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是我们的。”
——毛泽东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在陕西省北部、延河中游。1937年1月4日，毛泽东离开保安迁驻刚刚解放的延安，设延安市。延安从此成为陕甘宁边区首府、1937年至1947年的中共中央所在地。
巍巍宝塔山，清清延河水，杨家岭的窑洞，枣园的灯光，多么令人神往！毛泽东在这里整整住了10年，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组织领导了我党我军和根据地人民的整个抗日战争，举行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七大……
毛泽东进驻延安后刚好半年，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的侵略军一部，以演习为名，借口一个士兵失踪了，突然进攻驻北平（即北京）西南宛平县城（今卢沟桥镇）的中国军队。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影响下，中国驻军奋起抵抗，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七七卢沟桥事变。从此，开始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
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进而吞并亚洲，称霸世界，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追求的战略目标。早自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发展，日本军国主义者就逐步推行以侵略中国为主要目标的“大陆政策”，并采取边沿“蚕食”的策略，先后侵占了中国领土台湾、澎湖和旅顺、大连，同时向中国勒索了白银2.3亿两的巨额赔款，从而促使其经济飞速发展，国力迅速增强，成为世界帝国主义列强之一。为进一步实现其侵略野心，1927年6、7月间，日本内阁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了以研究对华政策为中心的东方会议，并在会后写成的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中宣称：“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从而表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将由边沿“蚕食”步入局部“肢解”和全面“鲸吞”的阶段，并把灭亡中国作为它“征服世界”的先决条件。
时至20世纪30年代，日本国内矛盾激化，连续发生经济和政治危机。1927年，日本发生了金融危机。1929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空前的经济危机，日本又陷入了全面经济危机，至1931年达到了顶点，工业生产下降32.5％。虽然通过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和入侵华北，大肆进行掠夺，使它先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摆脱危机，然而，到1937年又出现了新经济危机的征兆。经济危机加剧了政治危机。财阀转嫁危机于劳动人民，使劳动人民日趋贫困，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工人罢工和农民抗交租税的斗争愈演愈烈。1936年斗争浪潮空前高涨。与此同时，反映财阀和军阀对内镇压劳动人民、对外加紧侵略扩张要求的军内外法西斯势力，频繁发动政变，多次更迭内阁，政局严重不稳。为了摆脱危机，缓和国内矛盾，转移人民的视线，日本帝国主义者遂铤而走险，决心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早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就积极进行全面侵华的战争准备。在政治上，通过1936年“二·二六”政变，建立起以军部为主体的法西斯统治体制，为扩大侵略战争铺平道路。在思想上，对青年特别是士兵和学生强化军国主义思想教育，鼓吹“战争是创造的动力，文化之母”，军人是“国家之花”，大力灌输“八一宇”的侵略思想和武士道精神。在经济上，大力发展以军需为主的重工业，使国民经济转入“准战时轨道”。在军事上，积极进行扩军备战。1937年日本陆军兵力已由1931年23万、居世界第6位上升到56万，居世界第3位，同时，大幅度增加军费，1937年军费占国家财政支出的49%；并于1936年5、6月间就确定了全面侵华的战略方针和兵力部署。在其修订的《帝国用兵纲要》中提出“以制敌先机，采取攻势，谋求速战速决为原则”的战略方针。在其《昭和12年度(1937年)对华作战计划》中规定：以2个军8个师团的兵力用于华北，以2个军5个师团的兵力用于华中，以1个师团用于华南。并依计划，将其驻北平、天津等地的“中国驻屯军”兵力，由1700人增加到5700人。同时，频繁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并抢占北平附近的丰台、通县等军事要点，大有“山雨欲来”之势。因而，1937年7月初，在东京军、政界消息灵通人士中盛传：“7日晚上，华北将要发生第二次柳条沟事件”。
果然，7日夜，驻丰台日军于卢沟桥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诡称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中国军队驻地宛平城内搜查，当其无理要求遭到拒绝后，即向中国驻军发动进攻，开始其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守军第29军奋起抵抗，从此开始了历时八年的全国抗日战争。8月13日，日本侵略者又在上海制造“八·一三事变”，出兵入侵淞沪地区，中日战争遂全面展开。
七七事变，日本全面侵华，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中国共产党7月8日通电全国，指出“中华民族危急！”号召“全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9日，中国工农红军将领致电蒋介石，要求全国总动员并请缨杀敌，“与日寇决一死战”。全国人民呼应中国共产党和和红军将领的通电，要求国民党政府坚决抗战。15日，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政府提交了为公布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抗日的宣言，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庐山与蒋介石等会谈。在中共和全国人民推动下，蒋介石于同日发表谈话，虽然仍存在和平幻想，“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此事的解决”，但他表示“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这是蒋介石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第一次发表准备抗战的谈话，因此，受到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欢迎。中共的宣言与蒋介石的庐山谈话，是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宣言，是构成两党合作共同抗日的政治基础。
七七事变，在国际上也引起不同反响。以苏联为代表的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和各国人民，谴责日本侵华，支援中国抗战，苏联与中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并派遣军事顾问和志愿航空队直接援助中国抗战。德国和意大利两个法西斯国家，则与日本帝国主义相互勾结，沆瀣一气。英、美等国虽因日本独占中国、损害其在华利益而反对日本全面侵华，但它们为应付本国的经济危机和德、意法西斯在西方的挑战，并惧怕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兴起和希望日本北进侵苏，因而极力避免同日本直接对抗，采取所谓“中立”、“不干涉”的绥靖主义政策，并向日本输出大量战略物资，从而纵容了日本的全面侵华。日本帝国主义正是利用这种国际形势，肆无忌惮地扩大侵略战争。
中国共产党为进一步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全国抗战，在同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后，自1937午2月开始，以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所提出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为基础，就陕甘宁边区政权、红军改编、两党合作的组织形式与共同纲领等问题，同国民党当局先后进行了六次谈判。由于国民党当局企图通过谈判来达到其削弱、限制甚至消灭我党我军的目的，因而谈判几度陷入僵局。
1937年2月中旬，以周恩来、叶剑英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在西安同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等人，就红军在西安设立办事处，陕甘宁苏区政府改为特区政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以及扩大民主，分批释放在狱的共产党员等问题进行谈判。至3月8日，双方达成初步协议。然而，两天后，国民党推翻原议，将红军改编后人数限定在3万人，而且不能设总部，并由国民党派人担任副职，陕甘宁苏区不能成为特别行政区，而要分属陕甘宁各省管辖。这实质上是把红军和陕甘宁边区置于国民党蒋介石控制之下，因而谈判陷入僵局。
为了打开僵局，3月下旬，周恩来赶赴杭州同蒋介石直接会谈。会谈中，周恩来重申中共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诚意，并就几个具体问题阐明中共的立场：陕甘宁苏区必须成为一个完整的特别行政区，红军改编为3个师，人数须在4万以上，并在3个师之上设总指挥部，国民党不能派人到红军任职，以及红军防地须增加等。蒋介石表示：只要商定一个永久合作的办法，这些具体问题容易解决，陕甘宁行政区可以是整个的，除行政区长官须由南京派人担任外，其他政务由中共决定，他不干涉；军队人数他不同中共争，总的司令部可以设。当蒋介石说要商定一个永久合作办法时，周恩来提出：确立一个共同纲领是合作到底的最好办法。蒋介石则要求中共方面先提出两党永久合作与共同纲领的方案。
6月4日，周恩来携带由他起草、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到达庐山，于8日到15日同蒋介石进行多次会谈。蒋介石一反杭州会谈时的态度，把他要中共起草的两党永久合作的共同纲领草案撇在一边，却提出要成立一个由国共两党各若干人参加的国民革命同盟会，主宰两党一切对外行动，而且要由他当主席，拥有最后决定权。同时，推翻其在杭州会谈时允许红军改编后设立总指挥部的承诺，公然提出“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洋”等等。谈判再度陷入僵局。
为了顾全大局，中共准备再作重大让步，同意蒋提出的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惟须先确立共同纲领以为同盟会的政治基础；可以由蒋任主席，承认其依据共同纲领有最后决定权。并派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携带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的宣言，于7月中旬再上庐山，同蒋介石会谈。然而，蒋坚持红军改编后直属行营管辖，不能设总指挥部，并且由国民党派人任各师参谋长和政训处主任；对中共提交的合作宣言却搁置一边，不予发表，因而谈判仍无结果。
七七事变后，华北战局危急，而且日本侵略者在上海也蠢蠢欲动。迫于形势，蒋介石电邀中共派代表参加国防会议。8月10日，周恩来同朱德、叶剑英飞抵南京，11日参加会议并提出中共关于全国抗战实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以及应采取的作战原则的建议。12日，蒋介石派康泽与周恩来就中共提出的合作宣言的修改问题进行谈判。13日，日军进攻上海，形势急转直下。蒋介石急需红军出师抗战。于是，在18日蒋介石同意中共提出的红军改编原则，决定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总指挥部，下辖3个师，每师1.5万人，并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命令（9月11日，按全国统一的战斗序列，改称第十八集团军）。至此，红军改编问题始获解决。
9月上旬，中共中央派博古、叶剑英为代表，就《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修改和发表问题同蒋介石、康泽进行会谈，至21日达成协议。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的讲话。至此，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这对实行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具有决定意义。
然而，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始终没有放弃其削弱、限制甚至消灭我党我军的企图。
日军侵占平津后，为实现其“速战速决”、迅速灭亡中国的战略企图，不断从侵占我国东北的关东军和国内向华北调集大量兵力，并于8月10日和31日组成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军团和华北方面军，总兵力计8个师团又5个混成旅团、2个支队共37万人。其具体部署为：以华北方面军主力沿平汉铁路实施主要突击，以一部沿津浦铁路南进，以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军团沿平绥铁路西进，对华北国民党军展开大规模的战略进攻。
为阻止日军进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8月20日调整部署，将全国临战地区划分为5个战区，并决定以第1、第2战区共61个步兵师和8个骑兵旅约70万人的兵力，分别沿平汉、平绥和津浦铁路的两侧组织防御。尽管国民党军广大爱国官兵英勇奋战，但由于其最高当局推行一条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因而陷入十分被动和不利的地位，以致纷纷败退。
在华北战局极端危急的关头，八路军不待改编全部就绪，即于8月22日，即以第115师为先遣部队，由陕西省三原县云阳镇誓师出征，31日经韩城县芝川镇东渡黄河，按预定战略部署向晋、察、冀、绥四省交界恒山地区抗日前线挺进。9月3日和30日，第120师和第129师先后由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誓师出征，随第115师之后，开赴抗日前线。在敌人长驱直入、国民党军纷纷败退、人民渴望能有一支军队迎敌而上的时候，八路军肩负党的重托、人民的期望，日夜兼程地向前线开进，因而备受沿途人民的欢迎。人们扶老携幼，箪食壶浆，夹道迎送，从而更加激励了八路军广大指战员的杀敌报国热忱。
为使八路军展开于敌之翼侧和后方，向着沿平汉铁路南进和沿平绥铁路西进之敌实行侧后的游击战，袭扰、牵制和打击日军，协同友军作战，毛泽东于8月4日至5日提出，后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讨论同意，决定八路军全部部署于以恒山山脉为中心之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根据这一战略部署，第115师、第120师向冀察晋绥四省交界的恒山地区挺进。
在我军展开之前，对于我军以何种战略方针、何种作战原则对敌，党中央、中央军委进行了认真的考虑。1937年8月1日，毛泽东在致同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秦邦宪）、林伯渠的电报中，明确指出：红军作战，依当前敌我情况，“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并且提出，“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
1937年7月底，蒋介石在南京筹备召开国防会议，邀请中共派代表参加。8月初，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前往南京出席国防会议。8月4日，毛泽东在给周、朱、叶的电报中，就国防问题阐述了我们的方针和意见。电报认为，“总的战略方针暂时是攻势防御，应给进攻之敌以歼灭性的反攻，决不能是单纯防御”。电报指出：“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予独立自主的指挥权。”对于担任游击战之部队，电报强调指出，应“依地形条件及战况之发展，适当使用其兵力。为适应游击战性质，原则上应分开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电报最后说：“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是保证军队作战胜利的中心一环，对此方针游移是必败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