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我们这样做有什么不妥吗？
既是乌合之众，我们就必须愚弄他们；
你看，他们是多么懒惰无能！多么野蛮！
所有亚当的子孙，当你愚弄他们时，
都是无能和野蛮的乌合之众，
只有正直和忠诚，
才能让他们恢复人性。
——歌德
目前的大战吸引了整个世界的目光，人们不再关心其他的事情。但是我认为，这场战争应该使那些爱思考的人把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文明这个大问题上来了。所有的文明都始于对自然的征服，比如通过征服和控制自然中令人恐怖的力量，使得它们不能再危害人类。今天，现代欧洲文明已经在许多方面成功地征服了自然，而且必须承认，至今没有任何其他文明能够达到这一点。可在这个世界中，还有一种可怕的力量比自然的力量更恐怖，那就是人心中的激情。自然的物质力量能够给人类带来的伤害，远远比不上人的激情给人类带来的伤害。因此，在这种可怕的力量——人类的激情——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之前，显然是不可能有真正的文明的，甚至连人类生命的存在都是问题。
在人类的早期，人类必须用自然的物质力量来调节和抑制人类的激情。因此野蛮部落就受到纯粹的自然力量的抑制。但是随着文明的出现，人类发现了一种比自然力量更为有力和有效的控制人类激情的东西，这就是道德的力量。过去在欧洲人中抑制和控制人类激情的道德力量是基督教。但是现在，之前提到的这场战争已似乎在表明，基督教作为一种道德力量已经不再有效。在没有一种有效的道德力量来控制和抑制人类激情的情况下，欧洲人只有再次利用自然的力量来维持文明和秩序。确实如卡莱尔[1]说的那样：“欧洲处于无政府状态，外加一个警察。”利用自然力量来维持文明秩序最终则导致军国主义。实际上，今天欧洲之所以需要军国主义，是因为缺乏一种有效的道德力量。但是军国主义导致战争，而战争意味着破坏和浪费。因此，欧洲人进退两难。如果他们远离军国主义，那么无政府状态将毁坏他们的文明；如果他们坚持军国主义，他们的文明也会因为战争的浪费和破坏而崩溃。但英国人说，他们决定击溃普鲁士的军国主义，而且基希勒勋爵相信，他能够凭借三百万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英国军队来扑灭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大火。不过在我看来，一旦普鲁士的军国主义被扑灭，则会产生另一个军国主义——不列颠军国主义，而它也必定会被扑灭。因此，似乎看来没有逃出这一恶性循环的路径。
但真的是无路可走吗？不，我相信一定有出路。美国的爱默生在很久以前就说过：“我能够轻易地看到滑膛枪拜物教的破灭，尽管伟大人物是滑膛枪崇拜者；而且确实如此，一种武器出来，总会又有新的武器研发出来，以克制前者，惟有正义和礼法能够产生一劳永逸的革命。”如今，如果欧洲人真的想要消除军国主义的话，只有一条路，那就是用爱默生所说的不需要另一种武器的“武器”，即正义和礼法，实际上也就是道德力量。只要有一种有效的道德力量，军国主义就不再被需要了，它自身就会消失。现在的问题是，基督教作为一种道德力量，已经不再有效，欧洲人再去何处寻找这种新的道德力量呢？
我认为，欧洲人将在中国，在中国文明中找到这种新的道德力量。这种能够使得军国主义成为多余的道德力量就是好公民的宗教。当然人们会对我说：“中国也有战争啊。”确实，在中国也有战争；但是，自从孔子以后，多少年来，我们中国人就没有发生过今天在欧洲所见到的那种战争。在中国，战争是偶然的，然而在欧洲，战争成了一种必然。我们中国也可能会发生战争，但我们不会生活在不断的战争阴影之下。实际上，在我看来，对现在的欧洲而言，比战争更加严重的问题是，每一个个体常常担心他的邻居一旦足够强大，就会像他自己所做的那样来对他，即来抢夺甚至杀害他，因此他要么武装自己，要么雇佣一个武装警察来保护自己。因此欧洲人身上的重担与其说是战争，还不如说是持续地武装他们自身的必要性，运用自然力量来保护他们自身的绝对必要性。
在当今的中国，由于我们中国人有好公民之宗教，所以一个人不会觉得需要用自然力量来保护自己，他甚至很少需要借助国家机器。在中国，一个人通过他的邻居的正义感而得到保护；他通过他的同类时刻服从道德义务感而得到保护。确实，在中国，一个人不觉得需要用自然力量来保护自己，因为他确信每个人都认识到公正和正义是比自然力量更高的力量，因此每个人都认为道德义务是必须得到服从的东西。现在，如果能够使得所有的人一致地认识到公正和正义比自然力量更强大，道德义务是某种必须服从的东西，那么自然力量的运用就没有必要了，那么这个世界就不再会有什么军国主义了。当然，在每一个国家还是有一些人，如犯罪分子；在这个世界有一些残暴之徒，他们不会或者无法认识到公正和正义是高于自然力量的，他们因此也不会或无法认识到道德义务是某种必须服从的东西。因此，为了防备犯罪分子和残暴之徒，在每个国家和这个世界上，一直还是需要一定数量的物质力量或警察力量或军国主义。
人们会问我说，你如何使得人类认识到公正和正义是一种比自然力量更高的力量呢？我觉得，必须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使人类相信公正和正义的有效性，使他们相信公正和正义是一种力量，实际上就是使他们相信善的力量。为了做到这一点，在中国，好公民的宗教在每个孩子一旦能够理解言词含义的时候就教导他们，人性本善（人之初，性本善）。这就是《三字经》上的第一句话，中国的孩子们一开始上学时就学过了。
今天欧洲文明在本质上的不安全性，在我看来，在于它错误的人性观念，它的人性恶的观念。由于这一错误的观念，欧洲的整个社会结构就一直建立在强力之上。欧洲人用来维持文明秩序的两个东西，分别是宗教和法律。换句话说，欧洲人是由于害怕上帝和敬畏法律而保持着秩序的。恐惧意味着强力的使用。因此，为了保持对上帝的敬畏，欧洲人首先就得花费不少的财力来养一大批闲人，也就是所谓的牧师。不说别的，单就如此高的花费而言，最终都成了人民的一项不可承受的负担。实际上，在因宗教改革而引起的三十年的战争中，欧洲人试图取消牧师。在取消牧师后，谁来让人民敬畏上帝以保持秩序呢？欧洲人试图通过对法律的敬畏来做到这一点。但是要保持对法律的敬畏，欧洲人需要花费更大的财力来养另一个闲人阶层，那就是警察和军队。可凭借警察和军队来维持秩序，其耗费甚至比雇用牧师所需要的更多。确实，就像在宗教改革的三十年中欧洲人想要取消牧师一样，在当前的战争中，欧洲人真正希望的是，取消军队。但是，如果欧洲人想要取消军队的话，摆在他们面前的选择，要么是召回牧师以保持对上帝的恐惧，要么就是去找到另一种东西，让人们能够像畏惧上帝和法律一样，来维持秩序。我认为，每个人都会承认，这是摆在战后欧洲人面前的最大问题。
如今，在他们经历了因牧师而引起的战争之后，我认为欧洲人不会再想要召回牧师了。俾斯麦曾说：“我们永远不会再回到卡诺萨。”此外，即使现在召回牧师也无益，因为欧洲人现在不再畏惧上帝了。因此，如果欧洲人想要消除警察和军队的话，摆在他们面前的唯一的选择，就是寻找一种新的东西，来维持文明和秩序。我相信，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如今这个东西欧洲人会在中国文明那里找到。这个就是我说的好公民的宗教。中国的这种好公民的宗教，不需牧师和警察或军队，就能够使人们维持一个国家的秩序。确实，有了这一好公民的宗教，人口众多的中国人（人口即使不比整个欧洲大陆多）在没有牧师和警察或军队的情况下，在实际上保持着和平与秩序。在中国，每一个人都知道，牧师和警察或军队，在帮助维持公共秩序上所扮演的是一个非常次要的、非常不重要的角色。在中国，只有最无知的阶级才需要牧师，只有最糟糕的犯罪分子才需要警察或军队去介入。因此，我说，如果欧洲人真的想要消除宗教和军国主义，摆脱使得他们陷入困境和流血冲突的军队和牧师，他们就要到中国来借鉴我所说的好公民的宗教。
简言之，在文明遭到破坏和威胁之时，我想要告诉欧洲人和美国人，在中国这里存在着一种无价的文明财富。这一财富不是这个国家的贸易、铁路、矿藏资源、金银铁煤。我在这里想说，今天这个世界的文明财富是中国人，是拥有他的好公民宗教的真正中国人。我说，真正的中国人是无价的文明财富，因为他是一个无需花费世界多少成本就能使自己保持秩序的人。我在这里确实想要警告欧洲人和美国人不要毁坏这一无价的文明财富，不要企图去改变这种真正的中国人，就像他们现在用他们的新知识试图所做的那样。如果欧洲人和美国人成功地毁灭了真正的中国人，中国的人性典范；成功地把真正的中国人转变成了欧洲人或美国人，比如，转变成了需要牧师或军队来使其保持秩序的人，那么他们无疑会增加这个世界在宗教或者军国主义方面的开支，而后者这时就会成为文明和人性的一个威胁。但是另一方面，假设能够通过某种方式改变欧洲或美国人的人性，把欧洲人或美国人改变成为真正的中国人，那么就不会再需要牧师或军队来保持秩序；想想看，这给世界减少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负担。
现在，我们先用几句简单的话来总结一下这次战争所引发的文明问题。我认为，欧洲人首先想通过牧师的帮助来维持文明秩序。但不久就发现，牧师开销太大而且麻烦。于是欧洲人在三十年战争之后，驱逐了牧师而召来警察和军队维持秩序。但是现在他们发现，警察和军队的花费以及带来的麻烦甚至比牧师还多。现在欧洲人该如何做呢？驱逐军队召回牧师吗？不，我不相信欧洲人会愿意召回牧师。而且，牧师现在也是无益的。那么欧洲人到底该怎么办呢？我看到剑桥的路易斯·迪金森教授在《大西洋月刊》上的一篇文章，题目为“战争与出路”，文章说：“召回民众。”我担心一旦召来民众来取代牧师和军队，他们会比牧师和军队带来更大的麻烦。牧师和军队在欧洲引起了战争，但民众会带来革命和无政府状态，这样的话，欧洲的状况只会比以前更糟。现在我给欧洲人的建议是：不要召回牧师，为了“善”，也不要召来民众，而只要召来中国人；召来具有好公民宗教的真正中国人，多少年来他们能够在没有牧师、没有军队的情况下，知道如何和平地生活。
事实上，我真的相信，欧洲人在战后会在中国这里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我在这里再次重申，无价的、至今仍不可置疑的文明财富是真正的中国人。真正的中国人是一笔文明财富，因为他拥有欧洲人在这次大战之后需要的一种新的文明，这种新文明的秘密就是我所谓的好公民的宗教。这一好公民的宗教的首要原则就是相信人性本善；相信善的力量；相信美国人爱默生所说的爱和正义的法则的力量和功效。但什么是爱的法则呢？好公民的宗教教导我们说，爱的法则就是爱你的父母。那么什么是正义的法则呢？好公民的宗教教导我们说，正义的法则就是真实、守信和忠诚；每一个国家的妇女必须对她的丈夫无私地绝对忠心，每一个国家的男子必须对他的君主或国王无私地、绝对地忠诚。最后，实际上我在这里想说的是，好公民的宗教的最高义务就是忠诚的义务，不仅是行为上忠诚，而且要在精神上忠诚，或者像丁尼生所表达的：
敬畏良心就像尊敬国王，
因为他俩一样，
丢掉异教，放下嗔想，
去拥抱基督的光芒。
注释：
[1]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生于苏格兰，英国著名作家兼历史学家、社会批评家，曾任爱丁堡大学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