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早年教育是与众不同的。在“三纲五常”仍统罩着中国，“父为家君”仍是中国家庭的最高戒律时，梁济却有意去培养父子间亲切自然关系，注意培养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而梁济给予梁漱溟的正式学校教育更显出少有的开明与进步。
在别家的孩子照例进私塾，囫囵吞枣于四书五经时，梁漱溟却在北京第一家中西小学堂里学习ABC和《地球韵言》等。课外读物则是通俗易懂的《启蒙画报》和《京话日报》等，这对丰富他的知识，培养他洞察社会的能力很有帮助。
1906年，梁漱溟考入北京顺天中学堂，开始了长达五年半的中学生活，现代著名学者张申府、汤用彤都是他这时的同学。学校所开科目除国文外，还有英文及数理化各科。在班上，梁的学习虽不算太好，但却是一位肯独立思考、富有个性的学生。他在自述中说：“回想我从读小学起一直到现在，似乎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主动的，无论思想学问做事行为，都不是承受于人的。”比如他在作文时，就从不落俗套，喜欢独出心裁，做翻案文章。对此，有的老师非常讨厌，一位姓王的国文先生就曾愤而写下“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的批语；而有的老师则非常喜欢，倍加赞赏，一位姓范的国文老师就在惊叹之余，写下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赞语。
在中学时代，课堂讲授远不能满足他那强烈的求知欲。于是，他把大量精力用在了课外阅读上。他在中学时的课外读物是得天独厚的，这包括：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壬寅、癸卯、甲辰三整年六大册和《新小说》全年一巨册，《立宪派与革命派之论战》一厚本，以及《国风报》、《民主报》等报纸。他对于这些难得的资料反复阅读达三四年。在这些资料中，梁启超那淋漓晓畅、饱含激情的文风，深邃通彻的思想，有如一股清泉，滋润着梁漱溟的心田。他在后来一篇纪念梁启超的文章中写道：“我早年是感受任公先生启发甚深之一人”，“至今想来，我还认为是我的莫大幸福。”而革命派那激进的主张和昂扬的斗志，又如一股飓风震荡着梁漱溟那敏感的心灵。
特殊的教育方式和特殊的学习条件，造就了梁漱溟特殊的认知能力。使他很早就形成了自己对于人生与社会的独特认识。他自己后来说，对人生问题的探究，使他成为了哲学家，而对社会问题（即中国问题）的探究，又使他成为社会活动家。
1911年，梁漱溟中学毕业，由于正值辛亥革命爆发，便毅然放弃升学机会，到他早先即加入的同盟会京津支部的机关报《民国报》当记者。整日出入总统府、国务院、学校、团体与街头巷尾，目睹风云诡谲的政情。1913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梁因与国民党政见不合，遂离开了报社。
同他父亲一样，梁漱溟开始亦倾向于立宪派，但不久即转向革命派，并积极投身于革命运动之中。但是，辛亥革命并未从根本上推翻封建帝制，国家反而因军阀割据混战而变得一天比一天糟，这使热心革命的梁漱溟极为失望，并引起了他对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渐由一位热心革命的青年转变为一个虔信“人生是苦”的佛教徒，整日沉迷佛典，醉心佛法。甚至一度悲观厌世，曾两次企图自杀。尽管他后来出佛入儒，结婚成家，但却终生保持着茹素不荤的习惯。
1916年，袁世凯帝制失败，梁漱溟也度过了自己的精神危机，经过一番痛苦的思索，他终于出佛入儒，选定儒学作为自己的哲学信仰。这种思想转变最终在他任教北大期间完成。
1917年10月，梁漱溟因《究元决疑论》而得识于蔡元培，并受蔡之邀到北大担任讲师，主讲印度哲学。他到北大的第一天就向蔡元培慎重声明：“我此来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他在北大先后开设了印度哲学概论、儒家哲学、孔学意旨等课程。其讲授深入浅出，说理透彻，见解精到，常发人之未发，决世人未决之疑，深受学生欢迎。后来成为一代宗师的冯友兰就是他这时的得意门生。
在进入北大的第二年，他就开始了东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工作。到1920年秋，他就开始在北大系统地讲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他首次运用比较方法学，对中国、西方、印度三方文化产生的历史渊源，它们各自的哲学根据及它们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作了全面而系统的分析。并在最后大胆断言：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1921年暑假，梁漱溟应山东省教育厅的邀请在济南讲授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连讲了40天，最后由陈政、罗常培将记录整理成文，不久即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此书一出，即因其全新的理论视角和独到的见解，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到1929年，此书即已印行八版，并被翻译成12国文字。此书的出版，把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之争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同时，也标志着一种新的治学方向即现代新儒家哲学的产生。
1924年夏，梁漱溟为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而辞去北大教席，远赴山东曹州中学试办高中部，并想以此为基础成立曲阜大学。但不到一年，他又怀着失望的心情回到北京，先客居清华园，编印其父遗稿。后又与十多位从山东追随而来的学生在什刹海共住共读，互相敬勉。在这段时间里，形成了梁漱溟独特的教学方式——朝会。
他后来回忆说：每天清晨，天将明未明之时，师生共在月台上团坐。其时疏星残月，悠悬空际；山河大地，一片寂静；唯间闻更鸡喔喔作啼。身处此境，顿觉心地清明、精神振奋，且有众睡而我独醒之感，并由此而倍感自身于世人于社会责任之重大。
大家或讲话或沉思反省，尽情地利用这人生最可宝贵的一刹那，抑扬朝气，锤炼心志。朝会制度从此开始，以后他在山东主办乡村建设研究院时仍坚持不懈，后来还将朝会所讲辑成《朝话》一书出版。
1927年5月，梁受友人李济深（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之邀，赴广东任广州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筹办乡治讲习所，并任省立一中校长。在这里，他首次明确地提出并阐述了自己的乡治理论，主张从乡村自治入手，改造旧中国，建立一个新中国。简而言之，就是“以农立国”。1930年1月，由他参与筹办的河南村治学院开学，梁担任教务主任并主讲乡村自治组织等课程。是年暑假，又应邀到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作题为《中国问题之解决》的讲演。阐述他的“村治主义”。他明确指出：“我眼中的乡治，是看作中国民族自救运动最后的一新方向”，乡村运动的实质就是一场文化复兴运动。
1931年，因蒋冯间中原大战。河南村治学院停办。同年1月，受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之邀，梁漱溟带领部分同仁赴山东筹办乡村建设研究院，并以此为中心，以邹平县（后增至14县）为基地，广泛地展开了他的“乡村建设实验”。他主张以“乡学”代替区公所，以“村学”代替乡公所，建立教育和行政合一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
实际上，所谓“乡村建设”就是他的新孔学思想在政治方面的贯彻。自1931年至1937年，梁漱溟以一种近乎传教士般的自我牺牲精神，与一批志同道合者在山东邹平度过了2500多个日日夜夜。在这期间，他还先后写作并出版了《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文集》、《乡村建设大意》、《乡村建设理论》（又名《中国民族之前途》）等著作，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乡村建设的理论及其具体实践方案。他试图通过乡村建设这一带有宗教意味的群众运动，凭着创造根本的道德共识和精神凝聚，重整业已崩溃的乡村社区，以达到复兴中国固有的伦理社会结构，挽救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落后状况的目的。
1937年，日寇全面侵华的隆隆炮声中断了他那田园牧歌式的乡建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的救亡呼声，使他再也无法沉醉于他那块藉以恢复“圣道”的乐土，而毅然投身于抗日救国的洪流中，开始他长达十余年的为国事奔走的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