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逢甲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早在抗日保台斗争以前，他便在台湾积极从事教育以报效祖国。内渡以后，他更是锐意于兴学启民智，向封建传统教育挑战，积极创办新学，在粤东劝办学校以百数，桃李满天下，“学生出其门者千余人”，“在其兴学十余年中，培植人材至多。广东革命志士，多半出其门下。”
中国近代教育的起步是从洋务运动时期开始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朝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分化为顽固派和洋务派。洋务派在搞洋务的同时，也对封建传统教育作了一些革新，提倡新教育即办西学。其主要内容有三：一是设立同文馆，培养外语专门人才。学生除学习西文（外国语文）外，还学习经学、史学、算学、词章等。二是开办专业技术学校，如电报学堂、西医学堂等，培养专业技术人才。三是创办军事学校，如船政学堂、水师学堂、武备学堂等，培养军事指挥人才。这些，对促进中国的近代化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洋务派新教育的中心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实质就是以中国封建主义的旧学为一切政治、文化教育的主体，特别是把维护封建统治的儒家“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作为一切政教的中心。尤其注意“君为臣纲”，丝毫不准触犯封建专制的君主政体。在这个原则下，可以用西学来巩固传统的封建主义的政治文化的统治地位。
戊戌维新运动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的普及和发展。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派所标榜的“自强求富”完全破产。于是，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普及近代教育的紧迫性，并采取了“组织学会、兴办学校和设立报馆”等途径来推行改良主义教育，力图以西方资产阶级的新学来改造封建主义的旧学。他们虽然和洋务派一样，也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但两者有本质的不同：洋务派提倡的“中学”，主要内容是指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而维新派提倡的“中学”，其主要内容则是指君主立宪制度。而且，维新派所提倡的西学，除了包括洋务派提倡的学习西方先进的专业技术之外，还包含资产阶级所需要的社会政治学说，目的在于提倡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政体和科学学说。所有这些，都为国民思想的解放创造了条件，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的普及和发展。
丘逢甲也是维新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康有为等在北京推行维新变法运动时，丘逢甲正在粤东一带讲学。他先后受聘于潮州韩山书院、潮阳东山书院和澄海景韩书院任主讲。对传统封建教育进行了无情地揭露和抨击，开创了新教育的先声。
废科举兴学校
丘逢甲首先猛烈抨击封建教育制度，极力主张废科举，兴学校。丘逢甲年青时中进士，居京期间，目睹官场吏治腐败，遂放弃仕途，返回台湾兴学以寻求救国之术。先后主讲于台中府衡文书院、台南府罗山书院和嘉义县崇文书院。此时，丘逢甲已深感旧时括帖之学，无裨实用，故以中外历史为授课重点，传播西方文明，且勉励学生，勤阅报章，关心国家大事，以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抗日保台失败内渡大陆后，他更是尖锐揭露封建教育制度的弊端：“其上自王公大臣，而下至百执事，叩以六洲之名茫勿知，询以经世之条瞠勿答。遇交涉则畏首畏尾，值兵争则百战而百败。其负文学重名而自命通才者，亦不过求之训诂词章，以为吾学之能事已毕。语以贫弱，则曰吾学不言富强；语以危亡，则曰是有天运。通国之人心若此，士习若此，无惑乎外人竟嗤我为睡国，比我为病夫，夷我为野蛮、为土番也。”极力主张科举必废，劝导青年“毋亦为科举所累”，并“专以新思潮及有用之学课士”。
建师范和女子学校
丘逢甲冲破传统观念，在兴办新学过程中，创办了师范学校和倡办女子学校。内渡后，丘逢甲更“深慨中国之弱，由于不学也，因思强中国，必以兴起人才为先；兴起人才，必以广开学堂为本”，而致力于创办新学堂，先后劝办学校以百数。由于师资严重不足，为了培养师资，发展新式教育，他不辞劳苦，多方联络，筹集资金，聘请教师，终在1904年夏天，在镇平县（今蕉岭县）县城桂岭书院旧址，创办了第一所专门培训小学师资的学校——镇平初级师范传习所。次年，又在员山创兆学堂附近设师范传习所，专门培养闽、赣地方小学教师人才，以支持各地办学，成为我国最早创办师范学校者之一。
丘逢甲还冲破封建传统观念，把妇女的觉醒和中华民族的振兴联系起来。1902年，他为陈撷芬女士创办的《女学报》题诗一首：“唤起同胞一半人，女雄先出唱维新。要修阴教强黄种，休把平权笑白民。拾翠尽除闲著作，炜彤兼复古精神。大江东望文明水，遥祝飞行比电轮。”为了促使女性的觉醒，他大力提倡兴办女子小学。1909年7月，广东咨议局成立，丘逢甲当选为副议长。于是，便和其他议员一起，联名提出了“振兴女子小学”的议案：“女子为教育之根本，尽人而知，乃我省之女子小学寥寥无几，而于外州府尤甚，风气未开，故也。为开通风气计，则女子宜先从小学入手。”还具体规定：“凡府及直隶州均设女子师范一所，并附设初等女子小学，其州县不能设立师范者，亦必先设立女子小学以为倡。至已设女子小学一时教员难得者，不必拘定女师，即暂延男师者亦可。”在他的倡导下，广东女学得以兴起发展。
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丘逢甲倡导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丘逢甲在汕头创办粤东著名新式学校——岭东同文学堂时指出：“国何以强？其民之智强之也。国何以弱？其民之愚弱之也。民之智愚乌乎判？其学之有用无用判之也。”因此，要培养有志于振兴国家、民族的新型人才，就必须从“德、智、体”三方面严格要求。丘逢甲是个爱国者，因此，很重视爱国教育，要求学生务必关心国家大事。他常说：“我国今日之大患，乃在东西列强。”教导学生应把学习目的与民族前途、国家命运联系起来，将来学成，要建立捍卫国家民族之勋业。学堂的章程还规定：“来学生徒，以志趣远大者为上，如性情浮滑、立心卑贱者，概不收纳。入堂后如有不遵教规，酗酒，嗜烟，告诫不听者，即行辞退。”以造就一批热爱国家、热爱民族，具有高尚情操的人才。
在智育方面，丘逢甲十分重视课程的设置。他打破旧式书院只注重经学的框框，吸取近代的科学文明，除开设文学、史学等课程外，还开设格致（物理）、化学、生理卫生、算学等。此外，他认为学习外语很重要，而学日语、英语为当前所必需，学生必须努力掌握。
在体育方面，丘逢甲特指定开设兵式体操课程，除操练外，还特向惠潮嘉道台秦炳直申领枪枝弹药，以教学生实弹射击，使能锻炼身体和练习保卫祖国的本领。每次体操训练，他都在旁认真督课，足见其对体育之重视。
改革教学教法
丘逢甲努力改革教学方法，因材施教，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丘逢甲在创办新式学堂时，非常重视教师的选聘。他多次强调，必须聘请品学兼优者为教师。并要求教师不但要博学，更要心明即明白教育的内容，了解教育的对象。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教育的目的，不断提高教育效率。盲目施教，只能导致学生的学习走向歧路。丘逢甲还提出，每次所教内容的多寡，应视学生的情况而定，深浅应该适度。有些内容，还应反反复复，让学生真明白内容。由此可以看到，丘逢甲要求教师的心明，包括了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教学内容心明；二是对根据内容而采取的教学方法心明；三是对自己的教育对象的程度和接受能力心明；再有就是对自己的教育效果心明。真正做到因材施教。
丘逢甲为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要求学生应多疑善问，勤于思考，学得生动活泼。他主张让学生成为学习中的独人。他认为，一个有才能的学生，应该是肯动脑筋，成为同窗中的独人，努力钻研问题，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独特的见地，在“众学同议之外”，有“与众有异的主张”，“切莫人云亦云”，成为被人养在笼子里的“鹩哥”（一种能学人说话的鸟）。
为了活跃学术气氛，丘逢甲还将“学堂分班教授，而学生外另设一班，曰讲习班。凡未为学生而愿与本学堂相切磋者，均可先行挂号，时到堂中研究一切”。扩大学生的视野，并在互相争鸣、互相切中，增长知识，增强能力。
鼓励多种形式办学
丘逢甲不辞辛劳，四处奔波，鼓动多种形式办学。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丘逢甲常常痛感“以天下之大，四万万人之多，而不振兴，而终借材异域，岂不可耻也欤！”于是他积极倡导民间办学，并身体力行。他先在汕头创办新型的岭东同文学堂，后在乡设自强社课，组织家乡青年自学。又于邻邑劝办学校以百数。继而办初级师范学堂，办女子小学。此外，他还根据中国的特点，创办族学。除自己在员山、城东筹办两所家庭学堂，以始祖讳创兆名校外，还“派宗人子弟前往闽之武平、上杭，邻之平远、嘉应、兴宁等邑为同宗或异姓筹办族学，皆得先后成立，单以创兆名校之丘氏族学，闽粤之间不下十数，他族踵为之。”使民办学堂，遍地开花。
为了解决民间办学的资金问题，丘逢甲先后到香港、澳门和南洋马来亚、新加坡等地，募集办学资金。在他的游说下，爱国侨胞纷纷慷慨解囊，捐资近十万元，有力地支持了民办学堂，使韩江上下游的教育事业特别发达，学风之盛，不下于其他流域。
统观中国近代教育史可以看到，洋务教育虽也提倡新教育，但它丝毫不准触犯封建专制的君主政体。他们办新教育的经费也主要来源于海关拨款并常受当时海关税务司赫德所支配。因此，以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教育的思想及活动，加深了中国教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维新派创办和发展新式学堂，介绍“新学”，批判“旧学”，为国民思想的解放创造了条件。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文化教育的发展。但是，康有为只是主张改革科举的文体，并不主张全部废除科举制度，这就决定了他们无法彻底批判封建的教育制度。
丘逢甲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能与时代共进，不断地深化对传统封建教育制度的批判，不断地创新。这就是他比洋务派和维新派办教育的高明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