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领袖发起了唐人街的重建工作，他们用现今唐人街典型的宝塔形建筑来装饰自己的地带。面貌一新的唐人街，旅游业兴旺发达。华人的节庆和游行受到警察的保护，并成为招揽大批非华人看客的市政项目。
新兴的旅游业发展如摇钱树，于是许多堂放弃了犯罪勾当，转而开办为新兴的旅游业服务的餐馆和商店。许多还摈弃了“堂”的名称，改称为各种“商会”。
尽管巧妙的、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仍存在于唐人街，一般的美籍华人还是非常守法的，这和美籍意大利人的情况相似。因此，唐人街有组织犯罪的减少，意味着那里的犯罪发案率普遍有所降低。1946年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纽约唐人街在8年多的时期里，只有一人因酗酒被捕，因谋杀或其他重大罪行而被逮捕的连一个人也没有。
出生在美国的新一代华人子女，遇到了其他移民后代同样的语言障碍，有时他们到完全隔离的学校去上学（比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旧金山），或就读于华人集居区那些华人子女占学生绝大多数的学校。在清一色的华人子弟学校或跟其他种族混杂的学校里，华人子女都学得同样出色。对华人的一些早期研究表明，他们的智商低于全美平均数。但到20世纪30年代，华裔少年的智商就相当于或高于全美平均数了，而且后来一直如此。纽约唐人街的老师对华裔学生的评价是，和白人学生相比，“他们品行好，听老师的话，独立性更强”。在美国出生的华裔青年自然不会受到《排华法案》的掣肘。当时，这些法律禁止非美国公民从事各种职业和行使各种权利。这新一代的美籍华人进入了一个与其父母面临的完全不同的世界，他们具备充分的条件在这个世界里大显身手。
随着数量可观的第二代美籍华人的出现（尽管迟了一些），移民种族中常见的代与代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开始了。传统上由父母包办的婚姻是在美国生长的后代与家人发生矛盾的焦点。但是双方的妥协，使家庭成员仍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按照美国标准，“父母权威”仍然是通例，和其他美国人相比，华人父母在感情上与其子女差距较大。长期以来，华人青少年犯罪率很低，尽管早期在唐人街充满犯罪行为时，为数不多的华人子弟也曾深深地卷入其中。
美国人对中国的普遍同情，特别是中国遭到日本入侵之后，使得美国人更能接受华人。华人被视为一个安静而有秩序的种族，居住在一个不发生问题的社区里，或至少其问题难得引起外界注意的社区里。
在中国文化中，妇女的作用历来都是从属的，至少对外是如此。但是，即便是在中国本土，中国男子也博得了世界上最怕老婆的名声。在美籍华人当中，单是男女比例失调这个现状就足以使女人易于占上风。尽管华人丈夫对外是一家之主，但是妻子决定家中大事的现象很普遍，而且不限于家务事。
虽然传统的华人家庭人口较多，而且直到近期，那些在美国的华人家庭也是如此，但是到1970年，每个华人妇女平均只生有两个孩子。在35～44岁的华人妇女中，受教育不到9年的人平均生有3.5个孩子，而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其所生子女则不足3个。
“香港华人”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一些中国人涌入当时的英国殖民地香港，其中许多人最终辗转来到了美国。美国移民法的不断修改，使得美国的华人人口在20世纪60年代几乎翻了一番，从237000人增加到435000人。新来的华人，不少就在大多数美籍华人已经或正在离开的唐人街定居下来。1960年，在旧金山的全美最大的华人社区，每平方英里的人口密度是该市平均密度的3倍，3年后又增至6倍。纽约、洛杉矶、波士顿和芝加哥的华人人口，在20世纪60年代均增加一倍以上。每年大约有20000多名中国人从香港和台湾合法地进入美国，而且据估计，每年还有同样数目的华人非法入境。
这批新移民与老移民大不相同。传统的华人社区是由来自中国一个特定的地区性文化的人们所组成的，这种文化纵然在中国已被改变，但它在美国却被精心地保留下来。唐人街不仅有牢固的核心家庭，而且有诸如家族、堂和“六公司”这样一些盘根错节的社区组织。香港华人不属该文化的一部分，他们既不会说也听不懂流行于美国唐人街的台山方言。但他们也不会讲英语，因而也不易打入美国社会。虽然都是从香港来到美国，但他们在中国的祖籍是各不相同的。
几十年来，大多数美籍华人来自同一个省的同一个地区，现在，他们也开始像来自地方主义与中国同样盛行的国家即意大利的移民那样，受到内部分裂的困扰。那些在美国已站住脚跟的华人，对新移民和他们的诸多问题感到恼火，不仅抱怨他们直接造成的问题，而且觉得这些新移民给整个美籍华人带来了羞辱，连累了自己。
香港华人不仅来自中国的不同地区，而且在香港已经部分地西方化了。传统的中国价值观和约束力--特别是家庭--在他们中间已经不像在美籍华人中那样强大有力。来自香港华人家庭的青年人和来自传统美籍华人家庭的青年人，二者之间的差异尤为显著。传统的华人青年忙于学校功课，有时公立学校放学后，还得上华人学校补习，或者到自家开的商店帮忙。在美国化的进程中，尽管代与代之间难免会发生冲突，但传统的美籍华人青年很少会惹上警察或法官，而新来的香港华人青年，却常常在学校里和马路上捅娄子。他们瞧不起中国餐馆和商店为没有专长的人提供的“低下”工作，于是就在街头闲荡，参与帮派流氓活动。
于是，在全美各大商埠的唐人街，从纽约到檀香山，犯罪和暴力显著地增多。香港华人青少年帮派分子侮辱和骚扰唐人街的经济所赖以生存的游客。他们还参与毁坏他人财物、暴力行为以及敲诈、偷窃、恐怖和谋杀等犯罪活动。正如其他种族的青少年帮派成员一样，他们“穿着花里胡哨的衣服，在唐人街招摇过市”。帮派之间爆发格斗时，常有双方成员陈尸街头。1973年，纽约的唐人街发生了约200起青少年帮派谋杀案，这在上一代华人中是从没听说过的。在旧金山的唐人街，仅一个青少年帮会就有400名成员。一些华人青少年帮派还在各个城市设有分支。
香港华人中的成年人很勤劳，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作为没专长、未适应美国文化和非法的新近入境者，他们拼命干活，工资却很低，住在十分拥挤而又破败不堪的房子里，屋里到处都是老鼠和蟑螂。一些人为了能够移民美国，当初曾用大笔金钱贿赂香港官员，或花钱买通走私者把他们偷渡到美国，所以现在只好勒紧裤带还债。
许多香港华人不得不屈就于不合法的低工资，超过法律规定的工作时间和非法而恶劣的居住条件，因为他们本人或其家庭某些成员是非法居住在美国的，如果当局知道内情，他们将被驱逐出美国。每年有6000多名非法移民被遣送回去。
纽约唐人街有一半以上的男子在餐馆里干活，3/4的妇女在唐人街的服装店里踩缝纫机。在纽约的唐人街，生活在贫困中的家庭的比例是该市平均数的两倍。因为长时间地工作，特别是多在晚间营业的餐馆里干活，许多移民家庭在一起进餐的机会很少，整个星期也没有几次。家里没人管，孩子是在马路上长大的。在其他城市，香港华人的生活情形亦大体如此。
尽管香港成年华人到美国寻找到比在香港更好的经济机会，但香港华人青少年却并不拿自己的命运和中国大陆或香港相比，而是和其他美国青少年，包括受过良好教育、家境阔绰的传统美籍华人青少年的命运相比。香港华人还把传统的美籍华人视为房东和雇用他们父母的老板，他们的父母比其他美国人挣钱少，但付出的劳力却很多。香港的华人青年对美国人向来极为反感，而倾向毛泽东主义。这在华人社区内形成了新的摩擦根源，因为这些社区一向是坚定不移地支持中国台湾国民党当局的。
唐人街社区的领袖人物，在处理香港华人时一直进退维谷。因为唐人街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旅游业，公开讨论贫困、犯罪和暴力等问题，将会减少游客数量，从而影响当地居民的生计和华人领袖的赚钱生意。他们很不愿意申请联邦政府的各种反贫困计划项目，也不想请政府介入社区事务，因为这样一来，社区内不合法的状况，特别是牵涉到移民、住房和工作条件等，无疑将会暴露出来。他们通过出钱收买或吓走香港华人青少年帮派分子的办法，来寻求内部解决。在纽约，许多华人餐馆免费让帮派分子吃饭。一些唐人街的企业付给他们“保护”费。旧金山的一些堂雇用青少年帮派成员作赌窝的看门人或去对付其他帮派。
受到唐人街香港青少年帮派威胁最大的，倒不是传统的美籍华人，因为他们大多不住在唐人街，最受威胁的是观光客和唐人街急需的游客。街上的歹徒使游客望而却步，特别是当他们辱骂白人，抢劫或骚扰游客时。即使帮派活动不是专门针对观光客，他们的存在也影响了旅游业。旧金山唐人街的一些堂自己站出来还击青少年帮派分子。他们向那些参与“有害于我们社区商业和社会生活的不轨行为分子”公开发出了一项警告。其后不久，5具被捆绑着的香港青年尸体，就被发现漂浮在旧金山海湾。比较保守的华人首领鼓励警察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包括随时可以用警棍敲打年轻歹徒的脑袋。唐人街的首领并不抱怨所谓的“警察暴行”，相反，他们鼓励警察在马路上当场主持正义。他们只关心如何最大限度地缩小此类或其他任何不利于唐人街的消息在公众当中引起的议论。有时，对那些可能危害到唐人街赖以生存的脆弱的旅游业的消息，他们恳请报纸压下新闻，另些时候，他们干脆贿赂记者保持缄默。
今天的美籍华人
今天的美籍华人，在收入方面优于一般的美国人，职业地位也较高。1/4的就业美籍华人是在科学和专门领域工作。尽管曾经遭到美国历史上任何移民都未曾遇到的最严重的歧视和暴力，华人还是上升到了今天这样的地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被局限在狭小的就业范围之内，但他们在这些行业中取得了成功，后来当机会终于到来时，他们又向别的领域扩展。华人今天的成功，基本上取决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他们比别人多干活，并受过更多（也更良好）的教育。大约1/5的华人家庭有3个或更多的人在挣钱，而相比之下，这样的波多黎各人家庭的比例是1/13，印第安人家庭的比例是1/10，白人家庭的比例是1/8。华人只在工作和受教育方面一直占有优势，和其他美国人相比，他们在其他方面并无优势可言。也就是说，对一个有既定数目的就业成员和家长受过既定程度教育的华人家庭来说，收入仅相当于这类美国家庭的平均水平，有时还略低于平均水平，试看下列统计表。
资料来源：《公用抽样数据》，美国人口普查局，1970年。
东方学者、科学家和工程专家的学术造诣，一般都比黑人和白人高出一大截。换句话说，比较起来，更多的东方人（这里指日本人与中国人）获得过博士学位，特别是那些著名高等学府的博士学位。东方学者发表的作品多于白人和黑人。
著名的美籍华人包括3位诺贝尔奖金得主，都是物理奖。另一美籍华裔物理学家--一名妇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帮助研制了美国第一颗原子弹。在建筑领域，贝聿铭的杰出设计闻名于世。他著名的建筑设计包括波士顿的汉考克大厦和约翰·F·肯尼迪图书馆，以及位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国家美术馆那引人注目的附加建筑。
许多美籍华人在商界也财运亨通。早在1939年，一个名叫乔·宋（音译）的华人移民劳工创建了几个联号商店，为此而成了加利福尼亚的第二巨富。小杰拉德·蔡（音译）如今是华尔街一家拥有4亿多美元资产的公司的总裁。另一美籍华人C·Y·董（音译）是世界上最大独资船主之一，曾为一艘船花了300万美元。
在政界，华裔只是最近才初露锋芒。最早担任公职的美籍华裔当中有W·F·翁（音译）。他在1946年由一个白人占主导地位、华人仅有13名的选区入选亚利桑那州的立法机关。最著名的美籍华裔政要是海勒姆·冯。冯于1959年之前在美国领地夏威夷的立法机关任职达14年之久，1959～1976年，他是代表夏威夷州的美国参议员。
作为一个群体，美籍华人家境富裕，而且受过良好教育。但是唐人街却贫困不堪，华人文盲率也高于一般美国人。这种怪现象源自内部的明显差异。很久以前就从台山地区移民美国的华人，其子孙保存了中国的价值观念，并极为成功地在文化上融入了美国社会。新近到达的香港华人，具有不同的文化渊源，他们在香港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念和作风，但却没学到那些在美国经济上能取得成功和实现理想的技能。外国出生的华人尽管在美国已经生活了平均17年的时间，并和在美国出生的华人有相同的学历和优越条件，但前者的工资收入仍比后者要低1/4。老一辈的香港华人拼命工作，以便维持生计并求得发展，而香港华人青年却时常对自己的处境满腹牢骚，对社会不满，因而就发生越轨行为，包括搞恐怖活动和谋杀。由于必须维护唐人街的旅游事业，华人领袖们只好哑巴吃黄连，千方百计地将这些问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现在美国华人男性仅比女性多11%。而且此种两性不平衡现象主要存在于早年来美的老一辈人当中。在适婚年龄段的美籍华人当中，两性数目已大体平衡。和在其他许多领域一样，这一点也反映华裔有很大的进步。美籍华人的家庭都很稳定，约占总数90%的华人家庭是完整的家庭。近80%的在35～45岁之间的华人男子，已经结婚并和妻子生活在一起。和性别失调时期异族通婚率很高的情形相比，现在有87%的华人男子娶的是华人女子。离婚的美籍华人不到10%。
在某种意义上，美籍华人作为一个群体，已在职业和居住方面融入了美国社会，但他们仍然保存自己的价值观念和种族认同感。这堪称是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所取得的可观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