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犹太人的向上流动--跨越广泛的经济、思想、社会和政治领域--可谓史无前例而又无与伦比。1897～1907年，曼哈顿地区的犹太人当医生的从450人增加到1000人，药剂师从45人增加到115人，牙科医生从59人增加到350人。这些还仅仅是纽约东区千百万犹太人当中的凤毛麟角，但却代表了某种总的趋势。如从更为广泛的角度来看，人们将发现，纽约的犹太人从事“高级白领”职业的比例，从l880年的5%升到了1905年的15%。小贩人数减少了75%。在波士顿，甚至是从体力活干起的犹太人，退休时仍是体力劳动者的也只占其半数了。犹太人向上流动的比例高出其他种族的一倍。20世纪中期，犹太人男性有20%的人是专业人员（高出全美平均水平的一倍），还有35%的人是业主（美国业主比例只占总人口的13%）。大部分犹太人是白领工人，而那时其他美国人却大部分仍然是蓝领工人。
随着经济地位的上升，犹太人也开始向其他居民地段扩散开来。年青一代的犹太人会讲英文（时常操两种语言），所以和残存在曼哈顿东南端的欧洲语言与文化的联系，就不那么紧密了。20世纪初，纽约地铁系统的建成使纽约的上城区--主要是哈莱姆和布朗克斯--到工作地点比以前方便多了。于是这两个地区很快就住进大批犹太人。更加美国化的犹太人也发现，到美国其他地方去并不像他们的移民代父辈那样困难。纽约依然是东欧犹太人的居住中心。1892年有3/4的约犹太人生活在曼哈顿东南端，但到1903年，就只有半数的犹太人还住在这一带了，而到1916年，住在这里的仅剩下23%。
到1930年，住在布鲁克林区的犹太人就超过住在曼哈顿的犹太人，而到1940年，布鲁克林区和布朗克斯区的犹太人口，分别都至少达到了曼哈顿的两倍。到20世纪50年代，纽约市的5个区当中，只有斯塔滕岛区的犹太人在数目上少于曼哈顿这个昔日犹太人的大本营。芝加哥的犹太人居住情况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该市西半部原来也是东欧犹太人的“集居”地带。这一带的贫民窟里，凡犹太人占据的地段，与周围比较起来，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酒吧极少。在1931年，芝加哥城犹太人几乎仍有半数住在市区西部，但到1958年，留在那儿的犹太人就只占6%了，大部分人已搬迁到芝加哥较为富有的城北。
从全美来看，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仍有过半数的犹太人住在美国的东北部地区。仅纽约市一地就居住着全美40%的犹太人。住在中西部和南部的犹太人，数量有所下降，住在西部的犹太人却增加了一倍还不止，而住在西部太平洋沿岸的犹太人从1900年到1968年则增加了4倍，即从占全美犹太人的3%升到12%。
犹太人的崛起，不仅表现在经济收入较高这一个方面，也表现在受过更多的教育和具有更高的智商等方面。到20世纪中期，1/4以上的犹太男子受过4年或4年以上的高等教育，而全美人口中，具有此种学历的人却连10%都不到。犹太男子的收入要比全美男子平均高出36%。各种研究都证明，现在犹太人的智商高出其他美国人。犹太人只占全美人口的3%，但在获得诺贝尔奖金的所有美国人当中，犹太人后裔超过25%，犹太人在美国作家、科学家、电影制片人和百万富翁的行列中，也是出类拔萃的。曼哈顿东南端的犹太人还出过不少知名的拳击手、表演家、工会领导人、记者，以及此种地段通常避免不了的犯罪首领。范尼·布莱斯、杰克·本尼、马克斯兄弟、米尔倾·贝尔和丹尼·凯等人，是众多犹太喜剧演员中的佼佼者。犹太裔电影业巨子之中有塞缪尔·戈德温（Samuel Goldwyn）和路易斯·B·迈尔（Louis R. Mayers），米高梅（MGM）电影制片厂的缩写名字中，3个字母有2个取自这二位的尊姓。其他的犹太裔影业巨子还有大卫·塞尔兹尼克、华纳兄弟和威廉·福克斯。
纽约历史上两家最出名的报纸--其出名的方式截然不同--是由犹太人创办或发展起来的。《犹太前进报》是首家用长期遭世人蔑视的意第绪语方言出版的日报，曾经对纽约东欧犹太人的生活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其发行量从1900年的2万份增加到1918年的13万份。在几十年之内，它曾一直是世界最大的意第绪语报纸。《纽约时报》在1896年被阿道夫·奥克斯买下之后，变成了蜚声国际的新闻机构。有一半犹太血统的约瑟夫·普利策创办《圣路易斯快报》和《纽约世界报》并设立了普利策桨。
在艺术方面，雅莎·海菲兹和纳什·米尔斯坦都分别是他们时代首屈一指的小提琴演奏家，亚瑟·鲁宾斯坦是一流的古典派派钢琴演奏家。乔治·格什文以其深厚的古典音乐功底，加之自幼生活在黑人周围，深受黑人音乐的熏陶，创造了一种独特的音乐格调。欧文·柏林和埃迪·坎特也出身于曼哈顿东南端。
在科学和医学界，有建树的美裔犹太人当中最知名的当属爱因斯坦、J·罗伯特·奥本海默和约纳斯·沙克这样一些巨擘。在经济学方面，米尔顿·弗里德曼、保尔·萨缪尔森和西蒙·库兹内茨是诺贝尔奖金得主；在作家当中，对美国文学界有贡献的犹太人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单，丽莲·海尔曼、阿瑟·米勒、J·D·塞林格和索尔·贝娄等人只不过是其中的几位罢了；在法学界，有大批犹太裔贫寒之士登堂入室，世谓“从衣衫褴褛，到身架法官长袍终”，鼎鼎大名的布兰迪斯、法兰克福和卡多佐就是他们中的代表。
犹太人酷爱教育，这很显然，对于很多功成名就的个人来说，这无疑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对于整个专业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如果认为犹太人刚开始摆脱贫民窟时，这个因素就起到什么了不得的作用，那也是夸大其词。东欧犹太人起飞的初级阶段到世纪之交的年代才开始显露端倪，而那时还没有犹太人的子女能从纽约市的公立中学毕业。到1902年才有首批犹太人子女从纽约的一家公立中学里毕业。及至1908年，也只有16%的犹太人子弟达到了中学毕业的水平，虽然这个比例大大高于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但它却难以解释为什么其余84%的犹太人也会展翅高飞。公立学校和公立图书馆，对于加速东欧犹太人融入美国社会，无疑是十分重要的，而且也帮助他们打开了许多本来无从进入的大门。但是，大多数犹太人在美国飞黄腾达，并不是当学者或知识分子。即便以那些腰缠万贯的影业巨子而论，他们的一生与有文化教养的知识分了根本搭不上边儿。相反，他们时常被认为是“庸俗、粗野而又蛮横”的人。
第一代犹太移民摆脱了贫民窟之后就有资本将自己的子女送入高等学府去深造，而且在比例上超过了其他美国人。但是，享受高等教育对大多数犹太人来说，实为家底已经丰厚的结果，而非其他原因。对于传统上注重知识而又暂时还没有足够的家赀选择其他类似大学的犹太民族来说，纽约的免费市立学院可谓天赐良机。然而，也只是在犹太人向上流动开始之后，这些学院里才充满了他们的子弟。这类学校中最有名气的一所是纽约市立学院，该院20世纪20年代毕业班的校友只有11%是东欧犹太人子弟。要到20世纪30年代，他们才占到该院应届毕业生的一半。在20世纪上半期，犹太籍毕业生多数是德国犹太人的后裔。在纽约的亨特学院，1906年那一届毕业生有25%是犹太裔子弟，但多数是德国犹太人后裔，属东欧犹太人后裔的毕业生尚不到10%。
很多犹太小青年，甚至还未到上大学的年龄，就已开始工作了。在1880年，38%的纽约服装工人是不满20岁的犹太后生。1914～1915年，纽约市给20岁以下的青少年发放的工作许可证，有37%被犹太人子弟拿走。
犹太人在美国走上成功之路的轨迹，与他们还在东欧时就具备的技术、习惯和努力方向有密切的关系。犹太移民普遍身怀一技之长，虽然刚到时一文不名，但最终都闯出了一条生路。他们得以集中发挥自身技术优势的工业部门--服装工业--消化了相当大的一部分犹太劳动力，并给后来许多犹太人登上独立业主的地位打下了基础。犹太人尊重教育的悠久传统，激励着犹太子弟求学的上进心，这种精神不仅有助于那些进入大学深造的少数尖子，而且对那些受过8年学校教育也有把握跻身当时的白领行列的人，还有那些好歹也因粗通笔墨而能在美国的大千社会里不难找个饭碗的人，都是有益的。相比之下，他们的父辈这时仍对美国感到格格不入。
在少数几个领域里犹太人就不怎么成功，或者干脆说是失败的。这同样也与他们在抵美之前的传统和经历有关。和美国其他任何一个种族群体相比，称得上是最成功的犹太人，不管在美国的什么地方，搞农业都是一败涂地。和其他移民分子一样，犹太人也一直受到改革派人士的鼓励，搬出拥挤的大城市，到乡下去务农。认为农村生活更适宜于东欧犹太人的，往往是城市里的德国犹太人。确有少数犹太人到乡下定居去了，但后来全部倾家荡产，这表明他们对务农实属一窍不通。在这种失败的背后，正如他们来美后在城市的许多行业里大获成功一样，都有他们在欧洲时世世代代生活于都市的历史因由。
特别是在来美的早期，东欧犹太人在政界和体坛产生影响的过程是缓慢的，这是他们在东欧时几无任何经验的两个领域。德国犹太人早在19世纪中期就在美国获取了某些政治经验，但是到20世纪初才有极少数东欧犹太人在从事政治--通常是充任完全屈从于爱尔兰裔政客的下级职位。东欧犹太人“缺乏必要的经验和自信心，而最重要的，还是没有广交社会各界的本领”。爱尔兰人远比他们在行，也具备上述这些从政的素质（由他们在爱尔兰时的历史造就的），因而至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们一直操纵着纽约市的政治，尽管当时纽约的犹太人口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的犹太人数目。犹太人的政治思路往往强调意识形态和程序--早期倾向于社会主义，后来又转向自由主义；而爱尔兰人则更多地着眼于获得权力，并且也确实干得很成功。即使犹太人在政坛上设法施展重大影响之后，其代表人物通常也主要是以推进他们那些有实质内容的项目或富于管理才能而著称，并非由于他们有什么个人魅力。
另一个犹太人进展缓慢的领域是体育。这也反映出他们长期的传统是重视读书、下棋或演奏乐器，而不强调体育和消遣活动。当肖洛姆·阿莱汉姆说“最佳小提琴手总归是犹太人”时，他未必绝对正确，但显然也不可否认，知名的小提琴演奏家当中，犹太人占的比例是高得出奇。但犹太人出身的运动健将就寥寥可数了。在拳击和棒球运动方面，爱尔兰人捷足先登，很快就占领了这两个阵地，并叱咤风云达几十年之久，而第一批杰出的犹太裔拳击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才崭露头角。犹太裔棒球运动员只是在20世纪20年代才打进主要的球队，当汉克·格林伯格于1933年加盟底特律老虎队时，还仍然被认为是新鲜事。此外也还有其他几个犹太裔棒球明星--例如艾尔·罗森和桑迪·柯法斯等，但与他们之前的爱尔兰人和德国人，或他们之后的黑人和拉丁美洲人相比较，犹太裔棒球运动员的人数还是很少的。
犹太人在美国的兴起，绝不是没有遇到过反对。美国的反犹太主义虽然从未达到见诸于欧洲那样的程度，它仍然是阻碍犹太人担任许多职位--包括在一流的银行和律师事务所里谋事--的一个因素，也是他们充当许多大公司管理人员的绊脚石。在这一点上，他们再次得益于在欧洲世世代代作为少数种族的切身经历。他们长期以来惯于受到各种限制，知道这些障碍是可以克服或避开的。犹太人寻找或创造出自己的机会，而不是怨天尤人、自暴自弃，或为了改造别人而耗尽自己的精力。他们基本上是创造了美国的成衣制造工业，取代了家庭缝制和向裁缝定做的服装。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发展出电影制片业，创造了意第绪语戏院和“甜菜汤旅馆”，以便犹太演员可以在此先登台亮相，然后再走向娱乐圈的大舞台。他们建起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和银行。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直被排斥在名牌大学的教授队伍之外，他们就尽可能地钻研学术，在政府供职，并形成了一个造诣极高的人才库，以致许多大学最终发现，再不聘请他们去执教，将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