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出版了《资本是个好东西》，是尝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直至20世纪90年代大约四十多年讳言资本之后重塑资本形成机制的一个回顾。现在这本《超常增长——中国驾驭资本的奇迹》，是想从政府和市场经济这个层面，探讨中国经济是如何驾驭资本实现超常增长的。
中国经济是如何实现超常增长的？从根本上说，是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明确方针。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重申“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更明确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
但是，在某些经济学家看来，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功，都是市场的功劳，如果没有政府的作用，可能还会更好。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人福山一度把自由民主看作“历史的终结”，有些沉迷于西方经济学的人士借着这股“西风”，更是不遗余力地批评这个“宏观调控下”，说它是半统制、半市场的畸形格局，质疑这是给“市场”设置了一个“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前提，争论究竟是在政府的作用下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还是在市场的基础上发挥政府的作用。有人就严词批判“以强势政府为主要特点的中国模式”，总是担心会“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前行”，多次强调只能是“有限政府”。
作者研究中国经济超常增长的轨迹，发现有五个突出因素：
第一个突出因素是中国延续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传统，主要是在最重要的国民经济领域和创新型国家建设领域，如过去的“两弹一星”这类重大项目，无论是建设、投资、技术引进、运行管理，乃至重要的话语权，都要牢牢地掌握在国家手中。惟其如此，中国才创造出高速铁路、超级计算机、神舟飞船空间技术、军工、核电、新一代通信标准等战略产业的辉煌奇迹。中国修建了世界上最大最好的高速铁路网、最大的高速公路网；所有能建地铁的城市都在修建地铁，上海已经修建了688公里的地铁，这是世界上最长的城市地铁线。最新的喜讯是C919大飞机在上海成功首飞。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报告，把我们的高速铁路与载人航天、探月工程、载人深潜和超级计算机一起，并称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大突破”。这个评价，高屋建瓴，令人振奋。
第二个突出因素是，我们毫不犹豫地紧紧抓住国有企业进行的脱胎换骨的改革。没有听从那些休克疗法的误导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论者食洋不化的书生之见，没有把国企“一卖了之”、全部退出竞争性领域，而是对相当部分的国有企业力推产权多元化和公司上市，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使国有控股参股公司为核心的公有经济成为市场的主体，并具有了当代发达国家现代企业的最先进的财产组织形式，当然也是最具活力的管理形式。
第三个突出因素是在发展民营经济方面，鼓励民营资本参与国有企业的改组、联合和并购，通过抓大放小，国有经济的布局结构有了实质性的变化，正如邵宁所说，主要就是“我们的国有经济从中小企业层面实现了退出”，由此推动了国退民进，也推动了民营经济的成长，而放掉的一大群中小企业恰恰为民营资本的进入和发展提供了机会。现在民营经济占GDP的比重超过50%，民营经济的就业占全国的75%，成了中国“出人意料发展的推动力量”。
第四个突出因素，是在城市化方面，城市政府突破了西方国家政府“只能管理、不应参与经济”的框框，既不同于西方国家“小政府+大市场”的经典的市场经济模式，也不同于那种强调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更不同于后来兴起的极力主张贸易金融投资自由化和国家干预最小化的“华盛顿共识”的市场经济，而是别出蹊径，通过成功地掌控中国特色的城市资本，即利用政府所控制的“土地”加上“三通一平”（指通水、通电、通路、平整土地）、“七通一平”（指“三通一平”再加通邮、通讯、通暖气、通天然气或煤气）以及基础设施的资本，我通称为城市资本，在招商引资上引导外来资本的竞争，驾驭外来资本，发展了城市经济。由此，我发现正是城市政府的驾驭资本，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超常增长。
第五个突出因素，是资本化为我们建立了一个能鼓励金融创新和持久地扩张资本的机制。
什么是“资本化”？资本化的真正奥秘就在于，如何把企业具有创造未来收入能力的资产“开发”成为资本市场上可以交换的资本。中国长期以来资本极度短缺，1990年证券市场开放，正好有了一个“资本化”的机制，给企业和市场提供了一个在银行之外直接融资的机会，通过股市融资、债券融资、资产证券化、私募和金融创新，成为分流银行资金的重要渠道。到2010年末，20年来累计为2000多家上市公司实现股本融资2.5万亿元，债券融资2.9万亿元；募集投资基金2.51万亿元，合共近8万亿元。到2015年，中国证券市场开放25周年，沪深两地已有上市公司2827家，总市值53.13万亿元。2016年度A股市值收于50.62万亿元，沪深两市市值整体小幅缩水。人们习惯于把企业上市融资说成“圈钱”。证券市场并不是“点石成金”，但由此具有了一个从市场上开发资本并能以较高的收益作为回报的机制，为经济的超常增长增添了一个重要支柱。
应该说，中国在列强环伺下，成功地运用强势政府，通过股份制改造，力推产权多元化和公司上市，改革和发展了具有强控制力的国有经济，从无到有地扶植非公有制经济，成功地掌控城市资本驾驭外来资本发展城市经济，从容应对加入WTO以后国际竞争的严峻挑战，正是强势政府驾驭资本推动市场发挥了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而且，正因为计划经济时代有30年对讳言资本的抑制，改革开放后重新认识了资本，这才有了这三十多年政府、企业一齐忙于引进资本和扩张资本的驾驭资本的活动，推动了这二十多年中国经济的超常增长。
至于强势政府有什么负面影响？我以为，最大的负面影响就是60年的工农业产品价格上的剪刀差和2.7亿农民工不能市民化，没有公平地对待8亿农民这个最大的弱势群体。还有追求经济业绩，忽视了对环境的保护，助长了污染，乃至区域分割，割裂了全国统一市场。
同时，必须强调指出，政府的强势并非一成不变。政府在强力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之后，要懂得退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按照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全面的说法，就是“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但是，中国的强势政府是从计划经济的全能政府演变过来的，它在干预经济方面，往往存在着一种过度干预，即所谓错位和越位，或不懂得退场的毛病，这是中国的强势政府与生俱来的某种惰性，或者说是固有弱点。因此，我们在正视强势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也必须正视这种惰性或固有弱点。我以为，正如西方在政府干预上往往有画地为牢过分犹豫的惰性一样，中国则往往有政府当家惯了、干预过多和不愿退场的惰性。中国和西方国家在完善市场经济方面都必须克服各自的惰性。
还要看到，最近这1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中有一个新的特点，即具有中国特色的高速铁路加城市群，充分发挥了级差收益原理在产业结构高度化方面的作用。以长三角的无锡市来说，2011年无锡的人口是467万人，2015年达到651万人，4年增加了将近一半的人口，这都是得益于高速铁路推动了长三角大城市、特大城市产业结构高度化带来了无锡市的地域扩大和经济繁荣，因而才带来了人口的增加。但是，在经济学界，很多谈论经济增长的文章却很少谈到高速铁路加城市群和级差收益原理在产业结构高度化方面的推动作用，几乎成为当前经济研究的一个盲点。应该说，正是在这个方面，给有志研究者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本书的出版，要感谢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荣卫红女士不辞辛苦，特别是对本书书名反复商讨，提出不少宝贵意见。还要感谢郑捷同志为本书穿针引线，侄女邵鸣为本书出版奔波，在此一并致谢！
是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