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是中国文学之祖，伟大的爱国诗人。他姓芈，以屈为氏，名平，字原，与楚王同宗共祖。西汉东方朔在他的骚体诗《七谏·初放》中说：“平生于国兮，长于原野。”这里的“国”即国都，指的是楚国的首都郢都。屈原《九章·哀郢》中也有“去故乡而就远”“发郢都而去闾”“去终古之所居”等诗句，明确表示自己的故乡是郢都。据诗人的自述和汉人的记载，我们可以断定屈原乃郢都（今湖北省江陵县纪南城）人[1]。据《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可推定屈原生于楚宣王十七年（前353年）正月二十三日[2]。
屈原所处的时代正是战国中晚期。经过长期的兼并战争，春秋时代一百多个国家这时数量大大减少，当时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诸侯国实力最强，出现了所谓“七雄争峙”的局面。“七雄”之中，楚国和秦国最为强大。秦国的版图和财富虽不及楚国，但军事实力与楚国旗鼓相当，两个国家都有统一中国的可能。张仪说：“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两国敌侔交争，其势不两立。”（《战国策·楚策一》）苏秦说：“从（纵）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战国策·楚策一》）显然，楚国如果坚持正确的军事、外交路线，是可以抗衡秦国，统一天下的。然而，由于楚怀王和楚顷襄王父子处于不思革新图强的旧贵族势力的包围之中，楚国内政外交都处于被动地位。特别是在与秦的斗争中，楚国步步皆输，频频失利。可见，屈原生活的时期正是楚国由盛转衰的时期。
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屈原早年受到过良好的正规教育，“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壮岁入仕，任楚怀王左徒，其职相当于副宰相兼外务大臣，“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对内主张举贤授能，对外主张联齐抗秦，一度深得楚怀王的信任。大家知道，楚国经过楚悼王时吴起的变法，楚肃王、楚宣王两朝的经营和积累，到楚威王时已出现中兴局面，国势达到了强大和繁荣的顶点。楚怀王前期，楚国的国势仍很强盛。楚怀王十一年（前318），楚、韩、魏、赵、齐、燕六国合纵，共同攻打秦国，楚怀王还担任了六国联军统帅。但秦师出兵函谷关后，六国联军随即解体，都撤退回国。从此，楚国由强盛走向衰败。
楚国的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斗争亦异常激烈。当时上官大夫与屈原的行政级别相同，嫉妒屈原的才能。有一次，怀王叫屈原草拟改革朝政、整饬吏治、抑制豪强、肃除腐败的宪令。这肯定要影响旧贵族的既得利益，因而引起旧贵族的强烈反对。屈原起草的宪令还没定稿，上官大夫就代表保守势力要修改其中有关条文，屈原不同意。上官大夫恼羞成怒，就向楚怀王进谗，说：“大王叫屈平草拟宪令，无人不知。每次宪令公布出来，屈平总要夸夸其谈，说什么‘除了我，谁也干不了’。”刚愎自用、感情用事的怀王大怒，疏远了屈原。关于这次“草宪”事件的经过和结果，屈原自己在《惜往日》中亦曾有过这样的追忆：“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娭。秘密事之载心兮，虽过失犹弗治。心纯庬而不泄兮，遭谗人而嫉之。”其后，屈原担任三闾大夫，掌公族屈、景、昭三姓子弟的管理和教育。他在《离骚》中记述了自己为国培育人才的情况：“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屈原被疏远后，痛心君王偏听偏信，让谗言谄媚蒙蔽了明辨，奸邪歪曲妨害了公道，使端方正直的人不为世俗所容，因而忧愁深思而创作了《离骚》。
楚怀王十六年（前313），秦惠王欲伐齐，因为齐国跟楚国存在合纵的亲密关系，秦惠王有所顾忌。张仪献离间齐、楚之计，秦惠王于是以免除张仪的丞相职务为幌子，叫张仪佯装脱离秦国，用丰厚的财物作献礼去侍奉楚王，并骗怀王说：“楚国果真与齐国绝交，秦国愿意献出商、於之地六百里。”怀王昏庸贪心，竟轻信间谍张仪的话，强行与齐国毁盟绝交。当他派人到秦国去办理土地交割手续时，张仪却耍赖说：“我说的是六里，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六百里’。”怀王大怒，就仓促发兵攻打秦国。楚怀王十七年（前312）春天，楚军和秦军在丹阳交战，楚军大败，士卒八万被斩杀，屈匄、逢侯丑等七十余名将领被俘，汉中郡被侵占。楚怀王兵挫地削之后，稍有觉悟，召还屈原，派他出使齐国，以重修旧好。楚怀王十八年（前311），秦国表示愿退还侵占的汉中郡之一半与楚求和。怀王说：“我宁肯不要土地，只要得到张仪就心甘了。”狡猾而又无所畏惧的张仪自愿单身闯入楚国。到楚国后，他用丰厚的财物贿赂了怀王的佞臣靳尚，又用花言巧语拉拢了怀王的宠姬郑袖。怀王竟然听信了郑袖的话，又释放了张仪。这时，屈原刚好出使齐国归来，说：“何不杀张仪？”怀王才猛然醒悟，派人去追张仪，但已追赶不上了。
楚怀王二十四年（前305），楚国背叛齐国，而和秦国联合，派人到秦国迎娶新妇。一向坚持联齐抗秦的屈原因为进谏反对怀王背齐联秦而被流放到汉北。屈原《九章·抽思》说：“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好姱佳丽兮，牉独处此异域。”说的就是自己被流放汉北的情况。这以后各国联合攻楚，大败楚军，杀死楚大将唐眛。
怀王三十年（前299），秦国再次攻打楚国，攻占了楚国八座城镇。此时屈原复被怀王起用，仍然坚持联齐抗秦的主张。当时，秦昭王与楚有联姻关系，要求与怀王见面。怀王打算动身。屈原说：“秦是虎狼之国，不可信，还是不要去。”怀王的小儿子子兰劝怀王去，说：“为什么要断绝跟秦国的良好关系呢？”怀王最终去了，一入武关，即被软禁，并遭遇割让土地的敲诈和威胁。怀王恼怒，不答应。国不可一日无主，经大臣紧急商议，遂立太子横为王，是为楚顷襄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顷襄王二年（前297），怀王逃到赵国，赵国不收留，后又被追寻的秦军发现，被带回秦国，从此一病不起。顷襄王三年（前296），怀王客死于秦国，秦国将其尸体送回楚国安葬，“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史记·楚世家》）。屈原和许多楚国人因此抱怨子兰劝怀王入秦，以致客死他乡。令尹子兰听到这些议论，气急败坏，遂唆使上官大夫在顷襄王面前诽谤屈原。顷襄王勃然大怒，就将屈原流放到江南。屈原由郢都出发，“上洞庭而下江”（《哀郢》），“乘舲船余上沅”，“朝发枉渚”，“夕宿辰阳”，“入溆浦”（《涉江》），辗转沅、湘一带，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备受痛苦煎熬、折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万般无奈之下，屈原唯有以死来表达对楚国腐朽集团的强烈抗争，遂于顷襄王十六年（前283）五月初五日，抱石自沉于汨罗江。[3]尽管屈原以死抗争的行为对当时腐败透顶、濒临覆灭的楚朝廷无济于事，但屈原的形象和精神是高山仰止、千古生辉的。每年农历五月初五，中国民间都有过端午、包粽子、赛龙舟的习俗，这本来都与屈原无涉，但因为这天刚好是屈原的忌日，后来就变成了纪念屈原的传统节日和民俗，由此可见人民对屈原的敬仰和怀念。
屈原是“楚辞”的创始人。众所周知，中国先秦诗歌从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到春秋中叶（公元前6世纪）约五百年间，是四言诗发展的黄金时代。这些“先民的歌唱”被周人搜集、整理，编订成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诗经》以后整整三百年，中国文坛几乎被散文的光辉所笼罩，诗歌则处于沉寂时期。打破这沉寂局面的，是天才诗人屈原及其后学宋玉。他们创造了一种具有楚国鲜明地方特色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就是“楚辞”。“楚辞”和《诗经》迥然不同，它不是集体的歌唱，而是个人的创作；不是现实主义的，而是浪漫主义的；不重自然的写实，而重主观的抒情；不是表现北国风光，而是表现南方景象；不是单一的比兴，而是整体的象征；句式不是板滞的四言，而是灵动的杂言；篇章不是回环复沓的短章，而是结构宏大的巨制；风格不是自然质朴，而是弘博丽雅。对于楚辞鲜明的地方特色，宋代黄伯思在《校定楚辞序》中有经典的概括：“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见《宋文鉴》卷九十二）因为楚辞这种新诗体的代表作，是“逸响伟辞，卓绝一世”（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的《离骚》，故后人又称其为“骚体诗”。中国文学史上往往“风”“骚”并称，以“风”来指代《诗经》，以“骚”来指代楚辞。考“楚辞”这一名称，最早见于西汉武帝时期。司马迁《史记·酷吏列传·张汤传》载：“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用事。”汉成帝时，刘向整理古文献，把楚国人屈原、宋玉所创作的骚体诗和汉代人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刘向等人所创作的拟骚诗汇编成集，共十六卷，定名为《楚辞》，从此，“楚辞”遂又成为一部诗歌总集的名称。东汉安帝元初初年，王逸给刘向所编的《楚辞》作注，又加进他自己写的一篇《九思》，而命名全书为《楚辞章句》，为十七卷。刘向编的十六卷本《楚辞》久已亡佚，只有王逸的十七卷本《楚辞章句》流传至今，这就是现存最古的《楚辞》注本。《楚辞》一书是中国文学的古老经典，在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文献分类法，《楚辞》属于“集部”，向来被称为“集部之祖”。打开中国古代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其中“集部”类的第一部书就是《楚辞》。故四库馆臣称：“集部之目，《楚辞》最古。”[4]由于《楚辞》一书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研究楚辞的历史绵延悠久，研究楚辞的论著汗牛充栋，并因此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楚辞学。各位读者要特别注意的是，当我们拿先秦时期的《诗经》与“楚辞”作比较时，《诗经》要打书名号，“楚辞”不要打书名号，因为《诗经》在先秦时期已编订成书，而“楚辞”在先秦时期尚未编订成书，只是以一种诗体而存在。
楚辞作为一种诗歌体式，源于“楚声”“楚歌”。在春秋时代，楚国的音乐和民歌被称为“南风”或“南音”。《左传·成公九年》记载，楚人钟仪在晋鼓琴而操“南音”，被誉为“乐操土风，不忘旧也”。战国时楚国的地方乐曲如《涉江》《采菱》《劳商》《九辩》《九歌》《薤露》《阳春》《白雪》等曲目，还都可以从楚辞作品中看到。屈原的《涉江》《九歌》和宋玉的《九辩》，就是借旧题写的新诗。屈原以前的楚地民歌，有刘向《说苑·善说》篇所载楚康王时代（前559年至前545年在位）翻译的越族渔家姑娘唱的那首著名的情歌《越人歌》：“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悦）君兮君不知！”稍后数十年，又出现了《孟子·离娄上》所引、传为孔子所闻的《孺子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这两首诗歌都使用语气词“兮”，与后来楚辞的基本形式相同，是楚辞的先导。但这样的民间小调犹如涓涓细流，倘若不被伟大的诗人屈原学习和采用，并创造出“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文心雕龙·辨骚》）的《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诗作，就不可能形成中国诗歌长河中骚体诗创作的狂潮，成就“一代之文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屈原的出现，是中国诗坛一次辉煌的日出。
屈原是楚辞的创始人和代表作家，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的作品思想深邃，情感浓郁，构思奇特，想象丰富，意境优美，文辞瑰丽，体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他善于以经天纬地之才，表现各种矛盾与冲突，如《离骚》中表现的生与死、去与留的矛盾与冲突，《九歌》中表现的神与人、圣与俗的矛盾与冲突，《天问》中表现的古与今、明与惑的矛盾与冲突，莫不惊心动魄，震古烁今。屈原开创了中国诗歌由民间集体创作到作家个人创作的新时代。他拉开序幕，即满台精彩。其作品风格不但不重复前人，也不重复自己，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特征。《离骚》波澜壮阔，幽深隽永；《九歌》迷离飘渺，悱恻绮靡；《天问》恢诡谲怪，瑰丽奇矫；《九章》质朴清新，直率平实；《远游》高蹈飞升，道骨仙风；《大招》夸张渲染，立意高卓；《卜居》《渔父》则韵散结合，迹近赋体。屈原继《诗经》的现实主义之后开创了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大大丰富了我国文学的艺术表现力。他运用大胆的想象、神奇的夸张，交织以古老的神话、优美的传说、原始的宗教、民间的风俗，将历史与现实、神界与人间熔为一炉，创造了一幅幅激动人心的艺术画面，塑造了高大峻洁的自我形象，表现了诗人的崇高理想，形成了神奇谲怪的美学风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屈原重视诗歌意象的创造和组合，将《诗经》孤立的比兴手法发展为系统的象征艺术，形成了有机统一的意象系统。正如王逸所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楚辞章句·离骚序》）屈原作品中的意象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人的意象群，二是物的意象群，三是神的意象群。而每一类意象群内除了某些中性事物外，又有正反对立的两组。屈原“寄情于物”，“托物以讽”，以此来表现肯定或否定的意向和鲜明的爱憎，因而他作品中的意象大多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特别是屈原建构和营造的香草美人意象，芬芳华美，具有经典意义，滋润和沾溉了后世无数作家。屈原作品还常常用男女恋爱婚姻关系来象征政治上的君臣关系，形成了朱熹所谓的“男女君臣之喻”。《离骚》前半篇中，诗人自比弃妇，后半篇以求女象征求君，均是“男女君臣之喻”整体构思的体现。这不仅符合中国人传统的思维习惯，而且形象生动，表意隽永。《尚书·舜典》云：“诗言志，歌永言。”它最早对诗歌的功能做出了明确的概括。比起“三代”人的重言志，屈原更重言情。他在《九章·惜诵》中提出了著名的“发愤以抒情”说。这是屈骚美学的灵魂和精髓，也是中国古代悲剧理论的重要主题。屈原有心做政治家，而无心当文学家。但“愤怒出诗人”，由于在政治上“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屈原情不自禁地抒发自己的牢骚与愤懑，遂创作出了震撼千古的光辉诗篇，成为中华民族文学史上伟大的诗人。屈原取得了巨大的艺术成就，他的影响是深远的。王逸《楚辞章句叙》称：“屈原之词（同‘辞’），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也指出：“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
屈原其人，诗人气质很重，多愁善感，富有激情，既清醒理智，又感性迷狂。他的生活、为人，都是诗化的。他爱穿奇装异服，服饰新潮、前卫，年既老而不衰。他制芰荷以为衣，集芙蓉以为裳，头戴着高高的帽子，耳缀着亮亮的明珠，身佩着长长的宝剑，腰系着馥郁的香囊，“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离骚》），遍体鲜艳，华美芬芳，走起路来还有佩玉叮当作响。他“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离骚》），“折琼枝以为羞兮，精琼爢以为”（《离骚》），“飡六气而饮沆瀣兮，漱正阳而含朝霞”（《远游》），“吸飞泉之微液兮，怀琬琰之华英”（《远游》），“捣木兰以矫蕙兮，糳申椒以为粮。播江离与滋菊兮，愿春日以为糗芳”（《惜诵》），“吸湛露之浮源兮，漱凝霜之雰雰”（《悲回风》），“登昆仑兮食玉英”（《涉江》），饮清露，含朝霞，吃花粉，食玉英，不食人间烟火，俨然云外神仙。饮食芳洁，十分讲究。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离骚》），所服（服饰和服食）都与世俗之人不一样。他还上天下地，沟通天人，时而飞行天上，时而驰骋人间，能向远古的神女表白感情，能请上古的神巫占卜降神。这一切当然都是象征，是隐喻，并非写实，是以服饰和服食的芳洁来表明自己品性的高洁，用上天下地来表现自己的苦苦求索，用追求神女来象征追求明君，用占卜降神来表现自己内心中的矛盾冲突。但这样的奇思幻想竟出自一位曾担任左徒的高官笔下，实在令人拍案叫绝、叹为观止！要知道他在位时每天一定都有繁重琐碎的政务，周围又有那么多的奸佞小人影响心情，然而他仍然有天真孩童般的满脑子奇想，花季少女般的一系列追求，这是多么难得的灵性和诗情啊！
屈原是个完美主义者，理想主义者，而现实又偏偏太黑暗，太残酷。他所处的时代，楚国统治集团已腐败到了极点。信谗弃贤是当时政治腐败的重要标志。“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离骚》）“谗人高张，贤士无名。”（《卜居》）政府官员不依法办事，为所欲为，是当时政治腐败的另一重要表现。“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离骚》）不注意道德修养，生活糜烂，道德败坏，是当时贵族个人生活作风腐败的反映。“时缤纷其变易兮，又何可以淹留？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离骚》）官员们欲壑难填、贪得无厌，是当时经济腐败的突出表现。“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离骚》）面对楚国腐败的黑暗现实和国势日颓的危险局面，屈原经常长吁短叹，泪流千行，忧心如焚，苦不堪言。他在诗篇中一再将历朝历代的明君与昏君、清官与贪官对比进行描写：“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茝？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离骚》）“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浇身被服强圉兮，纵欲而不忍。日康娱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长。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离骚》）这一系列的对比，揭示了“为官清，其政兴；为官贪，其政衰”的兴衰成败规律，为楚王提供历史借鉴，其用心可谓良苦！针对楚国腐败的社会现实，屈原高唱：“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他主张举贤授能，将德才兼备的人选拔来掌权；修明法度，将国家的治理纳入法治轨道。他坚持真理、充满理想，“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以改革图强为己任，上下求索，表现出英勇的献身精神。尽管遭受无数挫折和打击，然而屈原忠于祖国、热爱祖国的情怀至死不渝。“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离骚》）诗人炽热的爱国之情感人肺腑。他爱美时像个少女，而斗争起来却是一位真正的伟男。“草宪”风波闹得那么大，就在于他出台的宪令包含有惩贪肃腐的重大主题，准备掀起一场“廉政风暴”，要和腐朽势力作殊死的斗争，因而触犯了特权阶层的既得利益，所以屈原受到奸佞的诽谤，楚王的流放。“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但屈原“董道不豫”，坚持与楚国腐朽势力斗争到底！在正义与邪恶的较量、生与死的考验中，他无所畏惧，视死如归。他不讳言死，亦不怕死。“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以上《离骚》）“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怀沙》）“临沅湘之玄渊兮，遂自忍而沉流。卒没身而绝名兮，惜壅君之不昭。”“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不毕辞而赴渊兮，惜壅君之不识！”（《惜往日》）“宁溘死而流亡兮，不忍为此之常愁。”（《悲回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渔父》）他以死明志，多次表明他甘愿为反抗黑暗、追求理想而献身！虽然屈原也知道，“骤谏君而不听兮，任重石之何益？”（《悲回风》）但现实太黑暗了，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只能以死抗争，别无选择！屈原之所以选择水死，是有象征意义的，就是为了表明自己清白，表明自己和腐朽势力势不两立！赤条条地来，赤条条地去，葬身鱼腹之中，多么清白，多么干净！即使带有尘世的污垢，也被清清的江水洗刷得干干净净！总之，屈原举贤授能、修明法度的美政理想，忠于祖国、至死不渝的爱国感情，坚持真理、勇于求索的献身精神，代表着历史的进步要求和民族的精神脊梁，千百年来哺育和激励了无数的志士仁人和进步作家！“屈原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代表，是永远值得我们骄傲的“民族魂”。
本书所收屈原赋据清同治十一年（1872）金陵书局重刻汲古阁毛表校刊洪兴祖《楚辞章句补注》收录。校注时，凡原书中难读的字均加括号注明读音。各篇作品的解题说明不强求篇幅长短一致，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本书的注释力求详尽通俗，争取给读者少留难点。书中对难字难词采用分句注释。前后重见的典故，在不同篇中分别作注，以便阅读。注释尽量选择古今学者合理的解释，特别是充分吸收了20世纪以来楚辞学、神话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为便于读者了解古韵，本书参考了众多学者对屈原赋押韵的研究成果，标明了屈原赋的韵部。为便于读者理解原文，本书译文尽量采用直译。另外，各篇作品后汇辑了前人的部分精要的评语。书末另附有关屈原的传记及评论资料，包括汉代司马迁《屈原列传》、刘向《屈原传》、唐代沈亚之《屈原外传》、汉代班固《离骚赞序》、王逸《楚辞章句序》、梁代刘勰《辨骚》。
此本《屈原赋通释》是一部屈原赋校注汇评本，全书对屈原赋作了精要的校勘，详细的注解，通俗的翻译，扼要的点评，充分吸收了古今中外学者丰富的研究成果。欲其深者，可以得其深；欲其浅者，可以得其浅。凡有志学习和研究屈原赋者，请从这里开始！
吴广平
2017年4月8日于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注释
[1]关于屈原的故乡，袁山松《宜都山川记》云：“秭归，盖楚子熊绎之始国，而屈原之乡里也。原田宅于今具存。”又云：“屈原有贤姊，闻原放逐，亦来归，喻令自宽全。乡人冀其见从，因名曰秭归。即《离骚》所谓‘女媭婵媛以詈余’也。”（见《水经注》卷三四“江水”注引）以前学术界据此认为屈原的故乡是湖北省秭归县乐平里。但郦道元在引用袁山松的这段话时就说：“余谓山松此言，可谓因事而立证，恐非名县之本旨矣。”他对此说明确表示了怀疑与否定。而据历史地理学家考证，秭归之得名与古夔国有关，而与屈原无涉。据诗人的自述和汉人的记述，屈原的故乡应当是楚国郢都，即今湖北省江陵县纪南城。
[2]据屈原自言生于寅年寅月寅日考证其生年月日，郭沫若《屈原研究》推算为楚宣王三十年（前340）正月初七日，浦江清《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问题》推算为楚威王元年（前339）正月十四日（《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胡念贻《屈原生年新考》推算为楚宣王十七年（前353）正月二十三日（《文史》第五辑；又见《先秦文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另外还有十几种说法。过去通行的说法是前340年说和前339年说，但现在赞成前353年说者愈来愈多（如赵逵夫、金开诚、雷庆翼等）。此事至为复杂，争讼未已，迄无定论，我暂取胡念贻说。
[3]关于屈原的沉江年代及原因，自明人汪瑗《楚辞集解》提出《哀郢》作于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其主旨为哀悼郢都被秦将白起攻陷之后，郭沫若《屈原研究》从此说，并将屈原之沉江说成是因“白起破郢”而“殉国难”，将屈原之沉江年代说成是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此说影响很大，从者甚众。然而，此说后来被章培恒和潘啸龙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彻底驳倒，并得出了趋向于两极的新结论。章培恒认为屈原死于顷襄王三十年（前269）之后，《哀郢》是郢都沦陷、迁都于陈之后九年，即顷襄王三十年（前269）时，屈原因回忆这次悲惨的事件而作，抒发的是郢都沦陷、诗人东迁逃亡的哀思。（参章培恒《关于屈原生平的几个问题》，载《学术月刊》1981年第10期）而潘啸龙则认为屈原早在顷襄王十六年（前283）或十七年（前282）即已沉江，《哀郢》是屈原迁逐江南九年以后，即顷襄王十三年（前286）或十四年（前285）所作，抒发的是无罪弃逐、九年不复的哀思。（参潘啸龙《关于屈原自沉的年代及原因》，载《江汉论坛》1982年第5期）潘啸龙又在《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发表《从汉人的记述看屈原的沉江真相》一文，指出从西汉初到东汉，凡是提及屈原事迹的大学问家，无不确认屈原之死是由于“被谗放逐”，对楚王朝的黑暗朝政失去希望所致，而无人说过是因“白起破郢”而“殉国难”。屈原沉江年代及原因的考证，亦至为复杂，争讼未已，迄无定论，我暂取潘啸龙说。
[4]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四八“集部总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