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那时，没多少人关注他们的年龄，20来岁，也不被当做神童。没人称他们为50后、60后，他们和世界对话，大概也没想到以年龄小为卖点。实际上，整个80年代，几乎是他们的天下。
2010年都快到了。有些被称作80后的人，30郎当岁，而立之年，还被大惊小怪地当小孩子看待。
试卷
在暗夜，偶尔会梦到试卷，真真切切，跟真的一样。
试卷对我意味着什么呢？或者意味着考试吧。
多神秘的试卷啊，在拿到手之前，你不知道上面有什么内容。
但你明白，一定有许多不预知的东西等着你。
那是老师设置的一道道陷阱。你像穿越迷宫一样，小心翼翼，高抬脚，轻迈腿，在丛林里闪转腾挪。
即使你心细如发，即使你身经百战，也有中招的时候。你满头大汗，如临大敌。
其实那不过是老师和你开的善意的玩笑。
第二天，他会告诉你，昨天你在什么什么地方，进入了圈套，实际情况不是那样的，而是这样的。然后，他告诉你准确答案。
我盼着老师揭晓谜底，他总给我意外的惊喜。自认为对的，或许错了，自己没有把握的，却蒙对了。
他根据你的表现，给你打一个分数。
这个分数，你完全可以不在乎。
所以，每次交上试卷以后，我都满心期待着老师的讲解。他们常常让我豁然开朗，如醍醐灌顶一般。
爽透了。
老师是整个过程的设计者。我们懵懵懂懂，跟着他，亦步亦趋。
我对得起试卷，因为我从不抄袭别人的答案。抄袭对我没有意义，我需要自己理解答案。
现在为什么要梦见试卷呢？也许我天天都在考试。
生活中的每一个问题，对我都是一次考试。但我没有盼头。
没有老师，也没有标准答案等着我。我只能一个人面对着那一张纸，咬着铅笔头，苦思冥想。
即使我交白卷，也没人管我。不会有人对我大声咆哮，罚我重做一百遍。
谁管谁啊？每个人都面对着一张试卷，包括老师在内。他的那张卷子，可能比我这张还难，他可能比我还紧张呢！
我们自己领来卷子，摆在桌上，自己解答，最后自己给自己打分。
别人给你打59分，你可以自打100分。别人给自己打了100分，你可以探头看看，撇撇嘴说，明明不及格嘛！
试卷和答案，没有必然的联系，和分数也没有必然联系。
答案与分数，都不再神秘。反而让你惶惑，让你无所适从。
试卷是例行的吃喝拉撒，它就那么轻飘飘地来了，摆在你的眼前。仿佛在说，你看着办吧。
十年前
十年前，我嗓音尖利清澈，现在低沉沙哑。
十年前，我们三四个人深夜站在马路边，高声合唱《假行僧》。现在看到大喊大叫的，就想狠狠抽他。
十年前，我一点都不愿跟老爹说话。现在大事小情都想跟父亲商量一下，虽然他只是个普普通通的老农。
十年前，读老作家的文章常常嗤之以鼻。现在对每个老作家都心生敬畏。
十年前，每到陌生场合，总猜测别人会如何看待我。现在每见一地，常想，我如何看待他们？
十年前，我被各种各样的人教训和责骂。现在我教训和责骂各种各样的人。
十年前，别人帮我办事我感激他一辈子。现在别人帮我办事，我先猜他为什么要为我办事。
十年前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做我的朋友。现在才发现朋友屈指可数。
十年前，别人劝我多喝点。现在人们都劝我少喝点。
十年前，逃酒的借口是女朋友不让喝。现在喝酒的借口是：老婆，朋友非让我喝。
十年前，别人夸我女友漂亮，我会高兴。现在，别人夸我女儿漂亮我才高兴。
十年前，每天渴望变化。现在害怕任何变化。十年前，努力去追求美好的生活。现在我常常问自己：什么才是美好的生活？
十年前，我写诗。现在我不敢写诗。
十年前，我羡慕胖子，男人不胖不威严。现在我羡慕瘦子，觉得他们精神百倍。
十年前，我眼睛向上。现在我经常低头走路。
再过十年，会怎么样呢？
怕黑的人
一年中，我最不喜欢12月，最喜欢的是6月。
12月，夜长，天短，6月则相反。
过了12月22日冬至这天，就有了盼头。白天开始长起来；而过了夏至6月21日，白天渐渐变短，黑夜渐长，心情也跟着渐渐失落。过了9月22日，知道颓势已无法挽回，只好熬着，期待天长夜短的情形重新再来。
白天和黑夜，此消彼长。只有春分和秋分这两天保持平衡。
12月，下午五点，天就黑了。有的地方甚至更早。天一黑，世界就黑了。黑，是比冷更可怕的一种物质。它压迫着你，笼罩着你，不声不响，闷头闷脑。你永远猜不透它。
大概十五六岁时，还在读初中。我们住校，都不喜欢睡觉，晚上偷偷跑出宿舍聊天。夏夜，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几个人坐在麦秸垛旁，一直聊到半夜。天始终黑着，没有一点放亮的意思。互相只能通过声音摸到对方的位置。一个叫伊敬东的同学忽然问我，如果你的眼睛瞎了，你会怎么样？
这个问题，我也想问他们呢！我看不到他的表情，只是奇怪，为什么大家想到一块去了。
也许是我们离黑太近。
我没敢回答他，我很害怕。甚至恐怖。答案就在眼前，切身感受得到。
我说，你别提这么可怕的问题。
若是大白天，也许就一笑而过了。若无身临其境的恐惧，假设的问题，就成了笑谈。
后来读到海伦写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一边读一边庆幸自己的完整。
我向往繁华都市，皆因那里夜生活丰富。那些人在黑夜里组成一个白天，大家一起抵抗黑。
有一天晚上，跟朋友黄冶去三里屯玩，这是北京著名的酒吧一条街。我们换着酒吧喝啤酒，一边掷骰子，一边听歌手演唱。咣当咣当的架子鼓，敲得我心脏差点蹦出来。不过也好，什么黑夜，跟我们没关系喽。
后半夜，许多酒吧打烊了，我们打车返回。路上，我惶惶地想，唉，还是没躲过黑。
只要有黑，多少灯也没用。霓虹灯，灯红酒绿，五颜六色，看似完美，其实很粗糙，总有暗礁一般的角落照不到。这些暗礁生长、放大，像个怪物，乱晃着触角，直至撑满整个世界。
我喜欢天光大亮的感觉。睁开眼，拉开窗帘，阳光哗地一下扑进来，亲着你的脸和脚趾头。心情无限好，真想给窗外走过的美女一个飞吻。
电影《长江七号》中，小狄的民工爸爸摔死了。小狄哭着把劝他的老师推出去，对老师说，对不起，我很累，真的很累，我想睡觉。醒来以后，爸爸就回来了。
等他醒来时，爸爸真的躺在身边。小狄哽咽着扑在爸爸怀里，说，爸爸，以后我一定好好学习，听你的话，不跟别人打架……
我一边落泪一边想，这不是奇迹，这是事实。
我蛮横地想，别跟我讲科学，讲道理，这就是事实。
奶奶做的面条
30多岁的我，前20年生活在河北，如今的饮食习惯基本都是前20年固定下来的。我不喜欢大米，唯爱面食，每天的饭桌上都少不了馒头。我还爱吃面条，就是最简单的那种做法，说穿了，一碗热汤面而已。
热汤面应该是这样做的：倒一丁点儿油在锅里，烧至滚热，放盐、葱花和若干白菜丁，葱花略呈焦煳状时，倒水烧开，然后把面条放进去，随时用筷子扒拉着，以免面条粘连在一起。不一会儿，一碗热气腾腾的汤面就端上桌儿了，汤不要太少，也不能太多，汤和面的比例约为2∶3才恰好。这时候，再倒几滴小磨香油在里面，注意，一定不要太多。拿起筷子，就着咸菜，一口面，一口汤，嚼一口咸菜，那滋味，美极了。若怕吃不饱，还可掰几块凉馒头泡进汤里。
面条可以有一万种吃法，我也吃过各种各样的面条，但迄今为止，我一直认为这种吃法最适合我。
这是因为，小时候，奶奶经常这样给我做面条。不过，一般只有在我生病的时候，才能得此口福。感冒了、发烧了，或者肚子疼、脑袋疼，不用吃药，一碗汤面下去，病就好了。面条可以治病，这是从小就深深扎根在我心里的认识。
如今，我在大病过后或者大酒过后，都非常想念这样一碗面条。刚结婚不久，有一回我感冒了，让新婚妻子给我做碗面条，她做好以后，我怎么尝怎么觉得不对味儿，妻子看我表情不爽，问我：面条不是这样做吗？我说是啊，但是吃不出味来。我这一说，妻子有点无所适从了，问是不是需要加盐、加油。我摇头。后来，妹妹也搬到我们这个城市来住，她从小和我一起在奶奶身边长大，做饭都是跟奶奶学的。妹妹给我做了几次面条，我吃完之后，说，哦，有那么点意思了。妻子嫌我矫情，不就是一碗面条吗，哪来那么多说道。
同样的菜谱，一百个人去做，一定是一百种味道。我的胃里，最适应的面条是奶奶的做法。好在，如今也渐渐地适应了妻子的面条，这大概可以证明，一个家已经稳固地形成了。大酒过后，浑身没劲，有种要虚脱的感觉。一碗面条端到面前，心里立刻踏实了。吃下去，暖心暖胃，额头冒汗，随着汤面进入身体，跑走的活力又一点儿一点儿地被拽了回来。而我那在酒杯里四处乱走的思绪，也一点儿一点儿扎实地、稳健地回落到家中。这碗汤面，就是我的家。
今年从故乡传来的消息说，奶奶已经做不了饭了。唉，她毕竟是90岁的人了。
仅仅为了亲情
大年初二，在火车上遇到一位老者，他自称已70岁。聊天时得知，他在哈尔滨有一个老姐姐，在长春有一个老哥哥。年前约定，初三在哈尔滨汇合。老哥哥已先期抵达，明天自己到了，人就齐了。“14年来，我们每年都聚一次。老姐姐今年82岁，聚一次少一次了！”
“你没有儿女吗？”
“有。在家过完年，我们老哥几个再聚。”
这是最平常的一幕。春节前后，举国上下，哄哄扬扬，都是急着回家的人。乘火车、坐飞机、坐轮船，甚至骑摩托、骑自行车、步行，也要赶回那个叫做“家”的地方。家是什么？父母在，父母就是家，一间破房子，有个老人挺着，这个家就是完整的；父母不在了，兄弟姐妹，只要一个还存在，你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回家！”丈夫是妻子的家，妻子是丈夫的家。实在无奈的时候，小辈人也是家。有位80多岁的孤老太太，每年回一次娘家。父母、兄弟姐妹都已去世，一个傻乎乎的老侄儿就是她的家。有血缘关系的人不在了，只好拿朋友那里当成自己的家。若朋友也是孤身一人，倒还好办；人家已有妻室儿女，关系再铁，你也是外人，不方便的。不是万不得已，不会选择这个“家”。
十几亿人，像被催了眠一样，远赴千里万里，南北穿行，飞蛾投火一般赶去团聚。亲情两个字，就这么宝贵吗？
有时候亲情一点都不宝贵。
我们村子里有一家，弟兄五个，穷掉了底。在农村，男子过了22岁还不定亲，就要被甩下了，除非奇迹，一般只能打光棍。父母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给老大娶了一房媳妇，老二老三都直奔30了，也没个着落。兄弟几个天天因为家务事打架，鸡飞狗跳。老二、老三都跟大哥大嫂动过手，打得头破血流。老大不到40岁，忽得急症去世。大嫂带着独子小歪改嫁了。
村民说，幸亏大嫂改嫁了。在这个家庭，没人会养活她和她的儿子。改嫁后，继父送小歪上小学、中学、大学。毕业后在上海一家“国”字头的企业工作，不到30岁，就当上了实权部门的处长。如果留在家里，叔叔们能供他上大学吗？答案不言而喻——小歪小时候没少挨欺负。
村人说，人身上最浅的部位就是眼皮。现在小歪混好了，叔叔婶子们、堂弟堂妹们年年邀请他回来过年。他大把大把地撒钱，把叔叔们准备好的土特产带回上海。一家人喝酒、叙旧，醉醺醺地流眼泪。但小歪不谈往事，那是他的伤。
而他又真的离不开逢年过节这浓得化不开的亲情。
新年快乐
天已经黑了，外面的爆竹声越来越响，这是他在他乡度过的第二个春节。大学毕业后，他开始在各个城市之间漂泊，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最初的满怀豪情逐渐褪去，他不再想念家乡，不再对生活抱着幻想。得过且过的日子一天天从指间滑过，他自己也不知道生活的终点会定格在什么地方。
在床上迷迷糊糊睡了一觉，他想起自己应该找个人，哪怕是闲聊几句也行。可是找谁呢？这时候每个人都在与自己的家人团聚，他的电话也许会搅了人家的兴致。应该找与自己同样单身的男人，于是，他试着拨通了一个朋友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苍老的声音：“找哪位？”他说：“我找XXX”。那边愣了一下：“你拨错号码了。”他说“哦，对不起”，便挂掉了电话。
他仔细想了想，朋友的电话号码在他脑子里渐渐模糊起来，最后三位数字的顺序怎么也搞不明白。于是他拨通了另一个号码，电话那头十分喧闹，间或有几个小孩子的唧唧喳喳声。他说：“我找XXX”，接电话的是一个中年人：“对不起，我们这里没有这个人。不过，祝你新年快乐……”
随着一阵电话的忙音，他脑袋里“嗡”了一声——有人祝我新年快乐！
他再一次拨打重新组合的号码，这一次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儿。女孩儿告诉他：“你拨错了”。他这一次没有立即挂掉，而是说：“对不起，我是一个陌生人，祝你新年快乐！”对面发出一阵欢快的笑：“这是我今年收到的最有趣的一个祝福，把一份美好的祝福同样送给你！”
他又拨通了第一次拨打的那个号码，对那位老人说：“我是刚才打错电话的那个人，虽然我们不认识，但我祝你新年快乐！”老人笑了：“小伙子，谢谢你，我老伴年前就去世了，现在只有我一个人过年。我很想念她，祝你新年快乐！”
送出了两份祝福，收到了两份祝福。他开始疯狂地拨打电话，他随手拨一个号码后，没等对方开口，就说：“我是一个陌生人，在这个辞旧迎新的日子里，我祝你新年快乐！”无一例外地，他都收到了同样的祝福。一个晚上他一共送出去87个祝福，收到了88个祝福，这其中有一个是孩子的妈妈，那位妈妈告诉身边的孩子：“过来，祝你这个陌生的叔叔新年快乐。”
当他听到那个稚嫩的祝福声时，泪都要流出来了。他感到，生活还没有抛弃自己。新的一年，自己将带着这88个祝福从容上路。
永远的旅途
旅途对我来说，意味的不是出发，而是离开。
1993年，我背着一个破旧的旅行包，从华北平原到东北平原去上大学。凄凄惶惶中，我踏上了北上的列车。火车上，形形色色的人光怪陆离，在我眼前晃动，高大的身影，油亮的皮鞋，抹着口红喀嚓喀嚓咀嚼苹果的小嘴，面带菜色已经站了20多个小时的民工，在人缝中挤来挤去的售货车，车窗外绵延不尽的黄土，破败的小镇，干涸的河流，深夜里清冷的灯光，仿佛电影镜头让我目不暇接。我低着眼皮瞅着他们，感觉自己空前得弱小无助，没人能帮我。故乡像我身上的皮，被生生撕下去了。我对故乡并没什么感情，也不抱什么希望，我早就想离开那里。可这一离开，我就没有故乡了，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定居多长时间，那里都不会是我新的故乡，就更没人帮我了。
那一天一夜的旅行，奠定了我心灵的基调。此后，无论我多么强大，都逃不脱内心的无助。那次看到的一幕幕画面，多年以后也许会越来越罕见，甚至消失，但它们已经在我的人生中扎下了根，每一次踏上新的旅途，我都会被这种惶惶的情绪缠住，仿佛又一次被抛弃。
我经常做这样一个梦：时间已近中午，火车快开了，而我不知为了什么还在家里磨蹭。从我家到那个叫做东光的小站，大概有百十里路。在我的一再催促下，父亲骑着自行车急匆匆地送我到火车站。我刚爬上去，火车就开了。我在车厢过道里找个地方，放下行李坐上去。我问列车员什么时候到长春，列车员从不搭理我。但我自己明白，在长春等待我的是一个很好的工作，还有可观的收入。总之，那是个让人期待的地方。
轻飘飘的我，一会儿下了车回到黄土遍地的故乡，一会儿又上车抵达遥远的长春。我沉醉在梦魇中醒不过来，口渴得如同火在燃烧，不知是在梦中，还是在现实里。现实和梦境紧紧地纠结在一起——这个梦有什么隐喻？它身后藏着什么样的故事？我都无从晓得。
这个梦和我遭遇已经有七八年时间，每年都要做两三次。
现在，只有和妻子在一起，带着孩子，全家共同出游的时候，我才会暂时摆脱旅途中的凄凉感。有妻子，有孩子，有时候再加上老人，走到哪里都是一个家。
而那个梦，依然时不时地闯进我的夜晚。我强行逼自己醒来，看看身边香甜沉睡的妻子，擦掉头上的冷汗，才渐渐镇定下来。
旅行
人一有想不开的时候，就会想到往绝路上走。他终于决定要结束自己。他要选择一种极为悲壮的死法，即，爬上本城最高的一座楼，从那里跳下去。窝窝囊囊地活了半辈子了，最后一次一定要像个样子。
他的头从楼顶上向下探视的一瞬间，心中不由得产生了一丝快意。老婆你闹吧，儿子你哭吧，领导你装吧，这回我再也见不到你们了，看你们还跟谁发脾气去？！
一阵风把他的头发掀起来，很凉。他振作了一下精神，认真地打量下面这块即将接纳他的土地。那是一条宽阔的马路，现在上面还挤满了密密麻麻的汽车，如果跳下去，说不定就要砸着哪一辆倒霉的车。最后一次就别讨人嫌了，还是先等一会儿，等马路上松快一些了再说吧。
他平生还是第一次爬这么高，所以头有些晕。看着下面来来往往的，蚂蚁一样的人群，他脑子里已经把早晨出来时那些沉重的思索完全扔掉了。想也没有用了，那都已成为过去式。无事一身轻嘛！
他眼睛定定地往下面看，看着看着就有些迷惑。他分不清每个人身上穿的是什么衣服，不要说质地和样式，就是连颜色也分不清。站得太高了，他只能看到人行道上一个接一个的影像，不是很真实，多一个或少一个都是感觉不出来的。他想，我要是混入这些人中，别人会在意我吗？
他脸上冒出了汗，想着自己从楼上像落叶一样飘下去以后的情景：肯定会有一大群人惊呼着围过来。但是，转瞬间他们就会散去，像抹掉身上的一丝灰尘一样把这件事忘掉。而他自己溅在马路上的一摊血迹，还极有可能招来清扫工的斥骂。
一只不知名的鸟儿从他身边飞过去，他看着下边这条曾经在他眼中宽得不能再宽的马路——现在就像一条腰带，一切都那么渺小。自己那炒股而被套牢的4万元钱，要是从这儿扔下去，那一定连一粒尘埃都不如。
…………
两小时以后，他步履轻松地从楼上走下来，像完成了一次重要的旅行。
记得那时年纪小
最早迷上程琳的歌，大概是1983年，《小螺号》、《采榆钱》、《故乡情》等，好听得不得了。我没有注意到，那时候她才16岁。
跟程琳谈恋爱的侯德健，似乎年纪很大，其实他出生于1956年，写出那首妇孺皆知的《龙的传人》时，年仅22岁。后来他到了大陆，在东方歌舞团任职，在中国音乐学院当作曲教授，写了很多歌，也还不到30岁。
跟侯德健同时代的罗大佑，出生于1954年。我听到的《童年》、《明天会更好》、《你的样子》等，已经是他中期的作品了。1974年，他创作了《歌》，1977年创作了《闪亮的日子》，那时他20刚刚出头。
1986年，有一组名为《让世界充满爱》的歌曲风靡全国。其作曲者、音乐编排者名叫郭峰。那时他24岁。郭峰出生于1962年。后来他有很多歌曲广为流传，比如《让我再看你一眼》。
崔健生于1961年，他创作《一无所有》时，二十三四岁。1986年，在首都工人体育馆一唱成名。25岁，比上面提到的几个人还要大一点。
有人也许说，哦，原来都是唱歌的。
不然。我把他们称为时代的歌者。他们不仅仅是唱歌的，他们怀揣梦想，与时代共进退。他们跟此后的所谓明星，所谓艺人，还是有所区别。崔健的两首歌词入选了上世纪90年代某著名教授主编的诗歌经典。
但那时，没多少人关注他们的年龄，20来岁，也不被当做神童。没人称他们为50后、60后，他们和世界对话，大概也没想到以年龄小为卖点。实际上，整个80年代，几乎是他们的天下。
2010年都快到了。有些被称作80后的人，30郎当岁，而立之年，还被大惊小怪地当小孩子看待。
奇怪。
梦，指着故乡的方向
最近几年，夜晚不得安宁，常常梦见故乡的人和事。在梦中，小时候的同伴依然是十来岁的样子，老人们还是那么慈祥地坐在炕头上。村后的小河哗啦啦流淌着，岸上的桃花开得刺眼。另一个似乎清醒着的我提醒梦中的我：你的同伴都已经30多岁了，孩子都会打酱油了。上次回老家，你们不是还互相递烟抽吗？老人也已经纷纷入土，你能看到的老人已经越来越少。曾经壮年的父辈们如今已老态龙钟。房后的小河，早已经干涸，河道里栽满了各种各样的树。
尽管如此，我依然摆脱不了梦魇。我们玩的那些游戏——打三角、摔元宝、扔沙包、滚铁圈、拍火柴盒等等，都非常清晰地出现在眼前。我问了问其他几个同样身在外地的老乡，他们也有过同样的经历。人到中年，不知为什么，总是梦到家乡。并且，家乡从不与时俱进，而是停留在我们童年和少年的阶段。你在哪一天离开的家乡，家乡就定格在那一天。
刚离开家乡的时候，虽然也有切肤之痛，但很快就被纷扰的世界吸引过去了。外面的世界精不精彩的，倒无所谓，关键是，给你的指向太多了。你可以朝着左边走，也可以朝右边走去，可以向前走，可以向后走。走吧，每一个方向，都充满了无限的诱惑，即便那诱惑不一定是我们梦想的归途。一混经年，人变老了，心也粗粝了，原先爱恋的，崇拜的，发现也不过如此。多少光环被时光抹掉，多少偶像渐渐灰白。刚毕业的时候，听说某某在银行上班，羡慕得不得了。后来才知道，那里也存在着下岗，混得好的，不过几个人。任何一个外表华丽的公司、单位，都是只有几个人甚至一个人可以扬眉吐气，大部分都在委琐地苟活着；原先听说某某担任个什么处长、县长，觉得高不可攀，现在，我的同学中处长、县长，甚至省级干部，一抓一大把，还不都是低三下四地看别人脸色，跟我一个写字维生的人比，少了几分自由，多了几份虚伪。他吃饭的时候，我也没有饿着，他喝酒的时候，我也在喝酒，虽然他们暂时可以前呼后拥，但随着官位的失去，一切都将复原；原先如花似玉的女孩儿，如今都成半老徐娘，掉着一张胖嘟嘟的毫无表情的脸走来走去，人人都有这一天。想想她们当初的矜持，真是好可笑好可笑哎！
不再激情澎湃，不再两眼放光，一切一切都闭上花骨朵，失去了绽放时的耀眼。他乡吸引着我们走出来，让我们跟家乡脱离，消耗了青春和爱，打磨掉日日月月年年。转了一圈后，才发现他乡亦是家乡。有梦的时候，爱把故乡当他乡，无梦的时候，才把他乡当家乡。他乡即家乡，家乡即他乡，他乡家乡，家乡他乡，都不是承载梦想的地方。
小时候听人说，两个年轻人闯关东，多年没跟家乡联系。忽然有一天，他们寻了回来。当年的小院早已荒芜，长辈全部离世，村子里没有几个人认识他们。两个60多岁的人了，躺在土炕上哭了一夜。我不知道他们哭什么，是哭家乡，还是哭异乡？他乡固然不是自己的家园，但故乡呢？亦不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所。故乡，只是那些人逃避异乡的暂时的居留地，是临时港湾，那些人只能在梦中与童年的故乡相遇。他们痛哭了一场，最后还是要回到异乡……
献血小记
2008年5月14日，我一上午都在看电视，看完中央电视台，又看四川卫视，抗震救灾的过程让人揪心。一个学生被救出来了，我忍不住高兴地流泪，像个孩子一样。但我知道，还有更多的人被埋在乱瓦底下。
吃完午饭，我决定去献血。电视上说灾区血源告急。大学期间，不少同学都献过血，我是例外。我一直对献血有疑虑，想到抽出满满一袋子血来，就怪害怕的。这次，我觉得只有献血才能表达自己的心情了。
人民广场上的采血车跟前，已经排起长龙。有人告诉我，先填写一张表，然后再排队等候。站在我前边的是个学生模样的人，很壮很淳朴。我点了根烟，他也掏出烟，转过头来朝我借火儿。他说，你是第一次献血吧？我点头，他掏出献血证来说，我已献过一次了。我说，我看了电视才来的，为灾区尽点微薄之力。他说，我家就在四川，房子都倒了……看他刹那间有点哽咽，我赶紧把话头岔过去。
他叫邵阳。
等候时，一个小伙子拿着话筒走过来问我：先生，我是省电台的，问你几个问题吧。我摆摆手说，别问我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他说，没事，你按我告诉你的讲就可以。“虽然长春和四川远隔千里，但我们的心在一起。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我们永远血浓于水……”我重复了一遍，感觉虽然俗点，但还真是自己要说的话。
采血队伍行进很慢，半天才挪了一两步。一位穿白大褂的中年女士走到队伍中间说，请后面的朋友先回去吧，明天再来。
凭什么，我们都等了半天了！你们是不是想早点下班？
女白大褂急赤白脸地回答，我们加班是常事，到现在还没吃午饭呢！血库里只能放这些，如果用不了，血就会坏掉。
更倒霉的是，七八个穿着统一服装的售货员哄哄泱泱地来了，带着一副必须加塞儿的表情。领头的直接上了车，跟上面的人交涉，交涉完后，拿着一摞表格分发给售货员们，然后领他们加到我们前边了。女白大褂说，他们是集体献血，早晨就打电话预约过的。
骗人。队伍中有人抗议。女白大褂置若罔闻。
我说，献完血我还要去上班呢！夜班。邵阳说，是啊，我们晚上还有课呢。
我问女白大褂，四点前能献上吗？她看看表说，差不多吧。
终于轮到我，护士给我测完血压，又填了张表，让我去做检测。这时护士问我后面的人，你多重？我回头一看，是个很瘦很文静的女孩儿，她怯怯地回答，一百斤吧。周围的人都笑了，她那小身板儿，撑死90斤。女孩儿说，我身体很好！护士说，那你只能献200CC。其他人都是400CC。女孩儿拼命点头，行，行。
在等候检测结果的时候，一个40多岁的男人自豪地畅谈：车上的护士都认识我了，我一年献两次。我说，看你这体型，献多少都没问题。他回答，不在体型怎么样，献血是真有好处——不得脑血栓。因为你的血液经常循环，造血功能也加强了。
差不多等候了两个多小时，人越来越少，车厢里的人开始高谈阔论，互相开着玩笑。
我说，我是AB型的血，四种血型中最稀缺。我有点口吃，一个小伙子接着说，我要是最独独独特的血型，没准能成为国宝呢！
咦，他干吗要学我？我很不高兴。后来发现他跟别人说话也是这样，原来他是真的口吃。
邵阳问女白大褂，你们真的一天没吃东西吗？太辛苦了。
女白大褂说，刚才对付了几块饼干，我们没什么事，其实最辛苦的还是你们。
看得出，经过刚才的拥挤和混乱，大家都回复到了为灾区献爱心的原始冲动中。
我说，现在新闻中报道是死了12000人，但还有很多人没挖出来，等全部结果统计结束，肯定要远远高于这个数字。
大家都沉默了，似乎谁都明白数字背后的残忍。
终于轮到我。看着一滴滴鲜血渐渐充满了那个塑料袋，我一块石头落了地。
坐车回单位上班，路边广场上有十多个花花绿绿的老太太在扭秧歌，她们手拿折扇，随着鼓点扭啊扭。我由衷地想，愿她们能平安地扭一辈子。
事先没有告诉妻子，怕她担心。到单位后才打电话告诉她。她埋怨我说，这个家就指望着你呢。反正我在家待着没事，可以让我替你去献嘛！
晚上到家以后，妻子已经给我熬好了鸡汤。温暖的灯光下，我一勺一勺地喝着，忽然想到，乱石下的幸存者们今天晚上要怎么度过？
不想了，否则又要落泪。
无限身后事
大概是在1985年末或者1986年初，我在《诗神》杂志上读到一首陈晓旭写的诗，内容大意是“如果有一天我死了，会有谁躲在酒馆的角落里，独自伤悲；会有谁为我默默流泪……”当时，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正在热播，扮演林黛玉的陈晓旭和扮演贾宝玉的欧阳奋强红遍了全国。不知为什么，那时候走红的明星都愿意写点文章。我在一本杂志上读到过欧阳奋强写的小说，接着又读到了陈晓旭的诗。这首诗击中了我。虽然我还是个小毛孩子，但一下子被她那无限的哀愁笼罩，从此就绕不开她制造的谶语。时不时想到这个问题：有一天我死了，会怎么样呢？
上高中的时候，一个同学跟我讲，他有个好朋友，年仅17岁，不幸遭遇车祸，丧身轮下。他朋友的父亲伤心欲绝，不久也去世了，母亲则改嫁他乡，真正是家破人亡。我的同学，和他的这位朋友拜过把子，亦即结拜弟兄。每到清明节，我的同学都要到那个村子去祭奠朋友。在我上高中那几年，这个同学每年都要告一天假。芳草萋萋，花开正艳，他买了烧纸，骑上自行车，风尘仆仆地离开，然后又风尘仆仆地回来。看他满头大汗的样子，我们都觉得他很讲义气，有这样的朋友，真是那个夭亡少年的幸运。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的这位同学，已经结婚生子，在遥远的城市安家落户。他还去祭奠他当年的好友吗？他还记得那个好友的模样吗？无论多深的感情，随着时光的打磨，总有逐渐变淡的过程。我甚至想，该同学会不会觉得那时少年意气，而再羞于忆起？但无论怎样，他做的都已经足够了，没有人挑他的理，没有人埋怨他。他能坚持一两年，也是尽了自己的本分。
但是，荒冢里面等待祭品的那个少年，会恨他吗？
好在，并没有这么一个人。那个少年并不存在了。每个将要离开的人，潜意识里都在渴望被人记住：“你忘掉我吧！”这句话的背后，更多是怕对方真的忘记自己。可是，记住你又怎么样？活着的人自有他们的生活，你介入不了的。你已经彻底离开。
在酒桌上和朋友们觥筹交错，半酣时手舞足蹈，来回晃荡着形形色色的影子，大家互相搂着肩膀放声高歌，无限欢欣。这时就想，有一天，我若突然离开了，他们大家一定会为我收尸，为我举办追悼会，为我伤悲落泪。我们是无话不说的好哥们！酒后打车回家的路上，一个人望着窗外，孤独感涌上心头，情绪骤然低落：他们记得你又怎么样，他们记住的只是一个名字，你已经转化为一个代号，被别人喜欢和批判，但无论怎么样，这些都跟你无关了。每每这样一想，就十分沮丧。伤心难过最久的，只能是你的至亲。你的消失，让他们的生活真正受到了影响。但是，等他们从困境中走出来以后，也不再想起你了。即使偶尔提到，也不会像当初那样痛彻心底。
活着的人享受着喜怒哀乐，而亡人去了哪里？我愿他们真的有一个自己的世界，让他们有事可做，有心思可想，而不必挂念着这边的人，和这边的人较劲。大家各行其是，各走各的路，那该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