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停战谈判开始前，有关方面曾经考虑将部分空军部队进驻朝鲜各机场。毛泽东没有同意，他批示：“为不给敌人以口实，不要去。”
7月9日，停战谈判正式开始的前一天，毛泽东还在仔细审阅南日、邓华准备在首次会议上的发言稿。他在给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的电报中说：“南日、邓华两个发言稿均可用。惟南日稿内称‘愿意接受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先生的提议并准备举行停战谈判’，改为‘愿意举行停战谈判’，将‘接受苏联’以下21个字删去，因为李奇微的声明在文字上并无愿意接受马立克提议的表示，如果南日这样说，可能引起对方无谓的批评。邓华发言稿中所说马立克提议一段则是好的，不会引起批评的。如果你们认为南日发言稿中应有提到马立克提议的话，应在另外的地方去说。”
毛泽东真是一个精细的人。
为了统一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的领导，毛泽东在征得金日成的同意后，由朝中代表团成员及李克农、乔冠华等组成一个小组会议，李克农主持。
毛泽东指挥战争，最讲究“初战必胜”，“不打无准备之仗”。在谈判桌上同对手交锋，毛泽东也非常注意“初战必胜”。在临战之前，作好充分而周全的准备，不给对手有任何可乘之机和任何可以利用的借口。毛泽东既有指挥千军万马、气吞山河的雄才大略，又有实际、具体、细致入微的工作方法。这是令人钦佩的。
1951年7月10日上午10时，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来凤庄正式开始。开城，这座高句丽王朝的古都，如今受到全世界的注目。
谈判大厅里，东西向横放着一张长方形条桌，桌面上铺着一幅墨绿色的台布。双方谈判代表在桌子两侧面对而坐。由于刚刚从厮杀的战场走到谈判桌前，彼此显得有些紧张。
一场旷日持久的马拉松式的谈判，就这样开始了。
“联合国军”首席代表乔埃首先发言，只提出了关于谈判的九项议程，却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的建议。
接着，朝中方面首席代表南日提出三点原则建议：
(一)在互相协议的基础上，双方同时下令停止一切敌对军事行动。
(二)确定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武装部队同时从该线后撤十公里，作为非军事区。该区民政恢复到1950年6月25日前的原状。同时，立即就交换战俘进行商谈。
(三)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以保证停战和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
乔埃拒绝把“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列入谈判议程。他提出的理由是，因为停战谈判只应讨论朝鲜境内的军事问题，而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是政治问题，只能在停战实现以后由有关政府去讨论。
会谈一开始，就在议程上发生分歧，卡在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这个问题，触到了对方的痛处。
李克农随即将会谈情况报告毛泽东。
7月11日，毛泽东复电李克农，明确表示：“撤兵一条必须坚持。”
这样，撤兵问题便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
为了转移视线，“联合国军”代表在谈判的第二天，节外生枝地提出要随带20名新闻摄影记者进入会议区域。7月12日，他们在未得到朝中方面同意的情况下，单方面带20名记者前往开城采访，遭到朝中联络员的拒绝。“联合国军”代表团以此为借口中断谈判，并以允许记者采访作为继续谈判的先决条件。也许对方已经意识到这种小题大作的办法不妥，随即于7月13日又提出在开城及其附近地区划出一个中立区的建议，并称如你方同意这些建议，会议即可恢复，不致迟延。
毛泽东看出了对方的用意，立即提出对策。7月14日，致电李克农并金日成、彭德怀：“李奇微的通知是以划中立区为主题，来掩盖他因记者这个小问题而引起会议停顿的不妥当行动。我方为取得主动起见，决定同意他划中立区的提议，也同意他将新闻记者作为他代表团工作人员一部分的办法，以取消敌方的一切借口。”
同一天，毛泽东重新起草了朝中方面给李奇微的复信。全文如下：
李奇微将军：
你的7月13日的来信收到了。为了扫除在一些枝节问题上的误会和争论，使和平谈判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起见，我们同意你所提的将开城地区划为在会议进行期间的中立区，在此区域内双方停止任何敌对活动，及将武装人员完全摒除于会址区域及你我代表团通往会址区域的通路之外的建议。至于这个会址区域的大小及其他有关的具体问题，我们建议交给双方代表团在一次会议上去解决。
关于引起这次停会原因的新闻记者问题，是和划中立区的问题无关的。后一个问题自从7月8日贵方联络官提过一次之外，贵方的代表团再也没有提出过。而联络员的任务是讨论细节问题的，无权讨论像划中立区这样性质的问题。
此次引起停会原因的新闻记者问题是一个小问题，值不得为这个问题引起停会，更加值不得为这个问题而引起会议的破裂。贵方代表团曾经在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我方代表团当时认为在会议还没有任何成就，并且连议程也没有通过的时候，各国新闻记者来到开城是不适宜的，这个问题因而没有取得协议。
我们坚持一切问题必须由双方协议才能执行的原则，我们认为这个原则是公平的，无可辩驳的。新闻记者问题既然没有达成协议，就不应当由贵方一方片面地强制执行。
为了不因这件小事而使会议陷于长期停顿或破裂起见，我们现在同意你的建议，即将贵方新闻记者代表20人作为你的代表团工作人员的一部分。我们已命令我方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也给贵方以便利。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
1951年7月14日
这个复信，将问题说得透透彻彻，把对方的借口驳得干干净净，心平气和，合情合理，表现了朝中方面对停战谈判的诚意，又显露了毛泽东的外交斗争策略和斗争艺术。这使得朝中方面在第一个斗争回合上赢得了主动。
次日，毛泽东在写给黄炎培的信中，谈到他在做出这个决策时的一些考虑：“古人说：能战然后能和。我们也是如此。我方昨天采取了一个步骤，对于剥夺敌方的借口以利会议续开一点，将是有益的。”
7月15日，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恢复举行。美方继续拒绝把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列入谈判议程。
几次谈判的情况表明，双方争执的焦点，一是撤兵问题，二是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问题。为了集中解决撤兵问题，朝中代表团在征得毛泽东同意后，对谈判方针作了调整。即在讨论谈判议程时，只坚持讨论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地区问题，三八线问题留待以后再说。同时，根据对方的要求，同意把“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及监察问题”列入谈判议程。
7月17日，周恩来以毛泽东的名义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电，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发出。
电报指出：“这几天来，我们在中立区及新闻记者问题上，在议程中的军事分界线及监察和停战的机构问题上，都已做了让步，有可能使他们发生错觉，以为在他们继续拒绝讨论的情况下，我们仍会继续让步。因此，你们必须在撤退外国军队问题上，不要顾虑对方拒绝讨论，要继续驳斥对方拒绝讨论之非，而且不要去争论这是军事问题或是政治问题，而应着重说明这是保证停战的必要条件，以免掉入敌人故设的逻辑陷阱。”还说：“我们不提议休会，不表示破裂，但也不怕他们破裂。”
毛泽东在审阅此电时，加了一段话：“我们提此条(指撤退外国军队——引者注)是有充分理由的(各国派兵到朝鲜是来作战的，不是来旅行的，为什么停战会议有权讨论停战，却无权讨论撤兵呢？显然这种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因此，我方坚持会议既然有权讨论停战，也就有权讨论撤兵)。”
接连几天，双方在撤兵问题上展开激烈的辩论。“联合国军”的代表显得有些理屈词穷。李奇微甚至允许乔埃用粗鲁的语言进行辩论：“只要乔埃说得出，就尽管粗鲁。”
李克农在7月19日谈判会议结束后给毛泽东、金日成、彭德怀的电报中，对“联合国军”代表的窘态作了生动的描述：“南日又根据发言稿精神，就撤军一事，向对方连续发问进攻，使对方对南日所问为何不同意撤军及停战后将军队留驻朝鲜的目的何在二问题，局促无辞，窘态毕露。南日今天在会上发问灵活机敏。对方至无法答复时，以抽烟遮掩，并频频搔首，作无可奈何状。会中我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对方完全陷于被动。”
双方的辩论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也为最终就谈判议程达成协议铺平了道路。国际舆论清楚地看到，在停战谈判中，究竟是谁有道理，谁没有道理；谁有诚意，谁没有诚意。
这时，美国政府也不愿意承担谈判破裂的责任，7月20日，给其谈判代表发出一个指令，在是否讨论撤兵问题上，开了一个口子，准备做出让步：“联合国军代表在不给予对方任何承诺的范围之内，可以提出能使对方单方面进行议论的广泛议题。假如对方连这个也不接受的话，联合国军代表可以同意在将来的某个时间讨论相互缩减军队的问题。”
根据几天来谈判的情况，以及美方态度的某些变化，为了使谈判取得进展，毛泽东和周恩来就撤军问题提出新的方针。7月23日，周恩来以毛泽东的名义，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说：“在谈判过程中，我们已经很好地利用了撤兵问题，一方面表明了我们爱好和平，另一方面又揭露了敌人是不愿意促进和平事业的。”又说：“现在我们可以确定：此次停战谈判，仍应以争取从三八线上撤兵停战为中心，来实现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至于从朝鲜撤退外国军队问题，可以同意留待停战后的另一个会议去解决而不将其列入此次会议的议程之内。关于此点，已取得金首相的同意。”电报要南日在25日谈判会议上，提出增加一项议程：“其他有关停战的问题”。增加这一条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其他四项都达成协议后，“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在停战协定实施后一定期限内召开双方高一级的代表会议，协商从朝鲜分期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问题”。
7月25日，朝中方面首席代表南日宣布：为尽快达成协议，早日实现朝鲜的和平，同意将撤军问题留待停战实现后的另一次会议去解决，但要在议程中列入“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这个建议，为尽快结束关于议程问题的谈判，而进入实质性谈判，打开了通道。
7月26日，双方通过了谈判议程，共五项：(一)通过议程；(二)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地区；(三)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四)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五)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
朝鲜停战谈判终于取得了一个重要成果。这时，毛泽东把具体指导谈判的工作主要放在周恩来的肩头上，而将自己的精力转到指导镇压反革命以及国内其他工作方面。
这就是毛泽东的工作特点。当一项关乎全局的重大任务刚刚提上日程的时候，他总是聚精会神地去解决它，别的事情(外事除外)可以暂时放在一边，或者以较少的精力去顾及一下。在他认为这项任务的解决已经有了头绪，走上了轨道，便放手让可以信赖的人去继续完成。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又用于去解决另一个重要任务上去。前面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情况，从志愿军入朝作战那一天起，他是多么聚精会神地指导抗美援朝战争！当第三次战役取得胜利，朝鲜战场的局面已有根本的转变，他便把指导抗美援朝战争的重任更多地更放手地交给了彭德怀，自己只在最必要、最关键的时候提出一些指导性的方针。在进入朝鲜谈判阶段，又是这种情况。
从1951年7月27日起，朝鲜停战谈判进入实质性谈判的阶段。
在指导谈判的过程中，周恩来以毛泽东的名义向李克农、金日成、彭德怀发出了一封又一封电报。电报发出之前，都经毛泽东审阅同意。看了这大量的由周恩来起草、以毛泽东名义发出的电报手稿，你会感到毛、周之间意见是多么地一致。除少数电报毛泽东有较多修改或加写一些有重要内容的话，绝大部分是一字不改，偶尔只改几个不易辨清的字。而周恩来写的电报都是一气呵成的。
朝鲜谈判是艰难的。一进入第二项议程，即确定军事分界线时，又僵持住了。朝中方面提出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对方拒绝这一主张，以所谓“补偿”其海、空军优势为借口，无理要求将军事分界线划在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阵地后方，企图不战而攫取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美方这一要求遭到拒绝后，公然以武力相要挟，说：“那就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
果然，从8月18日到10月22日，“联合国军”向中朝军队连续发起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同时，在中立区多次制造事端。朝鲜谈判被迫中断，双方从谈判桌上的较量转到了战场上的较量。
中朝军队是在极其恶劣的气候和后勤给养严重困难的条件下，抗击“联合国军”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的。从7月20日起，朝鲜北部爆发特大洪水灾害，农田被毁，道路中断，许多工事和战备仓库被严重破坏。敌军又乘机向中朝军队后方实施大规模“绞杀战”。中朝军队的作战调动和物资补充，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
10月14日，人民志愿军正在英勇顽强地抗击着美军来势凶猛的秋季攻势，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电报。他在电报中写道：
志愿军党委亲爱的同志们：
中央对于志愿军全体同志在志愿军党委和彭德怀同志的领导下进行了一个整年的英勇奋斗，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表示欣慰与慰劳。目前的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争取最后胜利。目前国内情况很好，全党及全国人民热烈支援你们。国际形势也于我们有利，敌人困难甚多。我们也有困难，有些是很大的困难，但却是可能克服的。只要同志们继续努力，并和朝鲜同志始终团结一致，最后胜利是可以取得的。
可以看得出，毛泽东是带着深厚的感情写这封电报的。他代表几万万中国人民给自己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送来了温暖和鼓舞，这温暖和鼓舞将转化成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事实总是与美国当权者的愿望相反。本来他们想从战场上去捞取在会场上捞不到的东西，结果适得其反。他们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都被中朝军队所粉碎，反而损失了15.7万余人，只向前推进了646平方公里的土地。正如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1951年11月18日的文章所说的：“美国谈判代表愈来愈明白，联军已真的不能再用继续作战的办法来获得进一步的利益了。”
10月23日，美军的秋季攻势刚刚被粉碎，毛泽东在庄严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上，向美国政府、向全世界郑重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