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志为农
1895年7月2日，初夏的浙江会稽山，满山苍翠欲滴。金善宝就诞生在这会稽山的余脉、四面环山的诸暨县石峡口村。全村三百来户人家。山上桑园、竹林、松林和桃李等各种果树相映；村南紧傍山脚有一条不分昼夜“淙淙”欢歌的清溪。金善宝的父亲是个秀才，在村里教私塾。母亲在家里种桑养蚕。金善宝从小受到家庭的教育和劳动的熏陶。从6岁开始，他便在父亲的私塾里读书，先后读完了《百家姓》、《千字文》和《四书》等书。学习的空隙，他经常帮着妈妈上山砍柴，采桑喂蚕。从劳动中他渐渐体会到：一衣一食，来之不易。“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他13岁时，父亲病故，家境日趋困难。他母亲是一位勤劳、善良、朴实的山村妇女，十里八村有名的养蚕能手。为了减轻母亲的劳累，他经常帮助母亲采桑叶、养蚕、进山砍柴、挖竹笋……这样的家庭境遇使他较早地懂得了生活的艰辛，从童年就逐渐掌握了农业劳动的基本操作。农村的实际生活更使他深深地体会到旧社会农民的疾苦和农业生产的落后。劳动实践培养了他务农的志趣和为改变落后农业而奋斗的决心。
1911年，辛亥革命的浪潮席卷大江南北，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君主专制，震动了会稽山区。正在枫桥镇读高小的金善宝和几位小同学也被这场革命风暴所激动，毅然剪去了头上的长辫，离开山村，来到绍兴城，考入由革命党同盟会开办的陆军中学。在陆军中学，他第一次受到了民主革命思想的熏染，初步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可是仅仅半年的时间，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失败了。开办陆军中学的革命党人王金发及其他革命党人相继遭到北洋军阀的残酷杀害，陆军中学也解散了。刚刚举步这纷乱社会的金善宝，心中感到茫然，头一次认识到，大千世界是这等的复杂！“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风暴，给金善宝带来了新的启迪：国家要富强，就得发展文化教育，发展科学事业。由于他从小生活在山村，种田植桑，所以深知庄稼的丰歉直接关系着庄户人家的生命。他想，若是能培育出一个好的品种来，庄户人家花同样的劳力和肥料，能够多打一些粮食，少挨些饿，这该多好呢！
1913年，他又考入了具有革命传统的绍兴浙江省立第五中学。母亲为了不挫伤儿子勤学苦读之心，节衣缩食，终日辛勤养蚕，勉强维持他读到中学毕业，希望他能继承父业在学堂里当个教书先生，过个养家糊口的日子。然而，金善宝并不甘心在长知识的青年时代就此止步。他四处奔波，当得知南京高等师范农学专修科不收学费，还给学生饭费时，求知的欲望、农民的饥苦激励他赴考学农。
1916年，母亲卖掉了积攒2年的蚕丝，并借贷了30块大洋，送儿子踏上了新的征途。金善宝已下了决心，报考南京高等师范农业专修科。从此，半个多世纪来，金善宝呕心沥血，把全部精力都扑在我国的农业科学事业上了。
1917年，他以优秀的考试成绩被南京高等师范农学专修科录取了。当时执教于南京高师的农科主任邹秉文，一向提倡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除课堂的理论教学外，很注重实验和田间实习，有时还利用暑假组织学生到农村进行考察，这些活动都是金善宝极乐于参加的。
1920年他农科毕业，经邹先生推荐到南京市皇城小麦试验场当技术员，投身农业科学研究。这个正在筹建的试验场，是“面粉大王”荣宗敬（荣毅仁先生的父亲）每年资助5000元，由南京高师农科负责筹办的。试验场只有106亩地和一台美国制造的5行播种机，一切农活都要靠畜力和人力。虽然面积不大，经费不多，设备简陋，工作繁重，但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华民国时期，也是比较难得的场所。那里就是金善宝科研生涯的起跑点。
1921年东南大学成立后，南京高师并入东南大学，农学专修科也改为大学本科。学校在南京市江东门外大胜关租地1300亩，建立了农事试验总场，金善宝又到总场当技术员，一直工作到1927年6月。在此期间，他又于1926年回到学校补读一年学分，完成了大学农学专业本科的全部学业。当时中国教育十分落后，尤其在农村，学校奇缺，大量的青少年得不到上学机会。金善宝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就是有文化的人太少了。如果每一个大学毕业生都在自己的家乡办一所学校，那么就可以让更多的孩子上学了，我们的国家就会一天天地强大起来。在好友们的支持下，他首先用自己的工资，在家乡石峡口村办起了第一所小学。为了把学校办好，他还不辞辛苦，串门走户，动员穷人家孩子去上学。但是，金善宝的美丽幻想很快地就破灭了。蒋介石凶相毕露，对革命者实行了疯狂的镇压和屠杀，一手绞杀了1927年的大革命运动。古城南京腥风血雨，巍巍钟山，乌云笼罩，滔滔扬子江，呜咽东流。在这白色恐怖中，金善宝感到心底渺茫。恢恢大地，何处才是光明？
1927年秋，金善宝因不满校方对试验场农工在工资方面的刁难而愤然离去，到宁波浙江省立第四中学教农业课。1928年春到杭州劳农学院（现浙江农业大学）任教。
1930年夏，浙江省教育厅公开招考出国留学生，金善宝应考录取。遂于7月间从上海乘船去美国深造，先在康乃尔大学研究生院攻读植物生理、遗传学等课程。后来，感到读学位的办法对他这个年已35岁的留学生来说并不适宜，他不能让一篇论文、一个学位占去自己在美国旅居的有限时间，于是转到明尼苏达大学农学院，边学习边参加作物育种工作。自然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他离开祖国时，就对“民以食为天”、“农业是立国之本”十分赞赏。他决心为这个“天”和“本”出力、效劳，造福于人数最多、生活最苦的祖国农民。他到美国留学的目的，是要亲自了解国外的农作物育种方法、理论，掌握实际操作技术。他最大的愿望是能以自己的学识，为发展祖国农业做贡献，为提高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的生活水平而献身。
在这花花世界的金元帝国里，他深深感到贫弱的中华民族受洋人歧视和凌辱的痛苦。在一次聚餐会上，有人公然喊道：“把这些剩饭拿去给中国人吃吧！”金善宝听后，抑制不住内心的气愤，当即还击道：“先生，中国太远了，还是拿到芝加哥公园里去吧！那里有的是失业流浪者。”挑衅者怏怏而去。在这窒息的气氛中，金善宝感到无法在美国再继续学习下去，终于在1932年2月学成回国。他先后在杭州浙江大学农学院和南京中央大学农学院任副教授、教授。
第二年，他满怀希望地把从美国棉麦借款里得到的部分美国麦种播种在试验田里，期望能从中选出一些适合我国栽培的小麦品种。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收获时，这100多亩麦子，全成了一包包黑粉，麦种严重感染了腥黑穗病。经过调查，原来是美国有关当局故意不让中国直接利用这批种子，预先在种子里拌上了腥黑穗病菌。金善宝认识到，中华要崛起，决不能靠洋人，只有靠有志的中华儿女。他愤怒地点燃熊熊烈火，把这100多亩病麦子烧得干干净净。熊熊大火炙烤着神州大地，照彻了紫金山，映红了扬子江，同时也烧掉了金善宝心底的幻想。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起卢沟桥事变，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当时在中央大学农学院农艺系任教授的金善宝，随校西迁到重庆沙坪坝。他和我国杰出的林学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林业部部长梁希教授一起住在临时建筑的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平房里，室内两张单人床，一张两屉木桌，每人用一个抽屉。他俩年龄相差一轮，朝夕相处，情同手足。
在茫茫黑夜中，《新华日报》像一盏闪亮的明灯，点燃了金善宝心底的希望之火。金善宝和梁希经常一起去听《新华日报》社组织的时事报告，通过《新华日报》，金善宝听到了抗日前线勇士们的喊杀声，看到了延安革命的曙光。中国要强盛，只有靠中国共产党。
一天，周恩来同志来到中央大学。消息传开，中央大学的教职员工纷纷涌向学生餐厅。周恩来同志整整演讲了3个多小时，会场情绪热烈，掌声雷鸣。金善宝在拥挤的人群中，认真地倾听着，时而频频点头，时而报以热烈的鼓掌。周恩来同志精辟的演讲，给金善宝增添了斗争的勇气和力量。有一次，中央大学以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为名，掀起为抗日将士“献金”活动。校长罗家伦装样子先献30元。金善宝一眼就看穿了他们的伎俩，企图打着抗战的幌子，肥他们自己的腰包。金善宝分文不献，毅然离开了会场。第二天，他不顾国民党特务的盯梢，手拄拐仗来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慷慨献金100元。金善宝对接待的同志说：我的心，在延安，在八路军将士的身上！
金善宝向往延安。正当他加紧办理去延安的手续时，同行的助教李崇诚不幸因病去世，结果计划未能实现，他一直感到这是终生的遗憾。林伯渠同志知道这件事后，安慰和鼓励金善宝说：“无论在哪里，都可以工作、斗争啊！”后来，他听到延安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消息，高兴极了，立即把自己多年来搜集、整理和鉴定出来的10多斤小麦种子，一包一包地包好，亲手交给了《新华日报》编辑部，转送延安。有一天，邓颖超同志告诉金善宝：延安已经收到了你的种子。他听了，可高兴啦，那颗激动的心，犹如涛涛的嘉陵江水，载着满江春色，浩浩荡荡奔向远方……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1945年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期间，金善宝和在渝的几位进步教授一起被邀请到嘉陵江边的张治中公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亲切地会见了他们。这次难忘的会见，使他从黎明前的黑暗中看到了光明，更加坚信一个崭新的中国一定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起来。
1946年3月，他随中央大学迁回南京。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没落，进一步推动他积极投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和营救进步学生的活动。1948年，正当国共两党全面展开激烈战斗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大江南北人心惶惶，台中农学院突然发来了正式聘书，聘请金善宝去任教，他断然拒绝，却应荣毅仁先生之聘，去无锡江南大学农学院任农艺系教授兼主任。此时，他心中何去何从，已十分坚定。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了！在旧社会度过半个世纪的金善宝，从此获得了新生。7月他应邀出席了周恩来在北平主持召开的四十多位著名科学家、教授参加的科学技术座谈会，会后又参加了以竺可祯教授为团长的科学考察团，到东北解放区进行参观和农业考察。当报纸上发表原中央大学改组为南京大学，并任命他为南京大学农学院院长的消息时，他正在哈尔滨的考察途中。1950年11月，他又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副部长。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颁发了任命他为南京市副市长、华东农林部副部长兼南京农学院院长的任命状。党的信任和重托，使他深深感到责任重大，感到党和国家多么重视农业科学。金善宝暗暗下了决心，要在我国小麦育种事业上加倍努力，让更多的小麦新品种在新中国的土地上开花、结果。在身兼多项重要的行政职务和从事繁忙的社会活动的情况下，作为一名农学家、教授，他的主要精力还是集中在钻研小麦与粮食增产和教书育人方面。
1956年2月12日，金善宝已经年满花甲。在党的阳光的哺育下，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的夙愿，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入党较早的老科学家之一，为后来的高级知识分子追求进步，争取入党做出了表率。
1957年3月，中国农业科学院成立，金善宝兼任副院长，次年9月从南京来北京任职。1964年末他继丁颖教授之后，担任中国农业科学院第二任院长。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勒令”交权，“靠边站”了。粉碎“四人帮”后，他继续担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1982年末退居二线，国务院任命他为中国农业科学院名誉院长。
他是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一级教授，第一、二、三、四、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还曾兼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三届副主席，九三学社副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农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农学会副会长，中国作物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和研究生院院长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