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面对的是三个叛逆者，更确切地说，是三个有主见的女人，因为实际上她们不受任何束缚。三个人都如阿伦特所说，“总是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107]。她们是女人，又是哲学家，在哲学几乎不受重视的那个年代，她们谁都没有遇到过“妇女解放”的问题吗？
“我还是习惯做女人”
确实，对在这方面表现得相当保守的汉娜·阿伦特来说，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她在与贡特尔·高斯（Günther Gaus）谈话时所表露的想法就是证明。[108]正如她的老朋友汉斯·约纳斯所回忆的，她“漂亮，有魅力，能分清与男性的友情和与女性的友情，不会混淆”，她乐于接受男人对她的爱慕，喜欢男人向她献殷勤，不愿放弃女人享有的特权[109]。对她来说，身为女人是和她是犹太人一样重要的事实：“当女教师对我没有什么妨碍，因为我还是习惯做女人。”[110]因此，要是有人以她为榜样，说她是“第一位从事哲学这个通常被认为是男人专门职业的女人”，她就会生气，她反驳高斯说：“这种状况决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很可能有一天会出现一位女哲学家的。”[111]同样，当有人指出她是在普林斯顿大学克里斯蒂安·高斯（Christian Gauss）研究班上做讲座的第一位女性时，她也感到气愤。1953年11月16日，她在写给库尔特·布卢门菲尔德（Kurt Blumenfeld）的信中，拒绝人们想要她扮演的“杰出女人”的角色，这可能让她痛苦地联想到“特别的犹太人”[112]这个角色。不过，当一个学生在听完她的课后，兴奋地欢呼：“罗莎·卢森堡又回到我们中间了！”她听了还是很感动。她还专门就罗莎·卢森堡写了一篇文章[113]，实际上是评论J.P.内特尔（J.P.Nettl）写的罗莎·卢森堡传，她责怪这位传记作者没有充分强调罗莎·卢森堡是“非常有觉悟的女人”，她认为罗莎·卢森堡强烈反感当时的妇女解放运动就是证明，这位女革命家和阿伦特一样，特别注重这个“小差异”。西蒙娜·韦伊也为罗莎·卢森堡的《狱中书简》写过书评，罗莎·卢森堡的斯多葛主义生活观（爱命运）显然得到了她毫无保留的共鸣和赞赏。
汉斯·约纳斯也指出，“她女人味十足，这就是她不是女权主义者的原因”[114]。1933年，汉娜·阿伦特为阿德勒学派心理学家阿丽丝·鲁尔·格斯特尔（Alice Ruhle Gerstell）的《社会》（Die Gesellschaft）写了书评，标题是“对当代世界妇女问题的心理学回顾”。在文中，她指责当时的女权主义者不敢毅然投身于政治生活，只局限在要求单纯的社会秩序上，因此注定是空想，毫无意义。由于她甘于她的女人特性，甚至一有机会还追求它，因此人们可能会觉得惊讶，她为什么不否认雅斯贝尔斯所说的那句套话。雅斯贝尔斯为了能使她作为纳粹德国的逃亡者获得德国政府的赔偿，认为有必要在推荐信中明确指出，汉娜·阿伦特经过他和海德格尔的指导下的学习，在1933年以前那种条件下，“尽管身为女子，仍然获得了学术的职业”[115]。由于被迫流亡国外，她的大学老师和作家的“职业生涯”还是被耽搁了很久。除了1929年发表的关于圣奥古斯丁的论文和快要完稿的《拉赫尔·法恩哈根，浪漫主义时代一位德国犹太女人的一生》[116]，她当然还有大量的文章。直到1951年，汉娜·阿伦特发表了她的第一部巨著《极权主义的起源》，才让她在美国声名鹊起，尽管她早在1941年就到了那里。后来她就在一些名牌大学任教，但大部分时间——从1968年直到去世——是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工作。然而，经过长期交涉，她迟至1972年才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重新获得她被纳粹剥夺的有追溯效力的高等教育任教资格。
埃迪特·施泰因是“激进的女人”？
埃迪特·施泰因也是这样平平稳稳地成为女哲学家的吗？她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很想到大学里教书。尽管当时大学教师的门尚未向妇女打开，但她还是提出了申请。1919年底，她的申请被驳回。胡塞尔亲自为她向他的哥廷根大学同行们写了一封推荐信：“如果某一天大学教员的职位能向女士开放，我首先就要热烈地推荐她。”[117]她还发出了一封为妇女争取大学任教权的公开信，也没有产生任何效果。埃迪特很沮丧，但仍继续奋力抗争。1928年，胡塞尔要退休了，埃迪特便打算到弗赖堡大学再碰一次运气。但她不想找在论文答辩前不久在胡塞尔那里认识的海德格尔帮忙，况且他曾明确告诉过她，作为天主教徒（埃迪特·施泰因于1922年皈依天主教），她最好还是去找马丁·霍内克尔（Martin Honecker）申请任职。因此她最终只好接受施佩耶尔多明我会学校的文科教师职位，并在那里一直工作到1931年，是年威斯特伐利亚的明斯特科学教育研究所为她提供了一个讲座教师的职位。但希特勒的上台又使她在1933年4月9日失去了这个职位。在她的房间里，天主教圣徒的雕像和民族英雄的雕像并排陈列，其中主要是犹滴（Judith）和以斯帖（Esther）。
埃迪特在上中学和大学时，是一个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参加过普鲁士妇女争取选举权联合会这个激进组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许多关系到妇女职业生活的问题都暴露出来了，这些问题涉及家庭、教育、政治以及妇女在教会中的作用等许多方面。1928年4月，在路德维希港市召开的巴伐利亚州大主教女教师联合会会议上，埃迪特·施泰因第一次做公开演讲，谈论的问题是“妇女固有的价值及其在国家生活中的重要性”。在1931年8月30日到9月3日的萨尔茨堡学会会议上，她是唯一的女性，还做了一个关于“妇女职业生涯伦理学”的演讲。但无论如何，很难说她是一个革命者，因为她反对男女在一起工作。她认为妇女的天职在于婚姻与家庭，也就是说，要按照妇女的特性行事，圣体圣事和礼拜仪式应足以滋养她们的灵魂。在苏黎世，她做了“女基督教徒在大学的使命”“女基督教徒的生活”等演讲。她应德国天主教妇女联合会委员会的要求，起草了一份关于“妇女教育的基础”的报告，另外还协助电台做了关于这个主题的报道。她的全部有关思想都记载在《妇女及其命运》（La femme et sa destinée）这本书里[118]，其中收录了六篇论著。在书中，她着重思考妇女是否存在一种特有的本性，即“女子特性”，一种“对某种结构起决定作用的内在形式”[119]。她没怎么借助于实验心理学，但提到了托玛·安格莉卡·瓦尔特（Thoma Angelica Walther）嬷嬷的著作。这位作者在《存在的和谐》（Seinsrhytmik）一书中，把亲在（女人）和此在（男人）区别开来，在每个人身上，这些要素或多或少都有些侧重地并存着。埃迪特·施泰因更喜欢关于本质和存在的更为经典的区分，即男性与女性的差异是“实体形式的”[120]差异。观察世界的能力可能属于女性的本质，而认识世界、影响世界的能力则属于男人，这不排除上帝可以根据男人和女人各自的才能赋予他们不同的使命。在她看来，女性的“楷模”是匈牙利的圣伊丽莎白（Sainte Elisabeth）和圣母玛利亚，她们体现了“默默顺从”的美德，代表着“宁静之路”[121]。
“你们的儿子，西蒙”
西蒙娜·韦伊则不同，她讨厌自己的女人特性。我们知道，“火星人”“可怕的怪物”“赤色贞女”，这些都是她的绰号，无论如何都不太好听，说明她在青少年时期的假小子举止和不遵守习俗的态度引起了人们的反感。乔治斯·巴塔伊（Georges Bataille）曾在20世纪30年代和她打过交道，当时两人都为鲍里斯·苏瓦林（Boris Souvarine）创办的《社会批判》（La Critique Social）撰稿，1957年他保留了杂志上的一幅吓人的画像，画的是《天之蓝》（Le Bleu du ciel）[122]中一个名叫拉扎尔（Lazare）的人物，十多年前他在为《批判》杂志撰写的关于《扎根》的文章中就已经勾画过这个人物。西蒙娜·韦伊认为，生为女人是一种不幸。据她的传记作者西蒙娜·佩特曼回忆，“她具有尽可能做一个男人的决心”。在她写给父母的信中，落款往往是“你们恭顺的儿子”，父母也满足她的愿望，称她“西蒙”，或者“我们的二儿子”，甚至还以阳性词称呼她为“我们的高师文科预备班的学生”[123]。她既没有什么女人味，也不是女权主义者。1927年底，她和阿兰的几个弟子组织了社会行动团（Groupe d’action sociale）。当团体中有人请她就女权主义的主题做一个报告时，她断然回绝：“我可不是女权主义者！”结果他们让亚历山大夫人代替了她[124]。有时莫里斯·舒曼尽可能委婉地建议她多注意外表形象，免得让人担忧，她噙着泪水抗辩说，她没有时间花在那种琐碎小事上。她继续裹着破旧的短披肩，戴着那顶多年不换的无檐软帽，行色匆匆地生活，只有当她去参加雷诺工厂招募时，才让西蒙娜·佩特曼帮她打扮了一下！她认为爱情不值一顾，有一天，她写信给她以前的一个学生说：“……当我突然心血来潮想了解爱情时……我就努力摆脱这种欲念。我对自己说，在还没有成熟到那种程度，还不能确切地知道自己对生活的一般要求和期待是什么的时候，最好不要贸然把一辈子押在不可预见的方向上。我的意思不是要躲避爱情，而是不该刻意追求它……重要的是不要终生一事无成……”[125]
对她来说，纳粹主义也将成为一个障碍，一个就要“存在”的障碍，至少她估计到了这一点。1938年和1939年，她曾因患头痛病而从国家教育部获准病休，但后来申请复职时没有得到回音。于是她在1940年8月给公共教育部部长、拉丁语学者热罗姆·卡尔科皮诺（Jer?me Carcopino）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推测，前一段时期我在报纸上看到的‘犹太人身份’这种说法与这次不予答复不可能没有关系……我不懂犹太人这个词的定义，这一点从来未列入我的研究计划……这个词是指一种宗教吗？我从未上过犹太教堂，也从未参加过犹太教礼拜仪式……我记得我的祖母上过犹太教堂，但我知道我母亲的双亲思想自由……这个词是指一个种族吗？那么我也没有任何理由去设想，我父亲那一方，或母亲那一方，和两千年前生活在巴勒斯坦的那个民族有什么联系……我父亲的家，能回忆起来的，就住在阿尔萨斯……我母亲的家从前在斯拉夫人的国度。再说，就算种族有继承性，也难以设想宗教信仰有继承性，至于我，我不参加任何宗教仪式，当然没有继承犹太教……如果要说有一种宗教传统被我视作遗产的话，那就是天主教的传统。基督教的、法国的、希腊的传统，就是我的传统；我对希伯来的传统一无所知。”[126]西蒙娜·韦伊后来再也没有恢复教师职位。她后来抗拒了1940年6月2日颁布的法令，该法令规定要清查自由区的所有犹太人。她发誓：“我宁愿坐牢也不去犹太人区。”[127]
这一段傲气十足的话可以看作她的“自恨”吗？西蒙娜·韦伊常常会这样恨自己[128]。西蒙娜·佩特曼还记得，西蒙娜·韦伊的“自恨”甚至发展到了很极端的程度。1934年，她竟向贝尔谢博士（Dr.Bercher）坦言：“就我个人而言，我是个反犹主义者。”[129]这无论如何不能说明那种斯多葛主义的“爱命运”态度是对的，这种态度包含一种自在感，一种在她一直依赖的世界里“扎根”的意愿。在韦伊1940年和1941年写的那些作品中，她仍然以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传统为依托，扮演反希伯来人的希腊人的角色。尽管西蒙娜·韦伊自称是在一种不可知论的氛围中长大的，尽管她最终拒绝了洗礼，但她还是和埃迪特·施泰因一样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而她们对世界和对她们人生责任的看法，也就因此和汉娜·阿伦特有了很大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