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写这本小小的《贝多芬传》的时候（那是25年前的事），我并没有想搞音乐学方面的东西。那是1902年。我经历着一个苦难的时期，满是毁灭与更新的雷雨。我逃离了巴黎。
我在我童年伙伴的身边，也就是曾在人生战斗中不止一次支持过我的那个人——贝多芬——的身边，暂避了十天。我来到他在波恩的家中。我在那里又发现了他的身影以及他的老朋友们，也就是说我在科布伦兹从其孙子身上又见到了韦格勒夫妇。在美因兹，我听了由魏恩加特纳指挥的他的交响乐演奏会。随后我又与他单独在一起，在雾蒙蒙的莱茵河畔，在潮湿的四月那灰暗的日子里，我倾诉着心曲，完全被他的痛苦、他的勇气、他的欢乐、他的弗洛伊德所感染。我跪下，又被他那有力的大手扶起，他为我的新生儿约翰·克利斯朵夫[1]洗礼，在他的祝福下，我又踏上了回巴黎的路，信心倍增，与人生重新缔约，并向神明唱着痊愈病人的感谢曲。——那支感谢曲就是这本小小的书。它先由《巴黎杂志》发表，后又由佩居伊再版。我未曾想过这本书会从一个狭小的友人圈里传出来。不过，“人各有命……”[2]。
我对我在此说了这么多琐碎的事深表歉意。我应该回答那些今日前来想要从这支颂歌中寻找按严格的史学方法写成的著作的人。我是个史学家，但我是在按照自己的时间写作。我在几本书中对音乐学尽了一种很大的义务，诸如在《亨德尔》以及在关于歌剧的一些研究著作中。但是，《贝多芬传》绝不是这样的研究著作，它并不是为了学术而创作的。它是唱给受伤的心灵、窒息的心灵的一支歌，它复苏了，它振作了，而且它在感谢救世主。我很清楚，这个救世主被我改头换面[3]，但所有信仰的和爱情的行为全都如此。我的《贝多芬传》就是这样的一种行为。
人们纷纷抢购这本小书，它可是交了好运。这是它未曾希冀的。那时候，在法国，有数百万人，属于被压迫的一代理想主义者，他们焦急地期待着一个解放的呐喊。他们在贝多芬的音乐里听到了这种呐喊，于是，他们便跑来恳求他。从那个时代幸存下来的人谁不记得那些四重奏音乐会，它们有如做以“天主羔羊”起首的弥撒祷告时的一些教堂一样——谁不记得注视着祭献并被启示之光芒照耀着的那些痛苦不堪的面庞！今天活着的人是与昨日的人们相距甚远的（但他们将会与明日的人们靠得更近吗）。从本世纪头几年的这一代人中，身份、地位都被一扫而光：战争是个深渊，他们和他们儿子中的最优秀者都消失了。我的这本小小的《贝多芬传》保存着他们的形象。它出自一个孤独者之手，竟毫无知觉地与他们相仿，而他们已从中认出了自己。
不几天工夫，这本由一个无名小卒写的小册子，走出了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书店，人手相传。于是，它就不再是属于我的了。
我刚刚重读了这本小书；尽管有所不足，但我将不做什么改动，因为它应该保留其原始特征以及伟大的一代的神圣形象。在贝多芬百年祭辰之际，我既缅怀他，同时也颂扬其伟大的同伴、正直与真诚的大师，纪念那位教会我们如何生与死的人。
罗曼·罗兰
1927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