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是一个古老而又令人向往的话题，是人追求的永恒目标和最高价值，但在追求这一目标和价值的过程中，却充满着艰辛和曲折。这一方面来自于人同自然斗争的复杂性，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来自于人同人自身斗争的复杂性。而马克思主义自由观为我们正确揭示了究竟什么是自由，人又为什么追求自由以及怎样实现自由等问题。
一 自由的历史回顾与探索
在分析、探讨马克思主义自由观之前，有必要先对自由理论的发展做一简单回顾，这样做有助于我们的研究，因为任何理论的发展都有其渊源，都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了解这些就可以更好地把握理论精髓与实质，也可以更好地应用理论指导实践。
§§§第一节 古代自由思想的萌芽
任何一个事物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有其必然因素。自由思想的产生也不例外。因此，要完整而正确地认识自由，必须要从自由思想的萌芽谈起。
一、古希腊古罗马的自由萌芽
在人类发展史上，特别是在西方文明史中，古希腊古罗马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整个西方文明就开端于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其中最值得西方人自豪和炫耀的就是对自由的表白和追求。之所以能在这里产生自由意识，是与当时这两地的生产方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文明分不开，这种生产方式和文明就是城市生活和城市文明。在古希腊古罗马，城市和农村结为一体，人们既可以在农村从事生产劳动，同时又可以在城市过城市生活，他们把自己就称为市民，正是有这样一种生活，产生了城市文明，从而为自由的萌芽奠定了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
1、民主政治为自由的萌芽奠定了政治基础。古希腊古罗马的市民认为：城市所拥有的一切，也就是他们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市民之间就像朋友一样，无职业的隔阂，也无不平等可言；城市就是由平等的市民构成的共同体，市民有权参与城市的各种政治活动。这样的一种政治模式，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将其总结为“自由和平等的公民在一个合法界定的法律体系之下结成的伦理——政治共同体。”〔1〕在古希腊人的思想中，自由是相对于约束而言的，自由意识的觉醒是从反抗权力压迫开始的。如从希腊神话普罗米修斯的故事中，可见一斑。普罗米修斯不畏强权，坚信信念的精神不断鼓舞着世人追求真理和自由。在古罗马人那里，对自由的拥有则是通过平民与贵族的权力斗争开始的。通过斗争形成了开保护自由之先河的罗马法（《十二铜表法》）。在这部法律当中涉及到了人权法、物权法、继承法、诉讼法等，从中罗马人可以找到保护自己权利和自由的武器。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虽对自由的理解和取得有所不同，但其实质是一样的，这就是自由必须建立在平等之上，而且通过民主政治建设才能拥有。平等是民主的核心，民主是自由的前提。无论是在古希腊，还是在古罗马，民主政治建设都经历了许多波折。如在古希腊先后经过梭伦改革（公元前594年），克利斯提尼的“贝壳放逐法”（公元前509年），伯里克利时代（公元前5世纪）之后才得以建立。同样，在古罗马通过前后三次撤离运动（分别是公元前494年、471年和449年），罗马平民最后为他们自己争得了民主权利。
当然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有限，古希腊古罗马人对民主和自由的认识都是狭隘的。他们的民主局限于享有公民权的公民圈子里，对外域人和奴隶则毫无民主可言，所以不是普遍意义上的民主。他们对自由的追求，不是个体向城邦的要求，而只是在同其他政治共同体的关系中争取做自由民的权利而已。对此我们应客观地予以评价。
2、商业贸易为自由的萌芽奠定了经济基础。在古希腊古罗马，商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一方面自从人们建立起城邦，过上了稳定生活以后，商业在人们的经济生活中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各城邦资源匮乏，不得不进行商业贸易往来。如当时希腊半岛缺乏谷物和树木，必须要从地中海东岸进口才能满足其需求，而进口这些物品的条件就是拿当地盛产的葡萄酒和橄榄油进行交换。这样商人也因此而产生。商业使古希腊古罗马日益变得富强和繁荣，商人们的经济地位也日益变得重要和显赫。但是在当时以贵族为社会主体的城邦里，商人根本被瞧不起，更谈不上参与城邦的管理。虽如此，但事实却不以贵族的主观愿望为转移，当商人拥有了大量财富之后，他们就开始谋求政治上的权利。梭伦改革就是这一社会历史的产物，它在一定程度上撞开了贵族制的政治堡垒，使政治向全社会开放，从而使商人凭其财富进入了政治领域，并掌握了一定的权力。不仅如此，古希腊古罗马也开始走上了民主政治的道路。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商业不仅给民主政治带来了物质保障，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商业为其注入了追求自由的精神。
商人对自由的追求一是来自于海上贸易。有巨大风险的海上贸易，锻炼了商人不畏强暴的精神。二是来自于商人的见多识广。卡尔洛·博塔（Charles Botta）在《意大利人民史》中有这样一段话：“商人不像土地占有者那样被拴在某个固定的地方，他们与其说是本地的公民，不如说是世界的公民。他们经常了解各种新的法律，新的风俗习惯，绝不愿意接受后来使自己变成它们的奴隶习惯，他们只染上一种习惯——什么习惯也没有。”〔2〕所以商人们行走于各地，去掉的是世俗的枷锁，而寻求的是自由的精神。三是来自于商业本身的要求。商业需要有相对自由和宽松的经济政策和政治环境，这样才有助于贸易往来和社会财富的增长。从这些分析当中我们可以看出：自由的萌芽与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离开商业贸易，古希腊古罗马就不可能产生自由。
3、文化繁荣为自由萌芽奠定了思想基础。从文化的角度来认识自由的萌芽只能从古希腊讲起，与之相比，古罗马则逊色了许多。因为“希腊人浪漫，富有玄想，好奇心强，而罗马人务实，不作玄想，更不想去探问世界的终极秘密。”〔3〕所以人们说：罗马人在武力上征服了希腊，希腊人在文化上征服了罗马。希腊人的民族气质和文化精神，罗马人始终未学到。由于这个原因，谈文化繁荣对自由萌芽的作用就是指古希腊文化对古希腊自由萌芽的作用。
古希腊文明起源于虽为原始，但充满活力、富有朝气的，被称作英雄时代的迈锡尼文明（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这一文明在荷马史诗中有所记载。荷马（Homeros）笔下的世界有两个：一个是现实的人的世界；一个是具有强烈自主意识的神的世界。在人的世界里，迈锡尼时代的希腊人在政治上具有一些原始民主制的遗风，如有部落首领，长老议事会，公民大会三个权力层次。在这些遗风中包含着自由意识，即反对权力压迫。荷马史诗中的《伊利亚特》反映了该精神，并提出了正义高于权力；人格的维系乃是自由的前提；要捍卫公共利益；坚持公理，不畏强权等思想。神的世界实际上就是当时希腊人的精神风貌的反映。在荷马史诗中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是一个充满神话色彩的大家庭，也是一个充满人性化的大家庭。在这里，他们聚集在一起，名义上是受神王宙斯的统治，但他们又有各自的势力范围，因而对宙斯的旨意并非百依百顺。他们有着强烈的反抗精神，对生活也有着执着追求。从这可以看出：古希腊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对世界的理性思考以及所具有的独立人格、自由意志和崇尚真理的精神。荷马史诗所反映出的自由意志一直影响着整个希腊历史，并涌现出了许多具有自由精神和研究自由的思想家。如伊壁鸠鲁（Epikouros）把必然和偶然加以区分，肯定了人是自由的。在伦理学中，他又认为快乐就是善，但是无论是善，还是恶都是人们基于机遇，依靠理性进行自由选择的结果。
二、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对自由的要求
随着罗马帝国的崩溃，一些古老的城市变成了废墟，直到公元10至11世纪，西欧才又出现了一些工商业城市，它们或为手工业生产中心，或为贸易中心。这些工商业城市起初是建在封建主的领地上，甚至有的还是封建主、教会、国王等建成的。后来由于城市居民大多为商人和手工业者，他们拥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之后，开始摆脱领主的控制，从而取得城市自治权。如享有独立的行政权、司法权和财务权，自行决定发行货币、对外宣战、议和等大事。从这时起，为了发展工商业，扩大城市规模，不仅每个城市都希望有自己的管理机构和法规，而且市民还要求有更多的自由。所有这些都促进了资产阶级的产生。
资产阶级产生以后，他们首先要求有经济自由。在经济生活中，他们需要完全自主，不希望有任何人或组织来干预他们的自由经济。这样“城市作为一个经济单位或组织，颇像近代意义上的‘法人’，越来越多地实施独立的经济行为。”〔4〕与此同时，他们把自由视为一切政治行为的前提，通过各种法规制度，来享有民主和个人自由。在文化生活中，他们又认为思想自由乃是人的基本权利，并拥有出版自由、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资产阶级所希望建立的自由社会，也是通过其自身经济力量的不断壮大、发展来努力实现的。他们还认为自由的实质就是人的自由，而人的自由又必须是全方位的，即不仅是经济自由，还有政治自由和思想文化自由。可见，资产阶级对自由有了更进一步地认识和要求，这也是资产阶级对人认识的升华和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要求。为此目的，新兴的资产阶级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公元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公元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这两件事在西方历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
1、文艺复兴为自由进行了理性探索。在中世纪，神学家们以上帝作为世界的最高原则和核心，而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则把人置于中心位置，以人的眼光和人的目的审视世界。这是一场有关人的发现的运动，其影响不仅是一种观念上的革命，更重要是求得了人的自由。它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人自己认识了自我的存在和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文艺复兴运动追求的是个性解放和个体自由，崇尚的是个人主义，而个人主义理念又是民主与自由的基石。
个人主义作为一种时代精神，在文艺复兴时期主要体现在下面三个方面：一是对个性的追求。对个性的追求最能反映这一时代的风貌。在追求个性的过程中，西方人普遍树立起来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由意志，这是谁都无法扼杀的”这样一种观念。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没有模式化的人，也没有概念化的人，人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职业，安排生活，“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害怕与众不同，害怕在穿着打扮上和在立身行事上是一个和他的领居不同的人。”〔5〕二是人的才能的全面发展。文艺复兴运动尽管倡导个性解放，但在这一时期，人们又有一共同认识，这就是人的才能的全面发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只有充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才能达到个人的完美化。此外还认识到人生价值的实现，人的完善和完美都是人自己的事，无需上帝的帮助，只要刻苦训练，持之以恒就能达到。所以这个时代是一个人才辈出，多才多艺的人的时代。三是对荣誉的重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认为荣誉是个性自由的题中之义，是一种社会评价，而不是一种来自“上面”的恩赐。如果不是凭自己的能力，而是靠不光彩的途径获得了一定的地位和荣誉，人们将对他嗤之以鼻。当然，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自由的追求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如认为个性自由就是没有约束，我行我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不是一种真正的自由。
2、宗教改革的自由实践。中世纪，西方社会的矛盾主要有：宗教禁欲主义与人的感性需要之间的矛盾；信仰与理性之间的矛盾；神权与王权之间的矛盾；教皇的大一统统治与民族国家独立自主之间的矛盾；教会的盘剥与人民的负担之间的矛盾。所有这些矛盾的焦点就是教会势力太大太强，教会已成为西方人追求自由的严重障碍，宗教改革势在必行。虽然宗教改革举步维艰，代价甚多，但它所肩负的使命极其重大，它给西方人的世俗生活开辟了一条自由之路。
宗教改革的自由意义在于：第一宗教改革沉重地打击了教皇势力，为自由提供了较为宽松的外部环境。教皇的统治是极其封闭和惨酷的，它既阻挠了社会的进步，又禁锢着人的思想，世人无任何自由可言。宗教改革所体现的教俗斗争，实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同教会势力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为人们追求自由提供了经济和制度的保障。所以宗教改革促进了西方人追求自由的步伐，为整个西方社会进入真正自由社会，打开了一道人为锁紧之门。第二宗教改革培养出了宗教宽容精神，为思想解放开了先河。通过宗教改革天主教会允许新教存在，允许各国人民信仰自由，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天主教思想一统天下的局面不复存在了，这就意味着其它思想有了存在的空间和可能。因此，从这一方面来讲，宗教改革的实质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如果没有这场宗教改革，可能就不会出现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也不会有伏尔泰（Voltaire）、卢梭（Rousseau）、狄德罗（Diderot）、孟德斯鸠（Montesquieu）等这样的思想家。第三宗教改革动摇了教会阐释《圣经》的垄断地位，培养了人民自由和自主精神。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等人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圣经》，就用民族语言出版和阅读《圣经》，从而使人人都能从中获得感悟，这样也同样动摇了教会阐释《圣经》的垄断地位，培养了人的自由和自主精神。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在《历史哲学》中就认为宗教改革使“个人知道了他自己是否充满了‘神圣的精神’”，“每个人必须在他自己本身里面去完成同上帝调和的工作。”〔6〕宗教改革之后，人类历史才开始真正走向自由的社会。
§§§第二节 西方自由理论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