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斧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诗人，是著名的“七月派”诗人中年龄最小的一位；木斧也是一位小说家、戏剧家。认真地说，也可以算是一位书画家，在我看来，他的书画不做作、不追新逐奇、不炫怪，自然流畅，刚劲有力，特点鲜明，非今日那些所谓大师级的丑书怪画家所能比拟；他还是一位受人喜爱的京剧的著名票友。木斧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从他出生的1931年算起，到现在他已经是一位八十八岁的高龄老人了。按照中国传统的记龄方式，他已超越“米寿”，跨入八十九岁的年头，奔九了，是名副其实的长寿老人了。但从他不时自成都给我打来的电话中，我却从来没有从声音中感受到他哪怕是一丝一毫的老态。他的声音永远是那样的洪亮，那样的爽朗，那样的充满激情，在激情中还不时携带着永不褪色的幽默。我还从他不时寄来的他的诗、画、文集和关于他的研究文章的结集中，感受到他旺盛的创作活力，感受到他热爱生活的蓬勃激情。我从来没有想到他的年龄，每一次拆开他寄来的厚厚的信封，翻阅他一本又一本新作，我总是怀着一种敬佩之情。这是一位具有何等旺盛的生命活力、创作激情的文化老人啊！
我记得，认识木斧先生，是在1986年四川万县师专召开的何其芳学术研讨会上。那时我是成都师专的一位青年教师。在会议安排的讨论会上，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位中等个子、敦敦实实的中年人，四方大脸，眼睛总是眯着，一张大嘴也时常紧闭，嘴角还经常向下耷拉着，似乎无论对什么人、说什么话都是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他自己也很少发言说话，因此也就显得特别严肃，特别威严，特别让人感到有点官气，让人难以接近。我琢磨着，这人一定是一位不小的官员吧！于是在会议休息时间，我走到他面前，说：“这位先生好严肃哟！一看就是当官的。”说这话的时候，我本来是准备好不被他理睬，或者是挨几句训斥的，谁知道，他听了后，咧开嘴巴一笑，说：“哪里是什么官哦，天生一副垮嘴角，没啥子严肃哦！”这话一说，我就感到他满天的乌云一下子散开了，满脸生动，活力四射了。我突然感到，这其实是一位很平易近人的长者，一位和蔼可亲、幽默有趣的人物。
就这样，我们认识了。知道他的工作单位是四川文艺出版社，是位编审，还担任着副总编的领导职务，也还是一位诗人。后来又从其他人那里知道了他的坎坷经历，曾经因为被定为“胡风分子”，几十年吃尽苦头，1982年彻底平反后，又努力把失去的大好时光追回来，重返诗坛，成为一位颇具代表性的“归来诗人”，因此又对他油然生出许多敬意来。此后也就有了来往走动。我后来担任四川省师专教育学院现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要编一套《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就想到请他写序，他欣然接受，并且很快就送来了稿子。有一次，他告诉我说，四川文艺出版社准备出版一套写作丛书，问我愿不愿意试试承担一本。我当然是求之不得。在他的帮助下，我的《典型创造寻踪》得以出版。那是我的处女作啊！随着交往越来越多，我对他的了解也就越来越深了。也越来越感到亲近、亲切。1991年，他到了离休的年龄，我那时就发下心愿，要为他写一本传记，记录他坎坷而又不懈奋斗的一生，记录下他对于诸多青年人的关心和帮助。经过两年多的时间，我写出来《木斧传》（初稿），交他审看，他看后只是对一些历史事实做了订正，补充了一些材料，就将稿子交给我了。他说，对于作品的评价，他不会说什么，那是应该由评论者自己去把握的事情。
我当然知道，这个初稿还需要进行大量的修改工作。当时自己掌握的关于木斧的材料远不充实，木斧生平经历中的许多方面均未能涉及。因此，决定再下大功夫补充材料，进行修改。但是很快，我决定南下深圳，在南山区教育局谋得一份工作，就把家中所有的文献资料全部打包，装上一个载重十吨的大集装箱南运。
我当时到深圳工作，物质条件是很差的。我们一家三口最初只居住在一个六平方米的小房子里，一到下雨天，外面刚刚从蝌蚪蜕变过来的小青蛙还拖着长长的小尾巴就蹦进房间，一不小心就可能踩着它们；有时，还有南方地区常见的爬行类动物爬进屋里，吓人一大跳。这样的生活条件下，我只得把书籍和一时用不着的生活用品寄存在一所小学的库房里；以后条件虽稍有改善，但是也无安放书桌的条件，更不说是布置一间书房了。这样，当然没有可能把运来的书拆包、上书架了。补充修改《木斧传》的想法只能搁置。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一搁置就是二十四年。
现在我的生活条件当然比我刚刚南下时好了许多，但我的工作也从大学文学教师转向了基础教育、高职教育的行政事务，与文学研究绝缘了。再加上人大、政协的一些工作和党派工作，确实是十分烦冗的。文学研究对于我来说，确实只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了。所以一直到2014年离开工作岗位前，所有的关于文学、文化的书，均未曾开包上架，《木斧传》的初稿自然也就躺在一捆一捆的书中休息了。但是和木斧老先生的联系还是断断续续。我记得，我借回成都公干的机会，曾经三次到他离休后的“沐虚斋”去拜见他。木斧老先生也未忘记我这个在遥远的海滨生活、工作的异乡游子。一有作品出版，他总是题上诸如“效民兄正之”之类的客气话，再慎重地题上自己的名字寄给我。看着他那龙飞凤舞、刚劲有力的题签，我的心中十分感激！我感受到了来自西蜀的浓浓的情意。在这个时期，我也时时想起那本未曾完稿的《木斧传》的初稿。但是，又觉得这么多年过去了，一定会有比我更合适的作者来为木斧立传；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写得比我好。期间也曾听木斧老先生说起，有人为他写传记的事情，他还开玩笑地说，是不是把你写的那个初稿卖给我呀？真是抬举我了！我当然有些诚惶诚恐，很有些汗颜了！但是因为要找出不知道藏在哪个书包哪个箱子里的那个初稿，实在是困难重重，所以也就没办法交出初稿了。但是我由此更是期待新的《木斧传》早日出版面世了，由自己来完成《木斧传》的想法也就彻底打消了。
2013年7月，我又收到木斧从成都寄来的一本书。书名是《论木斧》，由他的朋友李临雅和余启瑜选编。在扉页之前的空白页上，我看到他专门写的几句话：“张效民先生惠存。有了这本书，便可以免出木斧评传了。木斧2013年7月。”看到这段话，我深感惭愧！也才知道，我一直期待由他人写的《木斧评传》仍然未能出版。但是我那时也正忙于冗务，也无法分心来完成《木斧传》的写作。2017年10月，由李临雅和余启瑜选编的《再论木斧》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我又收到木斧老寄来的这本书。不过，这次他没有在书中写什么“正之、惠存”之类的话了。我是从寄书邮件熟悉的字迹中认出是他寄的。不几天，他又来电话询问我是否收到这本书。可见他对于这本书的重视程度。对他的赠书，我向来是认真读的。在书中所附的《木斧著述选载》中，由他写的一篇《我的文学生涯·木斧简传》中，我读到这样一段话：“我还活着，可是有几个文学评论家愿意为我撰写评传，要我提供资料，我也提供了一些。例如深圳的张效民、重庆的蒋登科、广西的吴立德，他们为我撰写的评传，我也读过一些片段，由于种种情况，最后都没有出版。原因主要是我觉得我不够格，而且他们的文风与我的文风不同，难于取舍。”他又说，“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非名人也可写传。我自己为什么要找别人来写呢？我自己为什么不可以写呢？”所以就有了他自己写的这篇《我的文学生涯》。确实是一篇很好的自传。资料真实准确，确非他人可以比的。但是承他赐我一顶“文学评论家”的帽子，我实在是不敢当；但也受到深深的刺激。觉得很对不起木斧老先生、木斧老人。这几年我已经退出现职岗位，虽说也还有一些活动要参加，有一些工作要做，但是可以由自己安排的时间确实多了。再加上我的居住条件改善了，有了一间书房，从成都带来的书也排列上架，当年写的《木斧传》的初稿也被翻出来了。应该说，修改完成《木斧评传》的条件已经具备了，我写一本《木斧传》的心愿可以完成。
这样，我就以初稿为基础，做了大修大改，补充了一些材料，尤其是他离休之后的一些材料，也补写出来了。较之于当年我写《木斧传》初稿的时候，现在能看的材料已经丰富许多了。我也考虑到自己脱离文学研究二十余年，对于文学界的时风十分隔膜，自己素养不足，无力对于他的创作进行深入全面评价，只是结合个人一些肤浅的认识，做出一些评说，试图借此形成对于木斧生平事迹和创作的完整印象。但是木斧看到稿子后，仍然觉得应该成为“评传”，那就叫评传吧。现在我将这个稿子呈现在读者面前，算是完成了我的一个心愿，也是对于我和尊敬的木斧老人几十年交往的一个纪念。
我知道，木斧老人身体强健，具有强大的生命活力，虽然已届米寿之年，但是茶寿可期。生命不息，创作不止，精彩不已。木斧，这位跨世纪的老诗人、小说家、老画家、老票友、老顽童，必将给我们继续增添无尽的故事、无尽的精彩，因此，我这本评传仍然是一本没有结尾的评传。
我当然明白，这本《木斧评传》还存在诸多不足、诸多问题，这些缺陷和不足，只有期待未来哪位作者去弥补了。我期待着在不久的将来，能有更好、更全面的《木斧评传》面世！也衷心祝愿木斧先生更加健康长寿、更加丰富精彩！
2018年2月26日初稿于深圳南山西丽湖畔2018年8月10日再改2019年6月19日改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