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北大90周年校庆之际，95岁高龄的梁漱溟专门撰文《值得感念的岁月》，讲述自己昔日在北大的学术和教育生涯。梁漱溟到北大任教的故事，后来逐渐夸张为一个绘声绘色的神话。即便是在北大自己的学报上也曾描绘说，那时候梁先生报考北大落榜，其后蔡元培校长看中了他的才华，于是破格将其请到北大任教。“落榜学生”与“特聘教授”之间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对比，也留给后人丰富的想象空间。然而，梁漱溟在此文中更正说：“事实是我因中学毕业后投身同盟会活动，无法顾及升学事，及至在北大任教，昔日中学同窗如汤用彤（在文科）、张申府（在理科）、雷国能（在法科）诸兄尚求学于北大，况且蔡先生以讲师聘我，又何曾有投考不被录取，反被聘为教授之事。”
梁漱溟被蔡元培聘到北大任教，确实是北大历史乃至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则佳话。民国刚一成立，蔡元培即出任第一届教育总长，当时梁漱溟在同盟会的《民国报》工作，以一青年记者的身分，出入于国会、总统府、国务院及各政党总部，因而多次接近并采访蔡元培。1917年，蔡元培从欧洲访问归来，出任北大校长。梁漱溟拿着自己的论文《穷元决疑论》登门求教。蔡元培告知：“我在上海时已在《东方杂志》上看过了，很好。”让梁漱溟没有想到的是，蔡元培接着提出请他到北大任教并担任印度哲学一门课程。梁漱溟大吃一惊，谦虚地表示，自己何曾懂得什么印度哲学呢？印度宗派那么多，只领会一点佛家思想而已，“要我教，我是没得教呀！蔡元培回答说：“你说你不懂印度哲学，但又有哪一个人真懂得呢？谁亦不过知道一星半点，横竖都差不多。我们寻不到人，就是你来吧！”梁漱溟不敢冒昧承当。蔡元培又说：“你不是喜好哲学吗？我自己喜好哲学，我们还有一些喜好的朋友，我此番到北大，就想把这些朋友乃至未知中的朋友，都引来一起共同研究，彼此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是当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共同学习好了。”蔡元培的这几句话深深打动了梁漱溟，他便应承下来。
那时，梁漱溟年仅25岁，没有任何学历，只是司法部的一个小秘书。蔡元培却有这样的眼光和魄力，当即拍板将其延聘到北大担任教职。后来，梁漱溟动情地回忆了自己在北大七年的生活：“七年之间从蔡先生和诸同事同学所获益处，直接间接，有形无形，数之不荆总之，北京大学实在培养了我。”另一方面，梁漱溟也对北大早期的哲学教育贡献良多，他虽然年轻，所授之课在北大却是独一无二的，也颇受学生欢迎，听课者多达二百多人，由小教室换为大教室，学生中有冯友兰、朱自清等后来名动一时的学者。梁漱溟感叹说：“年轻后辈如我者，听课之人尚且不少，如名教授、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如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等先生，听课者之踊跃，更可想而知了。于此可见蔡元培兼容并包主张的实施和当时新思潮的影响，共同形成之追求真理的浓厚空气，不仅感染北大师生和其他高校，且影响及于社会。生活在此种气氛中怎能不向上奋进呢？
梁漱溟是一名典型的“自学成才”者，正如他本人在《自学小史》中所说的那样：“像我这样，以一个中学生而后来任大学讲席者，固然多半出于自学。……我们相信，任何一个人的学问成就，都是出于自学。学校教育不过给学生开一个端，使他更容易自学而已。”自学成才本已不易，自学成才而又能够被学术界和社会承认更不易。在这个意义上，蔡元培所开创的老北大的传统值得我们深深地怀想与追忆。与其他所有的后任者不同，作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在当时具有无可比拟的权威和声望，这权威和声望不是由其担任的职位所带来的，恰恰相反，乃是源于其在晚清革命运动中常人难以企及的资历和贡献，以及其谦卑和宽容的人格魅力。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期间，延聘教授多出于个人的远见卓识，无论是文科学长陈独秀还是梁漱溟、辜鸿铭等人，有新派，亦有旧派，有西化派，亦有国学派，学位和著述都不是硬性的标准，蔡元培看重的是真才实学。可以说，那时的北大要聘谁或不聘谁，蔡元培完全可以一个人“自作主张”。这固然属于某一种形式的“人治”，可这种由伯乐来实施的“人治”方法，运用在草创时期的北大大学，比之后来逐渐“正规”化的“体制”别有一种优势。
一种刚性、僵化的、教条的体制，必不能容纳诸如梁漱溟这样的学者——你没有最高学历，亦没有堂皇的著作，焉能进入我这最高学府任教？这种由制度造就的“无物之阵”，让任何天才都无法“脱颖而出”。这种看似公平合理的体制，能让一名拥有学位的庸才顺利地获得教职，却不能让梁漱溟这样没有学位、而拥有丰厚的学术潜力的大学者获得教职。说起学位来，后来被胡适延聘到北大的沈从文也没有任何的学位，他也是一位自学成才者。且不说沈从文的小说创作成就，他后来改行从事中国古代服饰史的研究，也令诸多历史和考古科班出身的学者为之叹服。可见，学位是“虚”的，学问是“实”的。
被誉为“最后一位儒家”的梁漱溟，在千灾百难中认识了“良知”，他忠于自己的良知。在后来的年代里，梁漱溟为了捍卫真理而不惜顶撞权要。对于北大来说，这种为了真理“虽千万人，吾往也”的勇气，这种为真理献身的精神才是最可宝贵和珍惜的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