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才教育观
梅贻琦提出的“通才教育”首先是知识结构上的贯通。
在一次报告中，何兆武曾经很有兴致的讲起当年在西南联大要学许多基础课程的故事：历史系的学生也要学习数学（这曾是何老当年比较头疼的）、理化，严格的写作课程，然后才是断代史、国别史、专门史等课程。而这一传统就来自于梅贻琦接掌清华后。1933年开始，清华文、法、理三院学生一年级不分系，要求统一学习国文、英文以及通史、自然科学（物理、化学、地理）、数学（逻辑、高级算学、微积分）各一门。这样宽广的基本课程要求很像是1945年《哈佛红皮书》中提出的通识教育制度。这种广泛但不庞杂的课程设置体现了对语言能力（包括外语）、数学能力和人文知识（历史教育）的全面要求。
梅贻琦认为，大学生“对此（自然、社科、人文）三大部门，均有相当准备而已，分而言之，则对每门有充分之了解，合而言之，则于三者之间，能识其会通之所在，而恍然于宇宙之大，品类之多，历史之久，文教之繁，要必有其一以贯之之道，要必有其相为因缘与依倚之理，此则所谓通也”。梅贻琦所述的通才从知识教育上而言，首先是使学生通过学习文理各种知识而实现均衡发展，让人形成一种综合而宽广的视角。否则“犹木工水作之习一艺耳”，“习艺愈勤去修养愈远”。
其次，梅贻琦的通才教育是综合能力方面的。
梅贻琦提出通才教育的目的是为祖国培养能够独当一面的社会人才，所谓“大学生者负新民工作之实际责任者”。而这样的社会精英，只在知识结构方面有优势还是远远不够的，品德修养、意志情操等方面也都要十分出色才行。
梅贻琦在建立清华工学院的过程中，一方面尽力延请名师，另一方面也对工学人才的培养做出了认真的考虑。工学是应用学科，社会性很强，受到了社会实业界的欢迎，和解放后以工学教育出名的清华、交大等校以及近年来理工热一样，工学在19世纪初叶是热门专业，是政府鼓励办学的门类。清华工学系自建系以来“每年新生，十之三四均进入该系”。富国强国的历史背景也期待着大量工学人才的培养。工学院建立之初，梅贻琦亲任院长，一年后由电机系主任顾毓秀接任院长。工学院的课程设置最具特色的大约有三点：一是清华工学院一年级的国文和外文课程比其他学校要多得多，二是清华工学院一年级开设有经济学课程，三是清华工学院各系专业的课程有部分交叉。这些都是梅贻琦等人的想法：注重前三年的广阔性。梅贻琦曾说：“大学生应该有极完美的常识。”
梅贻琦把各种知识结构的训练学习看作是大学生“新民”之术，同时还提出“明德功夫即为新民功夫之最根本之准备”，而“明明德或修己工夫中之所谓明德，所谓己，所指乃一人整个之人格，而不是人格之片段”。也就是说成才先成人，整个人格的修养是经世济民的根本，是通才的基础。梅贻琦又将“明明德”进一步解释为“自我之认识”，并分解为“知、情、志”三个方面，也就是强调人格的健全和能力的全面。类比《哈佛红皮书》中提出的教育目标能力，梅贻琦的通才观也是相当有理论系统性的：前者更侧重于从客观评价的角度描述教育目标，后者则从主观认识的角度来讨论人才培养作为教育本质的答案。
传统思想教育
梅贻琦的教育思想来源，一般认为有三个：中国的传统文化、西方的现代教育和中国当时一些教育界先辈的思想。
从梅贻琦的生平中可以知道，他留学美国吴斯特理工学院。该校含涉经济、金融等商业课程的综合应用工学传统或多或少给了梅贻琦人才培养结合社会需要的启迪，有利于摆脱旧学重意识形态和哲理文法、轻视社会应用的桎梏。
梅贻琦是南开中学的第一届学生，教育家张伯苓的高徒；梅贻琦也十分推崇蔡元培学术自由的思想。这些前辈教育家也都是梅贻琦自身教育思想的源泉。然而，就通才教育观而言，从《大学一解》中可以看出，其主要思想来源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首先，梅贻琦的通才教育观是针对社会的需要而提出的。培养通才是为了新民。这样的精英责任是一种“士的教育”。梅贻琦对于大学生的培养的理解是一种可以适应多种社会需要的通用型的、具备良好的综合素质的人。这与《哈佛红皮书》提出的“完整的、有教养的人”教育目标很近似，但并不能认为梅贻琦是一个现代主义者，因为从援引的思想源头上可以发现梅贻琦是承袭《论语》、《孟子》、《礼记》等中国儒学传统的。
其次，梅贻琦的通才教育观是基于对人性的尊重的。在讨论“通专并重”这一教育理念的时候，梅贻琦曾经给予了完全的否定：“夫社会生活大于社会事业，事业不过为人生之一部分，其足以辅翼人生，推进人生，固为事实，然不能谓全部人生寄寓于事业也”。这一思想也正是中国传统中讲求从人生认识社会、以生命体悟世界的延续与继承。
最后，梅贻琦的通才教育提倡对生活的热爱与思考。梅贻琦的通才教育重视人的性格培养——“明明德”或者“修己”，他强调“人生莫非学问也，能自作观察、欣赏、沉思、体会者，斯得之”，并讲到“慎独”在个人修养中的重要性，提倡《大学》中提出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的五个层次。
思想自由
思想自由是指校内而言，又称学术自由，是梅贻琦对学校内部进行管理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梅贻琦办学的灵魂。他认为学术自由与独立思考是一个问题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也可以说前者是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之上的。他在1932年欢迎新同学时说：“请君要拿出恳求的精神，切实去研究。思想要独立，态度要谨慎，不要盲从，不要躁进。”独立思考不盲从，是做学问必须遵循的原则，也是做人的基本要求。由此出发，梅贻琦把“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作为思想自由的准则。他说：“大学之设备，可以无论矣。所不可不论者为自由探讨之风气。宋儒安定胡先生有曰：‘艮言思不出其位，正以戒在位者也，若夫学者，则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其无责，可以行其志也；若云思不出其位，是自弃于浅陋之学也’。此语最当。”这是因为要实现大学“新民”（改造社会）的重任，则“势不能不超越几分现实……势不能为一时一地之所限止，其所期望之成就，势不能为若干可以计日而待之近功。职思之故，其‘无所不思’之中，必有一部分为不合时宜之思，其‘无所不言’之中，亦必有一部分不合时宜之言；亦正惟其所思所言，不尽合时宜，乃或不合于将来，而新文化之因素胥于是生，进步之机绦，胥于是启，而新民之大业，亦胥于是奠其基矣。”这就是梅贻琦以思想自由为办学思想的理论基础。1945年11月5日，梅贻琦与闻一多、吴晗、潘光旦“谈时局校局颇久”后，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可看作对这一思想的总结：“余对政治无深研究……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梅贻琦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对清华大学进行管理，果然实现了他的理想，使清华发展成为继北大之后全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可以说，思想自由是清华大学步入中国一流大学行列的要诀。
在梅贻琦的办学实践中，他的确贯彻落实了学术自由的思想。据清华教务长吴泽霖回忆：“梅先生办学，一贯主张学术自由，对不同思想兼容并蓄，校方不应干预学生和教师的政治思想。”清华学生林从敏也回忆说：“梅校长主掌清华，始终以民主思想、学术自由的开明政策为治校原则，他对左右派的思想兼涵并容，从不干涉。”“梅师一生尊重学术自由，不干涉教授与同学的政治思想。”相反，他对政府干涉学术自由的政策则坚决反对。20世纪40年代，为加强党化教育，政府加大了对大学的控制力度。针对这一情况，梅贻琦主政的西南联大教务处拟定《教务处会议呈常委会文》（这份决议由梅贻琦转呈教育部），在文中公开批评专制的党化教育，指出：“部中重视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厌其详，但唯此以往，则大学直等于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窃有未喻。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以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惟其如是，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今教部对于各大学，束缚驰骤，有见于齐而不见于畸，此同人所未喻者一也。……”虽然文章并非出自梅贻琦之手，但由他亲呈教育部，表明他对文中观点是赞成和支持的。这篇文章在当时被视为“民主教育思想”与“专制教育思想”的公开决裂。即使国家机关违背了学术自由原则，他也毫不留情地进行无畏的抗争，体现了他坚持学术自由的决心。
由于梅贻琦坚持和实施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所以他执掌的清华大学，校长与教师、教师与教师、学生与教师之间形成了自由、平等讨论学术问题的良好风气。校内经常举办各种讲座、讲演，有的讲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也有的讲共产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1933年，当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之时，冯友兰从苏联归来。他大讲苏维埃政权的各种优越性，并结论说：“苏俄实为进步的国家，所谓唯物史观，吾等决不应轻视，因有绝对真理存于其中。”在20世纪40年代，梅贻琦允许被国民党深恶痛绝的吴晗、闻一多等进步教授在校内公开进行革命宣传。据冯友兰回忆：“联大没有因政治原因聘请或解聘教授，没有因政治原因录取或开除学生，没有因政治原因干涉学术工作。”因此，当年的清华园以及联大校园的教授群中，既有如张申府等老资格的共产主义派，也有如雷海宗、陈铨等“战国策派”和“野玫瑰派”；既有罗隆基等早期国家主义派，也有周炳林、姚从吾等三民主义派。同一个冯友兰，既可以公开宣讲马克思主义的优越性，又可以响应蒋介石政府的号召开设与《中国之命运》宣传相呼应的“伦理学”，而他们的学术地位始终得到尊重，人身安全始终受到保护。之所以如此，最重要的一点是有一位“同情民主制度”的校长——梅贻琦。1944年，国民党政府曾暗示联大解聘闻一多等进步教授，梅贻琦根本不予理睬。当时的教育部制定的一些有关教学的规章制度，也因广大师生的抵制而成为一纸空文。总之，在梅贻琦的主持下，清华大学的校园内始终充满着一种十分浓厚的民主自由的空气，使其发展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民主堡垒”。
服务社会
梅贻琦一直奉行的办学宗旨是服务社会，培养建设国家的实用人才。1927年，他在《清华学校的教育方针》中曾明确指出：“清华大学的教育方针，概括言之，可谓造就专门人才，以供社会建设之用。”这成为梅贻琦从事教育事业的终生指导思想。在1932年的毕业生典礼上他指出：“诸位将来投身社会之后，是否能如我们的期望和诸位自己的抱负，成为社会上有用的人材，现在还不能确定。不过我们大家现在都要认清了这个目标——成为社会上有用人材——就本着这个目标分别努力，以求其实现。”以此目标为依据，梅贻琦不断调整办学内容，以期更符合社会的需要。1933年，针对当时的情况，他提出加强实用科学研究的观点。他说：“近来国人提倡科学运动的日多，实因我国对日作战，非忠勇之气不能过人，徒以科学逊色，武器不及，为未能克敌致胜之原因。我们要从速研究实用科学，以供国家需要。”为此，梅贻琦于1934年倡设“特种研究事业”，呈文当时的教育部“鉴于国内需要，拟即举办特种研究及理工特别设备”，建议增多有关国情课程计划，举办航空讲座，进行水利研究和工业化学设备研究。在谈到增多有关国情课程计划时他指出：“拟多设有关国情之课程，俾得造就青年，益切实用。”其他的几项特种研究，也是为了适应和满足建设国家的实际需要。这些特种研究事业在抗战时期发展成为5个特种研究所，它们分别是：航空研究所、无线电研究所、金属学研究所、农业研究所和国情普查研究所。在当时，这些都是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高科技，对国防建设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立足于建设国家、服务社会的原则，梅贻琦办学密切联系当时中国实际，一切从实际需要出发，决不搞花架子，也绝不热衷于形象工程。最充分地体现这一点的是工学院和农业研究所的创建。梅贻琦创办工学院的原因，一方面是奉当时教育部的命令，“一方面是应社会的需要”。因此，他决定工学院的政策时说：“应当注重基本的知识。训练不可太狭太专，使学生有基本技能，而可以随机应用。此类人才，亦就是我国工业界所需要的。”社会需要使梅贻琦创建了工学院，同样是社会需要决定了他办工学院的政策。梅贻琦在创办农业研究所时更体现了这一宗旨。早在1933年，教育部就曾令梅贻琦在清华大学创办农学院。梅贻琦认为：“培养农业人材之始，应先对农业亟宜改良之各项问题详加研究，以期洞明其相，及研究稍有基础，然后按照需要设系招生，施以相当训练，停学成后能在乡间作推行改良之实际工作，则效验可收，复兴可期。否则农科人材虽已养成，不能深入乡间，致于衰落之农村毫无裨益，则非国家提倡农业教育之本质矣。”鉴于以上认识，梅贻琦没有创办农学院，而是设立了农业研究所，以深入研究农业存在的问题。“先办农事试验场，聘请专家研究关于农科之各项重要问题，研究得有结果，再行设法推行，使农民得以利用。”经调查研究，清华农业研究所“择他处尚少注意之病害、虫害两方面，为第一步研究标的；亦因北平一带富有果产，受病害、虫害亦甚多，如能就近解决，亦增加生产之一补。故先着手于此。”从梅贻琦创办工学院和农业研究所的情况可以看出，在教育事业上他从不轻率行事。新专业务必设立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要根据国家和社会的需要，有的放矢，目标明确。这样，培养的人才能立足于社会，为社会所欢迎。这是梅贻琦办学坚持的思想，体现了他的务实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