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西路军的历史是一部英勇而悲壮的征战史
李屺阳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不能不深切怀念由红四方面军大部分领导、指战员组成的红军西路军。他们曾在甘肃境内，从西渡黄河到景泰，经河西走廊到甘新边界的星星峡，用鲜血和忠诚谱写了一部光荣而悲壮的征战史。以往西路军曾一度被错误认定；现在党中央已作出肯定西路军历史的结论，提出纪念“三红”，即红军、红西路军、红军失散人员，这是非常英明的。
我在甘肃工作几十年，到过西路军经过的许多地方：景泰、一条山、五佛寺、大靖、土门、古浪、武威（凉州）、永昌、山丹、张掖（甘州）、临泽、高台、倪家营子、梨园口，直到祁连山腹地西路军最后一次开会决定分散的地方石窝（现名红石窝），之后又到过安西，到过去星星峡路过的白墩子和红柳园，那里是西路军最后一次激战的地方。西路军从受命组建到悲壮失败，经过5个月之久，在长达150余天中，西路军无日不战，毙伤敌人25000余人，在千里路上倒下了一万多名先烈，他们的热血洒遍了甘肃疆场。
回首往昔，我总是会深切怀念他们在甘肃大地上留下的足迹，总是会想起他们在漫长的河西走廊上洒下的殷红鲜血。在今天的日子里，为怀念西路军，我阅读了一些书刊和资料，写成此文，对西路军英勇悲壮的历史作了概括的叙述，希望读者能对整整70年前西路军在甘肃的这部史无前例的悲壮征战史有所了解，希望我们能够永远怀念他们，希望我们能把怀念变成行动，希望我们能够弘扬西路军不怕艰苦、克服万难的精神，以唯物主义的眼光，运用科学发展观，从实际出发，把甘肃建设得更加美好，以告慰那些在甘肃大地上光荣牺牲的万千西路军指战员的英灵。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日本侵华猖獗，东北沦陷，华北告急，中华民族危急。党中央、中央军委为了建立巩固的西北抗战后方，决心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的军事援助，决定实施宁夏战役计划，以红军主力西渡黄河，先取宁夏，后取甘西，从两个方向接通苏联。为此，1936年10月出动红四方面军的三十军、九军、五军、三十一军、四军以及方面军总部直属队，从靖远附近突破黄河。不料四军和三十一军尚在河东，渡口已被敌军占领，红军被分割成河西和河东两部分。
河西部队占领五佛寺渡口，北进控制了一条山地带。随即面临青海、甘肃的“二马”三万部队加十万民团的凶猛攻势。“二马”既怕红军占领其地盘，又怕打不赢红军，国民党嫡系部队来替代他们，因而拼命抵抗红军西进。红军四天激战，毙敌千人，马家军的攻势也被迫停止。不料共产国际告知从宁夏运送物资已不可能，问可否派部队从新疆方向接运物资。中央军委遂命名过河部队三个军共21800多人为西路军，任命陈昌浩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兼政委，徐向前为副主席兼总指挥。陈昌浩、徐向前、曾传六、李特、李卓然五人为常委，杨克明、王树声、李先念、陈海松等为委员，统一管理军事、政治、党务，率领西路军执行占领河西、打通新疆的西进任务。从此，西路军开始了孤军奋战的艰难历程。
西路军主力部队红九军攻占了古浪县城，“二马”非常惶恐，急调马家军三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旅、四个民团快速集中古浪地区，于是红九军遭敌重围。敌军于11月16日拂晓突袭红九军，双方血战三昼夜，几经肉搏厮杀，红九军难以支撑，徐向前遂派李先念的红三十军部队接应突围。这一仗死打硬拼，毙敌2000余人，自己伤亡2400余人，军长孙玉清负伤，以后被俘，押到西宁被杀害。军参谋长陈伯稚牺牲，还牺牲师团级干部数人，连排干部伤亡更加惨重，部队元气严重挫伤。
此时，中央军委来电，要西路军停止西进，在永昌、凉州、山丹、民勤一带创建根据地，牵制马家军，使之不能向陕甘根据地东进。但凉州至山丹相距较远，是一个狭长地带，人烟稀少贫瘠，筹粮十分困难，人员弹药有耗无补，缺乏粮食、冬衣；敌军虽已伤亡5000多人，但可就近补充兵员、粮草，仍能与红军继续作战。敌军处于进攻态势，红军处于防御态势。在此形势下，陈昌浩却认为马家军已基本击溃，形势大好，创建根据地很有把握；徐向前则认为，河西地区缺乏建立根据地的起码条件，不从实际出发，停止西进，问题很多，遂与陈昌浩发生激烈争执。陈昌浩认为徐是“右倾机会主义”，甚至想开会斗争徐向前。最终因陈是主席、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所以仍在永昌、凉州地区建立根据地，致使西路军停留在山丹、永昌一带，不进不退。
西路军停留山丹、永昌地区，虽起到了配合河东红军作战及国共谈判的任务，但打通国际通道的任务实际上被搁置起来，而“二马”此时为了保住地盘，必然拼死与红军争夺这些地方。事实证明，在凉州地区无法实现创建根据地的任务，徐向前不得不向中央电告实际情况，说明在这一带建立根据地是根本不可能的，并有被敌分割包围的危险。中央复电，仍要西路军停止西进，就地打开局面，建立根据地。西路军胸怀对党的无限忠诚，坚决执行中央命令，这种坚强的组织纪律观念和大无畏英雄气概，确实令人敬佩。此后，西路军在山丹、永昌地区坚持作战，经过凉州一战、永昌三战、山丹一战，歼敌六千以上；但自身有耗无补，大量减员，气候越来越寒冷，部队越来越饥疲，被动态势已无力扭转。
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举世震惊，党中央以民族大义为重，使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为取得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中央要求西路军继续执行西进任务，西路军遂撤离山丹、永昌地带，继续西进。董振堂军长率五军攻占临泽县城，继而攻占了高台县城，徐向前、陈昌浩率总指挥部及李先念三十军进驻倪家营子，计划准备就粮休整后，继续向肃州（酒泉）、安西前进。
但局势又突然发生变化，蒋介石回到南京后，背弃诺言，公然扣押张学良，并调集重兵进逼西安，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于是，中央军委电令西路军“暂时勿再西进”，在临泽、高台地区建立根据地。于是，西路军屯兵临泽、高台地带，准备消灭进攻之敌。此时西路军只剩15000余人，战斗人员不足10000人。
敌人以一部钳制临泽地区的红九军和红三十军，以三个骑兵旅、一个步兵旅及炮兵团、特务团和大批民团，共两万余人的绝对优势兵力，配以飞机、大炮猛攻高台。红五军将士与敌血战九天八夜，弹药殆尽，就用大刀、长矛与敌搏斗。女战士、后勤人员、机关干部全部上了城头，用石头、砖头、木棒打击敌人，用木椽捣翻敌人的云梯，用滚烫的面糊糊朝敌人头上泼洒。伤病员们只要能走动的，就顽强地爬上城墙，和敌人扭打，用手抓、牙咬，有的抱着敌人滚下城头，同归于尽。在此关键时刻，不料收编的部分民团突然叛变，打开城门，让敌人涌入城内。红五军的指战员同敌军展开激烈巷战，逐街逐屋与敌争夺，血战九小时，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以下将士2000余人，壮烈牺牲。
董振堂，1922年保定军官学校第九期毕业，曾在冯玉祥的国民军中任过旅长、师长，是1931年宁都起义的领导人之一，中央军委决定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时，他被任命为军团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后又任五军团军团长。他指挥红五军团在中央苏区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在长征中，在与四方面军会合后的转战中，英勇作战，作出了重要贡献。五军团后与四方面军的三十三军合编，成为红五军，他任军长。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他一面积极完成作战任务，一面站在朱老总一边，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引起张国焘对他的不满。张派黄超担任五军政委，调走了董振堂的一部分老部下，企图架空董振堂。
此次高台惨烈战斗，红五军面对弹药充足的数万敌军，董振堂心里很清楚，如若不突围，只有死路一条。因此，他准备带领部队突围。就在组织部队突围时，五军政委黄超派人送来信（红五军的电台被黄超留在了临泽）说：高台是打通国际路线的关键地区，地理位置重要，总部命令一定要坚守。董振堂坚决执行总部命令，立即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动员全体指战员死守高台，“誓与高台共存亡！”敌军入城后，董振堂带领战士和机关干部，与敌人展开巷战。战至最后，他领着几个随从爬上城墙，继续与敌战斗，不幸胸部中弹，掉下城墙，壮烈牺牲。噩耗传来，西路军全军上下无不悲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