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3年开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战场开始摆脱严重困难的局面。3月，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极力攻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并暗示两年之内解决共产党。同时，密令其接近我各抗日根据地的部队，积极包围进剿。5月，国民党顽固派又乘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叫嚷“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6月，调集28个师又6个旅的兵力，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7月2日，胡宗南电令各部于10日前完成一切准备。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
为打退这次反共高潮，共产党首先在政治上发动了强有力的攻势，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挑起内战、破坏团结抗战的阴谋活动。7月6日，朱德向蒋介石发出抗议电。9日，延安军民召开紧急动员大会，向全国发出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12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质问国民党》的社论，揭露蒋介石以反共姿态出现破坏全国抗战的实质，警告其进攻陕甘宁边区、发动内战是不能容许的；号召全国人民及国民党爱国人士紧急行动起来，制止内战。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和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人士也纷纷集会，发表声明和通电，声讨顽固派。与此同时，陕甘宁边区军民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掀起了保卫边区的群众运动，进行了充分的自卫准备，并从华北抽调部分兵力增强边区的防御力量。由于中国共产党采取强硬态度和有力措施，加上国际国内舆论的压力，蒋介石未能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大规模进攻。7月至9月，八路军和新四军又先后打退李仙洲部和李品仙等部国民党顽军对冀鲁豫边、鲁南和鄂豫皖边抗日根据地的进攻。至此，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在整个反顽斗争中，三次打退国民党反共高潮，只是这场长期复杂的斗争的缩影和在军事上的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始终执行了毛泽东“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卫”的行动策略，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取守势，攻守结合，相机使用，这是毛泽东对顽斗争高超艺术的生动反映，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斗争立场坚定性和斗争策略灵活性的辩证统一。
如果说八年抗日战争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提出并坚持的全面抗战路线指引下，反侵略、反压迫的民族解放史，那么，抗日战争中从战略相持阶段至战略反攻阶段这漫长的五六年间，中国共产党及其所属部队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同时，与国民党顽固派所进行的有理、有利、有节的一系列斗争，则是被压迫民族中的被压迫阶级(广大劳苦民众)从斗争中求生存、求发展所演出的一幕幕威武雄壮、丰富多彩的话剧。
“军事上采取防卫立场，政治上强调团结抗日”这一充满辩证法的高超斗争艺术从它的提出、贯彻，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随着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人民革命斗争的胜利，我们对毛泽东当时制定这一斗争方针的战略意义和深邃内涵，也有了越来越清楚的领悟。
其一，立足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情况，对人民革命武装的发展和壮大进行战略部署。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明确谈到：“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而不是把乐观情况做出发点。”
基于这种认识，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向八路军、新四军发出《关于战略方针的指示》，明确八路军、新四军当时的战略任务是：“在粉碎敌人‘扫荡’，坚持游击战争的总任务下，扫除一切投降派、顽固派的进攻，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南、江南打成一片，化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同时，极大发展鄂中与鄂东，以便与全国工作相配合，坚持华北华中抗战，稳定全国统一战线，争取时局好转”。并着重指出：在华北应以继续巩固为主，在巩固中求发展；在华中应以扩大为主，从扩大中求巩固。
基于这种认识，皖南事变后，针对蒋介石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反动命令，为了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战，中央军委于1941年1月20日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军长仍为叶挺)，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1941年1月25日，新四军新军部在江苏盐城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为基础组成，并将活动于陇海铁路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统一整编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2月18日，中央军委任命新四军各师师长和政治委员，全军共9万余人。5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中原局与东南局合并组成中共中央华中局，同时成立中共中央军委华中分会，刘少奇任华中局书记兼华中军分会书记。
基于这种认识，1941年2月1日，针对皖南事变后时局的发展，毛泽东在给刘少奇、陈毅并告彭德怀电报中，对当时华中指导中心应着重的三个基本战略地区，做出明确指示：第一个基本战略地区是鄂豫陕边，以彭雪枫、张云逸、李先念三部逐步向西推进，在一年内达到在鄂西、豫西及陕南建立游击根据地为目的。以上彭、张、李三区均能很好利用日蒋矛盾，实施我之战略发展。华中第二个战略中心是江南根据地，又分为苏南、皖南、浙东及闽浙赣边四方面。苏南是江南聚集力量的中心，应用大力经营之。在皖南，主要是开展芜湖一带抗日斗争。浙东即沪杭甬（宁波）三角地区，应在该区域创立游击根据地。闽浙赣边，目前应加强地方工作，准备将来武装起义，建立根据地。第三是苏鲁战区。这是目前华中的基本根据地，主力所在，用力最大，并应准备于一年内消灭大批聚集于此的反共武装力量。应把这地方看作向西向南发展的策源地，也是出干部的地方，好像汉高祖的关中。毛泽东在这份电报里甚至对如何控制整个中国抗日斗争形势，也向刘少奇、陈毅和彭德怀交了底。他说：“我们现在有华北、苏鲁及南方(闽粤)三个大的战略根据地，华北的任务是出陕、甘、川、云、贵。你们(主要指刘、陈领导的新四军)的任务是出鄂豫陕边与闽浙赣边。南方的任务是经营五岭南北。”这一高屋建瓴的战略部署，不仅为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描绘出一幅壮丽的图景，而且也为以后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逐鹿中原、埋葬蒋家王朝布好了棋局。
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在1941年至1942年，当华北敌后抗战处于严重困难时期，面对根据地缩小、人口和军队数量减少，经费粮食紧张等困难，经过敌后军民艰苦奋斗，终于逐步渡过难关，从1943年进入恢复和再发展阶段。这时，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已转入对法西斯阵线的进攻，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被迫转入战略守势，但在中国战场却继续以主要力量打击坚持敌后抗战的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国民党顽固派继续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仍然抗击着58％的侵华日军和90％以上的伪军。在此形势下，华北八路军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进一步巩固抗日根据地，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积极贯彻“敌进我进”的方针，派遣大批武装工作队和小部队深入敌占区，广泛开展群众性对敌斗争，壮大了抗日武装力量，为战略反攻作了充分准备。
上述种种成绩的取得，都是立足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情况，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长期奋斗的结果。
其二，及时总结对顽斗争的政策和策略，逐步形成一整套稳健对付国民党进攻的方针和原则。同国民党反共手段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从土地革命时期就遇到的一个老问题。但是，如何在抗日战争这种三角斗争形势下处理好国共两党和所属军队之间既联合又有摩擦的关系，确是个崭新的题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不失时机地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和场合宣传“抗日、团结、进步”的方针，为反顽斗争制定出一整套政治策略和军事行动原则。
对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妥协活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是早有警惕，随时有对策的。1939年1月下旬，国民党五中全会刚刚收场，毛泽东就告诫全党，对国民党的反共方针必须严重注意，加以防范，并与之作必要的斗争。1939年6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指出目前最大的危险就是投降的可能，新的“慕尼黑”的可能。国民党的反共运动就是准备投降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对共产党的压迫，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攻击和摩擦，对边区的挑衅，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的破坏等，都是准备投降的步骤。6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分析国民党五中全会后的国内形势，指出国民党五中全会还是以脱共抗日为主要方向，但同时又包含反共降日的因素，反共是其投降准备工作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情况的出现使目前时局处于投降派与抗战派的严重斗争中，投降可能成为当前的最大危险。7月7日，中共中央在为纪念抗战两周年发表的对时局的宣言中，提出了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坚持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这便是以后“抗日、团结、进步”方针的最初形式。1939年8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人民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大会上发表演说：“必须制裁反动派！”9月份，毛泽东又两次接见记者并发表文章，明确指出，中国的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前途，这就是复兴的前途。一个是实行妥协、实行分裂、实行倒退的前途，这就是亡国的前途。10月1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决定中，又一次指出：目前的反共现象和倒退现象仍然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准备投降的步骤。全党同志应该提高对当前时局的警觉性，用全力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我们的党，巩固党所领导的军队和政权，以准备对待可能危害中国革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军队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不致遭受意外的损失。12月23日，毛泽东在对时局的指示中进一步指出：全党同志应对国民党的投降活动引以高度重视，努力发展统一战线，力争中间阶层，深入群众工作，发展与巩固自己的力量和阵地，争取时局好转，争取继续抗战，并准备在时局逆转时足以应付一切。1939年的这些指示，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妥协的实质，指出了时局中的危险倾向，教育了全国人民、武装了党和军队，使全党和全军从政治上、思想上做好了应付各种事变的准备。据统计，从1940年1月至1944年11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对顽斗争的指示和谈话就达上百篇，仅收录在《毛泽东选集》中的这一时期的35篇文章中，都程度不同地谈论了对顽斗争的政策和策略，足见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和清醒认识。
当国民党的反共妥协政策刚刚形成，尚未充分暴露之时，中共中央就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抓住一切时机和形式充分予以揭露；当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蒋介石摧残抗日力量的反动暴行激起全国进步力量的愤慨和谴责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又积极采取强大的政治攻势，争得广泛的同情和支持。特别是在毛泽东的《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以及1944年10月11日《评蒋介石在双十节的演说》等著作里，对长达数年的反顽斗争做出了系统的总结，其政治观点鲜明而坚定，论证透彻而严密，措词准确而有力，怒骂嬉笑皆成文章，形成了毛泽东这一时期军事散文的独特风格。“骨鲠在喉，不吐不快”，毛泽东把对顽斗争的正确政治方针、军事方针与组织方针，巧妙地融会在这些演说和社论里，大吐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武装力量长期受压之积愤，大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志气，大灭国民党顽固派搞投降、搞分裂、搞摩擦倒行逆施之威风，集中体现了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博大的政治胸襟和高超的斗争艺术。
对于这段反顽斗争的历史功过，还是毛泽东本人总结得好：“自武汉失守以来的五年半中，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担负了抗击日伪主力的重担，这在今后虽然可能发生某些变化，但这种变化也只能是暂时的，因为国民党在五年半以来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下所养成的极端腐化状态，今后必将遭到严重的挫败，到了那时，我党抗击敌伪的任务又将加重了。国民党以五年半的袖手旁观，得到了丧失战斗力的结果，共产党以五年半的苦战奋斗，得到了增强战斗力的结果。这种情况，将决定今后中国的命运。”
军事上采取防卫立场，政治上强调团结抗日，稳健地对付国民党的进攻，求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使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增强了战斗力。这是历史赠给广大劳苦民众独立解放的难得机遇。而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个机遇，排除一切干扰，牢牢掌握抗日救国大方向，率领亿万民众向独立解放的道路上疾跑，并终于到达胜利彼岸的带头人，正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
四、“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1941年至1942年，由于日寇的野蛮进攻和国民党的包围封锁，根据地的财政和经济发生了极大的困难。毛泽东号召全党努力领导人民发展农业生产和其他生产事业。“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就是毛泽东为陕甘宁边区军民大生产的题词。由于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根据地军民响应共产党的号召，生产运动蓬勃发展起来，取得巨大成绩，胜利地渡过了抗日战争的最困难的时期；更重要的还在于，这种由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逼出来的军民大生产运动，不仅给中国共产党以后领导经济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而且找到了一条战胜一切困难，使人民武装力量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建军坦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