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后期，不是没有人起来反对和珅，但都由于乾隆帝庇护而未果。第一个公开站出来揭露以和珅为首的贪官污吏，并与和珅坚决作公开斗争的，是云南昆明人钱沣。
钱沣，字东注，号南园，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检讨，升任江南道监察御史。他为官正直，不惧怕权贵，以敢言知名于当时。
钱沣弹劾山东巡抚国泰之事，当时轰动朝野内外。他在奏疏中指出：“山东吏治废弛，借纳贡为名，贪婪无厌，官民苦之，所属州县，亏空累累，请将布政使于易简、巡抚国泰逮捕法办。”钱沣还在此疏中说，希望皇上以后不要收进贡物品，使天下总督、巡抚没有借口勒索百姓，矛头触及乾隆帝。
乾隆帝得奏，受到极大震撼，马上下令军机处，传讯钱沣，叫他具体反映案情。不久，乾隆帝得知山东巡抚国泰贪污实有其事，谕令钱沣随同和珅、左都御史刘墉等人前往山东审理此案。当时和珅大权在握，而国泰平时与和珅关系极为密切，所以人人都为他的前途担心。
对与和珅斗争失败的严重后果，钱沣本人当然比别人更清楚。所以他在上疏弹劾国泰之前，就为自己安排好了后事。钱沣到他在翰林院时的好朋友邵南江家中，对邵南江说：“我如果家中有急用，需要十吊钱的话，你现在能答应借给我吗？”十吊钱是个小数目，相当于十两银子，故邵南江很痛快地答应道：“这笔钱可以借给你，但你应该告诉我，用十吊钱干什么？”钱沣说：“这你不必问了！但我得先告诉你，将来我恐怕不能还你，要想讨回这十吊钱，只能找我儿子了。”
钱沣家中连十两银子的积蓄都没有，他与和珅前往山东时，穿的衣服自然十分破旧。和珅以为有机可乘，立刻从行装中取出新衣服，让钱沣换上，但被钱沣坚决拒绝。和珅知道钱沣不能为金钱所打动，只好想别的办法。他派人给国泰通风报信，让国泰想办法先把州县仓库钱粮亏空补足，以便蒙混过关。
经过这番准备，和珅等一行人抵达山东后，他就叫手下人四处扬言，说钱沣危言耸听，诬陷清官良吏，将来要承担一切后果。幸亏同来查案的刘墉伸张正义，而且足智多谋，经常与钱沣一起商量对策，才使钱沣转危为安。
到山东盘查仓库存银时，和珅抢先提出，库银数额太多，不用全部核查，钱沣和刘墉表示同意。国泰事先在库银中做了手脚，放在表面的都是足色纹银，一连抽查数十封，数量一点不少。和珅询问钱沣是否再查，钱沣说没有问题，可以封存入库。和珅很高兴，马上回馆舍享乐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钱沣和刘墉再次来到银库，进行彻底盘查，发现大部分是圆丝杂色银。库银规定五十两为一锭，钱沣据此审讯库吏，命他如实交代，结果全是临时从商贾那里借来充数的。钱沣遂下令贴出告示，让商贾们速来领回，又叫衙役们沿街大喊：来晚了统统没收入官。于是商贾们纷纷手拿借据前来领回自家银子，整座银库为之一空。
钱沣再往其他府县盘查，商贾们再没人敢借银造假，仓库中全是空空的。最后定案时，和珅束手无策，只好眼睁睁看着国泰与于易简被送交刑部治罪。
国泰等人被绳之以法后，邵南江去钱沣家中问他：“你前些日子向我借十吊钱，难道就是为弹劾国泰的事吗？”
钱沣说：“正是！我当时考虑弹劾国泰，如果和珅从中捣鬼的话，查不到真凭实据，肯定要受到严厉报复，也许要被发配充军，所以准备这些钱在路上用。”
邵南江听罢后又问：“你若真的被充军塞外，十吊钱怕也不够用呀。”
钱沣解释说：“足够用了。我天性喜欢吃牛肉，在道上也用不着仆人陪伴，有五吊钱买牛肉吃的话，就能保证我在路上不至于饿肚子。其余五吊钱，我带在身上备用，到达戍所是没问题的。”
这样一位正直廉洁的大臣，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听到这件事的人，这才知道钱沣上疏弹劾国泰，是甘冒被流放充军风险的。
钱沣弹劾国泰属实，乾隆帝将他升任太常寺少卿，以鼓励揭露贪官。两年之后，钱沣又迁通政使司副使。和珅对钱沣恨之入骨，但因为乾隆帝信任钱沣，难以进行报复，遂让钱沣出京任湖南学政，以免在京城中碍他的事。
钱沣任湖南学政一职，主要职责是主持全省各地方的学校教育，组织生童入学考试。和珅暗中嘱咐湖南省巡抚，搜集钱沣的问题以求报复。但钱沣为官正直清廉，他一不受贿，二不收礼，取士至公，深受当地学子欢迎，根本找不到他的把柄。
后来湖北省荆江地区出现水灾，大量百姓死亡，灾区个别童生匿丧应考，孝感县又发生活埋人命案。这些事情本与钱沣无关。但当时的湖南巡抚为满洲旗人浦霖，是和珅的亲信死党，他借机上疏参劾钱沣，说他身在邻省，不及时向朝廷禀报灾情，湖南地方又有人告发钱沣并不认真追查违禁书籍。在和珅的操纵下，吏部拟将钱沣革职治罪。乾隆帝决定宽大处理，将他调回任六部主事，旋补员外郎，数年后复授湖广道监察御史。钱沣任湖广道监察御史是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距他弹劾国泰已经过了12年。由于他揭露贪官得罪了和珅，历经12年官场坎坷，官职等于原地未动。
乾隆帝年逾八旬后，更加依赖和珅。钱沣仍然敢想敢言，丝毫不惧怕和珅。时和珅擅权专政，引起清政府内部矛盾重重，尤其是军机处主要官员貌合神离，连处理政务都难聚到一处。大学士阿桂，每日上朝后到军机处；大学士和珅，上朝后或入于内右门内暂时办公之处，或即前赴造办处；大学士王杰，则入南书房内办公，尚书董诰与王杰一同办公；尚书福长安则只在造办处理事。每日唯有乾隆帝召见时，他们六人才联行而入，退朝后则各还个人喜爱之地，一切咨事画稿也未免意见分歧，弄得各部司员在他们之间来回奔波。钱沣认为长此以往，不仅影响政府行政效率，更容易造成官员结党营私。于是他毅然上疏，请求禁止这种情况，恢复军机处旧制。
乾隆帝看到这份奏折，方知他所信任的和珅已把军机处弄到无法正常办公的地步，说钱沣所奏甚是，即令他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当时阿桂以下大臣，都尊称钱沣为“南园先生”，唯和珅经常想找他的毛病，但又无法找到，便安排他查办许多棘手案件。钱沣家中并不富裕，冬日衣服单薄，还要常常早出晚归，终于积劳成疾而逝。当时人认为，钱沣实质上是让和珅故意累死的。
钱沣死后不久，福建省也揭露出钱粮亏空案件，主要贪污犯就是巡抚浦霖，他被押送北京，处以死刑。据说当浦霖被押在囚车里送往菜市口行刑时，钱沣的柩车也恰好路过，两辆车就像事先安排好的一样，擦肩而过。浦霖被囚车送到刑场，然后被行刑的刽子手一刀砍下脑袋，而灵车里面的钱沣似乎看到了这一幕，然后灵车才缓缓地向云南老家归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