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豪第二代》一书介绍：“李泽钜为这宏图巨构，一手策划、设计，费尽心血，悉付于此，曾经在两年之间，出席大小小公听会200多个，与各界人士逾2万人见过面，解释这个计划。当然，他的背后，父亲、师傅，及其他人等，一值予以无限量支持。”
1988年，新财团以32亿港元巨款投得世博会旧址发展权。
一切都如期进行。1989年3月，平整地盘的施工地段，赫然出现了一张“告同胞书”，措辞强烈，充满排外的极端情绪。这与加国政府为吸引华人资金和人才大开方便之门的国策背道而驰。
“他们似乎完全看不见我也是加拿大公民，他们反应太过激烈。”李泽钜气愤而又无奈。
据传媒估计，当地人排外，还与李泽钜的另一宗生意有关。世博会旧址，以太平协和的名义签约之后，李泽钜将另一家公司的200多个新公寓，直接在香港发售。消息传回温哥华，当地传媒大肆渲染，引起本地人的不满，质问省政府：将来世博会物业，是否又卖给香港人，让这里演变为华人的天下？
省督林思齐博士为平息民怨，要太平协和保证，在这块极优惠的地皮上兴建的物业，不会只在海外发售，必须优先向当地人发售。这意味着，兴建的物业，将不可先期在香港卖好价钱。加国地价楼价低廉，这是公认的事实。
令人奇怪的是，这么大的风波，李嘉诚未出面，麦理思、马世民也未露面，而全盘托付给坐镇加国的大公子。这表明，李嘉诚要考验儿子随机决断、谈判交涉的能力和毅力。
李泽钜从滑雪圣地韦斯拉赶到温哥华。他的身份只是太平协和的董事；他的外貌只是个未出校门的学子。但是李泽钜求见省督林思齐，问他：“如果世博会发展搁浅，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其言外之意是：以李嘉诚在香港的号召力，足以使流入加国的地产投资缩减2／3，更会使在香港移民潮中的受益省——卑诗省，落在其他省后面！
于是，省督说服省议会，对李泽钜的要求作出让步，许可世博会物业，将可同时在香港和温市发售——这实际上是以向港人发售为主。省议员透过传媒，向市民说明利弊关系，称华裔移民是温市建设的和平使者，要善待他们。
同时，李泽钜也在积极配合，以争取民心，他在温哥华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6年来我的最大收获，就是加入了加拿大籍。”
风波平息，工程继续上马，这就是后来定名“万博豪园”的庞大商业住宅群。
李泽钜的处事能力得到父亲的赏识，李嘉诚同意董事的一致要求，吸收李泽钜任长实集团董事。
香港《信报》于1990年11月28日，刊出《李泽钜设计万博豪园一鸣惊人》一文，对李公子推崇备至。
“对李泽钜来说，加拿大温哥华的房屋计划——万博豪园，就是他事业上的试金石。因为这个被誉为加拿大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建设计划，是由他一手策划的，由看中地盘，以至买地、发展、宣传，他都参与其事，全身投人……但初挑大梁，无论如何，都会有一种无形的心理压力的。
“幸而万博豪园在香港刊登广告之后，初步的反应甚佳。第一期嘉汇苑，平均每平方英尺230加元（约1540港元），这个价格，较香港很多地区都便宜。加拿大增收香港移民，港人今后到加拿大居住者必比现时为多，因此，李泽钜对万博豪园的销售前景非常乐观……
“由投地到施工，这一段期间，他遇到的争议、面对意外和困难不计其数，如果换了一个性格懦弱、信心不足的人，早已知难而退了。但他并未如此，仍然一丝不苟地去做，笑骂由人，愈战愈勇，终于卒底于成……
“为了这个庞大计划的早日完成，李泽钜过去2年内在港加两地穿梭来往，不辞舟车劳顿之苦。1989年全年，他来往港加两地26次之多，坐飞机如普通人坐巴士一样。”
万博豪园总体规划由李泽钜一手设计，建筑群的最大特色，是保留了原有湖光山色之天然美，他辟出50英亩作为区间公园，是居家休闲之胜地。
李泽钜说：“由于万博家园这个计划实在太大，自己肩负重任，因此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计划的发展。在飞机上，即使看书，都以城市规划以及居住环境的书本为主。”
1990年，万博豪园嘉汇苑公寓在港推出前，长实集团公关部就精心安排，让集团执行董事李泽钜接受两本杂志的采访——连人带房一并推向社会，反响甚佳。万博豪园使李泽钜名声鹊起。
李嘉诚就是这样，为了让儿子能够早日成材，不惜让他在大风大浪中锻练成长。
事实证明，李嘉诚的做法是完全正确和非常成功的。
做“搭桥引线”之人
李嘉诚做大生意的能力
如果一个人能给别人提供成长的平台，证明这个人一定是胸怀大略。放远目光，即能够站在此看到彼。每个人的成长平台，可以直接决定其一生的成功速度。在香港。人人都说李嘉诚是个思想开明之士。他的开明不只体现在他的工作中和为人处世中。也体现在儿子对学业和事业的选择上。为他们的成功人生开始“搭桥引线”。
李泽楷不满14岁赴北美读大学预备学校。17岁时，李泽楷进人大哥就读的美国斯坦福大学，专修自己喜爱的电脑工程。这显然不是父亲的意思。泽矩听从父亲的安排，念土木工程系。若从家族事业的考虑，泽楷应读商科、法律等适宜管理综合企业的专业，并与泽矩的建筑专业互补相辅。
但是，李嘉诚尊重小儿子的选择。
1987年，21岁的李泽楷大学毕业。此时，家族在加拿大的事业正轰轰烈烈展开，而李泽楷去了加国，而且不是像其兄一样打理家族生意，而是进入一家投资银行从事电脑工作，做一名靠工薪度日的打工族。
直到1990年，做了4年打工族的李泽楷，才在父亲的指令下回港。李泽楷顺从父意，也许是他厌倦了异国打工生涯；也许认为父亲的公司里，更可“随心所欲”，大展拳脚。
李泽楷回港不久，正赶上“卫星广播有限公司”（简称卫视）成立，李嘉诚家族与和记黄埔各占一半股权。卫视将向亚洲卫星公司所拥有的“亚洲卫星一号”租用线路，其中和黄又占有该公司1／3股权。
李泽楷对卫星电视抱有浓厚的兴趣，马世民任命他为卫视的董事兼行政负责人之一。
1990年8月，李嘉诚说服港府，规定若使用碟型天线收看卫星电视讯号，只要不涉及商业用途（指向用户收费等）或再行转播（指向无线台、有线台有偿提供服务），便无须申请批准及领取牌照；只接驳一部电视机的独立卫星碟型天线可豁免领牌；若一座大厦共有卫星碟型天线及室内系统，则需持牌公司安装及操作。这样，全港至少15万座符合安装卫星天线标准的大厦，对九龙仓的有线电视构成了莫大的威胁。
烽烟四起，很难确认谁最先挑起战火。李泽楷不准许九龙仓打进长实系兴建和管理的大型屋村、大厦楼宇安装有线电视；吴光正则禁止安装卫星天线的持牌公司，进入该家族所控的大厦安装碟型天线及室内系统。
1990年12月，卫星电视正式获得营业牌照，但有两个附加条件：一是不可播放粤语节目；二是不得向用户收取费用。
第一个条件，实际上是无线、亚视、有线等三家电视台向港府施加压力的结果。三家的大股东皆有来头，无线有利氏家族、影视大王邵逸夫；亚视有李嘉诚的同乡林伯欣家族、好友郑裕彤家族；有线则是包玉刚与郭炳湘。在商言商，在重大利益上都不肯做谦谦君子。
“亚洲卫星一号”覆盖面从地中海至西太平洋，可为30多个亚欧国家和地区提供电视电讯服务。但卫视的主要市场在香港，香港华人，不仅不愿看国语节目，绝大部分人连听都听不懂。不许播粤语节目，等于丧失了香港市场。
李嘉诚父子频频出入港府，要求解除禁播粤语节目的条例。李氏父子还轮番上阵，借助传媒，指责港府规定的荒谬性：一家香港本地注册的电视台，却不准许播放本地话的节目，此乃无稽之谈……
李嘉诚一直以和为贵。他如此“谩骂”，绝非一时冲动。他旨在争取民心，他委托一家独立的公关公司，搞了一次民意测验，接近百分之百的卫视用户都赞成播放粤语节目（外籍用户则希望再增加英语节目）。李泽楷将测验结果呈交港府的文康广播科广播事务管理局，作为修改条例的参考。
和黄、九龙仓大斗法，到1991年中达到白炽化。双方的比拼，基本上和黄处攻势，九龙仓处守势——吴光正竭力敦促港府，维持有利于自己的条例。而李氏父子，则攻其“死穴”，既要港府解除禁播粤语节目的条例，还要求准许向用户收取费用。
九仓向传媒坦言道：“根据我们多年的调查，香港这弹丸之地，只能容纳一个收费电视，两个只会造成恶性竞争，两败俱伤。”
对九仓的“善意警告”，李泽楷充耳不闻，欲置敌手于“死地”。其势之锐，比当年乃父逼迫置地有过之而无不及。九仓董事吴天海感叹道：
“政府若批准卫星电视收费，九仓肯定放弃（有线电视计划）无疑。政府若批准卫星电视播放广东话节目，观众的节目选择将大增，对有线电视影响甚巨。除非政府在其他方面给予补偿，如免专利权税等，否则九仓打退堂鼓机会亦大于一切。”
九仓采取哀兵之术，以争取公众舆论和港府有关官员的同情。李泽楷不动侧隐之心，仍穷追不舍。据港府的态度，有可能放宽粤语节目的限制，但只维持一家收费电视。
1991年9月6日版的《壹周刊》指出：“九仓计划竞投的有线电视及第二网络，预算投资额达55亿港元，而和黄的卫星电视计划，投资亦达30亿港元以上。两大财团数十亿元投资的竞争，为了自保及克敌，哪能不出尽法宝力争！
李泽楷力撼吴光正，已初步达到预期目的。一位评论家说：“李泽楷采取的是进尺得寸的战术，欲借五百，则开口一千，否则借五百都要打折扣。”
1991年3月，卫星电视公司正式成立，李嘉诚任主席，马世民、李泽楷任副主席，具有多年电视经验的陈庆祥任行政总裁。总投资为4亿美元。
1991年4月，卫视开始试播；到年底，卫视已正常利用五个频道播映节目。
李泽楷野心勃勃，欲做传播大王。他心高气盛，也引起和黄高层间的磨擦。李嘉诚对二公子多有批评，但实际上又在“放纵”。也许是因为泽楷是亲子，也许是让他磨练。
李泽楷把其父的“用他人的钱赚钱”的招术，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向国际著名的广播电视公司BBC和MTV等买片，以少量的现金加一份卫视盈利（比例分红）的方式成交；他为Star Plus的娱乐线选购节目，尽量购廉价节目，如已重播多次的《Santa Barbara》，以及美国日问肥皂剧《Hill Street Blues》等。对过时的热门剧，他也有选择大量进购。播映结果，观众均反应良好。
论收视率，卫视只能望无线、亚视两位大哥的背项。卫视的优势在收视面，它可24小时不停地向40多个国家和地区播送节目，因此有不少大公司与卫视签订合约，成为其稳定的广告客户。从1991年底全面开播，到1993年中转让为止，不到20个月的期间内，卫视的广告收入是3．6亿美元，而维持五个频道的年费用为0．8亿美元（未计先期投资等费用），经营态势良好。
李泽楷并不满足现有业绩。他仍为敦促港府放宽限制而不懈努力。市民记忆犹新，李家公子在报章大登漫画广告，揶揄港府的掣肘。同时打民意牌，将“盼望开播粤语节目”的大众呼声，以民意测验的结果呈交港府。
苍天不负有心人。1992年7月2日，港府颁布新的电视广播条例，宣布卫视自1993年10月底起，可开播粤语节目；卫视不可独立经营收费电视，但可透过收费电视（注：指九仓有线电视）的频道，经营收费的卫视节目。
港府的新条例，为解决卫视、有线旷日持久的纷争奠定了基础。李泽楷、吴光正两个不共戴天的“仇敌”坐到谈判桌上“讲数”，1993年6月，两大财团达成协议：卫视与有线的重叠业务结盟，实行天地共存。
冰释前隙，握手言和，无大敌之患的李泽楷，终于可在传播业大展拳脚，实现传播大王之梦想了。
谁会料到，步入坦途的李泽楷，竟会把卫视卖掉呢？
1993年7月23日，李泽楷被邀至世界传媒大王——梅铎的一艘泊在科西嘉海面的豪华游艇上。梅铎为澳籍人，旗舰“新闻集团”是全球最大跨国传媒机构。
7月26日，新闻集团宣布：以5．25亿美元（约折40．6亿港元）的价格，向和黄及李嘉诚家族购入卫星广播有限公司63．6％的股权，一半以现金支付，一半以新闻集团的股份支付。据行家估计，成交价为原有投资的6倍。
在另一项未涉梅铎的独立交易中，和黄及李氏家族将各占一半股权的综艺产权，将按成本0．64亿美元售予改组后的卫星广播。
和黄及李氏家族在这两项交易中。各获15亿港元的非经常性收益。
为了不触犯港府有关条例，交易双方采取策略性方式，和黄及李氏家族仍控制卫星电视的发牌机构和记广播（共占52％股权，梅铎只占48％），而卫星广播的63．6％的控制性股权则归梅铎控有。新改组的卫视，将可获得从梅铎旗下制片厂购买影片及电视剧的便利。
梅铎的私人技术顾问彼得？史密斯，回答记者“花费昂贵代价，购得卫视控股权，是否物有所值”的提问时答道：
“本集团看中的是卫星电视的潜在价值，因为卫视在亚洲经营已有经验及影响，涵盖范围很大，而当卫视租用第二颗卫星后，涵盖范围会更大。”
和黄及李氏家族仍控有卫视36．4％股权，可继续获得经常性收益。
卫视交易成功，李泽楷名声大噪，“小超人”顿时威水（风光）香江。7月27日香港《经济日报》评价道：
“真的是后生可畏，李嘉诚次子李泽楷，今番终于做出一出好戏，为和黄集团及其父带来近30亿港元利益……李嘉诚望子成龙，今次可如愿以偿了。”
1993年8月，李泽楷荣升和黄副主席。李嘉诚安排儿子接班使他们各当一面的意图越发明显。
但是，惹人关注的是，李泽楷在荣升和黄副主席之前，就宣布成立私人公司“盈科拓展”。不久，李泽楷在和黄荣升的消息正式公布出来。舆论不由得纷纷议论：小超人是专心做和黄的副主席呢，还是致力于打理私人公司？
相对于李泽钜而言，二公子李泽楷走的是一条自立门户、独立发展的路。
二公子的成就，和他自立门户，分不开，李嘉诚李嘉诚对此一直很豁达。他说：“年青人到底有自己的理想，和黄管理层有人手，我不会强迫他做。”
事实证明，李嘉诚放手让二公子李泽楷自立门户，独闯天下的做法是无比正确的。主理卫星电视并一举成名，不过是李泽楷初出茅庐第一功而已，后来他又推行“数码港”高科技发展计划，并在企业并购中大展拳脚，一赚再赚，个人身家达到600多亿，荣登香港富豪的第四把交椅，成为名副其实的小“超人”。
李氏家族后继有人，不能不归功于李嘉诚的教子有方，培养得法，不能不归功于他决心使家族事业不断发扬光大的坚强决心和战略眼光。
古往今来，培养人才一直都是用人之道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把后代培养成为新一代“超人”，是李嘉诚高于常人之处，也是其用人之道的一个重要方面，只有加上这个方面，其用人之道才完整无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