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后，长春（原东北电影制片厂）、北京、上海三家电影制片厂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完成了故事片35部，新闻纪录片二百八十本，美术片六本。
1949年诞生了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不再以被压迫、被剥削、被同情的形象，而是以解放了的主人公姿态出现在银幕上，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揭开了新中国电影有历史意义的崭新的一页。从这以后创作生产的故事片《白毛女》、《钢铁战士》、《上饶集中营》、《新儿女英雄传》、《翠岗红旗》、《中华女儿》、《赵一曼》、《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等，以及新闻纪录片《百万雄师下江南》、《红旗漫卷西风》、《新中国的诞生》等，都以新的思想、新的人物、新的时代风貌，强烈地吸引了刚刚在政治上获得解放的人民群众。这些影片创造了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而进行坚强不屈斗争的革命者的光辉形象，这是电影艺术家遵循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引的方向而取得的重大成果。1951年3月，文化部在全国二十六个城市举行“国营电影厂出品新片展览月”，映出故事片、新闻纪录片二十六部，检阅了新中国电影事业最初结出的一批硕果，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和赞扬。党和政府对这次新片展览给以高度的评价，周恩来总理亲笔为新片展览月题词：“新中国人民艺术的光彩”。
随着这一光辉的开端，我国电影事业以很快的速度发展着。除长春、北京、上海三家制片厂外，1952年建立了八一电影制片厂；1953年成立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随后又建立上海、北京、农业三个科学教育电影片厂；上海美术片厂和译制片厂；1957年把上海电影制片厂扩大为海燕、天马、江南三个厂（其后合并为上海电影制片厂）。与此同时，又建立珠江、西安、峨眉制片厂。这样，我国的故事片创作生产基地从集中在上海、北京、东北等少数几处，扩大到华北、华东、西北、东北、中南、西南全国各大区，故事、新闻、科教、美术等各片种的创作生产获得了相当规模的物质基础。从1949年到1965年这17年里，电影制片厂在产量上迅速增长，共生产故事片603部，科学教育片1980本、美术片279本、新闻纪录片8344本。影片思想艺术质量逐步提高，出现了1959年和1963年的两次高峰。
1956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代表党中央提出了繁荣艺术和发展科学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指出，这是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的长期方针。这个方针，进一步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包括电影事业在内）前进方向，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电影工作者的创作热情。“天高任鸟飞”，他们如同增添了坚实的翅膀，翱翔在社会主义祖国的大地上，拍摄出了《祝福》、《李时珍》、《上甘岭》、《女篮五号》等优秀影片。这以后，虽然有过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以及1958年康生掀起的“拔白旗”运动的干扰，但随着党中央纠正大跃进中出现的一些偏差，在周恩来同志亲自关怀下，电影领导部门集中力量抓了艺术创作问题，强调创作题材要广阔，样式要丰富，对即将投入拍摄的为建国十周年献礼的影片，采取一系列措施，提高电影艺术的质量。这样，到1959年10月，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周年的新片展览月中，全国放映了优秀故事片十八部，如反映鸦片战争的《林则徐》，表现“二·七”工人大罢工的《风暴》，反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区人民和红军艰难斗争的《党的女儿》和《万水千山》，表现共产党员、爱国志士坚持城市地下斗争的《革命家庭》、《永不消失的电波》和《铁窗烈火》，反映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爱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向革命道路的《青春之歌》和传记片《聂耳》，表现武装抗日的《回民支队》、《狼牙山五壮士》以及表现战时城镇工商业者倾轧、破产的《林家铺子》，表现解放战争时期的烽火生涯的《战火中的青春》和《战上海》等。这些影片从不同角度，通过不同人物，展现了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百年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各个阶段的壮阔的历史画卷。它们无论产量或质量，无论取材的广度或表现的深度，无论电影表现手段的纯熟或民族风格的追求，无论人物的塑造或历史环境的展现等，都达到了新中国十年来的艺术最高峰，为国庆十周年奉献出一批优秀影片，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同时也显示了电影艺术家驾驭重大历史题材的才能和深厚的艺术修养。这些影片标志着我国电影创作跃上了一个高峰，电影界将它誉为“难忘的1959年”。党和政府赞扬了中国电影的新成就，周恩来总理在庆祝会祝辞中指出：“我们的电影已经开始创造了能够反映我们伟大时代的新风格。”电影和戏剧是我们文艺百花园中开得最茂盛的“两朵鲜花”。
前进的道路不是风平浪静的。1959年和1961年，电影界又一次受到“左”倾思想的干扰，一些影片和创作人员受到错误批判，被指责为宣扬资产阶级人性和人道主义；忽视艺术规律、主张政治即艺术的错误倾向又有所发展。周恩来同志敏锐地觉察到这问题，1961年6月，他在北京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双百”方针，发扬艺术民主，按照艺术规律办事。他还明确指出：“政治标准不等于一切”
，“文艺的教育作用和娱乐作用……是辩证的统一”，“教育寓于其中，寓于娱乐之中”。
这篇讲话，精辟地阐述了艺术创作的规律问题，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大发展。根据这个精神，文艺界有关领导制定了“文艺八条”，文化部修订了“电影三十二条”。1962年，陈毅副总理在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座谈会上，针对一些“左”的错误，诚恳地提出要为知识分子摘掉“资产阶级”的帽子，号召文艺工作者解放思想，繁荣创作。这些讲话和措施，冲破了“左”的思潮对电影创作的禁锢和束缚，创作人员的热情重新振作了起来，1962年以后电影创作又出现了回升的局面。
经过文艺政策的全面调整，“双百”方针的重新倡导，电影创作人员受挫的积极性得到恢复。1962年到1964年之间摄制的影片艺术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出现了一大批题材、样式和风格多样化、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强烈艺术魅力的优秀影片。它标志着我国六十年代前半期电影形势的重大转折和创作上的新收获。如战争题材影片《红色娘子军》、《红日》、《兵临城下》、《独立大队》、《停战以后》、《白求恩大夫》、《烈火中永生》、《大浪淘沙》、《英雄儿女》、《小兵张嘎》、《逆风千里》等，从不同侧面，各个角度，来表现人民战争的伟大历程，塑造了更加真实丰满的革命英雄形象。农村题材影片《李双双》、《枯木逢春》、《暴风骤雨》、《槐树庄》、《北国江南》、《北大荒人》等在反映现实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塑造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创造民族文化艺术风格上，都超过了以前同类题材的水准。这一时期特别突出的是喜剧电影的新丰收。1956年曾出现过一次讽刺喜剧热，很快遭到厄运。1959年出现了一次歌颂性喜剧的新样式，受到赞扬。这一时期的喜剧前两种类型兼有。
如《李双双》、《哥俩好》、《大李、小李和老李》、《锦上添花》、《满意不满意》、《女理发师》、《魔术师的奇遇》等，不仅反映了城乡的生活现实，而且对当代军队生活亦有所揭示。这些喜剧片改变了硬加噱头、笑料的倾向，而注意从人物性格及其冲突中发掘喜剧因素，对于喜剧冲突的处理较为自然、和谐。运用误会、巧合等表现手法，在幽默、轻快、诙谐的喜剧气氛中展现了新时代的精神面貌和道德风尚，都具有健康的积极的意义。这一时期少数民族的历史变迁、翻身解放的生活在银幕上也得到了应有的反映，并在主题的发掘、样式、风格方面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如《农奴》、《达吉和她的父亲》、《阿诗玛》、《天山的红花》、《景颇姑娘》等都取得了可喜的艺术成就。其它题材的影片如《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甲午风云》等在艺术上更达到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一时期戏曲电影从产量到艺术质量上都有很大的发展和提高。在以前，一部分戏曲片是纯舞台纪录片，到五十年代后期，对戏曲与电影两种艺术的结合上作了许多探索，有成功之作，但一些影片在戏曲电影化方面的艺术处理上不够完善、协调。到六十年代，崔嵬、陈怀恺、岑范等导演艺术家拍摄出了真正完美的戏曲艺术片精品，如《杨门女将》、《红楼梦》、《野猪林》等。这些优秀影片相继问世，形成了建国以来电影创作的第二次高峰。
经过建国后十七年的努力，特别是经历了1959年和1963年电影创作生产的两次高潮，新中国电影事业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如果没有1964年以后越来越严重的“左”的干扰，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这场空前的大破坏，那么，沿着已经开辟出来的正确道路继续阔步前进，新中国电影事业本来可以更早地开创出一个全面繁荣的新局面。
新中国十七年电影的历程，是光辉而又曲折的。它在整个中国电影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首先，表现在电影性质的划时代转变。虽然在中国电影史上，党的地下组织领导的30年代左翼电影和40年代进步电影运动，产生了一大批具有革命性的影片，取得很大成绩，但旧中国的电影事业从总体来说，在根本上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和资本主义性质的。而新中国的建立，社会制度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中国电影也历史性的转变为社会主义性质。它不再是资本家手中赚钱的工具，也不再是麻醉人民大众的精神鸦片，而成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有力武器。它以崇高的革命思想为指导，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新颖健康的艺术形式，反映了崭新的时代生活和人民的审美理想。新中国十七年共出品六百多部故事片及艺术片，虽然在艺术质量上有优有劣，但它们从总体上来说是社会主义的艺术，大多以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观点，较为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中国的现实与历史，并以鲜明的民族形式和有新时代风采的银幕形象，为中国广大人民服务，是新中国的人民电影。
其次，工农兵、知识分子及其他劳动人民以崭新的形象成为银幕的主人，这是新中国电影的又一个突出标志。在以前的银幕上，劳动人民总是以愚昧、落后的角色出现。三四十年代进步电影虽创造了革命新人形象，表现了劳动人民一定的反抗与斗争，但大多数作品不能充分表现。许多影片主人公是以悲剧角色出现，很少看到他们的反抗和斗争。而在新中国银幕上，艺术家以极高的热忱来表现劳动人民在伟大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中所显示的崇高精神和伟大气概，创造出了一大批带有革命英雄主义光彩和社会主义精神的新人银幕形象，成为激励人民前进的生动榜样。这在以前旧中国电影中是从未有过的，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电影艺术的人民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