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黑人(7)

在20世纪头25年内抵达美国的那些黑人当中，约有40%在西印度群岛原本是劳工或佣人，另有10%～20%是干农活的，只有4%的人干的是专业工作。总之，来自西印度群岛的早期移民，就其职业水准来看，与同时期从美国南方来到东北部城市地区的黑人并无多大差别。来自西印度群岛的移民，具有农业背景的其实并不是其主要成分，而供职于工业和商业的人反倒较多。和从美国南方农业地区来的迁徙者不同，80%的西印度群岛移民是来自城市。西印度群岛人和美国黑人两者相比较，差别主要体现在其行为模式上，而非在其职业背景上。西印度群岛人节俭得多，勤劳得多，而且更具创业精神。他们的子女在学校里学习较刻苦，成绩高出土生土长的黑人儿童。在美国的西印度群岛人，其生育率和犯罪率既低于美国黑人，也低于美国白人。早在1901年，西印度群岛人就拥有位于曼哈顿区黑人企业的20%，尽管在这块地方他们在数量上只占黑人人口的10%。美国黑人称他们为“黑人犹太”。

分离、敌视和冲突长期构成了这两部分黑人之间相互关系的特征，但此种关系一般又并不像别的族内冲突那样公开或暴烈。然而，这两部分人相互之间的猜忌和反责无处不在，从普通人到双方的思想领袖皆被牵涉进去。

20世纪20年代实施的限制性移民法律，使西印度群岛人向美国的流动突然停顿下来。这些法律后来被修改，导致西印度群岛人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涌入美国的数量陡增，在这两个10年内各有约90000人入境。其中有15%左右的人是专业人员，另有12%的人属白领阶层。

美国的西印度群岛人在收入和职业方面，一直比美国黑人具有相当大的优势。在1969年，纽约市西印度群岛人的收入比该市其他黑人的收入要高出28%，而在全美范围内则高出52%。在美第二代西印度群岛人的收入要高于白人的收入。土生土长的美国黑人在专业人员队伍中所占的比例，实在小得可怜，而西印度群岛人从事专业工作的比例，却比全美的平均比例还要稍高一些。土生土长的黑人的失业率高出全美平均数，但西印度群岛黑人的失业率却低于全美平均数。1970年在纽约警察局任职最高的是清一色的西印度群岛人，在该市充当联邦法官的黑人也是如此，多年来曼哈顿区历届的行政首长都是西印度群岛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西印度群岛人的个人成就和显赫地位，导致了他们作为一个种族群体的“湮没”，西印度群岛人这个群体在数量上实在是太少了，很难有什么政治势力，所以西印度群岛的个别人士是以整个黑人种族的“代表”身份去担任公职的。强调他们特殊的西印度群岛人背景，将在白人和黑人当中同样削弱他们的地位。还有，从事民权运动的许多西印度群岛人，也必须把黑人的贫困和失业几乎全部归罪于白人的种族主义，尽管西印度群岛人自己的经历本身极为有力地表明，那种认为肤色在美国经济生活中能构成严重障碍的命题是站不住脚的。

甚至那些投身于私营经济部门的西印度群岛人，也得依靠广大的黑人民众来求得发达。他们有许多人是商人、医生、律师、出版商，以及别的需要以美国黑人为服务对象或顾客的业主。移民到英国的西印度群岛人在那里就不怎么成功。也许就是因为英国不存在众多的非西印度群岛的黑人民众来给他们提供一个施展其本领的依托吧。

今天的美国黑人

随着黑人民众的教育和技术水准的不断提高，白人民众和政治及法律制度也产生了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这一时期，一般而言，是各种族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民间和军方都缺乏人力，种族间的许多障碍被打破了。美国历史上首批黑人海军陆战队士兵在1942年被训练成功。由第一黑人将领本杰明·O·戴维斯率领的两个黑人空军战斗队，曾在欧洲参战。在民营部门，许多战时工作岗位都向求职者开放，而不考虑其肤色、性别或其他诸如此类的条件。在战后时期，杜鲁门总统在1948年义无反顾地将“民权”作为一项主要内容列入他的竞选纲领，不惜付出本党分裂的代价，不惜首次丢失几十年来一直属于民主党的南方各州的选票，并差一点在大选中翻船。法院开始宣判歧视性法律及惯例违宪。曾一度排斥黑人运动员的职业体育运动项目，开始被黑人运动员所主宰。进步的道路是坎坷的，双方都曾倒退过，也使用过暴力，但前进并未止步。

黑人在收入、职业和教育等方面稳步上升，发病率和死亡率也在下降，而与此同时，美国其他种族人口在这几方面的情况也大有改善。然而，尽管黑人普遍有进步，“鸿沟”依然存在，和白人一比，差别并未显示出多大变化。在1948年，非白人家庭的收入相当于白人家庭收入的53%，15年之后，这个比例未变，尽管白人和黑人的收入就实际数字来看，除去通货膨胀外，都已增加了50%。1950～1970年，黑人和白人的婴儿死亡率都大约下降了1/3，但黑人婴儿死亡率和白人婴儿死亡率之间的比例或“差距”，却无重大变化。

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黑人的优势在不少领域不但在上升，而且上升得比白人要快。在1961～1971年，白人家庭收入增加了31%，而同期黑人家庭则增加了55%。在1965～1972年，正处于上大学年龄段的白人青年当中，实际在高校求学者所占的比例一直没有变化，而在黑人青年当中这个比例却增加了一倍。在1960～1972年，从事专门职业的白人人数大约增加了20%，而黑人在这方面的人数却几乎翻了一番。黑人充当工头、工匠和警察的人数增加到2倍，黑人工程师的人数则增加到3倍。入选国会的黑人在1964～1972年增加了一倍，入选全美各州立法机构的黑人也增加了一倍。在南方，入选各州立法机构的黑人则增加了3倍多。

黑人人口的地理分布，扭曲了全国性统计数据对比的事实。尽管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的迁徙，但仍有1/3稍多的黑人依然住在南方，而南方的工薪收入和生活费用，对黑人和白人来说，一般都偏低。只有不到1/3的白人生活在南方，住在南方以外其他地区的黑人家庭，挣得的收入要比住在南方的黑人家庭高出40%。纽约州的黑人所挣得的收入相当于密西西比州黑人收入的2倍。人口的地理分布不仅影响到黑人和白人的对比，也影响黑人和其他种族的对比。各种族的年龄差别进一步扭曲了相互之间的对比事实。从全美来看，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总体差别一直是很大的，然而若以同一年龄段的黑人和白人相比，尤其是在南方以外地区，差别就已经明显缩小了。生活在南方以外地区的青年夫妇（35岁以下）当中，黑人的收入在1959年相??于白人的78%，1971年则相当于93%。若以黑人和白人都属夫妻双双参加工作为例，那么1971年黑人夫妻挣得的收入比白人夫妻还要高出5%。就全美范围而言，1969年波多黎各人家庭挣得的收入比黑人家庭略微偏高，但居住在南方以外地区的黑人家庭所挣得的收入却高于波多黎各人家庭，波多黎各人几乎没有住在南方的。即使是美籍墨西哥人在收入方面比黑人高得多的现象，其实也只是一种地理现象罢了。尽管从全美来看，美籍墨西哥人家庭所挣得的收入在1970年要超过黑人家庭，但居住在南方之外的所有地区的黑人家庭，其收入都比美籍墨西哥人家庭收入的全美平均水平要高。

黑人在获得普遍进步的同时，也曾在某些特定领域发生过倒退现象。以母亲为家长的黑人单亲家庭，从1950年占黑人家庭总数的18%上升到1973年的33%。1950年的18%为白人同类家庭比例的2倍，1973年的33%则为白人同类家庭比例的3倍以上。有人试图将此说成是“奴隶制度的一项遗产”。但事实是，以母亲为家长的单亲黑人家庭在从前甚至在奴隶制度下，都属罕见现象。随着贫困程度的下降，依靠福利为生的黑人的比例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却上升了。不管是就绝对数量而言，还是与白人比较，黑人人口当中就业者的比例已经在下降。同样，从绝对数量与白人相比较，黑人的失业率却在上升。1978年，十几岁的黑人青少年的失业率比30年前要高出5倍多。造成这些恶果的因素当中，就有政府推行的许多项目。这些项目，尤其是《最低限额工资法》，使得黑人找工作更加困难，而另一些项目，尤其是《福利法》，却又使就业变得不那么重要。

为了推动黑人前进，政府已经付出了不少努力。但是这些努力的是非曲直，常与黑人教育、技能水平的日趋提高以及黑人人口地理分布的调整所造成的影响搅在一起，也与白人对待种族问题态度的变化--此种变化使民权法案和政府的其他措施成为可能--有密切联系，因此很难予以评定。在政府推行的这些项目中，争议最大的当推1971年作为“目标和时间表”的《“肯定性行动”反歧视法》，或称《种族入学与就业配额法》。经济学家们已发现，这些配额制度的效果很少或根本就没有超出20世纪60年代在实施“机会均等”政策时所获成功的范围。但是公众对《“肯定性行动”反歧视法》的认识不一，在一般的白人当中，该法引起了强烈的愤懑情绪，这种情绪又被日渐抬头的种族主义组织比如三K党和美国纳粹党等所利用，而这些组织又时常出现在他们以前从未横行的地区。黑人组织和犹太人组织之间的悠久联盟关系，也因在配额问题上的分歧而破裂。

黑人今天实际上几乎是美国任何一种体制的组成部分，从国会大厦和最高法院到棒球场，哪儿都有他们的存在。讲述美国的民间英雄人物若不提乔·路易斯、维利·迈耶斯或O·L·辛普森的大名，那故事就是不完整的。美国音乐和美国俚语均带有黑人音乐和用词的韵味。有3个黑人获得过诺贝尔奖--和平奖得主是拉尔夫·本奇和马丁·路德·金，经济学奖得主是威廉·阿瑟·刘易斯。这部分地反映了障碍的消失和机会的开放。这也反映出，为了把整个黑色人种提高到得以自享其劳动果实的水平，社会作出了长期而艰苦的努力。名垂青史和不为人知的英雄都为此而奋斗过--从南北战争前南方的地下学校和地下铁道，从埋尸葛底斯堡及安提耶坦战场的将士，到为了教育奴隶子女而无私献出青春和安逸的“夫人教员”，从那些为推动自己种族前进而苦干的默默无闻的黑人，到那些毅然加入争取正义行列的其他人士，都有一份功劳。

地位显赫或引人注目的黑人，迄今一直大多出身于黑人精英世家，或出身于西印度群岛人家族。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瑟古德·马歇尔，驻联合国大使安德鲁·杨，陆军部长克利福德·亚历山大，以及佐治亚的朱利安·邦德，代表着“古老家族”、“国会种族平等”议员团的前任领袖人物詹姆斯·法尔默和罗伊·英尼斯，众院女议员雪莉·齐泽姆以及加州前任副州长默尔文·迪马里等人，均出身于西印度群岛人家庭。学界黑人当中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属于“自由的有色人”后裔的有约翰·霍普·富兰克林和艾尔文·普圣特等，属于西印度群岛人后裔的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威廉·阿瑟·刘易斯，以及肯尼斯·B·克拉克等许多其他知名学者。

黑色人种在美国走过的漫长历史道路上，有过许多重大的里程碑及深刻的变迁，例如受奴役、获解放、大迁徙以及20世纪的民权革命等。若以1619年、1865年、1900年或1954年这几个年头作为起点来衡量，黑人进步的速度在各个时代是不相同的。今天许多生活在北方城市贫民窟里的黑人，是第一代或第二代从南方过来的迁徙者，他们尚处在其他黑人50年或100年前的发展阶段。整个黑人种族，已经在谋求生存的伟大斗争中从极端贫困的境况以财富、知识和权利三者而论上升到与其他种族群体并驾齐驱的地位。无论是哪个种族都不像黑人那样不得不从如此低下的起点赶上来，以便和他们的美国同胞携手并进。

[1] “被顺河出卖了”一句的英文是“Be sold down the river”。此处的“river”指密西西比河。当年奴隶被贩卖后，即由密西西比河上的船运往南部。—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