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夏末到2013年春，我跟嘉映、简宁做了七次谈话，地点在嘉映家。
缘由是，多年来，我在跟嘉映、简宁的各种闲聊中每每能获得启发，他们的一些有见地的说法，经常被我拿来在各种场合（对我而言基本就是酒桌上）卖弄，后来就碰到一些做媒体的朋友，他们鼓动我何不就一些大家感兴趣的话题集中做几次谈话，拿到媒体上发表，要弄就好好弄，要卖就真卖。
我把这个意思跟嘉映、简宁说了，他们答应试试，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觉得三两朋友坐下来就一些问题安安静静交流一下挺好，别净是喝大酒扯闲天，或者——对嘉映来说——就是学术讨论。是否在媒体上发表，倒在其次。
这半年多来，大概每隔一个月我们聚在嘉映家谈一次，通常是下午两点半到六点左右，有茶，不喝酒。我带了录音笔做录音，我的一个拍电影的朋友对我们的谈话感兴趣，他带了摄像机在一边录像，他跟嘉映、简宁也认识，不好拒绝。关于录音录像对谈话的影响，在书中“何为‘智性’谈话”中有所涉及。
谈“政治”的那次特邀了周濂加入，他是嘉映以前的学生，现在主要做政治哲学。周濂也是我们大家的朋友。
每次谈话的题目由我来定，基本上是就我的一些困惑来展开，半年多下来，困惑并没有解除（甚至有所加深），但多多少少让我更看清楚了这些困惑的面目，这样的收益我觉得已算不小了，所以，这一系列谈话对我而言绝非空谈，这样的空谈，还是对我而言，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我还不至于是个不切实际耽于空想的人吧？何况，有些问题只能空谈，就应该空谈，比如乌托邦之类的？
不谈也罢。
要感谢以下朋友对“空谈”的促成和帮助：高山、沈山、高子鹏、庄丹洵、项灵羽、王芫、刘晓丽；还要感谢徐晓、沈大园、灵子、傅金岳，是他们的努力和付出，使“空谈”成为《空谈：关于人生的七件事》。
狗子
2013.7 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