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春天对清政府来说是一个极不平常的春天。甲午战争使清朝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人进一步警醒，以光绪为首的清朝统治者，也产生了维新政治、改革图强的要求。但德国侵占胶州湾而引发的瓜分中国的狂潮，打破了统治集团那种循序渐进、逐步变法的梦想，统治阶层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列强要瓜分中国，西方各国并不希望中国振兴。时不我待，变法还是亡国？这是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对这一问题不少人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构想。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加快了变法维新的步伐，以“公车上书”为起点，维新改革的声浪不断高涨。随着维新改革运动的深入发展，在清统治集团内部逐步分化出两大阵营：以翁同龢为首的帝党官僚支持康梁维新变法；以徐桐为首的顽固派官僚，坚决反对任何哪怕是一点微小的改革。当然，在帝后两党权力斗争的背景下，变法与否还牵涉到权力的重新分配的问题。后党反对变法正是害怕损害自己的既得利益。
1898年6月11日起，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是近代中国变法过程中的代表性事件，从这一天开始，至9月21日，戊戌变法，共计103天，史称“百日维新”。在此期间，统治阶级中的各个派别根据自己对变法的理解而对“明定国是”诏采取了不同的对策，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变法的建议和方案，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则从维护自身统治、建设富强国家的角度，不断发布指导性的上谕，同时对有关官员所上奏折根据不同情况，作出不同处理并发布操作性指令。这里面，还夹杂着激烈的帝党与后党的权力之争。
当光绪皇帝颁布了第一道变法诏书后不久，慈禧太后便意识到光绪皇帝权力的增强及其自主行事乃是对她的威胁。
变法开始以后的第四天，即6月15日，光绪皇帝在颐和园连发五道谕旨，其中第三和第五道涉及重要的人事变动：翁同龢开缺回籍，直隶总督王文韶调京，新任大学士荣禄调署直隶总督。王文韶入京，主要是为填补翁同龢开缺回籍后所留下的空缺。清代，满汉高级官员的任免基本遵循着一条不完全成文的规定：满汉官员基本保持平衡，中央各部尚书满汉各一、侍郎满汉各二，地方总督、巡抚也大体保持这种平衡，尽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后汉族在地方督抚中占有越来越多的优势。现在，开除了一个翁同稣，相应地调补进一名汉族官员来替补翁同龢所留下的空缺或担任类似于翁同龢所担任的重要职务，才不至于打破原有的平衡而引起外界的揣测。当时的汉族官员中，只有直隶总督王文韶在资历、威望等方面可与翁同龢相比，可接任此职。
至于调荣禄署直隶总督，表面的原因是要补王文韶所留下的空缺，深层原因则是北洋权重，对政治全局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慈禧和光绪另外又有着不同的考虑。直隶总督握军事、外交、经济（通商、洋务）等重要权力于一手。自清政府设置直隶总督开始，这一官职基本上均由满族官员担任。然而这样一个重要岗位，在太平天国革命以后却落到了汉族官员曾国藩手中，曾国藩死后又落到李鸿章手中。对此，满族亲贵中早已有人表示不满，但无论从战功上，还是从才能上，都找不出一个可以与之匹敌的满族亲贵来取而代之。现在，机会来了，终于找出了一个无论资历、才能、功勋都可以与王文韶比试高低的满族官员——荣禄。
而这一举措，在时人眼中也得到认可。选择这样一个既有长期领导军队、编练新军阅历，又有长期在朝廷和地方政府任职经历，又具有新眼光的满族贵族来担任直隶总督之职，既能使各方面接受，又可控制整个京畿地区的局势，外与各国交涉，阻止外国军队因苛求未遂而可能向京畿地区发起的进攻，保证京师的秩序和安全。光绪皇帝于6月27日所发上谕汇总指出：“直隶为畿辅重地，凡吏治、军政一切事宜均应实力讲求。至外洋交涉事件，尤关重要。荣禄办事向来尚属认真，惟初膺疆寄，情形或未周悉，务当虚心咨访，切实图维……力为其难，不负委任也。”可以看出，光绪帝对荣禄也是抱有很大的期望。
至于慈禧同意调荣禄任直隶总督，则在很大程度上出于一己的政治贪欲。她看中了荣禄掌握的武装力量。和平时候，武装力量没有显现出有多大的重要性，但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没有武装力量却万万不能。变法刚刚开始，翁同龢即被罢官免职，朝廷中发生重要的人事变动，暗示着这场变法的艰巨及其未卜的命运，同时这更表明无论什么时候，慈禧永远是位高明的权术家。6月15日的诏书构成了一次政变，它的重要性在于即使不是真正废黜了，也实际上废黜了皇帝。当时朝政上极具影响力的人物恭亲王奕已于5月29日病逝。奕帮助慈禧登上垂帘听政的宝座后，成为清廷最有势力和影响力的人物，引起慈禧的猜忌。此后，慈禧一直视他为政敌，处处找碴儿攻击他，后在1884年中法战争中，慈禧借御史参劾之机，以“委靡因循”为借口，将奕停职，让他在家中养病。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在光绪皇帝的授意下，在翁同龢、李鸿章等人的安排和文廷式、张謇等人的大力串联活动下，终于迫使慈禧太后于九月底召见已经赋闲20多年的奕，基本恢复了奕被革以前的所有职务。光绪皇帝和翁同稣等人之所以在中日战争爆发后力主起用恭亲王奕，本来是指望依靠恭亲王的功勋及其在皇族中特殊的地位（道光皇帝之子、咸丰皇帝之弟、光绪皇帝之伯父），以及他同慈禧太后的纠葛来遏制慈禧太后和主和派刷新朝政，扭转战局。但复出后的奕本已病魔缠身，又适逢甲午战争、胶州湾交涉和各国竞相瓜分中国的狂潮，外患日深，内忧接踵，奕身处要冲，焦头烂额，病情逐渐增剧。更为糟糕的是，慈禧太后对复出后的奕，表面上以礼相加，实际上却抓住一切机会从心理上对奕訢进行打击折磨，终于使奕一病不起，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十（1898年5月29日）长辞于世。
恭亲王的死，已经使光绪皇帝失去了一位老一辈的庇护者，而慈禧太后接着又胁迫可怜的年轻皇帝革去了他的最忠诚的支持者翁同龢的官职。翁同龢被罢后，慈禧随即召荣禄进宫。慈禧有意让荣禄接替翁同龢之职，但荣禄竭力辞谢了，他的理由是罢免了一名汉员，宜再补一名汉员，于是王文韶调入枢廷。此时的荣禄非常清醒地知道北洋三军对他的重要性，于是他对慈禧表示愿意接替王文韶的职位。这样他便可以完全统驭直隶境内的北洋三军，并以北洋陆军来镇制京师。而且，宫廷内帝、后之间的矛盾日深，他正好借此暂时避开这块是非之地，静等观望。他对慈禧讲：“皇上现在任用匪党，难保日后发生变乱，京津近在咫尺，如变乱，可速调北洋陆军以资节制。”这就等于向慈禧表明了心迹，虽然光绪帝信任他，但他却是替慈禧卖命效力的。慈禧听后，略略思索一下，便点头认可。这样，1898年9月底，荣禄受命接替王文韶之位，允其全权节制北洋海陆军，慈禧又授他文渊阁大学士衔。因此，至少在名义上，荣禄是清末最具实力的大臣之一，“身兼将相，权倾举朝”，成为慈禧身边的决策性人物。
荣禄是戊戌变法时期举足轻重的人物。荣禄作为后党核心成员，他也认识到唯有变法才能使中国摆脱危亡，因而并不是笼统地反对变法。但他并不赞成康梁的变法，他在变法的执行者、变法的步骤和变法的内容等方面，有着另外的变法思路。他认为变法不能由康、梁等维新派来实行。荣禄从一开始就对年轻气盛的康有为抱有成见。在维新之前，荣禄与其他五大臣一起，奉旨召见康有为。在召见之前，荣禄曾轻蔑地对康有为说，像你这样的人，也会有补于国吗？召见还没有结束，荣禄就先行退出。其实，这也不能全怪荣禄，当时康有为也有过于偏激之处。如当荣禄问康有为若王公大臣反对变法怎么办？康有为竟然回答说，只要杀一两个反对变法的大臣即可。这怎能不引起顽固派的疑忌？史家以此认为荣禄是反对变法的。其实这条理由是站不住脚的。荣禄对于变法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他认为法可变，但要循序渐进。早在光绪皇帝任命林旭等四人为军机章京时，荣禄就致信林旭，主张变法改革应从补偏纠弊下手，不要遇事纷更。戊戌政变后，荣禄在给伊藤博文的信件中说，中国应以整军丰财、力图自强为急务，但中国积弊难改，若操之过急，如同病人用药过量，不仅不能治病，而且还会使病情加剧；如果进行稳步渐进的改革，则如同虚弱之人饮服补药，效虽缓而有功。他以此评价政变之事，认为中国并非不可进行改革，关键是必须要有正确的变法次序。
有人说，既然荣禄曾经大骂新政，他当然不会对戊戌维新过程中的各种变法主张有好感。但事实恰恰相反。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荣禄出掌直隶总督，正值百日维新的关键时期。在私人往来信函中，荣禄多次使用“朝政日新”“时局日新”等词语来评价当时的变法改革。赴任后，荣禄深感时艰责重，颇思有所作为。刚到天津任上后，荣禄即致信礼亲王载振，称地方河工百废待兴，加以强邻环伺，动辄挑起事端，依仗武力要挟，因而深感自己责任重大。早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他就奏称：“外交之进退，须以军事作后盾。兵强则公法所不能拘，弱则盟约皆不可恃。”因此，他主张整顿军备，大练新兵。他的主张很得慈禧的赏识。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一月十六日，光绪皇帝召见枢臣，询问当时之急务，并流露出要变法的意图。
第二天，兵部尚书荣禄奏请参酌中外兵制，设立武备特科，培养新式高级军事专门人才。总理衙门积极支持他的这一建议。而对于荣禄等人所奏武科考试新旧各半的建议，奕认为，科场大典“既明定章程，改试枪炮，若仍参用旧制，则是新章虽经厘定，旧技不必尽捐。人情狃于守旧，难与图新，必至用枪炮就试者不敷中额”。实际上，刀、矛、弓箭等武器，已远远落伍于西方的“枪炮世界”，应彻底废除，武科考试应全部改试西式枪炮等技艺。
荣禄变法思想中的核心部分在军事方面。荣禄先后担任过神机营翼长、总兵、步军统领、将军、兵部尚书。多年的军旅经验使他对军队的弊端十分了解。当时清朝的兵制仍不愿放弃八旗、绿营制。但这些军队早已腐朽不堪，没有一点战斗力，只是银样镴枪头——中看不中用。在多年军事实践的基础上，荣禄痛感当时局面日危，外侮纷来，不改革军事是万万不行的。再加上凭着自己灵敏的政治嗅觉与对军权的认识，荣禄感到在越来越动荡的时日中，掌握一支强有力的军队是他今后政治生涯中的主要依靠了。为此，训练一支强大的军队，掌控军权，成了荣禄的核心工作。
他在给朝廷的上疏中说，现在都已是枪炮的时代，而我们还在用传统弓箭的方式选拔人才，这样的军队怎么能打仗！为此他建议，按每县每年二百名应试武童统计，那么全国有三四十万人，这批人如果教练得法，就会改变老弱滥竽充数的状况，切实加强清军战斗力，避免士兵大批逃亡的现象，防止良民转为盗匪。
教习方法是，将这些应试武童，于各省延聘精通洋操之教练数十人，就地进行训练，一年之后，即可练成精兵。两年后于应试武童中挑选材武聪颖者，进入各省所设武备学堂，学习地理等近代科学知识，分炮队、枪队、马队、工程队诸科目。学习三年期满，由督抚进行考试。考试名列优等者，作为武举人。再将这些武举人，送京师大学堂学习三年，再由钦派王大臣考试，考试名列优等者，选为武进士。武进士要经过廷试，由皇帝亲自考其技艺、方略。合格者即可分派侍卫、守备。并规定哨长以上军官，均用此项武举人、武进士充补。
荣禄认为，模仿西方兵制，选任将才，于国实有裨益。荣禄的这个建议很受光绪重视，光绪帝命令有关衙门，立即讨论此项建议。在其后的百日维新期间，武举终被废除，各省武备学堂相继设立。这和荣禄的上疏不能说没有关系。对于军队的训练方式，荣禄也主张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在百日维新期间再次上折，明确地指出：练兵为第一大政事，而练洋操尤为重中之重。他认为，拯救危局必须练成劲旅，而要练成劲旅，就必须从改练洋操下手，非改习洋操，难以破除积习。他主张以列强训练军队的方法，来训练各省绿营、勇营。他还提出了具体的训练办法。他的训练方法的核心是更换旧章，参用新式。根据他的估计，这样一年全国可练洋操20余万人。至于各县所需教练，荣禄提出了切实的解决办法。他说，天津新建陆军、江南自强军，均系德人教练，如北省勇队改练洋操，可由新建陆军酌拨营哨之学成者，分往教练；南省则由自强军酌拨营哨教练，营规口号，如出一辙，似较易为功。荣禄认为改练洋操的目的是为了达到步伐整齐、号令统一、枪炮精良、施放有准，从而切实增强勇营战斗力。在经费方面，他指出，练兵首先要统筹全局，核计所需，先由朝廷定议，然后责成各省筹办。各省要慎选教练，根据经济能力，先从营勇开始教练，然后再总结经验，半年后可推广到绿营和民团。
要改练洋操，有许多相关问题需要妥善处理。关于延聘外国教练，荣禄认为应宽以时日，如各省一律延聘，不仅开支浩大，而且容易出现意气不投、语言不通，终有隔阂之感。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从天津新建陆军和江南自强军中，选拔学习成绩优秀者，分别派送北方、南方各省，充当教练。
改练洋操，军械枪炮的选择当然极其紧要。荣禄指出，中国许多省虽有制造新式枪炮的机器制造局，但精钝不齐，规格不一。从外国直接购进的枪炮也难免新旧夹杂，名目繁多。因而荣禄主张各省机器制造局，应统一规定快枪快炮的格式，以及枪子炮弹的分量、造法。
改练洋操需相应裁减兵丁。荣禄指出裁遣兵丁，应作好善后事宜。他认为，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择地屯垦。这既能达到裁员的目的，又不致使被裁人员生活无着，流落到社会上为盗为匪，从而影响社会安定。
荣禄改革军事的同时，大力整顿保甲，并要求在沿海各地联络渔团，以辅助正规军兵力之不足，达到保境安民的目的。在整顿保甲方面，荣禄提出三条主张：一、损益旧章。牌、甲、保长应专其责成，只须稽查匪类，不再负责征派赋税等其他各项公务，以避免博而不专、假公济私等弊端。各村要实行联庄之法，以声势联络，首尾相应。二、剔厘积弊。荣禄指出过去办理保甲，往往借机向农民征派册费、牌费等种种陋规，造成民户的负担加重，人民怨声载道。保甲制度也徒有虚名，难有实效。因此，应将所有不合理的收费严行禁止。各地方要广泛吸纳公正乡绅与地方官员协商办理公务。三、明定赏罚。办理保甲有实效的人，要予以奖赏，以资鼓励；奉行不力的人要予以惩罚，以示警惩。
荣禄不仅关心如何提高陆军的作战能力，而且也对中国海军力量的落后十分忧虑。他认为，陆军练成后，还需要通铁路，只要海军作其羽翼。中国经过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海军力量丧失殆尽。荣禄看到中国海军力量的薄弱，东南沿海易为列强觊觎，而以前各地制造厂、制造局大多布局在沿江沿海一带，易于遭受列强攻击，必须未雨绸缪，转移到内陆地区。荣禄的看法是有一定远见的。他的改革军队的对策应当说还是切合实际的。
大约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张之洞（汉族官吏和改革家，官至大学士和军机大臣），在南京和武昌建起几营采用西方装备训练的军队。同时，荣禄举荐袁世凯在直隶主持训练新军，这标志着袁氏军事势力的发端，并为北洋军事集团奠定基础。除袁氏新军即“新建陆军”之外，在荣禄的主持下，另扩建三支军队：即宋庆（山东蓬莱人，清末著名将领）的毅军，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这就意味着荣禄掌握了清末最具实力的军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