尔马契》和《达洛维夫人》之间有哪些作品（最后两部作品的作者是我仅有的真正了解的其他英国女作家）。
简、夏洛蒂、艾米莉（以及安妮）三姐妹、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原名玛丽·安·伊万斯（Mary Ann Evans）]，还有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都是天赋异禀的作家，她们的作品往往具有很大的社会颠覆性，给英国文学传统带来的变革也毋庸置疑——这些无须多言，本书也并非为了贬低这些作家的天赋和成就。不过，剧场里的那次经历，以及随之而来不断滋扰我的疑问，让我意识到，这些作家以及其他一些出类拔萃的作家（她们或是教学大纲上的常客，或有作品被改编成美国公共电视台《名著》迷你剧）只是英国文学史上的冰山一角。在英国文学史上，一定还有其他女性作家笔耕不辍，著作等身。我决定探寻她们是谁，她们写了什么，以及为何我的书架及我们的文化课程中缺失了她们的作品。
自18世纪后几十年起，直至20世纪初，英国的女性文学创作活动一直处于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之中。18世纪初，人们的生活质量提高——很大程度上源于启蒙运动带来的革新以及缓慢到来的工业革命：杰思罗·塔尔（Jethro Tull）发明了谷物条播机；安德鲁·米克尔（Andrew Meikle）发明了脱粒机；托马斯·纽科门（Thomas Newcomen）发明了蒸汽机，众所周知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又对其进行了改良，后来用于汽轮制造[汽轮可以靠约翰·坎贝尔（John Campbell）发明的六分仪驾驶]；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发明了天花疫苗；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编纂了词典；乔治斯·勒萨热（Georges Lesage）发明了电报机；理查德·阿克赖特（Richard Arkwright）发明了纺纱机；埃德蒙·卡特赖特（Edmund Cartwright）发明了动力织机。因此，各个家庭有了额外的时间和金钱，让他们的女儿接受除传统女性“技能”和持家本领之外的教育。这些进步也推动工人阶级走出耕作的田地，进入日渐增多的富裕家庭中从事家务劳动，这样一来整个英国妇女阶层都不需承担家务劳动了。因此，在18世纪，一位典型的上流社会女性，除了需要接受舞蹈、缝纫、绘画和音乐教育外，还会获得阅读、写作、算数、法语、历史、地理方面的指导，权贵之家的女性还能学习拉丁文和希腊语——如果不学习这些的话，这些上流社会女性几乎无事可做。不过，没有哪个女性的学识会威胁到其兄弟和父亲在才智方面的优势（男性学习的课程还包括苏格拉底式的批判性思维、哲学、修辞学和法律）——肯定不会这样，因为当时有一种广泛接受的观点：女性教育的目的不在于运用，而在于吸引优秀的（或者说，富有的）配偶，并为子女树立良好的榜样。
一旦这个目标——女性应有的唯一目标——实现之后，不管资质或天赋如何，年轻女性都要放下学业，把生活重心放在丈夫身上，并开启成为温柔、深情，重要的还是无条件服从之人的征程。根据18世纪到19世纪间各阶层家庭中流行的行为指南作品和指导书籍，在真正的和谐婚姻中，这种“对丈夫意志的温顺服从”永远是女性赢得男性之爱最有效的方式，也是“控制其内心激昂情绪”的最佳办法。[8]因此，阅读、写作和其他智力活动则被排除在新婚妇女“适宜”的工作清单之外。她或许可以随处提上一首优美的小诗，不过大家都明白，这些文学追求不能减损女性存在的真正目的。关于这个目的，伊丽莎白·盖斯凯尔（Elizabeth Gaskell）在《夏洛蒂·勃朗特的生平》（Life of Charlotte Brontё）中曾做过精彩描述：女人“受到指命填充”房子和家庭里的“特定位置”。她们不能放弃“作为女儿、妻子或母亲的应尽职责”，匀出时间读书，甚至“运用超凡的天赋”也不可以。[9]同时受到阻止的还有交朋友（尤其是与未婚人士的友谊）、旅行以及轻率的言辞，因为任何带有诙谐或讽刺意味的俏皮话都可能“招致一场家庭纷争”。除非妻子生性活泼，每天兴高采烈，从不闹脾气、发牢骚，否则“除了死气沉沉的家庭生活外，还能奢求什么？”[10]
这赤裸裸地说明了已婚女性完全是关系产物——也就是说，她们是配偶的延伸，仅仅是用于传承财产和金钱所需的“扩大生产的产物”[11]。不过虽然她们放弃了一切，这种牺牲也并非毫无回报。已婚女性信守温顺谦和、忠贞不贰的准则，这是世人眼中“女性至高无上的荣耀和品质”，作为回报，她们会得到女性这一群体在社会中可获得的最高奖赏。她放弃了年轻时的追求，远离父母和兄弟姐妹，甚至几乎不能公开展现自己的聪明才智、表达自己的身体需求。但作为交换，她享受到了社会的赞赏和保护，社会地位得到提升，还能对丈夫施加一点微小却关键的影响，她获得了舒适而典雅的生活环境，感受到因愉悦感增强以及安抚家庭成员的情绪而带来的平静的满足感。
根据当时行为指南中的说法，女性在这种婚姻生活中必然会觉得怡然自得——这些“奖赏”足够满足她们一生的幸福。但实际上，几乎无一例外，这种生活都是糟糕透顶的。新婚女性从原先的家里搬出来，和家庭成员断了联系，不能表达自己的想法，也没有任何休闲活动（或者说没有可自由支配的钱财用于这些活动），她们常常饱受无聊和孤独的侵袭，陷入绝望之中。在怀孕生子、养育孩子的过程中，这种煎熬可能会有所缓解，婚外恋情、私下写书可能也有同样的效果（我们接下来会看到，许多女性选择了其中一种方式，或两者兼有），但不计其数的案例表明，这种痛苦势头汹涌，难以排解。伊丽莎白·瓦萨尔·福克斯（Elizabeth Vassall Fox）是一名辉格党政客的妻子。这位名声显赫的女主人曾在日记中写到自己结婚七周年的纪念日，想起“那个毁灭性的日子”——那一天，十五岁的她，“一个正当花样年华的纯真少女，被交到一个人手中，自我的一生交付于他的那一刻起，他就让我憎恶自己的生命”。在极度痛苦之中，她甚至想过自杀：
我的心陷入了极度的狂喜之中，这种心情迫使我想要满腔怒火地采取行动，我的愤怒源于内心的澎湃和深深的绝望，这已经超出了我在心平气和之时所能控制的范围。在昏沉的午夜，我常常想要减轻自己的痛苦，若不是一阵莫名的战栗袭上心头，我就要采取这个鲁莽的举动了。[12]
当时的已婚女性需要彬彬有礼、沉默寡言，还要像歌德（Goethe）在小说《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Wilhelm Meister's Travels）中描述的那样，过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日子，这种生活没什么故事可讲，因为生活里本就没有故事”[13]。尽管女性在婚后要忍受身体和才智方面的双重压抑，更糟糕的是她们还要遵守严格的妆容和饮食规范（禁食、净化、束紧腰带以及其他强化女性柔弱形象的方式），但独身并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14]在女性结婚之前，她每天的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努力逃离无聊的侵扰，而这种百无聊赖的生活一直是她如影相随的伙伴。她可能会去参加集会，去剧院看剧，打打牌，采采花，喂喂鸟，和女伴一起访友，或者为即将到来的伦敦社交季做点准备。这些活动或许有趣，但它们所带来的乐趣只是暂时的，对于任何一位有头脑的女性来说，这样的生活都是无法忍受的。她过人的才智有何用武之地？她已经参加过九次伦敦社交季，第十次就近在眼前，这样的生活还能给她带来什么刺激的体验呢？[15]
幸运的是，受过教育的女性确有一个排解之计。17世纪末18世纪初，英国发生了许多激动人心的变革，其中不仅有图书印刷和发行方面的进步，还包括公众拥有了在安静的房间中独自阅读书籍的机会。在此之前，阅读是一项集体活动：一家人坐在一起，由一个人大声朗读一本小集子，这本小集子可能只有两三卷，在邻里间相互传阅。随着启蒙时代的到来，一些突破性进展使得书籍能够以相对低廉的价格大规模生产。1683年，印刷大师约瑟夫·莫克森（Joseph Moxon）出版了第一本全面的印刷指南《全面印刷技术机械训练》（Mechanick Exercises on the Whole Art of Printing），介绍了由约翰内斯·古腾堡（Johannes Gutenberg）改进的活字印刷术，让所有想要使用这门技术的人了解其使用方法。但是古腾堡的活字印刷术仍然需要雇用大量工人，而且花费高昂。在页面排版时，需要准备大量单个活字，而每次印刷一个版本都需要重新人工编排。这种方法无法实现大规模生产，也不能出版足够多的书籍，满足科学和文学日新月异的发展需求。随后在18世纪初，一种新的印刷工艺——刻板印刷术诞生了。在刻板印刷术中，将整页活字浇铸成模具，制成可重复使用的印刷版。有了这种技术，不同地区的出版社就可以印刷相同的内容，印刷新版本时，也不需要重新排版，因而成本得以降到最低。[人们普遍将刻板印刷术的发明归功于苏格兰金匠威廉·格德（William Ged），但这种技术的起源同样与法国紧密相关；不可否认的是，18世纪末，似乎是法国人在不断改进这一技术。[16]]
手里有了价格低廉的印刷书籍，床边又点着同样价格低廉的鲸油蜡烛（这得益于18世纪晚期蓬勃发展的捕鲸业）[17]，女性读者便可以走出公共休息室，在自己的私人空间里享受读书的乐趣。而在隔壁，她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家家户户对图书需求的大幅增加，催生了出版业的极大繁荣，那时的出版物包罗万象，有小说、科学、哲学作品，还有游记和历史书籍。当时，图书印刷成本低廉、价格便宜，于是借阅图书馆大批涌现，准备在这一新潮流中分一杯羹。[威廉·莱恩（William Lane）创立的密涅瓦图书馆（Minerva Library）便是其中之一，馆内藏书两万余种。[18]]在这种情况下，人口整体文化水平迅速提高，尤其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未婚女性，她们终日无所事事，有大把的空闲时间。
英国早期的女作家绝大多数都是出身名门的单身女性，这一点也不奇怪。她们每天的生活就是不断进行自我提升，而这样做仅仅是为了充实、完善自己以便将来觅得佳偶。但是，凭借其受过教育的头脑，她们在受到限制后，完全能够意识到自己所受到的限制，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意识到（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成就，其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对于一位聪慧伶俐却无处施展才能的英国女性来说，认识到自己可能比同时代的大多数男性作家更优秀，这只是时间问题。
这样的女性不是个例。实际上，面对别无选择的无聊生活，许许多多的女性选择执笔写作，这让我在为本书甄选主题人物时，不由得产生并提出了这样的猜想——女性选择从事写作是件简单的小事。16、17世纪，简·怒火（Jane Anger）、玛丽·善谈（Mary Tattlewell）和琼·击中他要害（Joan Hit-Him-Home）突破重围，用这些犀利的笔名，出版了一系列内容尖锐的小册子，为女性辩护，要求获得权利以公开讨论女性所受到的不公才智压迫。接着，诗人温切尔西伯爵夫人安妮·芬奇（Anne Finch，the Countess of Winchilsea）登上舞台，她慷慨陈词，抗议女性身份的“错误”：“他们告诉我们，我们忘了身为女子及行其所宜；良好的教养，行事方式，跳舞，打扮，嬉戏/这些才能乃是我们应当追寻；写作，阅读，思考，或者探问/只会遮蔽我们的美颜，枉费我们的时间，打断我们青春芳华博得的青睐。”[19]同时，剧作家兼诗人阿芙拉·贝恩（Aphra Behn）也进入人们的视线，这位新起之秀爱好游历各方，是一位开天辟地的人物。贝恩目睹苏里南的奴隶贸易后，写下了著名的《奥鲁诺克》（Oroonoko）。这部作品之所以有名，不仅是因为它采用了小说这一新奇的体裁，还因为它把奴隶塑造成了小说中的英雄。在创作《奥鲁诺克》之前，贝恩刚好赶上了奥利弗·克伦威尔和清教徒统治衰落的好时机。克伦威尔和清教徒统治时期，为了抵制其所谓的“淫乱”，英国上上下下的剧社都被迫关门歇业。查理二世掌权后，剧院重新开业，贝恩立刻抓住了这个机会，开始戏剧创作。贝恩的戏剧堪称17世纪最成功的戏剧作品，这些作品为之后的年轻女剧作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离得最近的两位便是伊莱扎·海伍德（Eliza Haywood）和德拉利威尔·曼利（Delarivier Manley）。
随着19世纪的临近，英国女作家的队伍不断壮大，与此同时工业革命开始兴起。1778年，范妮·伯尼（Fanny Burney）凭借《伊芙琳娜》（Evelina）闯入文坛。汉纳·莫尔（Hannah More）和安·拉德克利夫（Ann Radcliffe）紧随其后，前者的诗歌及后者著名的哥特小说《奥多芙的神秘》（The Mysteries of Udolpho）都大获成功，这两部作品出版之时，正值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波及英国，几乎给英国方方面面的生活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及其女儿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玛丽亚·埃奇沃思（Maria Edgeworth），因为英国广播公司最近的改编剧《克兰福德》[Cranford，改编自盖斯凯尔的《克兰福德》《勒德洛夫人》（My Lady Ludlow）及《哈里森先生的自白》（Mr.Harrison's Confessions）]和《南方与北方》（North and South）而在当今英国小有名气的伊丽莎白·盖斯凯尔，以及克里斯蒂娜·罗塞蒂（Christina Rossetti），简·奥斯汀，夏洛蒂、艾米莉和安妮·勃朗特三姐妹，乔治·艾略特和弗吉尼亚·伍尔夫——这些女作家均生活在汉诺威时代的君主政体之下，有些人还经历过一次（1941年去世的伍尔夫经历过不止一次）世界大战。
开拓者、革新者、女性先驱——这些女作家集三者于一身。她们同样也是无所畏惧的，因为在当时那个男性主导的社会，成为一位有出版作品的女性作家，就等同于在自己身上打上了永久的耻辱烙印。从你进入公众视线的那一刻起，这个烙印便始终如影随形，人们用它来抨击你、你的作品还有你塑造的人物。出版业是男人们较量的市场，而对于女人来说，这绝对是一个苦不堪言的行业。而且在英国，这种状况丝毫没有改变的迹象，因为让女性作家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思想观念，已经深深植根于英国的文化当中。需要再次说明的是，在18、19世纪的英国，年轻女性不被视为独立的完整个体，而是成长中的妻子。女性的全部意义在于展现丈夫的权势和影响力（或者常常是通过自己家族的财产和关系给丈夫带来权势和影响力），女性通过这样的方式，传承幸福的“天然”父权制度，这种制度在英国已经根深蒂固。在这项事业中取得建树的女性，压抑自我以顺从丈夫的女性，会受到赞赏并享受更高的社会地位。
相较之下，与此相悖的行为则会引发愤怒，遭到憎恶。女性的“胆大妄为”包括：自作主张，在大庭广众下表现自己的才能和强烈的情绪；宣称自己是不依附他人的个体，拥有完全自主的权利；坚持认为自己有思考、创造的能力。这一切都表明，她已将忠贞抛之脑后，而且有可能做出更加非女性化的举动，若任其发展，则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比如参与赌博，岔开双腿骑马而不是端端正正地偏坐在马鞍上，染上酒瘾，（最可怕的是）陷入婚外恋情。因此，女性出版作品就等同于性放荡、内心不安分，完全抛弃了英国的价值观念。大胆的女性是反常之人，她超越了自己的界限，拿起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不过，如若一位女性仍然想出版自己的作品，她就需要采取一些策略来躲避公众的羞辱，或者至少减轻自己受到的伤害——在这本书中，你将看到女性作家如何巧妙地使用这些策略。女性作家最常诉诸的手段是匿名出版。她可以加入一个庞大的女性作家阵营，在这个群体中，每个人仅在自己的作品上署“某夫人”或“某小姐”著。如果不愿意默默无闻地躲在幕后，女作家也可以从写书的缘由出发，巧妙地塑造自己的职业形象。[20]她可以坚定地说，写书是为了解决经济上的困难，实属无奈之举，只有写书才能让刚组建没多久的上层社会家庭不至于流落街头。她可以把自己的作品当作英国波谲云诡的时代背景下具有道德教育功能的有益手段（汉纳·莫尔采取了这种方法，她向来保守，唯独在这件事上例外，更不用说安·拉德克利夫和范妮·伯尼了）。她可以淡化某部作品的意义，轻描淡写地称之为“一桩小事而已”或者“临时的消遣”。或者，最后一招，她也可以托称自己体弱多病，为写作活动找到合理的理由——摆脱肉体所受的囚禁。还有极少数女作家，她们拒绝做出任何可能需要进行自我贬低或被动服从的让步，只有在不加丝毫掩饰，也无须更多解释的情况下，才愿意出版自己的作品——比如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这常常会引起读者的强烈抵制，女作家们因此被迫放下手中的笔，有时甚至永久停止写作。
初出茅庐的女性作家即使采用了这样或那样的掩饰手段，施展了自己的写作才能，她们还是需要找到出版商来出版自己的作品。尽管当时女性作家出版市场方兴未艾，预期收益颇丰，但如果作品过于激进或开放，出版商就需要做好准备，应对来自公众不可避免的反对之声。尽管存在这种风险，但在18世纪和19世纪，许多出版商都极其热衷于帮助女性表达自己的想法。约翰·默里（John Murray）是其同名出版公司的创始人，这家公司至今仍是出版业的领头羊。当时，约翰·默里买下了简·奥斯汀的四本小说以及玛丽亚·伊莱扎·朗德尔（Maria Eliza Rundell）大获成功的《居家烹饪新法》（A New System of Domestic Cookery）的出版权，并在这些书上都印上了“某夫人著”的字眼。（朗德尔的书让默里赚得盆满钵满，他有了充足的资金买下梅费尔区阿尔伯马尔街50号的住宅。默里在世期间，一些响当当的文学大师常常在晚间集聚于此，交流畅谈。）约瑟夫·约翰逊（Joseph Johnson）抢得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男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Men）的出版权，这本书出版后引发了疯狂的热议。对女性作家最青睐有加的当属托马斯·卡德尔（Thomas Cadell）：算上接任其事业的儿子经手出版的书籍，卡德尔家族提供的出版服务可能覆盖了最为广泛的英国女性作家，包括汉纳·莫尔、安·拉德克利夫、范妮·伯尼、诗人费利西娅·赫门兹（Felicia Hemans）、历史学家凯瑟琳·麦考利（Catherine Macaulay）以及本书中两位女作家，海伦·玛丽亚·威廉斯（Helen Maria Williams）和夏洛特·特纳·史密斯（Charlotte Turner Smith）。
重重难关，层层障碍——女性的创作之路曲折迂回又暗藏危险，即使是最无所畏惧的女性，也会战战兢兢。鉴于此，如此多的女性依然选择走上创作之路实在令人惊奇——她们确实这样做了。在我的书架之外，我还发现了数百位值得关注的英国女作家。她们是一群独立自主的开路人，为了出版自己的作品，她们常常冒着各种各样的风险：失去家庭的温暖；丧失为人妻为人母的机会；还可能破坏在自己在意之人心中的形象。
这些女性全都值得赞颂，我希望有朝一日她们能获得人们的认可。从我的写作意图出发，如果想要保证这本书的可读性，就需要缩小我的研究范围——从我已找到的众多女作家中进行筛选，这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首先，我建立了一些衡量标准，第一个是时间框架：我决定选取1760年至1910年这一百五十年作为研究的时间跨度，在这一时期，现代社会正在形成，女性写作和出版的热情极为高涨。我的检验标准——简、夏洛蒂和艾米莉就生活在这一阶段，同时诸多社会变革也发生在这一时期，这些变革使她们作品的创作和出版得以可能。此外，这一时间跨度也不仅限于这几位女作家，其跨度之长足以显示她们对英国小说产生的巨大影响。
第二个衡量标准是女性作家的知名度，也就是说越不受人关注的作家，越符合我的写作意图。或许，即使范妮·伯尼的《伊芙琳娜》没有被改编成电影，也不存在哈丽雅特·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作品的同人小说论坛，这两位女性作家仍然会拥有广大的读者群，依旧是全国上下讲坛上讨论的主题。在勃朗特姐妹中，安妮·勃朗特是人们较少谈论到的一位，即便如此，她的名字还是为人所知，其作品还是为人传诵。哪些女性作家是从来没有人提到的？这些作家就是我想要谈一谈的人，即使是最狂热的简·奥斯汀崇拜者也不了解她们，她们是英语专业课程中遗漏的人物。
设立下前两条标准后，第三条也是最后一条衡量标准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每一位候选者都要英勇无畏、胆识过人：她曾历艰难险阻，终得以出版作品，从自己的冒险中获益。（毕竟此刻我正在阅读她的作品。）不过，在那些有着坎坷经历的女性中，其故事足够令人惊叹、感人至深，让我倍加关注的女性少之又少。有些女性所经历的磨难远不止不利的出版环境、僵化的社会观念，她们经受了更为深重的苦难。女性作家走上创作之路，不仅需要敢为天下先的气魄、对大量社会传统的摈弃，还要心无旁骛，有坚定不移的恒心和无畏的自我价值认同，同时在很多情况下，还要掌握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保住自己头脑（有时就是字面的意思）的本领。正是这些女作家的沉着冷静，她们给我带来的一次次震撼，让我最终为这七位英国女作家所深深吸引。
就这样，我的研究对象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了。七位手染墨迹、满怀壮志的女作家突破层层筛选，走进了我的心里，我的脑中。而我要做的就是给她们一次说话的机会。
我所写下的不是一本文学批评作品。它是一个故事，一部传记合集，一本关于人类学和历史的记述。书中的每一章都是在讲述这位作家写了些什么，而不是回顾历史事实，评判她创造了些什么。她怎样把这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串联起来？她如何反映其生活的风云变幻的时代中日新月异的价值观念？当下定决心让世人听见自己的声音（尽管或许前景黯淡，或许会遭遇不快或多变的事态），她日常是如何从事创作的？
一个多世纪来，这些女性一直处于默默无闻的状态，因此在我的大部分研究中，闭门造车都是行不通的。不，我要去（必须去！）英国，在那片葱绿美丽的土地上待上数月，四处求索，寻访南北——从北部多雨的珀斯、爱丁堡到南部的多佛尔和坎特伯雷。我曾无数次带着一摞书和一支铅笔，爬进图书馆落满灰尘的小间，为一个个可能的发现激动不已。我还参观了一些名人故居——比如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勃朗特姐妹、简·奥斯汀、托马斯和简·卡莱尔（Jane Carlyle）一家的故居——不过更多的还是目前尚无名气之人的住所。我曾在布里斯托尔迷路，被困于特威德河畔贝里克，还在福克斯通被淋成落汤鸡，但这确实是一次令人兴奋的经历：寻找这些女性并不容易，不过我最终找到她们之时，也挖掘出了一笔极为丰富的文学遗产。
夏洛特·特纳·史密斯是我讲述的第一位作家。她酷爱读书，少年时便嫁作人妇。史密斯在写作的同时，还独自抚养了十二个孩子，从这一点看，她在文人[特别是罗伯特·骚塞（Robert Southey）和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中获得声誉就更是了不起。她不仅在家庭和写作之间游刃有余，还在浪漫主义兴起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简是史密斯的忠实爱好者。）
海伦·玛丽亚·威廉斯是和史密斯同时代的人，她同样引起了华兹华斯的注意（更像是挚爱之情），甚至当时的英国学术界领袖，鲜少称赞别人的塞缪尔·约翰逊博士，也对海伦·玛丽亚赞赏有加。在玛丽亚因为激进观点受到新闻界的谴责之时，约翰逊的赞赏对她来说可能是一种莫大的安慰。有些人认为女性在政治领域没有容身之地，海伦·玛丽亚无法忍受这种观点。她在战乱中的法国四处奔走，逐一记录自己的经历，最终创作出了一部非同寻常的作品，这部作品成为记载法国大革命的第一手资料。
与此同时，返回英吉利海峡另一边，年轻的玛丽·鲁滨逊（Mary Robinson）正利用自己超凡的美貌和机智，获得了无人能及的地位：王位继承人的情妇。她是时尚的偶像，是至高无上的名流，但是作为一位具有天赋的畅销书作家，玛丽·鲁滨逊也是当时摇摇欲坠的社会制度敏锐的观察者。
几年之后，法国大革命的热潮逐渐褪去，一位名叫凯瑟琳·克罗（Catherine Crowe）的神秘女子凭借小说《苏珊·霍普利历险记；又名旁证》（Adventures of Susan Hopley；or Circumstantial Evidence），掀起了一场自己的革命，小说所使用的情节策略催生了一种全新的文学体裁——侦探小说。[有人认为《苏珊·霍普利历险记》是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莫尔格街凶杀案》（“The Murders in the Rue Morgue”）的前身，英国第一位惊悚小说家威尔基·柯林斯（Wilkie Collins）也从这本书中获取过灵感。[21]]1848年，凯瑟琳·克罗出版了关于唯灵论运动的专著，获得了更大的成功。当时唯灵论运动正席卷英美，而凯瑟琳·克罗也是唯灵论早期的信奉者。接着，几乎是必然地，凯瑟琳·克罗的古怪之处展现无遗后，她成了英国关注的焦点，而这些关注并非出于好意（同时也成了查尔斯·狄更斯龌龊的流言加工厂里的原材料）。
然而，萨拉·柯勒律治却从未被如此关注——在其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她都在父亲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沉重的阴影下工作着。维多利亚时代的礼数规范使得萨拉处于这种默默无闻的境地，也让她囿于妻子和母亲极为狭隘的角色之中。尽管如此，萨拉还是通过努力让自己为人所知——她创作了英语世界第一本奇幻小说《范塔斯敏》（Phantasmion，书中展现了对构建虚拟世界前所未有的特殊关注）[22]，并且重新整理了父亲的作品，让他的思想精髓得以流传至今。
最后，正当工业革命在英国上下轰轰烈烈地展开之时，黛娜·马洛克·克雷克（Dinah Mulock Craik）也在为英国日益壮大的独立单身女性群体奔走呼告。黛娜认为，女性不是附属品，而是独立自主的完整的人。她运用出众的商业才能，促进了其作品中思想的传播，按照现在的分类标准，这些作品本质上都是自救论著或小说。黛娜凭此过上了非常惬意的单身生活，这在那个年代是不可思议的。看到自己的作品成为“继狄更斯的作品之后得到最广泛阅读的作品”[23]（一位评论家曾这样说道），她一定非常享受，更不用提在1863年的畅销书榜单上，她的小说仅排在《汤姆叔叔的小屋》之后。[24]
然而，我们如果仅以收益来衡量一位女作家成功与否，那么我们的最后一位主题人物——玛丽·伊丽莎白·布雷登（Mary Elizabeth Braddon）就是毫无争议的女王。布雷登的两部作品《奥德利夫人的秘密》（Lady Audley's Secret）和《奥罗拉·弗洛伊德》（Aurora Floyd）先后登上畅销书排行榜。她用这两部作品及其连载的短篇故事和诗歌所获得的收入，为自己和家人在萨里郡买下一栋豪宅。每次在这种情况下，丑闻就会随之而来——布雷登与一位已婚男士（他的妻子是一个疯女人！）有了私生子——不过她手中多产的笔总能在她需要的时候给予她支持。因此，在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文化中，玛丽·伊丽莎白及其近百本丰富多彩的小说获得了不可动摇的地位。
以上这些女性，我读过并研究过她们的故事，然后爱上了这些故事。在研究她们生平的时候，我始终感到疑惑不解：为何一位坐拥百万资产的畅销书作家，或者某种体裁的开创者，抑或一位战地女记者，竟然一直为人们所遗忘？既然当时她们具有声望和财富，具有勇气、智慧和谋略，为何长期以来我们偏偏对这七位女作家一无所知？简·奥斯汀的作品均是匿名出版的，勃朗特姐妹几乎没有什么公众曝光度（夏洛蒂还有一点儿，艾米莉和安妮则完全没有），而这些生活在耀眼的聚光灯之下的女性竟然为人们所遗忘，这似乎难以想象。
不过，事实是她们一直处于被遗忘的状态。如今她们的作品藏在市场上最不见天日的角落里，以低廉的价格出版，而且毫无美感可言——这还算好的，毕竟她们的作品还在出版。现存关于她们的传记寥寥无几，而且大多是五十年或上百年前过时的记录。其作品的批评研究也被封锁在学术界的围墙之内：掩藏在晦涩的语言之下，要付出昂贵的代价才能看到，除了最孜孜不倦的学者之外，对其他人没有丝毫吸引力。《牛津国家人物传记大辞典》、JSTOR期刊数据库甚至维基百科这些包罗万象的互联网资源中，关于这些名噪一时的女文人的介绍也少得可怜。她们没有被人们记住，她们没有被奉若神明。为什么会这样？为何这七位理应得到赏识的女性获得的认可微乎其微，甚至完全没有得到认可，而那群深居简出、信手涂鸦的牧师之女却能名垂青史？
我逐渐意识到，首先，这场名垂千古的游戏本身就是不公平的。美学标准及相伴而生的评判对于我们来说至关重要——我们总是想要迫切地知道哪些是我们应该读的书，哪些是我们应该略过的书，哪些是我们应该假装读过的书[列夫·托尔斯泰、威廉·福克纳、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的作品]，还有哪些是我们应该“忘记”曾读过的书（比如斯蒂芬妮·迈耶[25]、丹·布朗[26]以及E.L.詹姆斯[27]的作品）。我们不停地寻找伟大的著作，总是随时准备丢掉那些不够伟大的作品，不过在做出这些决断时，天分所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
以简·奥斯汀为例。毫无疑问，简·奥斯汀是一位天赋异禀的作家，曾创作出多部伟大的著作。如今她家喻户晓，被视为英国女作家的典范。不过在她生活的年代，她的职业发展却大不相同——事实上，当时她的成就与本书中的七位女作家相比，显得黯淡无光。简一生中通过写作获得的收益微不足道（《理智与情感》赚得140英镑，《傲慢与偏见》赚得110英镑，而《诺桑觉寺》仅赚得微乎其微的10英镑，按照今天的货币价值计算，分别约等于9000英镑、7000英镑和640英镑[28]）。同时，很大程度上因为她使用了“某女士”这个令人恼火但又可以理解的署名，简在当时并未赢得广泛赞誉，仅获得了评论界极少的注意。那么，这位居住在乡村的女作家怎么会成为人们必读的作家？
简从“属于评论家的小说家——得到高度赞赏却鲜有人阅读其作品”——变成家喻户晓的作家，这段传奇历程的发生并非仅仅因为其作品独具特色。（实际上，在这场追名逐利的比赛中，如果天分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那么如今图书馆的书架上就会发生不少变化。）[29]相反，正是由于一些人的努力，简才从被人忽视的深渊中走出，走进我们心里，成为“重要的”小说家。简去世后持续不断却不温不火的赞扬之声，其侄子1869年出版的、恰逢其时的《简·奥斯汀回忆录》（A Memoir of Jane Austen），1883年哈佛大学一部关键性论文《简·奥斯汀：文学遗产批评》（Jane Austen：The Critical Heritage），都起到了作用。但是，真正让简超越其他作家，并为其去世之后经久不衰的名气奠定基础[30]的是罗伯特·威廉·查普曼（Robert William Chapman）编纂的五卷本简·奥斯汀小说集。合集中挑选小说最具吸引力的部分（展现了文雅的英伦“情感”，比如马车和派对，而不是驴子或者穷人的画面，这让我们欲罢不能），配以华丽的插图。简自身固有的价值毋庸置疑，但是她能达到今天的地位，借的正是他人的一臂之力。
查普曼对简·奥斯汀作品一丝不苟的重塑表明，这种英伦“情感”大受欢迎。简、夏洛蒂和艾米莉·勃朗特（尽管角度略有不同）都在作品中反映了许多人向往的英国，在那里，女主人公们都善良大方，洞察力超群，而且能够承认自己的错误（如果她们有的话，比如这在夏洛蒂·勃朗特塑造的女主人公中就很少见）。因此，这些具有善良、温和品质的女性理应受到奖赏，那就是和一位男性的结合，这位男性自愿在这样的女性温柔的照料下，完善并改造自己。而没有道德的人则会受到应有的惩罚。任性的威洛比先生[31]被迫接受一段不幸福的婚姻；狡诈的威克姆先生和他轻率的新娘莉迪亚·贝内特也是如此；简·爱冷酷的舅妈里德太太在痛苦和羞愧中死去；而玛丽亚·伯特伦[32]则为了自己犯下的罪恶，从繁华的人世间遁迹，开始苦修的生活。不过，这些小说的结尾总是平静而安稳的，尽管书中也涉及了一些更为黑暗和有争议性的主题（比如饥饿、死亡或女性在社会中受限的角色）。
对于当时的争议性话题，简、夏洛蒂和艾米莉在作品中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没有直接讨论，这便让读者在小说结尾处得到了安慰。这里，为了清晰地阐明我的观点，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看安妮·勃朗特的作品，安妮·勃朗特大概是三姐妹中最没有名气（同时文学影响力最弱）的一位了。安妮以阿克顿·贝尔（Acton Bell）为笔名，出版了《阿格尼斯·格雷》（Agnes Grey）和《荒野庄园的房客》（The Tenant of Wildfell Hall）两部小说。如今这两部作品都得到了人们的认可（1996年《荒野庄园的房客》被翻拍成电视剧后大获成功），但是与两位姐姐相比，安妮的读者群还是相当之小。夏洛蒂和艾米莉是“忧郁沉思、暴躁残虐的拜伦式英雄”的拥趸，这类人物往往极有可能得到救赎，只要他遇见了那个对的女人——当然他必定会遇到——而安妮则“拒绝美化暴力、残暴的男性形象”。[33][34]想想艾米莉《呼啸山庄》中的希思克利夫，再想想安妮《荒野庄园的房客》中的弗雷德里克·劳伦斯和吉尔伯特·马卡姆。希思克利夫恫吓怀有身孕的妻子，迫使她逃走；而弗雷德里克却在女主人公海伦出走时出手相助，帮助她逃离家庭专制的囚笼。当海伦拒绝吉尔伯特的求婚时，吉尔伯特还是如绅士般彬彬有礼；这与希思克利夫被凯瑟琳拒绝后的表现形成鲜明对比（他被拒绝后极为失态）。再举一个例子。安妮的《阿格尼斯·格雷》和夏洛蒂的《简·爱》都讲述了女家庭教师的经历，但这两个故事却大不相同。简从悲惨的童年中幸存下来后，收获了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尽管阁楼上有个疯女人。费尔法克斯太太充当了母亲的角色，让简体验到从未感受过的母爱。女学生阿黛尔在她的悉心照料下发生了令人惊叹的改变。而小说激烈的高潮部分，尽管带来了痛苦，却最终让简和罗切斯特先生走入了婚姻的殿堂。
在安妮的《阿格尼斯·格雷》中，女主人公阿格尼斯的童年比简·爱幸福得多，她主动提出担任女家庭教师——因为她深爱的家庭陷入了窘迫的境地——不过阿格尼斯的经历和简·爱的经历大相径庭。阿格尼斯在两个家庭担任家庭教师时，都遇到了不听话的学生——有时甚至到了残忍的地步——而且与阿黛尔不同，他们也不愿意接受阿格尼斯的教导，改变自己的行为。除此之外，阿格尼斯的经历与简·爱还有不同之处。阿格尼斯最终没有和任教家庭里富有的男主人结婚（她已经成功地驯服了他野蛮的行事方式，也安抚了他饱受折磨的心灵），而是选择了一位善良、谦和的牧师。学者萨莉·沙特尔沃思（Sally Shuttleworth）认为“相比之下，简·爱是非常幸运的”[35]。
1924年，爱尔兰批评家乔治·穆尔（George Moore）在其《埃伯利街谈话录》（Conversations on Ebury Street）中“要求为安妮正名”。得益于乔治·穆尔的努力，安妮才勉强从夏洛蒂和艾米莉的阴影中走出来，进入公众视野。[36]不过，她仍然是“被遗忘的勃朗特小妹妹”，其中有一部分原因在于，就像一位敏锐的评论家所说的那样，她“不愿带上玫瑰色的眼镜[37]”。[38]安妮“在对待天性和疯狂的痴迷方面……比艾米莉更诚实，也比夏洛蒂更坚定……但这其中缺少了浪漫的爱情故事或温馨的电视翻拍剧的构成要素”。困难就在于：安妮的小说缺乏天真浪漫的情结，而这种情结正是两位姐姐的作品更适合建造我们心中空中楼阁的原因。我们可以把夏洛蒂、艾米莉和简的小说背景作为庇护所，让疲惫的灵魂得以栖息，可以让长满常春藤的墙隔离纷扰，也可以在风景如画的英格兰开一家小店，那里有一间间漂亮的小屋，还有一群美丽的女主人公（即使她们自己不这样认为，比如简·爱——当然，她们一点儿也不自负）。在这样的英国，连贫穷也是不失尊严的，通常以不曾明说的“债务”形式出现；好人终会有好报。磨难？这里也有，不过磨难只是对道德品质的考验——它证明了那些身处困境却坚韧不拔、毫无怨言之人的价值。在这片土地上，还有乔治·艾略特笔下沐浴在阳光中的田园风光；也是在这片土地上，艾略特笔下的人物不可动摇的“道德分类法”“可作为生活的向导”。[39]（“一战”结束后，这种幻想的力量才呈现上升的势头，这是由于1914—1918年“一战”期间，英国的生活状况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在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中，女主人公克拉丽莎曾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想起在英国乡间小镇伯顿度过的美好时光，也陷入了不可自拔的幻想之中。）这就是众多读者所向往的英国，虽历经动荡，但田园牧歌般的精神内涵长存。这个英国，也是夏洛蒂、艾米莉以及一群好心的编辑、插画家和电影制片人一心想要为我们构造的。
的确，这是一个迷人的地方，但实际上，1760—1910年间的英国并非如此。现实中的英国正卷入不少争议之中（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包括奴隶制的废除、法国大革命以及工业革命）。此时的英国并不完美，但它确实引人注目，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为一些引人入胜、和浪漫完全不沾边的书籍提供了创作背景，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曾读过这些书籍。
本书记述的七位女作家，她们的小说、诗歌、游记和非虚构作品，与简、夏洛蒂以及艾米莉·勃朗特的作品很不一样，因为她们不想描绘一个不存在的、充满浪漫气息的英国。相反，她们与安妮·勃朗特相呼应，纷纷运用写实手法，记录动荡的时局，为读者呈现了真实世界中澎湃激烈而发自肺腑的情感。例如，玛丽·鲁滨逊的半自传体小说《梵森泽；又名轻信的危害》（Vancenza；or the Dangers of Credulity）讲述了女主人公受到威尔士王子的引诱却最终遭到背叛的故事，小说扣人心弦，初版在发行当日就被抢购一空，使之成为当时空前受欢迎的由女作家创作的小说。[40]黛娜·克雷克在《模范绅士约翰·哈利法克斯》（John Halifax，Gentleman）中记述了19世纪50年代中产阶级奋斗和崛起的历程，这本书让克雷克成为社会变革的声援者（同时也成了富有的女性）。
这些书籍不是我们的庇护所——不是所有的结局都皆大欢喜，也不是所有松散的故事线索在最后都被系成了一个华丽的蝴蝶结。书中的女主角有的狡猾，有的奸诈，她们的道德观念自由散漫，行为处事也与当时社会所定义的适宜的女性气质相悖。她们喝酒、骑马，通奸的妇女在第二段婚姻中找到了幸福，甚至女杀人犯也能博得读者的同情。她们身处一个动荡不安、战争不断、问题频出的英国，不过渐渐地，这个国家也显露出好转的迹象：社会进步，奴隶制等不公正现象得到废除，女性也享受到其他地方无法获得的自由。这与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十分相似：动荡不安，难以预测，而又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这些女作家笔下的英国不是逃离现实的工具，而是窥视历史的窗口，透过这窗口，宏大汹涌的壮丽史篇一览无余。
但是，这本书并非想要贬损简、夏洛蒂及艾米莉·勃朗特小说中让许多人沉醉的幻想，也不是想弱化我们从中获得的愉悦感受。她们所创造的浪漫而多情的英国（尽管并非全是理想的乐土，但总体上看，比我们生活的环境要安静祥和）始终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时至今日它仍能引起我们的共鸣，激发我们强烈的渴望，这是其他作家很难实现的。但是，这本书的写作也让我对英国女作家群体产生了全新的认识：我的视野变广阔了，书架上的书变丰富了，对于历史的认知也变得更加敏锐了。所以，在我们探索这段未知旅途的过程中，亲爱的读者，不要担心简、夏洛蒂和艾米莉以及其他类似的作家会丧失她们的魅力。当你回过头来，她们的世界，那一整片如诗如画的风景，依然等候着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