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自称文治武功为古今第一人，在“武功”方面，乾隆时期也号称极盛，先后有两次平定准噶尔之役，回疆之役，大、小金川之役，两次廓尔喀之役，缅甸之役，安南之役等。
乾隆帝对这些战役都非常重视，亲自遴选将帅，批示奏章，每克一敌一城，都要举行盛大的仪式，祭告宗庙，大赏有功的将士；又在紫禁城建紫光阁，将一些在战役中有功之臣绘像于其上，赋诗立传，极尽渲染之能事。
其中对历史影响最大的是西北方面的军事行动，密切了中原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加强了中央集权。
（一）平定西北
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被康熙击败后，他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在西北仍拥有很大的势力，控制了新疆、西藏、青海等地，并时常煽动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与清廷为敌。策妄阿拉布坦死后，其子噶尔丹策零继续统领其众。乾隆时期，遇上蒙古准噶尔部内乱的大好时机，1755年，乾隆帝亲率大军，前往西北镇压一贯时服时叛的准噶尔部叛乱。由于乾隆准确判明形势，分兵而进，准噶尔军纷纷投降。清军兵不血刃进入伊犁，随后在南疆维吾尔族人民支持下，将逃往南疆叛乱首领达瓦齐抓获。乾隆将其押往京城，却在痛斥其叛乱行径后，不但赦免其罪行，还封其为亲王，并留他在京城居住。此举得到西北各少数民族拥戴。噶尔丹策零外甥阿睦尔撒纳降而复叛，清朝政府在1757年第二次出兵，终于完全清除了准噶尔部的反叛势力。这场战争，从噶尔丹时代算起，持续了近七十年。
准噶尔部平定之后，维吾尔族的首领大和卓木、小和卓木回到新疆，策动维族各部反清。乾隆被迫第三次对西北用兵，这场战争延续了三年，终于迫使大、小和卓木逃亡国外。随后，乾隆帝设置伊犁将军，并在喀什等地设参赞大臣、领队大臣等职位，同时大幅减轻了维族地区的赋税负担。西北一百九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终于巩固在中央政权之下。
（二）征讨西南
1747年和1766年，乾隆帝先后对大小金川用兵（大金川、小金川），都取得胜利；但是也打得十分艰苦，两次反叛总共持续了近三十年，贯穿了乾隆统治期的中段。乾隆两杀主帅，耗银七千余万两，才压服了这里的反对势力。乾隆帝反对对西藏用兵，坚持以达赖喇嘛管理西藏地区，并派遣军队以维持主权。此后清军曾远征缅甸和尼泊尔，迫使其承认自己的宗主国地位。
1791年，廓尔喀（今尼泊尔）进犯西藏，到处烧杀抢掠，使西藏人民遭受了极大灾难。乾隆帝立即派福康安和海兰察率军迎击，并很快将廓尔喀逐出西藏。事后，乾隆帝反思西藏行政体系弊端，遂命福康安与达赖、班禅共同制定西藏善后章程，这就是著名的《钦定西藏章程》。
乾隆帝对西藏的治理是康乾盛世一项主要的内容，它有力地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和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共同进步谱写了动人的乐章。从乾隆治理西藏的做法和特点入手，可为巩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提供借鉴。《钦定西藏章程》 二十九条协议章程，是西藏历史发展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件，有人认为它标志着清朝对西藏的统治从此“进入全盛时期”。乾隆帝在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清廷首次整顿西藏经济秩序；把西藏地方的财政大权收回，由中央进行监督管理，并实行财政补贴； 实行广泛的蠲免赋税政策，减轻西藏人民的负担。如废止私用乌拉差役，减轻农牧民的徭役负担。清除不合理的差税，减轻边寨人民的负担。蠲免历年积欠赋税钱税，抚恤赈济灾民。核查官庄各项定额，限制领主代理人剥削超额地租；改革地方币制，自铸西藏银币。促进西藏经济和贸易的繁荣发展；改革对外贸易政策，由驻藏大臣合理管制内外商贸；对贸易实行合理课税，增加财政收入。注重利用外贸服务西藏民生；改善藏军的后勤供应，减轻西藏地方的财政负担。
（三）对越战争
1787年，越南爆发西山三兄弟起义，末代黎朝国王出逃，寻求帮助以恢复他在升龙府（今河内）的统治。乾隆帝应允了他的要求并派出大批军队帮助他平定起义。1788年，清朝军队攻克了升龙府，但几个月后的春季，便遭到了阮惠及其所部发动的强烈攻势而再次沦陷。此后的九十年中，对于越南事务和黎王及其家族，清政府只是作了外交上的保护。
乾隆的军事扩张给清朝增添了数百万平方公里的疆域，也带来了许多少数民族——哈萨克族、鄂温克族和蒙古族等。军事扩张也占用了帝国庞大的国库开支，这也成为清末国力衰弱，面对西方列强时清政府束手无策的一个间接原因。
（四）对苗疆事务处理
雍正年间，在鄂尔泰主持下，在云南、四川、贵州、广西、湖广等地区实行“改土归流”。这是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具有积极意义，然而后果难测。“改土归流”后，原有土司的势力仍然存在，而地方官征粮不善，雍正十三年便发生了大规模苗乱。
为平息这次苗乱，雍正下旨成立了办理苗疆事务处，并调湖南、湖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六省兵进行围剿，然而，因文武将官不睦，指挥欠佳，日久无功，苗患日炽，鄂尔泰因此引咎辞职，削去伯爵。雍正本人对“以安民之心，而成害民之举”的结局，亦有些犹豫不定，甚至想要接受张照所提出的“弃置”的想法，直到他驾崩，问题未得解决。
乾隆帝登基伊始，便表明决不“弃置”的态度，把扭转苗疆形势当做最紧迫的大事，立即着手部署。他于雍正去世的第二天曾言：“目前要紧之事，无有过于西北两路及苗疆用兵者！”表明他对苗疆用兵的特别关注。乾隆帝原就会同亲王、大臣在苗疆事务处办理，对其中情形原委尤为熟悉，很快就上手，且决心平定叛乱，告诫前线将帅速速平叛，若不然，“则伊等之身家不足惜，而贻误国家军务之罪甚大，朕必按法究治，断不姑贷”。
八月二十八日，乾隆帝降旨招回抚定苗疆大臣张照，命湖广总督张广泗前往贵州料理苗事。十月初二，又授张广泗为经略，诏“自扬威将军哈元生、副将军董芳以下，俱听张广泗节制调遣”，使清军前线指挥权完全由张广泗统一掌握。十一月，张广泗抵贵州战场，经一番调整后，向弘历奏报清军用兵数月未能进展的原因，弘历接到张广泗的奏折后，立即将张照、董芳、元展成撤职查办，哈元生罢扬威将军，以提督听命张广泗调遣，命张广泗兼任贵州巡抚，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十二月，张广泗率大军至凯里，命副将长寿出空稗，总兵王无党出台营，自率大兵出清江之鸡摆尾，三路大军每路各五千余人，同时出发。清军连破上九股、卦丁等苗寨，烧毁叛苗巢穴。乾隆元年正月，余苗退入牛皮大箐。
乾隆帝继位后，仅用一年的时间便彻底平定遍及贵州全省的苗乱。乾隆深知苗疆叛乱是有一点官逼民反的意味，攻苗疆容易，守苗疆难，要想苗疆安定，必须先收买苗族人心。他收复苗疆后采取了几项措施以抚慰苗人之心：第一，免除苗赋；第二，尊重苗俗；第三，实行屯田；第四，慎选苗疆守令，责令今后委任的官吏，必须公正无私，以减少苗民的抵触情绪。乾隆这些因地制宜的措施，使得贵州苗疆基本上安定下来。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最突出的成就是奠定了中国这样一个版图辽阔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基础。乾隆帝完成了对新疆、西藏行政体制的改革，加强了对这些地区的管辖，使我国的版图最后稳定下来。这时的疆域，东北至外兴安岭、乌弟河和库页岛，西北到巴尔克什湖和葱岭，南及南海诸岛，东括台湾及其附属岛屿钓鱼岛赤尾屿等。在这个境域之内，除顺天府和盛京外，还划有直隶（今河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四川、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福建、江西、安徽、浙江、江苏、云南、贵州十八行省，以及内蒙古、青海蒙古、喀尔喀蒙古、唐努乌梁海、新疆、西藏等几个边疆特区。国土辽阔和国势强大，边疆地区对清朝中央政府向心力日益加强，国内各族人民经济、文化的联系，都是以往任何朝代所不能比拟的。这是清王朝超过历代封建王朝取得的历史业绩。清代的大一统是中国历史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但乾隆帝个人的作用也是不能抹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