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梦学有幸遇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他的记者生涯刚开始就遇到采访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见证了“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全区经济建设”的大讨论，这使他受到强烈震撼并影响了他的一生。
梦学开始很紧张。会上对包产到户究竟是“灵丹妙药”还是“救急药水”，或者还是“挖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墙角”，目前的社会现状究竟是“一大二公”还是“一穷二空”，是“三级所有”还是“一无所有”，现在出现的农副产品交易现象究竟是“社会主义的草”还是“资本主义的苗”，等等问题，展开了有理有据、针锋相对的讨论，且每个发言者都严肃认真，都对社会主义怀有深厚感情。会后他深有感触地说：“这次会议，让我亲身经历了共产党敢于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勇于纠正错误的大无畏精神和优良作风，真真切切地感到党的光荣、正确、伟大。”
会议结束，梦学写下新闻报道，写下了广播内参，还写下了个人日记。
就在包产到户搞得如火如荼的1980年夏天，梦学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被分配到省电台记者部工作。台里考虑梦学是学新闻的科班出身，既需要到基层锻炼，又适应改革开放形势的迫切需求，便派他到万县地区当驻站记者。
开初，梦学考虑自己是新闻新兵，希望单位派个老记者以老带新，自己好好学习。不想各地各条战线飞速发展，新闻事件如雨后春笋，新闻记者供不应求，梦学只好独立出征。一到记者站，梦学就扎进农村搞调查研究，采写报道。谁知到站不到十天，梦学就收到列席地委全县书记大会（简称“县书会”）的邀请通知。
梦学收到邀请通知，十分紧张。
离开会时间还有足足半个小时，梦学就早早来到会场。他观察会场，共分三层座位，中间是长方形的大会议桌，有二十来把靠背座椅，第二层是长条桌拼成的参会圈，坐三十来号人，第三层没有桌子，有四十来把椅子紧靠四面墙。梦学选择了第三层，在两墙相交的角落的位置坐下，老老实实的像个刚入学的小学生，非常拘谨地坐在那里。他，非常明白自己的身份：一是自己还是刚“脱帽”的普通农民；二是就算自己是科员，也只是个起步科员；三是虽说自己是个党员，但也是个刚入党不久的新党员。梦学还在忐忑不安时，地委阳书记宣布开会了。
阳书记宣布：“同志们，现在正式开会了。这次会议，是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的又一次重要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地委、行署领导和全地区各县县委书记、县长以及地委、行署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加上列席会议人员共八十多人参加。会期初定四天。会议有三大议程，一是汇报上次会议以来，各县的贯彻情况及工作现状；二是继续‘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展讨论。大家畅所欲言，厘清我们的思路，确定全区下一步工作重点，尤其是农村工作重点及主要目标。三是集中大家的主要意见，形成统一的工作部署。”阳书记最后强调：“党的三中全会和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以来，一个畅所欲言的风气形成，希望大家在发言讨论的时候，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我们在此次会上不抓辫子，不打棍子，通过争论使真理越辩越明，通过讨论达到最终意见的基本统一。”
阳书记宣布“现在开始汇报发言”的话音刚落，开州县的张书记第一个抢先发言：
“上次会议到现在这半年来，开州县的情况非常好，从整体到每个公社大队以及各生产队，人民群众的干劲空前高涨，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现在，我从五个方面进行汇报。第一，当前的春种夏收，具体看，今年春耕动手早，田土耕作细，肥料农药准备充分，真正是人勤春早。人们干劲大，加上管理到位，今年夏收作物增产百分之三十，已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包产到户责任制的确是一服‘治懒治穷致富’的‘灵丹妙药’。第二，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群众，对包产到户举双手拥护，从心眼到骨子里拥护，还编了许多赞美责任制的顺口溜，县委宣传部已经收集了几十条。因时间关系，这里就不一一列举，我们已将此打印出来，送给各位领导阅读。第三，不少地方出现了许多新生事物。东坝公社一个社员还递交了申请书，希望买一辆北泉牌汽车搞运输；桃溪公社还有几户农民集资办起了小水电站，除了发电照明，还办起了加工厂，让千百年来白白向东流的河水，造福于群众。第四，汇报一下全县各级干部对责任制的充分认识以及他们的精神面貌和工作状态。第五，我们要用一分为二的态度，分析当前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以及解决的办法和打算。”
张书记的发言，层次清晰，有理论有观点，还有实际案例，整整汇报了一个半小时。概括起来，他的主要观点是：“包”字下乡，一切皆活，人活、地活、思想活，形势大好，再接再厉，继续前进。
开州县张书记发言的话音刚落，忠县的武书记马上接过话头。他说：“我实话实说，上次县书会后，我们县委的态度是，既没有花大力气去动员搞包产到户，也没有刻意去制止，而是充分尊重群众的意愿，没有搞一哄而起。我们让两种生产模式进行对比，然后得出最终结论。盲目下结论，往往容易出问题。盲目下结论，往往容易犯片面错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们不能说责任制一好就是百好，好到了极点。我本人亲自到新立区的白家公社一线天去考察过，那个大队有两户吊远户社员，虽说他们是人民公社社员，但从来就没有让他们交过公粮和集体提留，山上的土地也由他们随便种，比包产到户还自由，是实际上的单干户。可是，这个包产到户多年的两家人，可以说还是家徒四壁，一张饭桌都只有三条腿，五个人只有五个碗，连个招待客人的多余的碗都没有。当然，这样的人家可能也没有客人上门。看到这样的家庭，我这个共产党的县委书记就无地自容，心里很难过。我想，这样的人户，别说吃包产到户的‘灵丹妙药’，就是神仙的‘神药’，也无济于事。所以，我们不能把包产到户吹到顶，吹上了天。当然，我也不是全面否定包产到户。从局部地方，从当前情况看，包产到户的确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眼前也增产增收，但我们从长远来看，究竟它是‘灵丹妙药’，还是‘救急药水’，还有待实践的检验，不能武断下结论。我个人认为，说包产到户是‘救急药水’，更为恰当。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也是我担心的第一点。我最担心的是第二点。那就是包产到户，冲击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济体制，那是要解体社会主义，尤其是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我们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要走集体道路，实现共同富裕。集体经济的基础都没有了，根基都没有了，还能共产富裕吗？我也是受党多年的教育和培养的人，对党对社会主义非常有感情，就像有顺口溜说的‘辛辛苦苦几十年，一下退到解放前’，这一下又回到一家一户的小生产者的模式，跟解放前有什么区别？叫我真担心，真苦闷，真痛心啦！”说着说着，武书记的声音有些沙哑，有些颤抖，眼眶里已渗出泪光。
武书记停顿下来，稍微稳定一下激动的情绪，接着谈他的第三个问题，那就是一些地方无序承包，显得乱糟糟的，村民们争耕牛，分大型农具，自主过了头，不听区社领导的指挥，出现无政府状态。“我可能说得严重了一点，但我们要看它的发展苗头，预测到它的危险性，这是我们领导干部的责任。”
接下来的发言，基本上都是张书记和武书记这两种主要观点，只是表述的方式不同，所列举的例证、材料不同，都是有概括，有典型，有观点，有论据。两种观点截然相反，针锋相对，似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总体还是支持包产到户者占上风，而且是在“和平”论战、友好讨论的气氛中进行的。
全地区九县一市，共十位书记，白天发言的时间不够，晚上加班汇报，会议一直开到晚上十一点。
第二天，会议进入深入讨论阶段，当阳书记宣布会议开始，自由讨论开始时，又是开州县的张书记第一个冲锋陷阵。他说：
“各位领导，各位同人：地委领导花如此大的精力来开这次会，给我带来了强大的动力和压力，迫使我结合这两年的工作实际和体会，谈谈自己的思考、认识和打算。有的观点可能尖锐和偏颇，好在我们都是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对事不对人。我想谈的关键问题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伟大的历史转折点，是历史发展的机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给了我们强大的思想武器和工作指导方针，用这个思想武器来检验我们的工作，判断是非，才不至于迷失方向；用这个武器来分析，我们过去许多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有人说包产到户责任制，破坏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这个观点是去年《人民日报》登了张浩来信后，反响最大、影响最广最深的。但是，张浩的文章只是泛泛而谈，完全没有充分的事实来证明他的观点，更没有用事例来说明现状。‘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指的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这三级。请问，这三级所有，他们有什么？公社所有，实际上公社是一无所有；大队所有，有吗？徒有其名；队为基础，队里有吗？许多生产队穷得连买根拴牛绳都没有钱，这个基础牢固、扎实吗？多年来强调的‘一大二公’，怎么样？实际上是‘一穷二空’，老百姓穷，集体财产空，财政入不敷出。‘一平二调’、‘平均主义’的结果是，‘均’走的是有形物质财富，调走和抹杀的是无形的精神力量。几十年奋斗的现状就是如此，那我们为什么非要抱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个僵尸，捧着有名无实的‘空牌位’不放，还一个劲地为它‘守灵’、唱‘挽歌’呢？
“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对‘文化大革命’，我们党都有勇气和魄力，大胆纠正，彻底拨乱反正，难道已被证明走不通的‘大锅饭’，就不能动、不能改吗？当年农村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到处砸锅灭火，消灭一家一户的小锅小灶，‘大锅汤’灌得不少人患水肿病，结果办了不到一年，就果断悬崖勒马。如果一意孤行办下去，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后果，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了人民，知错就改，才是彻底的马克思唯物主义者。
“去年广汉县摘下了向阳人民公社的牌子，改称为‘广汉向阳乡人民政府’，难道就只是一个名称区别吗？我个人认为，就是要改变‘一大二公’、‘一平二调’的核心内涵。
“恕我说得直白一点，改变人民公社的名称，换掉人民公社的牌子，它的实质就是要否定那个挖肉补疮的‘一平二调’和徒有虚名的‘三级所有’、‘一大二公’。实行承包责任制的农民，虽然依旧是农民，照样是下地种庄稼，但有根本的区别。集体生产是计划经济，上级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劳动产品分给你多少就是多少，没有支配权。而责任制后的农民，不再是被任意指挥的劳动工具，有了自主权、劳动产品的享受权和支配权。享受自主权的农民，可以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劳，‘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责任制，就是承认人的智慧、勤劳和付出的差别，尊重人的自主权，从而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积极性。人的积极性一旦调动起来，就会产生无穷无尽的力量。
“其次，‘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句时髦的口号，看起来很革命，其实‘左’得出奇，‘左’到了极致。只要是大地上长出来的，无论是‘草’还是‘苗’，都是社会财富，都可以利用它来服务于人类。可现在倒好，资本主义的尾巴也割了，‘苗’也铲光了，甚至是连屁股上的‘圆尾肉’都割了，割得‘寸草不长’，割得鲜血淋淋。现在是铲‘苗’、割‘尾’的办法特多，措施也坚决，扶植社会主义的‘苗’办法极少，还怕这怕那。可结果是，资本主义的‘苗’是没有了，社会主义的‘草’也没长起来。无论是‘草’是‘苗’，总该让它长点东西，总不能让它一苗不长、寸草不生嘛！
“再次，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我们可不可以来个逆向思维——资本主义讲求物质财富，难道没有财富就是社会主义，贫穷就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探索了多少年，社会主义怎么走还在探索中。起码一点，‘人是铁，饭是钢’，连肚子都填不饱，岂不是十足的空想主义、虚无主义？人民群众不饿饭，才是最大的现实主义。何况，社会主义道路还需要不断地探索、实践、完善。
“最后一点，我想顺便说一说，在改革大潮中遇到一些细节问题，个别语言文字问题，没有必要争论和纠缠，强调百分之百的精确。比如，包产到户究竟是‘灵丹妙药’，还是‘救急药水’，这是群众的创造发明、生动的比喻。不管叫什么，包产到户就是目前广大农民的一条活路，是真正出路。我看，无论是叫‘救急药水’，还是叫‘灵丹妙药’，只要是能治好群众的饥饿病，就是好药，就是良药。管他黑猫、白猫，抓得住耗子的就是好猫。也许，我们现在称的‘灵丹妙药’，将来只能称它为‘救急药水’。任何一项重要决策，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都只能发挥阶段作用，但其功绩是不灭的。至于反面例子和典型，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有，哪里都找得到，关键要看是少数，还是多数？是主流，还是支流？谁是主要矛盾，谁是次要矛盾？同样是去年，《人民日报》登了张浩反对包产到户的来信不久，又登了范敬宜的新闻述评，题目叫‘分清主流和支流，莫把开头当光头’，就给了我们极为深刻的启示。
“最后，谢谢大家，我说得不对的地方，请各位领导批评指正。”
张书记整整讲了九十分钟，有观点有事实，深入浅出，很有针对性，很有杀伤力，不少到会人员点头认可，认为他不愧是当过理论教员的。
随后，各参会的县委书记、县长和地属部门的领导都争先恐后地发了言，还提出了不少合理化建议。
会议最后一天，先由地委和行署的各位领导发言，最后由地委阳书记做了总结，充分肯定大家思考问题深刻、思想活跃，能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与会人员基本上统一了思想，认为责任制是当前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一种最好形式，应该放手让群众去试验，去探索。会后，地委将大家的意见集中形成一个《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推动全区工作》的文件，下发全区各级贯彻落实。
第一次参加这样重要会议的梦学，既高度紧张，又特别亢奋。很多第一次听到的名词术语、政策提法，他需要全方位吸收、理解和消化；许多重要的观点、立场，他需要尽量不漏记、遗忘。四天会议，他克制自己少吃东西不喝水，免得上厕所耽误时间，漏听了领导们的高水平发言。
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梦学就向台里发回了两篇稿件。一篇是《畅所欲言解放思想，坚持实践标准进一步搞好全区工作》的消息，作为公开报道；另一篇是《一些县委书记对包产到户的认识和态度》，作为内参报送上级领导。
除此外，梦学还写下工作后的第一篇个人日记。
梦学本打算参加完这次会议，完成这次报道任务，就回家看看父母，没想到很快就接到记者部领导打来的电话，转达了台长的表扬和鼓励，说他有新闻敏感，善于抓住改革开放后的新生事物，能吃苦耐劳，写的稿件质量也不错，希望他再接再厉。
领导的表扬和肯定，让向梦学有种旗开得胜的兴奋感，受到极大的鼓舞。于是，他决定推迟回家，又连续写了十多篇报道，才回到县城，邀约哥嫂和侄儿，利用星期天，陪他一起回老家看望父母。
回到家里，向妈左看右看，觉得儿子除了老成了些外，其他没有什么变化。脚上穿的解放胶鞋，下身穿的蓝布裤，上身穿着灰色涤卡做的四个包的干部装，那是宁静送给他的。那对比一般人阔大一点的“招风耳”，好像更肥大了一些。诚然，这对“招风耳”，与他的职业十分匹配，而今他成了记者，他需要广集信息，倾听多种声音。这对“招风耳”，很像无线电接收天线，这正合广播记者的要求。这一番打量之后，老妈对儿子的抱怨早已飞得无影无踪，一会儿问他住在哪儿，一会儿问他当记者到处跑辛不辛苦，一会儿问他大学毕业的工资是多少？梦学最害怕老妈问个人问题，但还是逃避不了。老妈问：“你同宁静的事到底有没有结果？你看，你的同学汪三毛的大孩子都在读小学了。你的弟弟梦功，孩子都是一岁多了。你的妹妹梦响，很快也要当妈妈了。你都快满三十岁了，还是一个人，好不让人省心。”
听到婆婆介绍梦功的孩子，春香迫不及待地插进来，叫孩子赶快喊“二伯”，边说边把孩子往梦学身上推，让他抱抱孩子，说让孩子沾沾书生气，向二伯学习，将来也考大学，当城里人。孩子被陌生人吓得哭，春香骂孩子“没出息，说不定长大又是个小农民”。
梦响在一旁站了半天，终于插上了嘴：“二哥，你看我们家五兄妹，就你们前三个有出息，跳出了农门。大哥转业当了官，姐姐嫁人进了城，你考上大学现在成了大记者，只有我和三哥这辈子都只能‘修地球’、当老实农民了，就我俩的命最苦。”殷智上前和梦学握手，说了声“二哥好”。
梦功说：“我真佩服你们当记者的，就这么会钻会找，当年我是几进几出，才发现桃溪河可以修电站，而你才当几天记者，就发现了这件事，还写得那么生动实在，引起那么大的反响，看来你真比我有本事。我该感谢你在文章中表扬了我，你也该感谢我的老丈人热情招待你。”梦功边说边流露出几分得意的神情。
向安隆不急着同梦学多谈，只先打了个招呼就去同梦军交谈了。他是一家之主，自信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何况梦学从小就是他最喜欢也倾注了最多心血的儿子。待梦学应付完其他家人后，他才把梦学喊到自己身边坐下，询问了解梦学这四年的学习和这次毕业工作的分配情况。他从谈吐交流中发现，梦学爱学爱思考的习惯不但没有变，而且看问题比以往更加沉着老练和深刻。于是，他把梦功、梦军又叫到后堂坐下，父子四人开启了无主题的家庭讨论会，聊起当前的土地承包责任制的状况，以及当地出现的大好形势。父亲说：“中央为什么迟迟没有一个文件表态，也没有一个中央领导明确站出来表态支持，来统一全国干部群众的思想，免得下面争论来，争论去。”
梦学说：“其实，中央早就表态了。在全国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就是最有力的间接表态，就是强调不唯书、不唯上，要唯实，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次讨论就是从理论入手，从思想发动，达成‘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共识。这就是说，是对是错在实践中检验；是对是错用事实说话。包产到户，明明白白增产增收，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铁的事实证明是对的，难道还用怀疑吗？我看，有了真理标准的讨论，有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央迟早会为包产到户责任制正名，下发文件肯定和鼓励。”
梦军也接着说：“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从来都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包产到户责任制，经过几年的实践检验，效果相当好，条件已经成熟了，相信中央很快会下发文件，给它盖棺定论了，用不着顾虑这，顾虑那，不会犯错误的。”
父亲说：“那好，我也用不着担心犯错误给你们后辈找麻烦了。现在我们向家就这么定型了，梦军和梦学只要好好工作，将来会有前途。尤其是梦学，有大学文凭，人年轻，更应该为农家子弟争口气。梦成虽然过得平淡，但衣食无忧，现在终于有了自己的孩子，将来也无后顾之忧。梦功就只有扎根包产地，继承向家祖业，接过这向家老屋，支撑起这个家。梦响已结婚安定下来，殷家是个靠得住的人家。原来，她总想跳出农村，总是东想西想。她被清退回来以后，断了她的梦想，再不东想西想了。但从她骨子里来讲，她是个比较泼辣的妹子，同殷智组成家庭，两个人今后可能会在农村搞出点什么名堂出来。”
梦军和梦学都希望父亲注意身体，要多休息，不要过分劳累。
午饭过后，梦学要去拜望他的儿时朋友汪三毛。汪三毛同梦学同年生，从穿开裆裤起，在一起玩，一起上学，一起进滚戏水，一起读到初中。汪三毛没有再读高中，回家劳动，不久结婚。梦学读高中遇“文革”没升学，回家参加集体劳动，两人又天天在生产队劳动相会、吹牛谈天。梦学考上大学向他告辞，汪三毛说：“从今以后我们两个就是两个天地的人，你就走好你的阳关道，我就过我的独木桥了。”梦学回答：“岂敢，岂敢，你我永远是朋友！”
梦学这次去看汪三毛，老远就看见他正在屋前的皂角树上，准备去掏鸟窝，两个一高一矮的孩子，两眼直愣愣地看着，等待着“战利品”。梦学看到汪三毛爬树时的身手，说：“你爬树的童子功依然不错嘛！”
“不行了，现在老了，已经爬不动了。”汪三毛回答，接着就问：“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我现在该喊你叫老爷呢，还是叫你迅哥儿呢？”
“我是迅哥儿，难道你就成了闰土，现在还有闰土？”梦学反问。
“时代虽然不同了，但闰土依然活着，而且还不少。”汪三毛说。
“看来你对鲁迅的《故乡》一直念念不忘，对他笔下的迅哥和闰土念念不忘，才有情趣同孩子一起掏鸟窝。”梦学说。
“我俩读中学的时候，不是都很喜欢《故乡》，都有一起捉蟋蟀、捕知了的经历吗？可今天，不是真的一个成了城里的老爷，一个还是苦苦挣扎的闰土吗？你我两个现在真的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哦。掏鸟窝，不也是一种苦中寻乐的打发吗？”
“大孩子是我还在家的时候就生了的，估计八九岁了，小的几岁了？”
“小的才两岁，刚刚躲过独生子女政策。其他的我都不如你，就这一点我比你强。你就是现在马上结婚，也只能生一个了。带两个孩子苦是苦点，但多一点乐趣，多一份保险。在农村，除了干苦活，就是男人和女人那些事，所以闰土一口气生了五六个孩子。如果从闰土时代就搞计划生育，中国也不会有这么多人，搞得地球叫苦连天啦！我响应政府号召，公社计划生育手术队已经把我劁了，我现在跟太监差不多，不是资格的男人了。不过，同老婆睡觉没问题，‘只开花，不结果’，免得给干部和政府添麻烦、自己也讨不到清静。这叫‘利国利民’啦！现在生多了，不但政策不允许，自己也难养活哇。就我现在两个孩子，我都不敢希望他们将来能成为迅哥儿，只求闰土不再绝后呀！”
走到县城、省城，走到京城，《故乡》、闰土、汪三毛，始终在梦学脑海中浮现，一直挥之不去，与他一生的记者生涯，始终形影不离！
梦学更加坚定了他搞好“三农”报道的信心和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