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爱尔兰移民（和其他移民一样）当中，血气方刚的青年人所占的比例高得出奇，但到达美国之后，他们的死亡率就直线上升。1850年，波士顿的死亡率比马萨诸塞州的死亡率高出一倍，尽管相对来说该市老年人还比较少。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就在于波士顿爱尔兰人地段的死亡率特别高。原来在美国几近绝迹的疾病，再次蔓延开来。在1849年，霍乱蔓延，席卷费城、纽约和波士顿等地，当然主要是在爱尔兰人街区流行最广。1792年以来，波士顿一直没有发现过流行性天花，但1845年之后，该市一再闹这种疾病，也主要是在爱尔兰人当中为甚。爱尔兰人向其他地段搬迁时，造成别的后果暂且不谈，首先就意味着带来了这样一些可怕的传染病。中产阶级的美国人害怕与爱尔兰移民做邻居，他们赶快搬家，住得远远的，这绝不是没有道理的。
移民后代
甚至在19世纪40年代那次毁灭性的大饥荒结束之后，爱尔兰人仍然继续向美国大批移民。所以，美国历史上一直有（现在也还有）第一代美籍爱尔兰移民。然而移民在19世纪中期已达到高潮。所以，此后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的美籍爱尔兰人就越来越占据了舞台的中心。
这些移民后裔在美国混得如何？鉴于他们前辈穷困潦倒的处境，他们似乎不可避免地会有些起色了。然而进步决非唾手可得，亦非不要付出代价，世界上许多地区仍像他们的祖先在过去几百年来一样，深深地陷在贫穷的泥潭里。
在政治上打响第一炮
爱尔兰人在美国打响的第一炮是在政治方面，其成就也最引人注目。在大城市，爱尔兰后裔往往是最大的单一种族群，他们在选举时可以借助手中大量的选票而确保其政治影响，这在19世纪30年代就已初见端倪。当然，他们在政治上的成功之处远不限于此，还包括在许多大城市里曾连续几十年直接控制着市政机器，甚至在其他种族进入这些城市并形成选民多数之后很久，依然是爱尔兰人坐天下。在波士顿，从19世纪80年代起，爱尔兰后裔开始当选为市长。在同时期的纽约，爱尔兰人控制了坦慕尼协会，而在19世纪早期，该协会一直是拒爱尔兰人于大门之外的。19世纪80年代开始，由爱尔兰人在政治上执牛耳的其他大城市，还有芝加哥、布法罗、密尔沃基、旧金山等。爱尔兰人主宰美国大城市政治的状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在某些城市，眼下也还是这样。
很多爱尔兰裔政治头领都是别具一格的传奇式人物，从19世纪波士顿那位爱唱歌的市长约翰·F·菲茨杰拉德（即“甜蜜的菲茨”，此公即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外祖父），到曾经在20世纪担任芝加哥市长达20多年的理查德·达利，各有其特色。其中不乏很有魅力也很可爱的荒唐之士，纽约的政治头目“大提姆”·沙利文就是这样的一位。他是个“热心肠的巨人”，一手从各方接受贿赂，一手把食品和衣服分给穷人。1913年他去世时，有25000人出席他的葬礼。4次蝉联波士顿市市长的詹姆士·迈克尔和沙利文可谓如出一辙，他是两届国会议员，一任马萨诸塞州州长，而且也曾两次坐过班房。
爱尔兰人并不是简单地把传统的政治机器接管过来而已。他们改造了美国的城市政治，改变了市政府的阶级成分，使得从工人阶级队伍中，而且常常是从贫民窟崛起的人，执掌大权。爱尔兰人的政治机器，对于那些仍然身处贫民窟的工人阶级成员来说，是很容易接近的，不但为在政治上想有所作为的人敞开了大门，而且为那些需要有人帮助找个职业、办理移民归化手续，甚或需要食物和燃料来度过非常时刻的广大城市民众，也敞开了大门。别看爱尔兰人主政所搞的那一套官僚机构、规章制度和文牍主义，让贫民和粗通文墨之士感到眼花缭乱，实际上这一套真的要办事也挺管用；要说不管用，只要政治大头领偶加干预，什么事都能绕道走。爱尔兰人当年在祖籍国时的历史经验，使他们学会了在官府法则之外行事所不可缺少的本领和风气，并坚守另一种非正式的行为规范。爱尔兰人把“视正式的政府为非正统，而把非正式的政府视为真正标志主权在民的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带到了美国”。贿赂、暴力和选举舞弊，构成了爱尔兰政治机器的几大突出特点。但是这些政治弊端又不是随意胡来的，而是高度组织有序的。爱尔兰的政治机器是建立在对个人和组织的忠诚的基础之上的，其指导原则是争取当选的实用主义欲望，而非任何意识形态上的纲领。
政治机器的目标就是追求权力所带来的油水--薪俸、受贿，以及将追随者和宠幸者安插到肥缺上。这些肥缺不仅包括高官显位，也涉及低收入者依然感到眼馋的许多并不怎么显赫的职位，比如警察、消防队员、文秘、小学教师，还有在19世纪大体上都是通过委任而获职的市政府职员。以1855年的纽约为例，该市近40%的警察是移民，移民中又有3/4是爱尔兰人。到19世纪末，美国各大主要城市的警察队伍和消防部门都控制在爱尔兰裔手里。
将爱尔兰人这些城市政治组织联合在一起的，既非哲学思想，亦非社会眼光，而是利害关系。忠诚支持政治机器的选民，可以指望在自己在遇到麻烦时向之求援，诸如听到房东声言要下逐客令，受到轻微的刑事起诉，甚至因受到某种侮辱要想报复等等，都可以找内线帮忙。给党派捐款或向政治头领行贿的商人，则可指望有关市政管理规定会有所松动，对他的违章行为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指望市政府的各种合同会落入他的手里。政治首领的基层追随者们，也可指望通过为头头们拉选票，关照所在地区选民，或为上司吹喇叭抬轿子，这样泡上几年，总归会有所报偿，迟早会捞到一官半职。投桃报李是关键。
这种受到高度控制而内部又等级森严的帮派政治，意味着任何个人皆需潜心等待时机才能爬上去。此种方式在爱尔兰是通则，在那里，耐心等待（并且不能结婚）去继承田产便是当时的习俗。这种方式还意味着，不管谁坐上了第一把交椅，都可能终年累月地坐下去，甚至往往坐一辈子。纽约的政治机器坦慕尼协会，在其鼎盛时期，半个世纪之中只有3个领袖，都是爱尔兰后裔。在布鲁克林区，一个人（也是爱尔兰裔）曾领导该区的政治机器达40多年。继他之后，另一个爱尔兰裔首领也曾把持一方达三十几年，直到他死去。爱尔兰政治机器的头领这种个人长期专断的情况，也普遍存在于芝加哥。
比这种个人政治生涯长久的现象更加值得注意的，是爱尔兰政治机器那种更加长久的寿命。这些政治机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其他移民种族群体成百万地涌入美国，并在数量上大大超过爱尔兰移民之后很久，仍然没有消失。他们继续掌权的现象很普遍，不仅操纵全市大权，即使在意大利人和犹太人或其他种族占大多数的地区，也由爱尔兰裔政客来充当代表。例如，在1900年前后，芝加哥的第十九区有4/5的居民是意大利人，但该区多年来却由一个叫约翰尼·派尔斯的爱尔兰裔政客来做他们的市议会代表。只是在好多年之后，爱尔兰裔政客才发现有必要把犹太人和意大利人吸收到其政治机器中相当低级的职位上去。直到19世纪90年代，“雄心勃勃的犹太青年才开始被坦慕尼协会叫来充当帮闲、听差和仆从”。直到1907年，坦慕尼协会还只有一个犹太人充当地区头头。同样，在芝加哥和波士顿，让意大利人获得低级的职位，充当“政治机器的小小螺丝钉”，将他们摆在一些模棱两可、无足轻重的位子上，作为本民族和爱尔兰政治大老板之间的联络人员，也是很久才成为可能，而且十分勉强。美籍意大利人和犹太人多次试图争取在政治上掌握自己的社区，皆被政治经验丰富的爱尔兰政客击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
爱尔兰人在政治竞争中具备许多有利之处。首先，他们有强烈的种族团结感，这一点可以追溯到祖籍国的历史，千百年来，他们一直在自己的国土上受到异族的迫害。而犹太人和意大利人则发生过许多内讧，这同样可以从他们过去多少世纪以来在欧洲的经历中找到蛛丝马迹。其次，爱尔兰人的有利之处还体现在他们来美国要早上几十年，会讲英文，在政治觉悟和组织经验方面纵使是秘密的，但却有悠久的历史。最后，在爱尔兰的文化中，个人魅力和口齿伶俐是受到赏识的。这两条对于搞政治的人来说显然是巨大的资本。在器重人品和口才的其他领域里，比如法律、演出、工运、新闻和布道，这两条也不可或缺，而在所有这些领域里，爱尔兰人也确实是非常成功的。
爱尔兰人决非腐败政治的始作俑者。只不过他们在这方面干得很漂亮，贪污受贿时还能带点儿人情味。他们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政治对手对城市移民的痛痒漠不关心。历次政治“改革”运动，都是由有钱有识之士领导的，这些人的价值观、目标和作风，和工人阶级的那一套大相径庭。改革派政客通常和低收入社区既无个人渊源，???无组织根基，所以即使在他们怀着好意为穷人办事时，双方也很少有共同理解，经常帮倒忙。穷人通常宁要理解贪官，而不要理解高高在上的理论家。
移民社区内部涌现出的政治领袖人物，具备先天的优势，但这仍然不能解释，为什么在犹太人、意大利人、波兰人等早已构成城市市民的大多数之后，这些领袖人物偏偏总是爱尔兰人。爱尔兰人有利条件之一是会讲英语，尽管不合语法，但往往说得很流利。在有农民背景的种族之中，爱尔兰人还有个独一无二的特点，那就是在欧洲时就有了从事政治和组织工作的历史经验，即善于维持地下的宗教组织和恐怖组织。其他的农民大众，也遭受过压迫，比如意大利和波兰的农民，但他们在形式上都没有爱尔兰人所受到的压迫那样特殊，而正是那种压迫形式使爱尔兰式地下活动成为一种有效反应。例如，压迫意大利农民的是其他的意大利人，而不是具有不同宗教的异族。民族、宗教或国家等问题，在意大利都构不成群体团结的感情核心。在散居于欧洲的犹太人当中，宗教、文化和民族是促进团结的因素，但犹太人在每个国家里都是极少数，备受孤立，假若他们也使用爱尔兰人那些进行反抗和恐怖斗争的手段，那就无异于自杀，因为爱尔兰人是身处自己的国家，占人口的大多数。简言之，没有哪个移民群体像爱尔兰人那样，既有历史的和组织的经验，又能言善辩，会处理人际关系。他们这些长处还表现在政治以外的其他许多领域里。
在一个宗教歧见造成激烈纠纷的时代，比起其他信奉天主教的移民来，爱尔兰人在政治上有个有利之处，那就是他们坚守美国关于政教分离的原则。他们还在爱尔兰时，曾经生活在由国家确立的一种教会，即英国国教的控制之下，并早就对此产生了反感。从其他具有国教的国家来美的天主教徒，其经验和传统就大不相同，因为所确立的国教就是他们自己的宗教。尽管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人生活在信奉新教的美国，这在政治上确实是不利的，但他们在政教关系上所持的特殊观点，却使他们在政治上比其他天主教徒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尽管美国的本土主义分子告诫过罗马教皇有在政治上接管美国的危险，但这种告诫在美籍爱尔兰人的理论和实践上却没有什么文章好做，后来也就逐渐不攻自破了。在1928年阻止阿尔·史密斯竞选总统时，这种指控又曾一度甚嚣尘上，但大量的爱尔兰天主教徒成功地当选其他公职，表明阿尔·史密斯受挫一例关键不完全在于个人的宗教信仰。史密斯本人也确曾当选过其他公职，包括纽约州州长，而且是靠新教徒占大多数的选民投票当选的。1960年，约翰·F·肯尼迪当上总统，等于在政治上为那种乞灵于宗教信仰的垂死伎俩敲响了丧钟。
爱尔兰人的政治机器，几乎一无例外地属于民主党，这可以追溯到19世纪。当时爱尔兰人地区的多数选民，都投民主党人的票，比任何其他种族都来得一边倒。其他种族的选民意见有分歧，有人投辉格党人的票，有人投正在崛起的共和党人的票。在19世纪50年代，出现了另一个政党，叫美国党，亦即广为人知的所谓“一无所知”党。该党的宗旨是，基本反对移民，尤其反对爱尔兰移民。
“一无所知”党开始时是个秘密团体，从中形成了美国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本土美国人对外国人的敌视，在该党出现以前就存在了，然而到了19世纪30年代，这种敌视似乎在消亡。但是，大规模而持久的移民浪潮，又重新引发了本土人的这种敌对情绪。19世纪40年代之前，来美移民每年远不到1万人，但在1842年，移民激增到10万人，1847年达到20万人，1854年则高达40万人。爱尔兰人是最大的单一移民群体。在19世纪40年代和19世纪50年代这20年间，抵美移民有过半数之众是来自爱尔兰。爱尔兰人不仅被视为外国人，而且也被认为是不可同化的群体。瞧，虽然过去的移民能融入美国生活的主流当中去，但这批人性格太古怪，永远也达不到这一步。此种武断的说法，开始是针对爱尔兰人的，后来对其他许许多多的来美种族，又不知重复过多少遍！
本土人在攻击外籍人（目标又集中对着爱尔兰人）时，举出的例子有：他们政治上腐败；生活水准低，生活水准低又被看做对美国本土工人生活水平的一种威胁；在牢房的囚犯中，他们所占的比例高得可怕；靠慈善施舍混日子的人也多得出奇等。他们是天主教徒这个事实，过去是而且现在依然是族际不睦的根源，特别是在19世纪，那时宗教分歧在政治和社会上皆属事关重大的事。在19世纪60年代波士顿的所有移民群体当中，爱尔兰人和异族通婚的比例是最低的，甚至低于同时期白人和黑人之间的通婚，此事虽小，但却颇能说明当时宗教区分有何等的社会意义。
“一无所知”党人趁本土主义情绪高涨之际，在政治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因主张对移民和归化实施更加严格的控制。“一无所知”党人于1855年在6个州选出自己的人担任州长，控制了好几个州的立法机构，还选出了一大批国会议员。然而，他们的衰败几乎就像他们的崛起一样，弹指一挥间。他们的问题之一是，南北派之间在奴隶制问题上谈不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