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上一注释中的数字。这些数字表明，天主教徒读中学的人数通常小于本教信徒总人数的三分之一；注重培养神学人才的语法学校的人数也仅仅以百分之几的比例略超出这一数字。这一点同后面的讨论有关。进一步注意的典型事例是：在匈牙利，改革派教会教民的中学入学率远远超过了新教徒的平均值。(见奥芬巴赫，第19页注)
证明可参见奥芬巴赫，第54页及其论著后面的图表。
对于这一点，威廉·佩蒂勋爵在其著作中有十分出色地说明，我们后面还会提到。
新教徒仅仅以不在地主的身份出现，这一事实正好解释了佩蒂提及爱尔兰情况的原因。假如他要提出下一步主张，那么他的这些主张必将是错误的；这一点会被苏格兰和爱尔兰混血者的状况证实。在爱尔兰和在其他地区，新教和资本主义之间的这种典型关系同样存在。
这其实并不否认末了的事实具有异常重要的意义。就像我将要在后面证明的，尽管他们掌握着政治权力。这一事实对于其所有特征的发展，包括它参与经济生活的方式，同样至关重要，也就是说，众多新教派别的规模还十分小，因此是极为一致的少数，当然除了日内瓦和新英格兰以外，各地真正的加尔文教派都是这样的。世界上所有宗教信徒迁移到别的国家(比如印度人、阿拉伯人、中国人、叙利亚人、腓尼基人、希腊人、伦巴人等)，他们无形中传播的商业经验和知识，可以说是一普遍现象，但与我们的问题没有关系。
奥芬巴赫，上引一书，第58页。
这里指的是W.魏堤希的优秀论著《阿尔萨斯的德法文化》(“阿尔萨斯讦论画刊”，1900，也分别发表过)中，针对德、法两国不同宗教的典型特征，以及区别于阿尔萨斯民族之争中的其他文化成分的关系，提出了极其精辟的见解。
这必然只能在所提到的地区，并且出现发展资本主义可能性时才能如此。
此处可参考迪潘·德·安德烈的《历史上的图尔新教教会·教会的成员》(“新教历史学会公报”，第4期，第10页)。对于要摆脱寺院或教会的控制，在此会再次被看做是主要动机，如果从天主教的观点出发则更是如此。但是，不利于证实这一观点的不仅有同代人(包括拉伯雷)的看法，而却还有胡格诺教派早期在全国宗教会议上(例如第一届宗教会议，尤其是爱蒙第十区的宗教会议，《全国会议会刊》，第10页)针对银行家是否有权利做教会长老的问题表现出了一种良心不安；并且在同一大会上，由极其谨慎的成员再三挑起的关于是否允许收利息的问题进行了讨论，虽然加尔文本人对此早已表现出了明朗的态度。这一点可以部分地由与这一问题有关系的人来解释；但同时，放邪恶的高利贷而又不必忏悔的愿望不能独自起到决定性作用。荷兰也存在这种情况，见下。但是我们必须明确指出，在这种研究中，对于利息的禁止宗教发点起步到一点作用。
哥赛因：《黑森林地区经济史》，I，第67页。
此处可参考索姆巴特的简短评论(《现代资本主义》，第一版，第380页)。后来，在F．凯勒的一部著作的影响下，索姆巴特竟然在一本论著中坚持了一个没有立场的论点。我将在后面有所提及。
迁移是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一种最有效地强化劳动的手段。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证实(见上)。就像一位波兰姑娘，在家时，再具有诱惑力的赚钱机会也不可以使她摆脱习惯性的懒惰；但是当她一旦到国外做了移民工人，她的本性就会彻底改变，并且发挥出无尽的聪明才智。意大利籍移民工人也是这样的。当然，这一点不能全部解释成因为涉身于一种更高级的文化环境而受到的教育作用，即使这种作用有时还是有的。
这里所提到的，闻名于世的大部分形式都通过略温和的加尔文主义或茨温利主义的真实面目表现出来。
在汉堡这个几乎完全信奉路德教的地区，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财产仅仅是一个新教家族的一宗(这种情况主要是由A．瓦尔教授提供的)。
在此强调这种关系的存在并不是独树一帜。因为勒佛里 、马修·阿诺德和其他人早已经觉察到了这种关系。但是他们对此却毫无根据地否认。在此，我们的任务就是解释这一关系。
这并不表示虔信教派到后期像其他宗教流派那样，从教派统治的利益出发，对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些方面进行阻挠，就像从家庭工业向工厂制过渡一样。一种作为理想追求的宗教，以及信奉者因此而产生的生活后果，都应该明确地划分开。
此处是针对韦伯方法论观点的某些方面进行的扼要总结。在写作这篇文章的时，他还致力于对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彻底的批判和重新评价。最终他提出了一个新观点，这种观点在很多方面都与流行观点，尤其是德国之外的那种流行观点截然不同。这篇文章与韦伯的整个社会学研究的关系相当密切。为了通过这些联系而彻底地理解这篇文章的意义，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他的方法论目的。对于这一问题的论述的著作，都被收录在《科学理论论文集》一书中。《经济与社会》和《社会经济学大纲》的开头几章便对这一问题的主要论点加以了简要说明。
最后一段出自《给愿意发财致富的人们一些必要提示》(写于1726年，全集，斯巴斯版，第二卷，80页)。其它部分出自《给一位年轻商人的忠告》(写于1748年，斯巴斯版，87页及以下诸页)。
就像大家所了解的那样，《厌恶美国的人》(法兰克福，1855)是一部对列诺的美国印象富于想象力的阐述。对于一部艺术作品，它此时已经很难为大家所了解和欣赏了。可是，作为一部关于德国人与美国人观点上的差异的文献，或者说作为一部有关德国人精神生活的类型——不管怎样，自从神秘主义在中世纪的德国出现以来，这种类型一直为所有德国人，以及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所共有。这也是区别于清教徒对行为所作的资本主义方式的估价文献，其价值也是无法估量的。
这一引语曾被索姆巴特作为警句放在论述资本主义起源问题一节的前面。(《现代资本主义》，第一版，第一卷，193页。另见390页)。
很明显，这并不表示雅各布·福格就是一个不讲究赚钱或者漠视宗教的人，而且也不意味着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伦理观念已经在上面的引语中完全囊括了。事实上，这里并不需要用布伦塔诺的引语(《近代资本主义的开端》，自 150页始)来警告人们，不要对这位慈善家产生错误的判断(布伦塔诺似乎把误解的根源归在我身上)。但是问题正好相反：这位慈善家是如何以一个道德家的姿态写出这些特殊的警句呢?
这一点正是我们对这一问题陈述时与索姆巴特发生分歧的原因所在。对于它的重大的实际意义，不久的将来必然会一清二楚。但是我们仍然要预先声明一下，事实上索姆巴特并未忽略资本主义企业家的这一伦理品质。然而，在他看来，这一伦理品质是资本主义造就的。为了我们自己的研究意图，我们不得不做出一个相反情况的假设。而对于定论，我们只能在考察的结尾得出。此处，他的论证同齐美尔《货币的哲学》(末章)中的出色分析有着密切的联系。至于他在《资产阶级》一书中同我的论辩，我会在以后提及。此刻，一切彻底的讨论都必须推迟一下。
其《自传》中写道：“我逐渐确信起来，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忠实、诚恳和正直是生活美满幸福的重要因素。我所写下的誓言，一息尚存，所以我要身体力行。至今，这些誓言还保存在我的日记本中。我个人认为，启示没有什么重要的，可是尽管某些行为并不会因为遭到启示的禁止而是坏事，或者由于得到启示的鼓励就是好的；但是从全面来看，这些行为往往因为对我们自身没有益处而遭到禁止，或者在其本质上由于其对我们有益便得到鼓励。”
见《自传》。“所以，我要尽可能地将自己隐藏在幕后，把它(这里指创建一座图书馆的方案。)看作是几位朋友的计划去实施。我的这几位朋友要我四处走访调查，向一些他们认为喜欢读书的人提出这个方案。这样一来，我的工作就会进展的非常顺利。最后，只要遇到这种场合，我都会这么做。正是由于这种做法，是我获得了不断的成功，因此我衷心地像大家推荐这种做法。”
布伦塔诺(同前书，125、127页，注释)就是利用这句话来批判后来出现的对“这种理性化和纪律”的讨论。他认为这就是将一种非理性的生活方式变得理性化。其实布伦塔诺的这种观点十分正确。因为对于一种事物来说，其本身无所谓合不合理性，只是通过特定的理性观点才能说其是非理性的。
这里，布伦塔诺认为我没有正确理解富兰克林的伦理品质。在回答布伦塔诺(《近代资本主义的开端》，150页及以下诸页)为富兰克林作出的长篇但不甚准确的辩解时，我仅提到这段话的原因是，就我个人认为，这段话足以令他的辩解显得多余。
我用profession和calling两个术语来翻译德文Beruf一词，因为这两个术语都和这个特殊的上下文联系贴切。vocation一词中并不包含韦伯感兴趣的伦理涵义。我们尤其要记住，在这种意义上，profession与business并不是相对的，但是前一个单词指的是一个人对其职业的特殊态度，不管职业是什么样的职业。韦伯的整个论点中充分显现了这一点。
在此我要插几句反批评的话。索姆巴特在《资产阶级》一书中提出一个没有立场的论点，他认为，富兰克林的这种伦理观念是对文艺复兴时期伟大而又多才多艺的列昂·巴第斯塔·阿尔贝蒂的一些著作的复述，而且还是逐字逐句的复述。阿尔贝蒂除了写过一些与数学、雕塑、绘画、建筑和情爱(但是他自己却是个仇视妇女的人)有关的论文外，还创作了一部关于家庭管理方面的四卷本。但是很遗憾，在我写作本书时，没有找到这部著作的曼齐尼版，而只弄到了比较老的波努齐版。据我了解，与富兰克林的那段话略微相似的话出现在《家庭管理》第一卷靠近末尾的地方。在这个地方，阿尔贝蒂只是简单地将金钱说成是家庭的真正动力，而且认为必须要特别审慎、对待，如同卡托所讲的一样。
现在，我们要将这一切与富兰克林，尤其是在他之前的那些前辈们的伦理观念和生活方式作一番对比，并且还要把文艺复兴时期为那些人文主义官僚集团创作的作品与富兰克林写给中、下层大众的著作(他尤其强调职员)，与清教徒的那些宗教小册子和训诫进行比较，从而可以深刻地理解这一差异。
遗憾地说，布伦塔诺将所有为了获利而发起的斗争(无论是和平方式的还是战争方式的)都参杂在一起，而且由此提出人们应该将获取货币的欲望上升到资本主义获利行为的真正标准(这一点与封建主义获利行为是相对)。进一步区分后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正确的概念，但是他竟然拒绝这样做。不但如此，他还针对我们提出的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概念，提出了一些令人难以理解的异议，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他认为这个概念已经将有待证明的东西包含进去了。
索姆巴特在各个方面都做出了精湛的观察报告，参照《十九世纪德国国民经济学》第123页。总的来说，不需要特别指出，也能看出我在的研究论文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索姆巴特重要著作的影响。尤其是这一篇，虽然它所采取的途径与索氏截然不同。是的，我论文中最重要的论点能够追溯到年代久远著作中。有的人在根本问题上，丝毫不同意索氏的观点；甚至有一些人摒弃了他的很多论点，就算这些人只有彻底探究他的著作之后才有权利作出这样的选择。
在这里，我们其实无法讨论这些限制究竟是哪里的问题，当然，关于高工资与高劳动生产率的关系我们也是无法评价的，但这一点人人皆知。这一理论最先是由布拉赛提出的。布伦塔诺在这一理论基础上阐明并坚持了这一理论，舒尔茨·盖维尔尼茨则综合历史和理论两方面内容进行阐明并坚持这一理论。由于哈斯巴赫的深刻研究，这一理论再一次被提出并讨论，这种讨论至今仍未结束。在此，我们只要承认一个不被人怀疑，也没有人去怀疑的事实就够了。
此处要强调的是，这是二十五年前写的。虽然上面的这些论述现在看上去有些老生常谈，但是在当时，暂且不说商人那里，就连经济学家也是很新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