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好地认识禁欲主义新教的基本教义同它约束人们的经济活动所制定的规则之间的联系，我们需要以严谨认真的态度对那些脱胎于教会实践活动的著作进行一番考察。这是因为，在一个崇尚来世精神，基督徒的社会地位完全取决于其在教会中的地位的年代，神职人员的教职、教规与宗教布道具备现代人根本无法想象的力量（稍稍浏览一下《劝世》、良心问题汇编等资料便可明了）。在这一时代，通过以上提到的渠道发挥出的宗教力量，是形成民族性格的决定性因素。
出于讨论本章问题的需要（而不是全书的需要），我们可以从整体来看待禁欲主义新教。因为源于加尔文教的英国清教为职业观提供了最一致的宗教基础，所以我们将依照前面的方法，从清教徒中选出一位代表性人物加以讨论。Ｒ·巴克斯特抱持现实主义态度，注重实践，而他的著作也被翻译成多国文字，不断地再版，享誉海内外。这一切使许多自诩清教伦理学家的人感到汗颜，他隶属于长老会派，同时还担任威斯特敏斯特会议的辩护人。然而如同那个时代的其它优秀人物一样，此后他也逐渐从正统的加尔文教的教条束缚中解脱出来。事实上，和他一贯反对所有形式的革命一样，他也不认同克伦威尔的篡位。
同样反对宗教异端，并对圣徒们那种疯狂的宗教热情态度冷淡；不过，对于那些标新立异、别出心裁的形式却采取相当开明的态度——只要不触及原则问题，对待反对派也能做到客观公正。他花费大量的精力通过教会的力量来实际提升人的道德生活。作为有史以来最杰出的牧师，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他先后在国会时期、克伦威尔时期以及王政复辟时期的各届政府中担任职务，直到圣·巴多买罗节前从复辟王朝的政府中引退下来。他所著述的《基督教指南》堪称清教伦理学的完美概述；这是他在多年的牧师工作中所获得的实践基础上不断修正、完善得来的。为了方便比较，我们将选出代表德国虔信派的斯本纳的《神学思想录》，代表贵格派的巴克莱的《辩护辞》，此外还有其他一些禁欲伦理学方面的代表作。但因为篇幅所限，我们将这种比较尽量圈定在适宜的范畴内。
在人们阅读巴克斯特所作的《圣徒永恒的安息》或《基督教指南》，以及类似的著作时，会非常吃惊地发现，著述中在讨论财富与获取财富的渠道时，着重于强调《新约》中伊便尼派的因素。按照这种观点来看，拥有财富本身是一种巨大的灾祸，人们为它膨胀的欲望无休无止；而天国的绝对重要性与对财富的渴求比起来，后者毫无意义，并且还具有不道德的成分。这一禁欲思想与同样反对追逐世俗财富的加尔文的禁欲主张比起来，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加尔文认为，积累财富对教会来说，并不是一个阻碍教会发展的因素，反而会使教会的威望得到更大的体高，这是非常有益的；因而加尔文的教职人员被允许出于谋取利润的目的动用资产。相比之下，谴责追逐世俗财富的词句在清教徒的著作中却比比皆是，无穷无尽。较之中世纪后期的伦理文献，前者在聚敛财富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实在过于苛刻。
不仅如此，清教徒们是以非常严正的态度来考虑追逐财富的所谓种种不良后果。要想探究出这些疑虑中所包含的真正伦理意义和内涵，我们有必要深入这一问题的谈论。之所以极端反对，源于他们严守着这样一条真实的道德依据：占有财富将使人不思进取，懈怠生活；享受财富只会使人变得游手好闲，屈从于肉体的诱惑，更为重要的是，人将因为财富而放弃对人生要义的追求。实际上，归根结底，使人放纵懈怠即是反对财富的真正原由。清教徒们认为，只有到达彼岸的世界，自己才能得到永恒的安息；在现世生活中，为了确保自己能够获得神的垂青，必须“将主所赐予的工作圆满完成，直至白昼隐退”。完全依照主的意旨生活，惟有辛勤劳作而非闲适享乐才不失为一名上帝真正的信徒。
所以，万恶之首便是虚度人生，并且在本质上是最不能被宽恕的罪恶。人生苦短，生命无限宝贵，因而要以正确的态度选择人生。那些人缘交际，无聊闲谈，享乐诱惑，以及嗜睡（睡眠至多六到八小时）恋床……所有这一切都是应该列入道德谴责的范畴。当然了，同富兰克林申言时间即金钱的言论比起来了，清教的伦理观还略逊一筹，但这条箴言从某种精神意义上来看，确实算得上是真理。时间无价，因虚度一秒即意味着丧失一分为上帝增添荣耀的宝贵时间。因而，静居默想同样也是毫无价值的，如果这样做是以人的日常劳作为代价换来的，那么这种行为本身也是应当受到谴责的。这是因为，上帝更乐于看到他的信徒从事某种职业来贯彻他的意志，何况礼拜日即是人们的沉思专门预留的时间。对于巴斯克特而言，在必要时不能挤出时间同上帝交流的人总是那些不思进取、虚度人生的懒汉闲人。
因而巴克斯特才会反复强调并常常慷慨陈言：人必须坚持不懈地实践艰苦的体力与脑力劳动，这也是他人生中最重要和最主要的工作。而这两种实践活动也是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其一，在西方教会中，劳动历来就是备受推崇的禁欲方法，并一直发挥着这样的作用，这也是西方教会区别于东正教以及除此之外的所有修行戒律之处。劳动尤其能抵御清教徒们归结到不洁生活名下的一切诱惑，它的作用不可小觑。与修道院那种禁欲生活相比，清教徒弃绝性欲的禁欲主义只是在程度上与前者有所不同，原则上两者是保持一致的；特别是清教的婚姻观念对世人生活的影响也远非前者能比。在他们的婚姻观念中，性交也不只是为上帝增添荣耀的一种手段，因为上帝有言人类应该“孳生繁育”，而正是基于此目的，这种行为才被恩准的。除简单饭食与冷水浴之外，“尽忠职守”即是抵御一切性诱惑的良方，这同抵御宗教怀疑论所需的道德上的寡廉鲜耻一样有效。但最重要的仍然是劳动。将劳动本身定义为人生的要义，即是上帝的圣训。每一个人都应铭记圣·保罗“不劳者不得食”这句名言，脱离劳动本身即象征着堕落。
于此，即充分暴露了同中世纪思想观念之间的分歧。虽然圣·保罗这句名言的深意也曾被托马斯·阿奎阐释过，然而在他看来，劳动只是为了维持个人生存与社会的存在。除此之外，这句名言再无别的意义。不仅如此，它也只对人类的整体特征有效，而非个人，而且对于那些无需靠劳动养活自己的人来说，也是无意义的。于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这就把作为与天国沟通的精神方式之一的冥想沉思提升到比这一戒令更高一层的地位。而且风行于那一时代的神学还主张：用祈祷与圣歌来充实圣库才是修行生活的最高境界。
巴克斯特不再容忍在履行劳动义务的借口下，发生诸如此类的特例。他特别强调指出，财富不会使任何人避免“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条戒律的约束。即便是富人也不例外。虽然他们无需靠亲自劳动来满足生存的需要，可他们也必须同穷人保持一致，服从上帝的圣训，上帝已经为所有人都安排了一项个人必须付出劳动的职业。这里的“职业”并不是像路德教徒曾经认为的那样，是个人必须领受并充分利用的命运，而是上帝要每一位信徒为之神圣的荣耀辛勤劳作的需要。表象看来并不明显的差别却带来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心理后果；与此同时用神意解释经济秩序虽始于经院哲学，但它此后的发展过程却与这种细小的差别有了紧密的联系。
托马斯·阿奎将社会中的劳动分工与职业分工看成是神的旨意，许多人也都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但在此引述他的看法则更为直接一些。他认为，自然法则决定了个人在宇宙中的具体位置，因而人的命运是随机的（用经院哲学的术语来表达即是“偶然的”）。我们已经了解到，路德的观点认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阶级与职业分工都是神的直接授意，因而恪守上帝为自己安排的命运，不违背上帝的旨意即是人的宗教义务。基于他的一些学说，我们推导出了这一结论，而且从一开始，路德教派与世界的关系便是含混不清的，现在也是这样。在那种改造世界的伦理原则根本不存在于路德的思想领域内；而且事实上，保罗那种与世无涉的态度对他的影响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因而人们应该逆来顺受，随遇而安——这也是履行宗教义务所需的人生态度。
尽管清教徒们也认同在个人的经济活动受到神意的支配，但侧重点却不同。按照清教徒具有实用主义倾向的解释，他们认为应该从劳动分工的果实来洞悉上帝做出此安排的目的。在这一问题上巴克斯特所使用的美话言词常常使人想到人所共知的那段亚当·斯密对劳动分工的溢美之词。技术的发展得益于分工的细化，这也必然带来生产数量与质量上的大幅增长与提高，而最终使公共利益得到巩固和发展，大部分人也将从中受益。从目前的情况看，我们所认识到的清教徒的动机完全是功利性的，并与那时的世俗文献中所表现出的普遍观点关系密切。
但是，巴克斯特在论述开始时就作了以下的说明，这才明确地点出了清教徒的特质：“一个人的一切业绩都是体现于他所从事的职业，若非如此，他便只会把大好的光阴用在打盹闲逛而非辛勤地劳作上。”他由此得出的最后结论是：“他（从事专业劳动的人）会有条不紊地完成本职的工作，与此相反的情况是，那些非专业人士则会陷入长期的混乱状态，他们既没有足够的时间也没有适宜的工作场所。……所以，从事一项正当的职业乃是每一个人最可贵的财富。”一般的劳动者有时会接受一些临时的工作，虽然这种情况不可避免，但并不值得提倡。无业游民通常缺乏秩序性，系统性，而且我们也已经认识到，这是世俗禁欲主义者所必须具备的特质。
贵格派所持有的伦理观也同样认为，一个人从事某种正当的职业即是禁欲美德的演练，以充分体现人是因为虔诚而受到恩宠；而显示虔诚的方法便是他对职业的认真态度与采用的方法。劳动本身并不是上帝所需要的，人们各司其职的理性劳动才是他这样安排的最终目的。清教徒所倡导的职业观强调的是禁欲主义这种讲求条理性的性格上，这与路德教派所提出的人应毫无条件地服从上帝的安排这一观点全然不同。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人能否同时从事多种职业这一问题，清教徒是持肯定的态度的，而前提条件就是不能损害到公共利益或者个人利益，并具有良好的责任心；对于更换职业的问题，他们也并不反对——倘若这个人是经过慎重考虑，并且是抱着从事让上帝更为欢欣的职业这一目的才作出的决定，也就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从事更有意义的职业。
诚然，能否博取上帝的青睐即是衡量一项职业有用度的标准，但道德标准则是更为主要的衡量标准，也就是说以它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多少来作为衡量尺度。同时，所获得的个人利益的多寡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标准。在清教徒们看来，上帝创造并设定了一切，假如他确定了哪位选民将得到更多的获利机会，那么他这样做自有他的目的，因而虔诚的基督徒应服从于上帝的这种安排，并尽最大的努力去利用这天赐的良机。要是上帝肯为你指点迷津，那么你就会顺着他的指引，合法地获得更多属于你的利益（这样做并不会损害你本人的灵魂或者其他的人）；可如果你拒绝了这一切并选择了另一条坎坷的道路，那么这就意味着你已背弃了从业的目的，拒绝成为上帝忠心的仆人，并对他的馈赠与圣训令充耳不闻，而这一圣训就是：“你可以为上帝劳动而致富，切不可为肉体的罪孽而如此。”
因而，从伦理上来说，只有当财富诱使人整日无所事事，沉溺于罪恶的世俗享乐时，在道义上它才是邪恶的；当它成为满足人们日后穷奢极欲的生活欲望的手段时，它才是不正当的。然而，就其作为履行职业责任的意义来说，获取财富不仅仅是在道德上是被允许的，并且也是实际可行的。而有关某位仆人因拒绝领受上帝赋予他的才能而被逐出教门的寓言也非常明确地说明了这点。清教徒常常为此争辩：期待贫穷无异于希望自己身患重疾；表面上是为宏扬善行，实际上则消损了上帝的荣光。最为不可饶恕的做法就是，能够自食其力却乞讨度日。这种行为不仅犯下了懒惰之罪，而且违背了使徒自己所说的仁爱的天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