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泊
一
梁山泊，文献也作梁山泺，是《水浒》赖以展开的主要场景。小说描写道：“济州管下一个水乡，地名梁山泊，方圆八百余里。”“（石碣村湖荡）紧靠着梁山泊，都是茫茫荡荡芦苇水港。”“须用船去，方才渡得到那里。”梁山泊因《水浒》而驰名中外，但这部名著拍摄电视剧时，因水泊已经干涸，便不得不借助无锡太湖的湖光水色。那么，历史上的梁山泊究竟风貌如何呢？
梁山原名良山，据说因西汉梁孝王曾在这里打猎，故而改称梁山。梁山以南原是大野泽旧地，其北则与黄河下游平原相连。五代后晋开运元年（944），黄河在滑州（今河南滑县东）决口，河水东漫数百里，积水环绕着梁山成为巨大的湖泊。北宋天禧三年（1019），黄河再次在滑州决口，水泊面积继续扩大。庆历七年（1047）韩琦出知郓州，路过梁山泊，有诗写水乡泽国的浩渺，与小说的叙述已能相互印证：
巨泽渺无际，斋船度日撑。
渔人骇铙吹，水鸟背旗旌。
蒲密遮如港，山遥势似彭。
不知莲芰里，白昼苦蚊虻。
熙宁十年（1077），黄河在澶州（今河南濮阳）再度决口，注入梁山泊，湖水面积达到了最盛期。当时，梁山泊的生态环境十分和谐，荷花满望，渔歌和唱。苏辙路过当地，恍然有置身江南的感觉，写下了一组《梁山泊见荷花忆吴兴》的绝句。后人一读之下，也不难想见那时的风光：
花开南北一般红，路过江淮万里通。
飞盖靓妆迎客笑，鲜鱼白酒醉船中。（其四）
菰蒲出没风波际，雁鸭飞鸣雾雨中。
应为高人爱吴越，故于齐鲁作南风。（其五）
然而，据《邵氏闻见后录》说，其时恰逢王安石变法，急功近利，有个小人趋炎附势，迎合道：“把梁山泊八百里湖水放掉，建成农田，那获利可就大了。”王安石见他尽出馊主意，一笑之后，慢悠悠地说：“这个办法好倒是好，不过，那放掉的水哪里安顿呢？”在座的刘攽讽刺道：“在旁边再凿一个八百里的湖，不就得了？”有人以为这是反变法派编造的政治笑话，但这一动议似乎不是空穴来风。苏辙还写了一首《梁山泊》诗，自注指出“时议者将干此泊以种菽麦”，诗中表达了他道听途说后的担忧：
近通沂泗麻盐熟，远控江淮粳稻秋。
粗免尘泥污车脚，莫嫌菱蔓绕船头。
谋夫欲就桑田变，客意终便画舫游。
愁思锦江千万里，渔蓑空向梦中求。
可见，那个故事还是有相当的真实性，而梁山泊在熙宁河决以后方圆达八百里更是无可怀疑的，小说的记载并非齐东野语。
二
在山东平原上，有这么大的湖泊，对国计民生的影响当然不小。莲藕是这里主要的出产。早在大中祥符九年（1016），当地粮食歉收，“梁山泊生藕根蒲穗，民掘捣为面，颇济乏馁”，赖此度过了灾年。而据苏颂说，每年夏季，梁山泊都出产大量莲子，仅运达曹门外的就有百来车，“锤取莲肉，货于果子行”。如果在平常年景，正如刘跂在《梁山泊分韵》诗里所说，“从今鱼易得，居与水相通”；“饱有雕胡饭，香无锦带羹”。梁山泊贡献了丰美的谷米和鱼鲜，济州、郓州的农民也都“赖其蒲鱼之利”。而官府则“立租算船纳直”，即按船只交纳租税，若有违犯，就以盗贼论处。徽宗末年，李光在一个劄子里指出，设立不久的西城所对梁山泊周围的京东地区加强了搜括勒索：“蒲鱼荷芡之利，皆日计月课，纤悉无遗，遂致泺傍之人无所衣食，强者结集为寇盗，弱者转徙乎沟壑”，一针见血地揭出了梁山泊“寇盗”不绝的深层原因。
北宋末年，梁山泊一向被视为“盗贼”的渊薮。元祐元年（1086）前后，有个叫作黄麻胡的在这里闹事，芦苇荡成了他的保护屏障，即便县老爷派人竖起长梯以“窥蒲苇间”，也久剿无效。蒲宗孟出知郓州，禁止当地人乘小船出入水泊，以绝其粮食，这才迫使这些啸聚者散伙。然后，他严刑峻法，即便小偷小摸，也斫断其足筋。这样，“盗贼”虽然销声匿迹，“而所杀亦不可胜计矣”。不久，这里又成渔者盗窟。崇宁四年（1105），许几任知州，命渔民十人为一保，结队晨出夕归，否则一经告发，就穷治严惩。任谅任京东提刑，当地渔民“习为盗”，他先采取保伍之法，在编入名籍的渔船上刻以记号，否则不准入水泊，再划分濒湖各县的治安区域，案发，督吏搜捕，“莫敢不尽力，迹无所容”。
据《夷坚志·蔡侍郎》说，蔡居厚知郓州时，“有梁山泺贼五百人受降，既而悉诛之”。蔡居厚是政和八年（1118）由郓州卸任的，杀降还要早于这年，有人认为他杀的就是宋江等人，根据似乎不足，因为宋江受招安已是宣和三年（1121）。包括杀降在内的这些措施，治标不治本。只要社会基本矛盾不解决，梁山泊的“盗贼”问题也只会愈演愈烈。果不其然，大约在蔡居厚杀降的一二年后，宋江便在这里演出了威武雄壮的活剧。
三
宋江离开水泊数年以后，金兵便南下攻宋，梁山泊渔民张荣在当地聚舟数百，不时出击金军。据《金史》记载，金将斜卯阿里先“破贼船万余于梁山泊”，赤盏晖又“破贼众于梁山泺，获舟千馀”，金人所说的破获战船数或有夸大，但这里曾是拥有可观战船的抗金山水寨，则是事实。其后，金朝控制了水泊，一度还将其作为打造南侵战船的基地。但因其地芦苇丛生，水域浩阔，易于逃匿，难以捕捉，南宋初年一直是反抗者随扑随起的根据地。
后来黄河回复故道，梁山泊逐渐萎缩。正隆六年（1161），金主完颜亮攻宋的战船经过这里，便因水涸而进退维谷。据大定二十一年（1181）的记载，这里多已涸为陆地，当地农民“恣意种之”，官府也忙着把开垦地都籍没为官田，准备安置屯田。当地农民“惧征其租，逃者甚众”，官府只得下令“招复梁山泺流民，官给以田”。
梁山泊干涸进程在元武宗以后中断。由于黄河堤防失修，河水经常溃决，水往低处流，便再度汇聚梁山泊。贡奎生活的元仁宗时代，所见梁山泊风光已是“积水平芜渺没间，夕阳渔市网如山”，渔业重新成为当地百姓谋生的主要手段。至治三年（1323）前后，袁桷有诗写梁山泊，其烟波浩渺似乎与韩琦所见不相上下：
大野潴东原，狂澜陋左里。
交流千寻峰，会合百谷水。
量深恣包藏，神静莫比拟。
碧澜渺无津，绿树失其涘。
扬帆鸟东西，击楫鸥没起。
袁桷还有一首《梁山泺》诗说：
千顷芙蕖送我船，碧香红影乱娟娟。
梁山风景能消得，不到西湖却十年。
一望无际的梁山泊荷花，几乎与苏辙所见毫无二致，令他回想起西湖荷花别样红。十年以后，著名词人萨都剌因公北上，舟至梁山泊，风雨大至，不能开航，只得暂泊芦苇中，他“折芦一叶，题诗其上”，有句云“满泺荷花开欲遍，客程五月过梁山”。可见，荷花、芦苇已经成为梁山泊的标志性景物。
梁山泊的这种规模，在元末依旧不改。胡翰北游，所见仍是“浩荡无端倪，飘风向帆集”的景象。元杂剧有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其中说到“寨名水浒，泊号梁山，纵横河港一千条，四下方圆八百里”。高文秀是东平府人，梁山泊即在东平境内，八百里之说，在他应是旧闻和亲见兼而有之的。施耐庵生活在元明之际，或许也目睹过八百里梁山泊的雄姿，故而能把水泊梁山摹绘得那么有声有色。
入明以后，梁山泊陆地化趋势加快，到景泰元年（1450）前后，方圆仅剩八十里左右了。景泰六年（1455），明代对黄河沙湾决口进行了较彻底的整治，遂使余下的八十里湖水也涸为平陆。清修地方志时，仅余十里上下，以至颇有人以为《水浒》所叙八百里水泊在夸大其词。
自从《水浒传》传世，梁山泊简直成了造反民众的一方圣地。据《明史》记载，直到崇祯十四年（1641），还有“大盗李青山众数万，据梁山泺”，派部控扼漕运通道，“截漕舟，大焚掠”。无独有偶，这次反叛也发生在王朝末世，李青山也自称“非乱也”。联系上一年山东大饥荒，李青山手下那数万民众应该是又一次逼上梁山的。这不禁让人想起元代陆友在《题宋江三十六人画赞》中的诗句：
我尝舟过梁山泺，春水方生何渺漠。
或云此是石碣村，至今闻之犹褫魄。
对那些把人民逼入死地的统治者来说，梁山泊，让他们时时感到丧魂落魄，心惊胆裂！
沙门岛
一
《水浒》多次提及的沙门岛，在宋、金、元、明四代，都隶属登州。《大明一统志》卷二十五说：“沙门岛在府城西北六十里海中，凡海舟渡辽者必泊此以避风。”苏轼在其《北海十二石记》里对沙门岛及其附属岛屿有所描写：
登州下临大海，目力所及，沙门、鼍矶、车牛、大竹、小竹，凡五岛。惟沙门最近，兀然焦枯，其余皆紫翠巉绝，出没涛中，真神仙所宅也。上生石芝，草木皆奇玮，多不识名。又多美石，五采斑斓，或作金色。
东坡在元丰八年（1085）一度出知登州，但到任五日就奉调入京。他对沙门岛实地考察应该就在这时。就生态环境而言，沙门岛比其他四岛明显为差。这里的海市蜃楼闻名遐迩，实际上就是沙门五岛在海水光照折射作用下幻影的位移。东坡以生花妙笔在《登州海市》诗中描绘道：
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
荡摇浮世生万象，岂有贝阙藏珠宫？
心知所见皆幻影，敢以耳目烦神工。
目睹这种飘飘然的神仙宫阙，不禁令人产生沙门岛几乎是人间天上的错觉。
然而，严酷的现实却与美妙的诗句形成巨大的反差，沙门岛是北宋流放要犯的集中营。《水浒》第四十四回说铁面孔目裴宣就被一贪婪知府“寻事刺配沙门岛”。第六十二回说卢俊义因私通梁山事发，被直配沙门岛。小说没有交代其位置，却借押解卢俊义的公差薛霸的嘴说“沙门岛往回六千里有余”。这是小说家语，不足为据。宋代沙门岛在登州蓬莱县（今山东蓬莱）北的海中，是今天长岛列岛南端的一个岛屿，卢俊义从北京大名府（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东北）流配，两地往返满打满算也只有两千五百里。
据《近事会元》，五代后汉乾祐三年（950），一个城池失守的节度副使被流放到这里，沙门岛自此成为重犯的流放地。建隆三年（962），北宋立国伊始，太祖亲自下令把军事罪犯都配流该岛，“于是奸猾敛迹”，效果显著。大中祥符六年（1013），规定军士盗杀官马一至三匹，就“决配沙门岛”。
除了军事重犯，入宋以后不久，沙门岛也接收其他死罪赦免犯，其中包括类似的死罪官员。因而当时民众就习惯以此诅咒他们深恶痛绝的政府大员。北宋绍圣绍述时，蔡京、蔡卞与章惇肆无忌惮地迫害元祐党人，民谣就说：“二蔡一惇，必定沙门；籍没家财，禁锢子孙。”那么，流配沙门岛的是怎样的重犯呢？据元祐六年（1091）刑部所说大致有几类：军人逃亡做强盗杀人放火者；累计盗窃满五万并强奸、殴伤两犯致死者；窃盗达二贯并谋杀致死者；十恶死罪；以巫蛊杀人者。而据南宋话本《菩萨蛮》说，当时重犯监押“一百日限满，脊杖八十，送沙门岛牢城营”。从有关律条看，沙门岛与宋人所谓的远恶州军虽同属配管羁押的最高等级，但沙门岛管理显然更严苛。据《庆元条法事类》规定，凡流配沙门岛者，必须“别录所犯，谓乡贯、年甲、犯杖及所引条制、断遣刑名，付（刑）部送人报登州”；办案人员中倘若“于令有违及隐漏者，各杖八十”。
正由于流放沙门岛的都是死罪赦免者，而“在路走透”的事，也时有发生，《水浒》里“放冷箭燕青救主”一回，燕青射死了董超、薛霸，救下了卢俊义，就是有力的例证。因而朝廷不止一次规定：“递配强劫贼，须选有行止衙校。”也就是说，必须选品行可靠的衙役军校押解流配犯。
二
据《宋会要》，沙门岛上原有“土居人户”，向国家交纳赋税。建隆四年（964），宋太祖下诏免除他们的赋税差役，让他们专门整治船只，运送女真进贡的马匹或贩易的木材。这是宋初的情况，其后，有关原住民活动的记载逐渐淡出。
随着流放地功能的日渐加强，沙门岛也被称沙门寨，军事兼行政长官称监押，也称寨主。原来规定，犯死罪而宽免者配隶沙门岛，岛上“有屯兵使者领护”，但不久就人满为患，咸平二年（999），宋真宗下诏：死罪宽免的杂犯不再流配沙门岛。但其后仍恢复流配，故而大中祥符六年，真宗才会下诏命沙门岛“除该赦遣赴阙外，自余量其所犯轻者徙至近地”。景祐三年（1036），宋仁宗也一度下诏让流配沙门岛的犯人改配广南远恶州军的牢城，但不久又改流沙门岛。可见，这样与世隔绝的重犯流放地，朝廷还不能不充分利用它。
岛上流犯定额，以熙宁六年（1073）为界，此前为200名，其后增至300名，但这年实际人犯数高达650人。尽管有超过定额移配别地的规定，但执行上始终大成问题。监管罪犯的士兵人数，据大观元年（1107）徽宗的诏书称，因这年罪犯超额一倍，故命防守兵士也相应增加200名。倘以300名的定额计，则这年岛上的罪犯约600名，卫兵为400名左右。岛上还有原来的住家80余户，以五口之家计，约400人。这个全封闭的小岛上，正常情况下，最多时达1400人左右。
岛上流犯的待遇十分悲惨，不仅《宋史·刑法志》说“罪人贷死者，旧多配沙门岛，至者多死”，连皇帝的诏书也承认罪犯们“昼监夜禁，与死为邻”。首先，他们的人身安全没有保障。天禧三年（1019），原著作佐郎高清和原襄州文学焦邕被流配来岛，沙门寨监押董遇向他们“责赂不足，诬以构叛”，杀死了他俩。高清之子进京击登闻鼓鸣冤告状，最终以死无对证而不了了之。但这两人都是文职，说他们在孤岛重兵之地“构叛”，显然难以置信。事后，真宗给沙门寨下了“不得挟私事非理杀配流人”的诏书，但景祐三年，又有官员指责沙门岛对罪犯“妄以病患，别致杀害”。从《水浒》多次描写到各牢城管营对初来流犯的一百杀威棒，不难想见这种滥杀绝不会是个别现象。
其次，他们的温饱问题也不能解决。大中祥符三年（1010），有人视察海岛后证实犯人因饥饿“多殍死”，朝廷决定“量给口粮”。但似乎并未落实，直到嘉祐三年（1058），据京东转运使王举元说，“沙门岛每年约收罪人二三百人，并无衣粮，只在岛户八十余家佣作”，显然是由这些岛户向囚犯提供口粮的。其后，朝廷向沙门岛提供三百人的额定口粮。但岛上实际人犯数往往超过定额达一倍多。据王举元揭发，沙门岛守吏对溢额的流犯因“顾货橐，阴杀之”，也就是说，出于开支考虑，偷偷将超额流犯杀害。王举元请求立赏罚实施督责，“自是全活者众”。总之，虐杀流犯的罪恶之举由来已久，但王举元似乎没有拿到直接的证据。熙宁元年（1068）前后，沙门岛寨主李庆竟将超额的人犯扔进大海，这就是《清波杂志》所说的：“旧制，就沙门岛黥卒溢额，取一人投于海。”所谓旧制，当然不是国家认可的制度，而是寨主习惯性做法。两年内被他这样虐杀的罪囚达七百人。马默出知登州，发现了这一令人发指的行径，要办他专杀之罪，李庆畏罪自缢。在马默建议下，沙门岛其后实行流犯过额即移送州城的做法。据《自警编》说，马默久无子嗣，其后不久，神人托梦，说他因挽救许多沙门岛配犯的性命，特赐他子女各一人。然而，沙门岛上流囚的冤魂亡灵，又岂是这个因果报应的喜剧所能抚慰的？
三
沙门岛上这些恐怖悲惨的故事，不会不在民间广为流传。于是，“投沙门岛走一遭”，便成为官府恫吓反抗者或异己者的口头禅。对一般希望太平的百姓士人来说，自然要视沙门岛为死地。直到明初，瞿祐还在一首词里说：“喜来不涉邯郸道，愁来不窜沙门岛，唯有村居闲最好，无事恼。”
至于沙门岛上那些被放还的“罪人”，为了便于管束与控制，朝廷往往让军头司将其中“伉健者”收入军队。这一做法，早在庆历二年（1042）就见诸记载，无形之中却在军队中埋下了动乱的因子。而沙门岛活脱脱就像北宋末年的一个缩影，简直是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正如一位登州知州所担心的那样，“岛之流罪人多，而戍兵少，恐生变”。因而，请求朝廷把稍轻的流犯徙移内地的呼声，在熙宁以后几乎不绝于史。然而，直到政和年间（1111—1118），也就是宋江聚义的前夜，沙门岛的流囚却一再额满为患，不得不改配广南远恶军州，社会危机已如干柴，独缺烈火。
终于，宋江横行于山东，方腊啸聚于江南。
御街
《水浒》第七十二回写宋江上东京看灯时，提到宋都御街：
当下柴进、燕青两个入得城来，行到御街上，往来观玩，转过东华门外，见酒肆茶坊不计其数，往来锦衣花帽之人，纷纷济济，各有服色，都在茶坊酒肆中坐地。
而后宋江四人“转过御街，见两行都是烟月牌”，便来到其中的李师师家。由于宋徽宗经常大驾光临，从御街到李师师家的那段岔路，竟也唤作“小御街”。小说继续写道：
出得李师师门来……且出小御街，径投天汉桥来看鳌山，正打从樊楼前过，听得楼上笙簧聒耳，鼓乐喧天。
《水浒》对东京御街点到为止，真有点吊人胃口，似有必要略加补充。首先有必要说明：在宋代，有些大的府州里也有叫御街的，一般就是当地的主干道；而这里所说则仅限于两宋都城的御街。
一
顾名思义，御街就是皇城里专供皇帝出巡用的主干道。宋代以前的都城也都有这种御街。据《水经注》说，那位才高八斗的曹植，就因擅“行御街”而“见薄”于曹操，在与曹丕的争宠中大失其分。由此可见，那时的御街绝不是一般人所能随意行走的。侯景之乱对南朝梁的都城建康的御街造成了巨大破坏。据《资治通鉴》，侯景尚未攻入建康（今南京）时，都城御街上已是“人更相劫掠，不复通行”。另据《建康实录》，侯景引玄武湖水倒灌建康的台城，“阙前御街，并为洪波”，梁武帝也只能束手待毙了。
而北宋东京的御街，就是出宫城（即大内）正南的宣德门笔直向南，经州桥（即天汉桥），过里城正南的朱雀门，到外城正南的南薰门为止的那段长七八里的主干道。当时学者刘敞有诗赠友人说“君居御街西，我居御街东，如何百步间，十日不相从”，似乎御街宽百来步。实际上，御街阔约二百余步，刘敞所说只是写诗时的约数。御街两旁有两条御沟，御沟两侧栽种杨柳，号称“御柳”。王安石有《御柳》诗云：
习习春风拂柳条，御沟春水已冰消。
欲知四海春多少，先向天边问斗杓。
拍了皇帝的马屁，又不失身份，王安石看来并不是什么“拗相公”。
出宣德门向南，直到州桥，是御街的北段。两边是景灵东西宫、大晟府、太常寺、都进奏院、都亭驿等官署宫宇，相国寺与开封府则在这段御街的东西两厢。这段御街上仅有的几幢宅第，不是大臣，就是贵族所有。开国初，宋太祖曾为大将郭进在御街之东建造甲第，作为对他捍御契丹十余年的酬报。而据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每天一大清早，这一路段的御街两侧，趁着早市卖饮食与汤药的小贩，“吟叫百端”，交织成一片叫卖声。
过了州桥向南，直到朱雀门，是御街的中段。这段东京最繁华的商业街两边，都是鳞次栉比的店铺与住家，例如街东的车家炭铺、张家酒店，其次则有王楼的山洞梅花包子、李家香铺、曹婆婆的肉饼铺和李四分茶店。州桥南头西侧拐角上的遇仙楼正店，结构独特，前为露厅，后有高台，京城人都把它叫作“台上”，也算得上东京一流的大酒楼。
过里城朱雀门到外城南薰门，是御街的南段。一出朱雀门，果子交易与纸画买卖相当红火。向南走，西侧有延真观，东侧有太学、五岳观与看街亭。五岳观颇为雄伟，五岳各有独立的香火，很吸引善男信女。《水浒传》里林冲对鲁智深说“恰才与拙荆一同来间壁岳庙里还香愿”，而林冲娘子“正在五岳楼下来”被高衙内调戏，所说的“岳庙”与“五岳楼”，应该就是以五岳观为原型的，但大相国寺在御街北段，五岳观则在南头，显然不是什么“间壁”的关系。
南薰门因正遥对着大内（即皇城），一般士民的殡葬车辆不得从这一城门出入。成为鲜明讽刺的是，开封城里每天屠宰的上万头猪都必须由此入城。据孟元老回忆，每天向晚，万余头的猪群，只有十几个人驱赶着，浩浩荡荡通过南薰门，倒也规行矩步，“无有乱行者”，成为御街上别具一格的风景线。
二
御街两边的人行道叫作御廊，原来允许市民商贩在其中做买卖。据文彦博奏议，王安石变法时，市易司也利用特权，抢先占据上好市口，在御街东廊下用杈子拦出数十间铺位，“逐日差官就彼监卖（果实），分取牙利”。但自政和（1111—1118）以后，开封府派人在廊下安放黑漆杈子，御街中心又放上两排朱漆杈子，不让人马在御街中心来往，行人只能在廊下杈子外行走。杈子里用砖石砌出两道御沟，宣和年间（1119—1125），其中尽植莲花，两侧的御柳改种了桃李杏梨，春夏之际，杂花相间，望去宛如锦绣。
晁补之有一首《御街行》，反映的应是政和以后的情况：
双阙齐紫清，驰道直如线。
煌煌尘内客，相逢不相见。
上有高槐枝，下有清涟漪。
朱栏夹两边，贵者中道驰。
可见御街正道平时只对达到一定品衔的所谓贵者开放，新科进士唱名赐宴后也可以享受一次“御街驰骤”的待遇。也许如此，能在御街“中道驰”的宋代士大夫，自我感觉都特好。这有李若水的诗为证：
雪意融融旋作泥，故山应是费攀跻。
而今把笏谢樵子，马踏御街闻晓鸡。
手持朝笏，马踏着融雪的御街，听着报晓的鸡声去上朝，回想起故山的樵子，油然有一种成功感与安全感。
不过，在新年期间，即便政和以后，御街还是向民众开放的。据《东京梦华录》记载，每年冬至以后到元宵节结束，宣德门前御街上就搭起山棚，上面镶嵌写着大观、宣和之类年号的硕大牌子，年号之后便是“与民同乐”几个大字。山棚下用刺棘圈出一个露天演艺场，以控制游人的进入，故而叫作棘盆。入夜，棘盆照耀得如同白昼，演出也不中断。这一期间，御街两侧的廊下，“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宋徽宗也会乘兴来到宣德门，真的来个“与民同乐”。有两首词写出了元宵御街上这种狂欢的景象：
奏舜乐，进尧杯，传宣车马上天街。
君王喜与民同乐，八面三呼震地来。
宫漏永，御街长，华灯偏共月争光。
乐声都在人声里，五夜车尘马足香。
除了新年前后的个把月，一些重要的皇家活动也在御街上进行。据《宋史·礼志》，举行赐酺之典时，开封府各县与在京诸军的乐人，都在朱雀门到宣德门的御街上列队张乐，还“作山车、旱船，往来御道”。这时“观者溢道，纵士庶游观”，御道两侧的廊下，则“百货骈布，竞以彩幄镂版为饰”。而每逢大礼之年，七头大象加入车马仪仗队，在宣德门至南薰门之间的御街上走个来回。走到宣德门楼前，七头大象还要团转行步，向北舞拜，表示祝贺。每到这时，御街上“游人嬉集，观者如织”，手里大多拿着卖扑得来的土塑、木制或粉捏的小象儿以及纸画。至于每年十月十二日宋徽宗生日，亲王宗室与宰执百官到大内上寿完毕，参加仪式的女童队出皇城，等候在外的少年豪俊争先恐后地送上果品饮食，然后带着心仪的美眉，让她戴上花冠，或作男子装束，骑上骏马，“自御街驰骤，竞逞华丽，观者如堵”，那感觉可真叫爽！
当然，在这风光旖旎的御街上，也会发生些香艳的情事。据《玉芝堂谈荟》，宋祁有一次在御街上恰遇大内宫嫔的车子经过，帘后有人惊喜地脱口道：“这不是小宋吗！”宋祁回去感慨地作了一首《鹧鸪天》：
画毂雕鞍狭路逢，一声肠断绣帘中。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金作屋，玉为栊，车如流水马如龙。
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几万重。
这首词不久就传入宫廷，仁宗打听清楚是谁叫的小宋，就召来宋祁，笑着对他说：“蓬山不远。”把那个宫女赐给了他。
三
宣和年间，东京御街的豪奢繁华也到达了烈火烹油的顶峰。《水浒》里的宋江也应是宣和元年（1119）左右上东京御街闹元宵的。然而，七八年后，因金军南下，御街陡然从繁荣跌落入了悲凉。正如王庭珪诗云：
旄头彗天天狗堕，一日中原作奇祸。
金竿突绕都城光，铁马横嘶御街过。
靖康二年（1127）正月初十，宋钦宗赴金营乞和，遭到扣押。按往常惯例，这正是皇帝在御街上与民同乐的日子。于是，从宣德门到南薰门的御街上，僧道做起了“迎圣”道场，父老百姓捧着香炉，冒着大雪，在南薰门前御街上跪拜哭泣了十余日，希望能感动金帅，放钦宗回来。当时，“雨雪大，冻饿死者无数”。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御街近南一带，士大夫妻子失踪的，也不可胜计。不久，金兵强行撤毁了御街上的道场，另立张邦昌做傀儡皇帝，部分册立仪式也在御街上举行。张邦昌步至宣德门外御街，在预设的褥位上北向金国拜舞，跪受册宝。有卫士讽刺说：“平时在这里看伶人演杂剧扮假官人，想不到今天张太宰却装假官家。”官家，是当时民众对皇帝的称呼。
紧接着，北宋灭亡，宋高宗建立南宋，一路南逃。留守东京的宗泽上奏高宗，说“已修整御街御廊护道杈子，平治南薰门一带御路”，一再吁请他还都抗金。但高宗决心偏安江南，改杭州为临安府，名为临时性行在，实为永久性都城，也在临安城里修起了大内与御街，坐视开封御街沦陷敌手。
其后，只有出使金国的使节还会给南宋人带来东京御街的消息，重新激活他们对御街的悲凉记忆。乾道五年（1169），楼钥使金，其《北行日录》记曰：
（十二月）十二日癸巳，晴。五更出驿，穿御街，循东御廊过宣德楼侧东角楼下潘楼街头。
寒冬腊月，穿行在五更天的故都御街上，楼钥却没有记下自己的感怀。而次年北使的范成大就大动感情。他路过开封，伫立在御街中点的州桥上，听到遗民含泪的询问，怅然南望朱雀门，北望宣德门（金人改称承天门）背后巍峨的宫阙。尽管出生在靖康之变前一年，他也知道这就是“旧御路”，不胜感慨地赋诗道：
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
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
这些北宋的遗民哪里知道，比起开封来，临安御街更显得奢华与繁荣，一般人已经“直把杭州作汴州”了。
四
南宋的皇城坐落在凤凰山上，京城主体在大内北面，故而出大内北正门和宁门是一条由南向北的御街。过朝天门，御街向西有个小转折，随即再折向北，过万岁桥再折向西，直到景灵宫为止。《都城纪胜》说，当时把清河坊南叫作“南瓦”，其北叫作“界北”，而中瓦前则叫作“五花儿中心”，因其大体在御街中点上。据《咸淳临安志》记载，整条御街长一万三千五百余尺，“旧铺以石”，纵横共用石板三万五千三百多块，其中六部桥路口至太庙北这一路段，每遇大礼，都要特别整治。咸淳七年（1271），御街其他路段因“岁久弗治”，临安知府潜说友主持大修工程，更换了将近二万块阙坏的石板，使“跸道坦平，走毂结轸，若流水行地上”。
御街上举行的最隆重仪式，要算三年一次的明堂大典。在车马仪仗队中，大象依旧是万众瞩目的明星，走到太庙前，它仍会拜舞如仪，“其如鸣喏之势”令“御街观者如堵”。每逢这年，皇帝还要率百官前往景灵宫行恭谢之礼。这时，除了皇帝不簪花，文武百官们与教坊仪仗队按身份与等级，都要在帽檐上簪戴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珠翠花朵。礼毕归来，络绎不绝的恭谢队伍远望如锦，其壮观景象正如姜夔的诗所说：
万数簪花满御街，圣人先自景灵回。
不知后面花多少，但见红云冉冉来。
而这时的御街上，争着一睹“天颜”的看客自然不会少。正如当时另一首诗描写的那样：
士庶重重间绮罗，霁光熏作小春和。
御街两行瞻天表，比似前回人更多。
从和宁门到朝天门，御街左侧依次有閤门、六部、枢密院、三省、太庙、政事堂与都进奏院等建筑，右侧则有都亭驿、四方馆、惠民药局与大佛寺等。过了都进奏院，才有少数的厢坊与店铺，比较著名的有尹家文字铺与朱家裱褙铺。而一过朝天门，御街就进入了密集的商住区，绵延直到万岁桥，各色各样吃穿用玩的商铺挨挨挤挤，一家连着一家。很多店铺都是从东京迁徙到临安。这种东京老店在临安御街新开，不在少数。从五间楼北到官巷南的那段御街，两边都是金银钞引交易铺，多达百余家，门前罗列金银与现钱，称为“看垛钱”，也是临安金融街的一道风景线。
在御街最繁华的地段，先后有和乐楼、中和楼、和丰楼等著名酒楼，还有南瓦子、中瓦、北瓦那样的游艺场所。据《贵耳集》说，位于御街中段的中瓦更是京城最大的娱乐中心，“士大夫必游之地，天下术士皆聚焉”，在那里一展身手。《图绘宝鉴》说到理宗朝有个叫李东的画家，经常在御街上出卖自己所画的《村田乐》《常酣图》等作品，艺术水准虽不太高，“仅可娱俗眼”，却也许是后来一般民众所欢迎的风俗年画的滥觞。
每天一听到晨钟，御街上的吃食店就张罗开了早市的点心，六部前的丁香馄饨是遐迩闻名的小吃，其味“精细尤佳”。和宁门朱红杈子前的买卖也十分红火：满街满市都是高档菜蔬、时令水果和生猛海鲜，构成了这里交易的最大特色。南宋对御街实行开放式管理，连大内正门前都允许设立早市，似乎比北宋更具市场化与人性化。
临安御街的路况虽然好于东京御街，但街面比较狭窄，商店住家又相当密集，砖木建筑容易引发火灾。嘉泰四年（1204），粮料院失火，很快蔓延到太庙南墙外。太庙是社稷的象征，大臣韩侂胄指挥军兵拼死扑火，才总算安然无恙。但火舌已蹿到正对御街的和宁门外，焚毁了隔离闲杂人等的杈子门，连和宁门上的鸱吻也着了火，幸亏救火员登梯用短斧击落了鸱吻，才未殃及城门。这场火灾，御街南段的损失难以估量。绍定元年（1228），御街最繁华的商业区失火，使中瓦与数以千计的商住建筑成为一片废墟，当时有“锦城佳丽地，红尘瓦砾场”的说法。但不久，御街就建起了新的中瓦与商铺，迎来了新的商机。
五
每逢中秋与上元，满御街流动着喜气洋洋的人潮，这也是街上商铺大发利市的最佳时机。据《武林旧事》说，一到中秋节，御街店肆就陈列出诸如绒线、蜜煎、香料等货物，向路人夸多说好，谓之“歇眼”。所谓歇眼，大概就是留住顾客眼球的意思。入夜，御街“灯烛华灿”，买卖“竟夕乃止”。刘辰翁有一首《忆江南》：
梧桐子，看到月西楼。
醋酽橙黄分蟹壳，麝香荷叶剥鸡头。
人在御街游。
在中秋的明月下，坐在御街的食铺里蘸着香醋和橙汁，品尝大闸蟹；然后用清香的荷叶托着一捧菱芡，边走边剥着吃，写出了普通人逛御街的闲情逸致。
元宵节前后要过上五六天，比中秋节更长更热闹。御街上的商贩们推着用金属镶包的花盘架子车，花盘上簇插着闹蛾、灯彩等应景货品，歌叫喧阗，吆喝着买卖。摊主对伙计也往往“使之吟叫，倍酬其直”。姜夔有诗描写元宵节御街的商卖：
贵客钩帘看御街，市中珍品一时来。
帘前花架无行路，不得金钱不肯回。
夜阑更深，有人提着小灯在御街上寻找游人丢失的东西，当时谓之“扫街”。据《武林旧事》说，这是北宋御街的遗风，而居然“遗钿堕珥，往往得之”。当然，偶尔也会有“雨打上元灯”之类煞风景的事，御街上便是另一番光景，姜夔也有诗说：
正好嬉游天作魔，翠裙无奈雨沾何。
御街暗里无灯火，处处但闻楼上歌。
在当时，逛御街成为到过临安的官宦士民的赏心乐事，就好似现在人们好几年后还津津乐道当年游天安门逛长安街一样。著名诗人刘克庄就曾恋恋不舍吟诗道：“闻说都人竞出嬉，御街箫鼓倍年时。”此情不仅后村有，就是那位刘辰翁，也一往情深地回忆说：“空回首，御街人卖南京枣。”“雨枕莺啼，露班烛散，御街人卖花窠。”在他们看来，御街的一切都是美好的。而宋末诗人许棐则说：“御街车马无行处，谁肯抽身觅退居。”在这里，御街已经转为滚滚红尘与功名利禄的代名词。
大约就在许棐面对着御街发出感慨以后不久，南宋灭亡。六十年后，元代词人萨都剌经过杭州，登上钱塘驿楼注目吴山，有诗云：“一代繁华如昨日，御街灯火月纷纷。”似乎仍能透过历史的烟云，从眼前的灯火，远眺到南宋御街的喧阗与繁盛。
大相国寺
《水浒》对大相国寺着笔不多，但因鲁智深曾管过寺属的菜园，又在菜园里倒拔过垂杨柳，读者对其印象是绝对深刻的。小说写鲁智深初见相国寺道：
智深看见东京热闹，市井喧哗，来到城中，陪个小心问人道：“大相国寺在何处？”街坊人答道：“前面州桥便是。”智深提了禅杖便走，早来到寺前，入得山门看时，端的好一座大刹。
接着，小说用百来字的骈文描写大相国寺：
山门高耸，梵宇清幽。当头敕额字分明，两下金刚形势猛。五间大殿，龙鳞瓦砌碧成行；四壁僧房，龟背磨砖花嵌缝。钟楼森立，经阁巍峨。幡竿高峻接青云，宝塔依稀侵碧汉。木鱼横挂，云板高悬。佛前灯烛荧煌，炉内香烟缭绕。幢幡不断，观音殿接祖师堂；宝盖相连，水陆会通罗汉院。时时护法诸天降，岁岁降魔尊者来。
平心而论，这段骈文中唯有“当头敕额”一句还切合大相国寺皇家寺院的身份，其他程式化的文字也完全能移用于其他大刹，倒还不如“端的好一座大刹”七个字，能为读者留下自由想象的广阔空间。
一
大相国寺位于东京开封府里城东南，南临汴河，山门前不远有座桥，正名叫延安桥，当地人习惯称为相国寺桥。往西不远，就是州桥，连接南北向的御街，与相国寺桥一样，只能通过西河平船。但东南而来的漕运大船可以溯汴河直达相国寺桥及其以东的两岸泊碇卸货。日本高僧成寻访问东京，也是在相国寺桥下的船。东去都是客店，是南方籍官员、商人去来的落脚地。于是，以大相国寺为中心，周围形成了一个繁华的商业区。南面的相国寺大街，寺东门大街、后门大街，都是商铺林立的著名商业街。有趣的是，寺南有录事巷与绣巷，而专卖寺庙尼姑手工织品的店铺也集中在这两条巷子里。绣巷，顾名思义，毋须饶舌；据陆游说，东京“妓称录事”，则录事巷其义自明；而寺北小甜水巷小食店颇有市面，但“妓馆亦多”。尼姑出入其巷兜售绣品，妓女深居其巷接客卖笑，烟花红尘与黄卷青灯在大相国寺的大墙外交汇，却也相安无事。
相传相国寺所在地是战国魏公子无忌的故宅，这一攀附是否可靠另作别论，其意却在增加其文化底蕴。寺的前身是北齐建国寺，唐睿宗时，为纪念他以相王即位才特地改名的。由于唐代就是大刹，吴道子在这里作过壁画《文殊维摩像》，杨惠之也留下了栩栩如生的塑像。北宋诗人梅尧臣曾与学者刘敞等观赏过吴画杨塑，惊叹“金碧发光彩，物象生精神，岁月虽已深，奇妙不愧新”。五代画家王仁寿模仿吴道子笔法，在寺内的净土院大殿画了八大菩萨，另一位画家王道求也在寺里留下了《十六罗汉》《挟鬼钟馗》等壁画。
据说，立国不久，宋太祖就视察大相国寺，在佛像前问陪同的和尚应否跪拜，那位和尚得体地答道：“现在佛不拜过去佛。”太祖会心一笑，即为定制。无独有偶，宋太宗有一次驾临相国寺，见一僧人看经，问：“看什么经？”答曰：“《仁王经》。”太宗强词夺理道：“既是寡人经，为何在你手里？”对太宗公然以“仁王”自居，夺佛祖的地位，这位僧人竟不知如何对答。宋代统治者就是这样一面希望佛教尊其为“现在佛”与现世的“仁王”，一面还要利用“过去佛”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于是，作为回报，相国寺便被定为皇家寺，皇帝在上元节来寺游赏成为惯例。至于平时，皇帝巡幸大相国寺，在这里举行水旱灾异的祈祷仪式，在郊祀等大礼后赴寺恭谢，更是史不绝书。君主的生日庆祝、忌日纪念等活动，辽国使节进香礼拜，御赐宰执大臣的宴席，也多假相国寺举行。据《投辖录》载，嘉祐年间（1056—1063），曹皇后到大相国寺烧香，戴着一条“价直千万”的百宝念珠，在“登殿之次，忽不见”，仁宗大怒，下令拘禁侍卫随从，并“大索都下”。“下朝人带天香出，入定僧迎御仗头”，当时僧人的这两句题诗与皇后念珠案，无不揭示了这座皇家寺院的显赫地位。
至道元年（995），宋太宗拨巨款重修寺院，并亲赐御笔金字匾额，其后仁宗与徽宗又多次御赐额榜，大相国寺因而身价百倍。经过修缮的大相国寺共有殿庭、门廊、楼阁等建筑455区，东西两塔遥遥相对，竣工碑铭以“金碧辉映，云霞失容”来形容，其宏大伟丽，不难想见。
大相国寺大殿两廊“皆国朝名公笔迹”，高益、燕文贵、高文进、崔白都在这里作过壁画。高益在相国寺东壁画了阿育王战斗的场面。高文进的《大降魔变相》，后人赞为“奇迹”。他曾受命修复旧壁画，以蜡纸摹写旧作笔法再移至壁上，不仅毫发不差，而且尽得气骨。高益擅长释道人物画，便向太宗推荐说：“其间树石，非文贵不能成。”崔白在寺廊东壁画十一曜坐神，“圆光透彻，笔势欲动”。喻皓曾被誉为“国朝以来，木工一人而已”，他负责建造了井亭，还仔细研究了相国寺的全部建筑，认为其他自己都能胜任，唯有楼门上的卷檐无法企及，经常在其下观摩，“求其理而不可得”，叹为一绝。天圣年间，针灸学家王惟一铸造了两尊针灸教学用的铜人，铜人体内“虚中注水，关窍毕通”，针刺中穴位，即有水流出。一尊铜人放在翰林医官院，一尊就送入大相国寺仁济殿供人观摩。资圣阁的五百铁罗汉，是攻灭南唐后从庐山东林寺运来的。而东南隅的罗汉院专辟了桂籍堂，成为宋代新科进士刻石题名的最佳去处，以新方式延续着唐代雁塔题名的雅事。
总之，因地位特殊，以相国寺为场景和载体，演出了宋代许多趣闻逸事。时光流逝，这些逸闻犹如碎玉断金，散落在宋代野史笔记中。
二
相国寺的住持是由皇帝钦定的，也称得上名僧辈出，赞宁、宗本、道隆是名动一时。就说宗本吧，被神宗称作“僧中之宝”。据说，他刚到京师，有贵戚想试试他的定力，打发一个无赖娼女陪他睡觉。宗本登榻，鼻息如雷，这个娼女却“为般若光所烁，通夕不寐”。次日，她焚香膜拜道：“想不到今日真的见到了古佛！”
不过，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会有。有个叫作惠明的僧人最善于烹调猪肉，一烧就是五斤，人们都把他住的僧院叫作“烧猪院”。连文坛领袖杨亿也常带着同僚上他那儿打牙祭，有一次对他说：“这烧猪院不太雅，不如改为烧朱院吧。”于是，烧朱院就叫出了名。可惜这个和尚生活年代早了些，否则专爱吃荤的鲁智深到相国寺挂单准会去找他。
相国寺也有过娶妻的和尚，法号澄晖，娶的是一个艳娼，与她双飞双宿。每次酒醉，他就情不自禁地念叨：“如来快活风流，光前绝后！”有一个无赖少年来谒，愿意埋单摆酒，只要让他一睹这位“梵嫂”的芳容，澄晖没同意。隔日，澄晖所居僧院的牌额蒙上了新纸，上面调侃地写着“敕赐双飞之寺”，把“相国寺”改为“双飞寺”，估计是那少年的恶作剧。
大相国寺有庞大的寺产，神宗时仅本部就有六十四院，还在寺庙周边与京城内外经营着大量商肆、邸店、当铺与庄园。名将狄青在做枢密使时，有一次京城大水，他只得“避水徙家相国寺”，估计就是借宿寺内的客舍。据《东京梦华录》记载，相国寺还对外承办大斋会的筵席，“虽三五百分，莫不咄嗟而办”。有个叫刘元嗣的富商，曾将一幅《十六罗汉图》典给相国寺和尚清教，却横遭干没，官司打到开封府，“清教词屈，乃出其原画”。相国寺在寺东好几坊都占有寺产，这些地方的商店铺面“每一交易，动即千万”，课租所得，便由官府与寺方分成。相国寺在开封东郊有不少“寺庄”，也是寺产的一部分。至于鲁智深看管的菜园并不在相国寺本部，小说交代在酸枣门外，这里的“酸枣门”就是里城的景龙门。这菜园离本部还是有些路程的，虽属于寺产，但因寺大业大，只要他每天供应十担蔬菜，也就不在乎多余收入，全归鲁智深私人用度。
三
当时，大相国寺还是东京的商业文化娱乐中心，颇有点类似近代北京的厂甸与上海的城隍庙。每月初一、十五和逢三逢八的日子都开放庙市，供百姓交易，仅中庭两庑就能容纳上万人。全国到京城来销售或购求货物的人都汇聚这里，离职或到京的官员也把任上搜刮的土特产拿到这里来变卖成现钱。真所谓“技巧百工列肆，罔有不集，四方珍异之物，悉萃其间”。当时人甚至把相国寺叫作“破赃所”，大概是说要找名贵赃物就得上相国寺。连高丽使者也来凑热闹，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让大相国寺为他们入内设摊售物提供方便。
据《东京梦华录》回忆，每到集市日，一进大三门，就是飞禽猫犬市场。走过第二道三门，分别是日用百货区与果品脯腊区。大殿前专售文房四宝，大殿两侧廊下都被帽服首饰摊占领，连各寺庙尼姑也来这里推销自己的绣品。大殿后到资圣阁前，书画珍玩交易最吸引看客，其次就是土产香药区。卜卦算命的各路方士则在后廊下一排坐摊，这儿可是高人如林的去处。在大相国寺的集市上，趣谈异闻，真假雅俗，称得上是无奇不有。
名臣蔡襄在知泉州时曾严惩了贪赃枉法的晋江县令，将其废为平民。这个县令的同胞兄弟怀恨在心，趁着宋英宗即位，模仿蔡襄书法，伪造了一封蔡襄的奏疏，要求仁宗不立英宗为太子。然后，这位陷害者利用相国寺市场的传播效应，将这份奏疏刊版印刷拿到那里发卖。果然，英宗看到内侍买来的假奏疏，勃然大怒，蔡襄几乎遭到杀身之祸，幸亏宰相韩琦竭力营救，才渡过一劫。
沈括的堂侄沈辽可就没有那么幸运。有一次，他游东京，也许逢场作戏，为人在裙带上题了艳词。不料几经辗转，这条裙带流到了相国寺的摊位上，被宫中内侍买下来，让一个妃嫔拿去用了。宋神宗正励精图治，一见就不悦，得知沈辽在吴县做县令，就对察访两浙的监察御史说：“如此等人，岂可不治！”沈辽最终被这个御史找了个碴，“削籍为民”。可怜他哪里知道大相国寺的一次裙带买卖断送了他的仕途。
据《东轩笔录》，古文家穆修晚年曾自印柳宗元文集数百部，拿到相国寺去练摊，有几个读书人拿起书翻阅，他劈手就夺过来，闭着眼说：“你们谁能读完一篇而不读破句，我就白送你一部！”当然，他最终都没能卖出一部。而据《曲洧旧闻》，黄庭坚在相国寺买到宋祁《新唐书》稿本，回去以后揣摩其改动字句处，“自是文章日进”。袁褧在《枫窗小牍》里说，他家收藏的《春秋繁露》缺了两页，遍借馆阁与私家藏本也都没有这两页，后来在相国寺的集市上买到了一册手抄本，一页不脱，如获至宝。相国寺的书市名传海外，连高丽使臣都要求到那里去购书。
相国寺佛殿前出售的赵文秀笔与潘谷墨，大受书画家的青睐。苏东坡盛赞潘谷墨“精妙轶伦，堪为世珍”，在京时是那里的老主顾。他死后二十年，流放海南时的行书手迹也流回到相国寺的书画摊上，见到的人说其“类颜鲁公《祭侄文》，甚奇伟”。不过，欧阳修对大相国寺的笔却没有好感，认为“有表曾无实，价高仍费钱，用不过数日”——也许他买到的是冒牌货。
在相国寺的书画市场上，当时经常有名家在这里转悠，他们对前人的书画名作有着独特的嗅觉。五代大画家李成的孙子在仁宗朝知开封府，便利用父母官的声望，出常价一倍让相国寺僧惠明代他收购祖父的作品，一时“归者如市”，可见这一市场流通的规模。书画家米芾曾在这里买了一幅“破碎甚古”的《雪霁图》，碰上了熟人问他这是谁的手笔，回答说是王维的。同去的富弼之婿范大珪听后，就将这幅画先拿去把玩。次日也不归还，一问，说是送去装裱了。在场者代为不平，米芾笑着说：“都是老朋友了，就算送他罢。”米芾在这里还购得过花鸟画大家徐熙的真迹，或许他相信自己的淘宝眼光，也不太在乎一幅画。徽宗后期，李廷瓘的先人在资圣阁的画肆里购得一幅吴道子的水墨画，画风“细如丝，硬如铁”。难怪金石学家赵明诚频频光顾资圣阁殿门前的书画古玩摊，与爱妻李清照选购一些碑帖。他当时还是太学生，有时囊中羞涩，典衣换钱再捧回自己的最爱，与清照“相对展玩咀嚼”，也是兴味盎然的。当代书画名家的作品也常在这里转手流通。崇宁年间（1102—1106），党祸再起，蔡京门客从相国寺买来一幅《蚁蝶图》，画面上双蝴蝶被挂在蛛网上，网下蚂蚁麇集，正在扛着蝴蝶掉下的翅翼。这幅画是别人送给黄庭坚的，山谷在其上题了一首诗，显然针对党祸有感而发：“胡蝶双飞得意，偶然毕命网罗。群蚁争收坠翼，策勋归去南柯。”蔡京见嘲讽他们在党祸中得势也不过南柯一梦，准备把黄庭坚贬放得更远。不过，不久就传来了黄庭坚的讣告。
在交易中，坑蒙拐骗也时有所见。黄庭坚亲眼看见有人在相国寺卖大葫芦种，开价不菲，为招徕过客，摊主还作秀般地背着一个特大葫芦作为实物广告。人们竞相购买，来春却大呼上当，结出来的葫芦仍是小不点儿。有一个叫李譓的侍从从相国寺市场上买到了蟾芝——一种长有灵芝的蟾蜍，作为祥瑞进献给宋徽宗。徽宗这次倒不昏愦，叫人拿一盆水，放入吉祥物。过了一天，两者解体，原来是用竹钉等搞在一起的。这位想歌功颂德的侍从也因欺罔而交付监管。
四
除了万姓交易，大相国寺还有各色走江湖的。敢在这里摆摊的，都不是等闲之辈。绍圣二年（1095），有一个道士在这里专卖各种秘方，其中有一种叫作“赌钱不输方”。一个嗜赌少年花了千金买下秘方，回去一看，上写“但止乞头”四字。道士玩了个小花招，说得却也没错：做庄家抽分子怎么还会输钱呢！
有一年殿试后，一个叫谢颐素的考生，规定八韵的赋居然忘作了第八韵，忐忑之下踱到相国寺，在卦肆算上一命，尽管密告了此种情况，算命的却一口咬定，按卦象判断命该及第。后来，果如其言，中了进士。他也不知怎么中的，逢人就神叨叨地说相国寺算命这件事。
寺里还有一个四川籍的术士，算个命居然收一千钱，还要前一夜付钱预约。郑居中约叔父郑绅到大相国寺去算命，叔侄俩都还不宽裕，郑绅笑他：“何不留点钱沽酒买肉吃？”术士先说郑绅将做异姓真王，再算郑居中，也说是异姓真王，是因叔父的命而来。后来，郑绅因女儿成为贵妃，再升为皇后，而终于封王；郑居中也因这一裙带关系做到宰相，封了郡王。
就连宋徽宗，也与相国寺的命卦有割不断的关系。据《铁围山丛谈》说，他在即位前多有吉兆，就让人拿着自己的八字，往相国寺找人算命，有个叫陈彦的术士说：“这不是你的命，乃天子之命。”次年，徽宗果然位登九五。据说，陈彦后来官至节度使，也不必在相国寺练摊了。
而据《东斋记事》，张士逊进京考进士时，曾与寇准同游相国寺看相，一个相士说：“你们俩都能做到宰相。”两人刚要离开，张齐贤与王随也转到了这里，这个相士大吃一惊说：“一天之内居然看到四个宰相。”这四人后来确实都入居相位，当时却相顾大笑而去，周围的人们都认为这个相士好作诳语。他的声誉就此扫地，据说是“穷饿以死”，与陈彦相比，结局可谓判若云泥。
五
大相国寺是士庶官民出入频繁的活动中心。拜佛上香、观光游览、休闲娱乐，是一年四季都有的，非经常性的活动则有庙会集市、节日祭会、时令游赏。在这些活动中，经常出现宋代名人的身影。有时候，士大夫干脆在相国寺壁上题诗，寺壁成为他们抒发情感、表达政见的传播空间。王安石拜相，趋迎者盈门，那年元宵，神宗赐宴相国寺，有俳优演出助兴，与会者兴致颇高，王安石作一偈云：
诸优戏场中，一贵复一贱。
心知本自同，所以无欣怨。
他冷眼看出捧场者的心思，故而不喜也不怨。就在他推进变法时，寺壁上出现过一首匿名的谜语诗，经过苏东坡的解读，暗藏着“青苗法安石误国贼民”几个字。元祐三年（1088），苏轼兄弟与秦观曾同赴相国寺观赏王诜的墨竹，并刻石以为纪念。秦观还与李端叔游览过寺内的智海禅院，大发“红尘稍与僧家远，白发偏于我辈公”的感慨。米芾更是相国寺的常客，与寺僧多有交情。他在罗汉院僧寿许那里赏玩过唐代李阳冰留下来的御墨，又从寺僧清道手里搞到王羲之的两帖真迹。
在相国寺，茶酒饮宴都很方便，这里也就成为朝士文人聚会的理想场所。彭乘及第，与同榜进士登相国寺阁，同年们春风得意，有入仕之乐，他却远望乡关，说：“双亲老了，怎能不顾奉养而图一身之荣呢？”次日请求留职养亲。哲宗时，苏东坡与黄庭坚、钱勰等在寺内宝梵律院会餐，黄庭坚当场作草书数纸，东坡赞赏不已，钱勰却说大苏恐怕还没有见识过怀素的真迹。据《伊洛渊源录》，理学家二程兄弟与张载、吕希哲在大相国寺“讲论终日”，大程忽然发问：“不知过去可曾有什么人在这里讨论过这些问题否？”大有理学开创者“前无古人”的自豪感在。徽宗末年，侍郎刘季高在智海禅院摆席，说到歌词，他旁若无人地大说柳永不行，一个宦官默默离席，拿着纸笔跪在他的前面，说：“你以为柳词不好，何不自己写一篇看看？”让刘季高下不了台。
由于文人雅士经常在相国寺聚会，寺内时不时有小范围的伎乐活动。梅尧臣、刘攽曾到相国寺听“越僧鼓琴”，留下了“徒谓五音淳，孰识商声高”的深刻印象。而曾巩也与同舍之士在寺内维摩院听友人洪君奏琴。但这些活动一般民众无缘欣赏，他们期待的是群众性演出。真宗时，有一个轻薄子戏作《有教无类赋》说“相国寺前，熊翻筋斗；望春门（即里城曹门）外，驴舞柘枝”，以相国寺前熊驴的杂技表演来嘲讽有教无类。寺内还设有歌舞表演场所，范镇与韩维都光临过，后者还有诗描述了当时的场景：
佛宫金碧开朝霞，游人杂沓来正哗。
危弦促管竞繁咽，罗袖对舞春风斜。
《能改斋漫录》说大相国寺里“众书生倚殿柱观倡优”，恐怕就是范镇他们观看的舞乐。这些游乐活动，不仅与大相国寺融为一体，而且成为宋代东京市民生活的组成部分。难怪谏官常安民主张“教坊不当于相国寺作乐”，哲宗大为不满，差点将其免官。
除了一月八天开市日，即便平日，大相国寺也有群众性的游乐活动。当然，群众性游乐活动以一年一度的上元赏灯最为壮观。《东京梦华录》有一段专记正月十六日开封官民夜游相国寺的盛况：
寺之大殿前设乐棚，诸军作乐。两廊有诗牌灯云：“天碧银河欲下来，月华如水照楼台”，并“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之诗。其灯以木牌为之，雕镂成字，以纱绢幂之，于内密燃其灯，相次排定，亦可爱赏。资圣阁前安顿佛牙，设以水灯，皆系宰执、戚里、贵近占设看位。最要闹九子母殿及东西塔院惠林、智海、宝梵，竞陈灯烛，光彩争华，直至达旦。
每年四月初八佛祖生日，大相国寺的浴佛斋会也是热闹非凡的。据《醉翁谈录》，这天相国寺里里外外“合都士庶妇女骈集，四方挈老扶幼交观”：
良久，吹螺击鼓，灯烛相映，罗列香花，迎拥一佛子，外饰以金，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其中不知何物为之，唯高二尺许，置于金盘中。众僧举扬佛事，其声振地。士女瞻敬，以祈恩福。
除此之外，东京士民习惯在冬至那天游览大相国寺，而资圣阁纳凉，相国寺赏雪，也是他们的最爱。刘敞有《雪中诣相国寺》诗，留下了与僧人品茗赏雪的风雅：
西风卷雪白如沙，索漠空林开白花。
病僧迎客兴不浅，自启轩窗煎越茶。
六
孟元老亲历盛况的年代，与鲁智深所见大体在同时，堪称大相国寺的巅峰时期。大约十年以后就是靖康之变，这座名寺也繁华消歇，满目悲凉。靖康元年（1126）岁末，相国寺成了啼饥号寒的难民滞留所，人数多达数万。金人占领了开封城，趾高气扬，以胜利者的身份到大相国寺烧香礼佛。紧接着就是建炎南渡，大相国寺转归金国统治。周煇记下了南下前对大相国寺最后的一瞥：
煇出疆日，往返经寺门，遥望浮图峻峙，有指示曰：“此旧景德院也。”匆匆揽辔径过，所可见者栋宇宏丽耳，固不暇指顾问处所。
南宋曾在杭州淳祐桥边重建相国寺，但当地人与南下的移民都不将其作为开封大相国寺的延续，文化的记忆并不兼容克隆品。有一家印书铺在刊印的《抱朴子》末页，郑重地刻上了一段文字：
旧日东京大相国寺东荣六郎家，见寄居临安府中瓦南街东，开印输经史书籍铺，今将京师旧本《抱朴子内篇》校正刊行，的无一字差讹，请四方收书好事君子幸赐藻鉴。
除了旧店新开的广告意识，不难体味书铺主人对故都地标大相国寺的深情思念。绍兴年间，古董收藏家毕少董还从大相国寺觅到了《熙丰日历》的残页，携归江南，让人见了唏嘘不已。约略同时，孟元老沉湎在记忆中追怀它的胜日景况，写下了《相国寺内万姓交易》等篇章，决定把回忆录取名为“东京梦华录”。
四十余年后，范成大出使金国，初见大相国寺，看到宋徽宗题写的寺额依然在山门倾檐缺吻之下，开市交易习惯虽然如故，但“寺中杂货，皆胡俗所需”，他感慨万端，写了一首诗：
倾檐缺吻护奎文，金碧浮图暗古尘。
闻说今朝恰开寺，羊裘狼帽趁时新。
大相国寺的一切，在范成大的眼里都“无复旧观”。类似的慨叹在元诗里也有流露：
大相国阁天下雄，
天梯缥缈凌虚空。
三千歌吹灯火上，
五百缨缦烟云中。
洛汭已掩西坠日，
汉津空送南飞鸿。
阑干倚遍忽归去，
飒飒两鬓生秋风。
——陈孚《登大相国寺资圣阁》
在范成大与陈孚的心目中，大相国寺不是一般的寺庙，而是赵宋文明的一种象征。但是，在金元两代异族统治下，显然，它走向了衰败，其后再也没有重现北宋的辉煌。无论范成大，还是陈孚，都不会像《水浒》里的鲁智深初见这座名寺那样，发出“端的好一座大刹”的惊叹。
樊楼
一
《水浒》有两处以樊楼为场景。一是第七回，陆谦为让高衙内得手林冲娘子，计赚林冲去樊楼吃酒：
当时两个上到樊楼内，占个阁儿，唤酒保分付，叫取两瓶上色好酒，希奇果子案酒。
一是七十二回，宋江元宵上东京，刻画更为细致：
出得李师师门来，穿出小御街，径投天汉桥来看鳌山。正打从樊楼前过，听得楼上笙簧聒耳，鼓乐喧天。灯火凝眸，游人似蚁。宋江、柴进也上樊楼，寻个阁子坐下，取些酒食肴馔，也在楼上赏灯饮酒。吃不到数杯，只听得隔壁阁子内有人作歌道：浩气冲天贯斗牛，英气事业未曾酬。手提三尺龙泉剑，不斩奸邪誓不休。宋江听得，慌忙过来看时，却是九纹龙史进、没遮拦穆弘，在阁子内吃得大醉，口出狂言。
樊楼是北宋最豪华的酒楼，位于东京宫城东华门外景明坊。大约北宋后期，当时人已经不太明了其得名的来由，想当然地以为是酒楼老板的尊姓，以至于《醒世恒言》第十四卷《闹樊楼多情周胜仙》硬派樊楼店主叫范大郎，用意大概也是“范”“樊”同音。据研究者说，这篇以樊楼为背景的小说也是宋元话本，但说“东京金明池边，有座酒楼，唤做樊楼”，则是方向性错误。金明池在开封外城西郊，而樊楼则在里城东面，两者一东一西，毫不相干。实际上，樊楼所在地，本来是商贾贩鬻白矾的集散点。可能原先是矾行的酒楼，也有可能后来在这里盖起了酒楼，于是就称为矾楼，也叫作白矾楼。日久天长，才讹传为樊楼，后又改称丰乐楼，但总比不上樊楼叫得响亮。
樊楼算得上是东京的百年老店，至少在宋真宗时就名闻遐迩了。据《湘山野录》，大中祥符（1008—1016）中，真宗为日本国一佛寺赐额。朝辞日，日本使者临时要求再赐一篇寺记，张君房是最合适的作者。但当天张君房不当值，“醉饮于樊楼，遣人遍京城寻之不得”。樊楼有常备的自酿好酒，名叫“眉寿”“和旨”。据宋代档案《宋会要》的记载，当时，樊楼每天上缴官府酒税就达二千钱，每年销售官酒竟至五万斤。后来老板转手，酒楼新主“大亏本钱，继日积欠，以至荡破家产”。对此，因为不是国有资产，国家尽可以不闻不问，但国库缺了一大笔酒税，宋仁宗还是十分在意的。天圣五年（1027），中央财政部门收到一道诏令，大意是说，谁愿意承包樊楼年销五万斤的酒税额，就可以给他划拨三千家京城的小酒店，作为酒类专卖的连锁销售店。从皇帝的亲自过问，也可见樊楼在东京酒楼业中龙头老大的地位。
当然，樊楼之外，东京还有些著名的酒楼。例如丽景门内有一家酒楼号称“无比店”，原是参知政事赵叔平的宅第，他致仕回乡后，这里就改成酒楼，“材植雄壮，非他可比”，因而当时谚语就说“酒苑叔平无比店”。在天汉桥下有一家寿州（今安徽寿县）人开的王家酒楼也相当有名。学者刘攽有诗说它“道旁高楼正嵯峨”，而经营的场面则是：
白银角盆大如斗，臛鸡煮蟹随纷罗。
黄花满把照眼丽，红裙女儿前艳歌。
器皿都是银质的，南北各味菜肴应有尽有，还有娇艳的陪酒女郎。尽管如此，构成东京餐饮业地标的，还得算是樊楼。
二
东京酒楼的格局，据《东京梦华录》记载，面朝大街的门口都扎“彩楼欢门”，欢门就是大门楼，用各种彩色饰物装点门面。这种门面装饰最早出现在东京酒楼，其后各地大型酒肆、食店、茶楼，也都争相仿效。而节日的欢门彩楼，各家更是花样翻新，别出心裁。据孟元老说，汴京“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重新结络门面彩楼，花头画竿，醉仙锦旆”。而九月重阳前后，以菊花装点门楼，则成为东京酒楼的一道风景线。走进门楼则是院落或主廊，底层是散座，这些去处称作“门床马道”，档次不高。有身价的都往楼上招呼，楼上天井两廊都是当时称为“小阁子”的包厢。一到晚上，“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槏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不过，据《都城纪胜》说：“大酒店，娼妓只伴坐而已，欲买欢，则多往其居。”说的虽是南宋临安的行规，北宋东京当也如此。
东京一般酒楼仅上下两层，唯独樊楼，在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改建为东西南北中五座三层的主楼，《水浒》中宋江喝酒时应该还是改建前的老楼。新樊楼各楼之间用飞桥栏杆连接，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改建完工重新开张的头几天里，最先光顾者赏以金旗，以招徕宾客。每到元宵灯节，樊楼顶上每一道瓦楞间各放莲灯一盏，把樊楼点缀得分外靓丽妩媚。其中的西楼，后来禁止酒客登临眺望，这是出于对皇帝安全保卫的考虑，因为从西楼俯瞰下去就是大内。据《水浒传》的蓝本《大宋宣和遗事》说：樊楼“上有御座，徽宗时与师师宴饮于此，士民皆不敢登楼”。似乎有理由推测，西楼可能因此而谢绝了外客。
樊楼西楼借景于大内，北楼则可以凭眺艮岳，再加上相去不远的州桥夜市与汴河游女，市口十分优越。此即时人王安中在诗中所吟咏的：“日边高拥瑞云深，万井喧阗正下临。金碧楼台虽禁籞，烟霞岩洞却山林。”樊楼原就是京城酒楼老大，“饮徒常千余人”，改造以后，不仅其本身生意兴隆，也带动了周围店肆的人气。据王明清说，连樊楼旁的小茶肆也“甚潇洒清洁，皆一品器皿，椅桌皆济楚，故卖茶极盛”，茶都卖出了好价钱。另据宋代话本《汪信之一死救全家》，以善煮鱼羹而知名的宋五嫂，也“是汴京樊楼下住的”。而许多宋代话本就以樊楼作为敷衍故事的主要场景，其中的描写倒也不是毫无根据的。例如，《赵伯昇茶肆遇仁宗》引一首《鹧鸪天》词为证：
城中酒楼高入天，烹龙煮凤味肥鲜。
公孙下马闻香醉，一饮不惜费万钱。
招贵客，引高贤，楼上笙歌列管弦。
百般美物珍羞味，四面栏杆彩画檐。
由于名闻遐迩，京城第一，樊楼成为达官贵人和富商阔佬摆谱的地方。《齐东野语》记载了一则樊楼逞富的真实故事，说一个叫沈偕的吴兴阔少，狎游京师，追求一个声价“甲于都下”的名妓。有一天，沈偕带她上樊楼，对楼上千余酒客说，你们都“极量尽欢”，最后我来埋单。“至夜，尽为还所直而去”。沈偕的豪奢之名传遍京师，不言而喻，那些摆足身价的名妓也“惟恐其不来”。
当然，酒阁填词、粉壁题诗之类的雅事，在樊楼也是不少的。政和进士黄彦辅酒酣樊楼，赋《望江南》词十首，歌咏樊楼之月，都人聚观，称其为“谪仙堕世”，词名大振。诗人刘子翚少年时代也曾亲历过樊楼盛况，他有《汴京纪事》诗记樊楼云：
梁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
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
三
南渡以后，宋室君臣“直把杭州作汴州”，在西湖边又造起了名为丰乐楼的大酒楼，其瑰丽宏伟，“上延风月，下隔嚣埃，遂为西湖之壮”，而丰乐楼正是樊楼在北宋末年的正式名称。刘克庄曾经悲怆地赋诗：
吾生分裂后，不到旧京游。
空作樊楼梦，安知在越楼。
不知道他是否有感于临安丰乐楼而作。刘子翚还有樊楼的回忆，包括刘克庄在内的更多南宋人连这种幸运都没有。
樊楼成为宋代酒楼业的样板，各地酒楼在经营风格、布置格局上，都纷纷仿效。宋代话本《杨思温燕山逢故人》写靖康之变后金人在燕京建造的秦楼道：“原来秦楼最广大，便似东京白樊楼一般。楼上有六十个阁儿，下面散铺七八十副卓凳。”
大概到南宋后期，樊楼就成了酒楼的代名词。宋元之际，姚云文有词云“疏狂追少日，杜曲樊楼，拼把黄金买春恨”；黄溍也有“春风樊楼醉，一笑百斛珠”的诗句。这里的樊楼，明显是指一般的酒楼，而且还带有一点儿青楼烟花味。
樊楼展现出宋代东京的奢华，但开封城还有鲜为人知的另一面，竟也与“樊楼”有关。据《老学庵笔记》说，京师沟渠极为深广，构成了一个地下世界，“亡命多匿其中，自名为无忧洞。甚者盗匿妇人，又谓之鬼樊楼”。这种现象在整个北宋时有发生，即便再精明强干的开封知府，也不能使其完全绝迹。有意思的是，据《垄起杂事》，元末韩林儿起事，自号“小明王”，建都汴梁，他也“起樊楼于土市子街西，饰红裙绮瑟于上”。倘有将帅出师，就在樊楼为其饯行，他也自称为“樊楼主人”。看来，“鬼樊楼”终于从地下转到了地上，虽然这并不是宋代的事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