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名根未拔者，纵轻千乘甘一瓢，总堕尘情；客气未融者，虽泽四海利万世，终为剩技。
“译文”
一个人如不彻底拔除功利思想，即使他能轻视荣华富贵而甘愿过清苦的生活，最后仍然无法逃避名利的诱惑；一个受外力影响而不能在内心加以化解的人，即使他能恩泽天下甚至造福千秋，仍然算是一种多余的伎俩。
“解说”
一个有为的人不受外物摆布，他拥有自己的一套处世原则，把天机人情看得通透，或不犯错误，做到行得端，走得正。
因而能志一动气，我行我素。孟子说：“居天下之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不得志独善其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曾有过下海与守本的争论，最后的结论是，宜下海的下海，宜做学问的做学问，知识分子要分流，各守一业，坚韧不拔，“各抱地势，勾心斗角。”
“例解”
忧劳天下事 驾崩征途中
创业的皇帝大都是注定要操劳终身的。而朱棣似乎显得更为突出。我们看这样一个数字，便会感到吃惊，朱棣在二十二年中，意有十二次生日（所谓天寿圣节）是在出巡和征战中度过的。
即使平时的正常临朝，朱棣也总是忙碌无暇的。朱棣有夜读的习惯，每到夜深人静时，便秉烛独坐，批阅州郡图籍，静思熟记。但是事情太多，难免会忘却，本来晚间想好的要事，到早晨却忘掉了。问右右侍臣，也都不曾记住，朱棣只得沉思回忆，居然还能想起来。从此接受教训，告诉近臣们说：“朕以一人之智，处万机之繁，岂能一一记忆不忘？一一处置不误？拾遗补过，近侍之职，自今事之丛脞者，尔等当悉记之，以奋顾问，所行有未合理，亦当直谏。”以后凡有要办之事，当即记录下来。有时睡到半夜，忽然想起一些办理未妥的事，也立即起来，唤人记录下来备忘。如碰上没有处理好的事，常常弄得彻夜难眠。每天清晨四鼓便又要起身，早朝之前，静坐沉思，考虑着应该处理的事项，考虑好了，上朝时便付诸臣执行。视朝之暇，也从不休息，总是到便殿去取阅书籍。有时谈论时间过长，侍臣劝他休息，朱棣说：“朕常在宫中周思庶事，或有一事未行，或行之未善，即不寐至旦，必行之乃心安。积习既久，亦忘其劳。”朱棣不仅要做一个“恩威莫测”的皇帝，而且要做一个励精图治的创业之君。他很少有休息的时候，即使不临朝，也要找些书来读。
永乐七年（1409）十月丁亥，鸿胪寺奏免午朝。“若等各就休息一日。”朱棣同意了。但在退朝时，他又问群臣：“居家无事时亦不废观书否？”
“有暇亦时观书自适。”诸臣回答说。
“常爱孔子言‘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朕视朝罢，宫中无事，亦恒观书，深有启沃。若等皆年富力强，不可自逸。大禹尚惜寸阴，朕与汝等何可不勉！”
朱棣是一个事无巨细一概过问的人，事情管的多，总有些应接不暇。而大多数官吏则显得唯唯诺诺，难于发挥各自的主见。这确实像个开国之君的样子，皇位得来不易，居安思危，防微杜渐，事事都想过问，惟恐有所失误。永乐九年（1411）二月的一天，朱棣在右顺门看四方奏牍，精神过度集中，御案上一个镇纸金狮被碰到案边，险些掉到地上，站在一旁的给事中耿通连忙上前将金狮往里边移了移，朱棣这时才发觉。也许是因为刚刚阅读奏疏思索国家大事的缘故，立刻同刚才的事联系起来，“一器之微，置于危处则危，置于安处则安”。他指着那尊镇纸金狮感慨道：“天下，大器也，独可置之于危乎？尤须安之。天下虽安，不可忘危，故小事必谨，小不谨而积之，将至大患；小过必改，小不改而积之，将至大坏。皆致危之道也。”正是为了天下这一“大器”，朱棣才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他处处克己，以求天下之治。他把儒臣送上的《大学正心章讲义》反复读了多遍，特别欣赏其中清心寡欲的道理，认为做皇帝的尤其不能有所好乐，一有好乐，娱而不返，则欲必胜理。如果能做到心静而虚，事来则应，事去如明镜止水，自然完全符合天理。但这绝非易事。上朝时忙于政事，尚不及暇想，退朝后容易放松自己。朱棣便经常默坐冥想，以管束欲心为切要之事。于是将欲心与天下联系在一起，“为人君但于宫室车马服食玩好无所增加，则天下自然无事”。想到天下，顿时警觉起来，克己之心占了上风。当然偶尔也会有疏忽之时，朱棣曾派宦官去山西采办天花，但事后很快便感到后悔，立即下令停办了。
从史书的记述中看，永乐时，皇帝百官的休息日是每年元宵节前后的正月十一日至正月二十日，十天时间。这个规定是从永乐七年开始的。当年的正月十一日的圣旨中说：
太祖开基创业，平定天下四十余年，礼乐政令，都已备具。朕即位以来，务遵成法。如今风调雨顺，军民乐业。今年上元节正月十一日至二十日，这几日官人每都与节假，著他闲暇休息不奏事。有要紧的事，明白写了封进来。民间放灯，从他饮酒作乐快活。兵马司都不禁夜巡，著不要搅扰生事，永为定例，凭官人每更要用心守著太祖帝法度，爱恤军民，永保富贵，共享太平。钦此。
每年到这时候，午门外设鳌山灯火，赐宴文武群臣，臣民们聚集到午门外观灯。朱棣高兴时，写些诗文，让儒臣奉和，一片太平景象。除去每年这短短十天，朱棣几乎没有休息之时，直到他晚年多病不起，才不得不依靠太子朱高炽监国理政。
永乐二十二年，边关飞报鞑靼寇边，明成祖决定出师北伐御驾亲征。太子及文武群臣苦苦相劝，成祖断然拒绝，抱病出征。经过近一个月的鞍马劳顿，明军到达前敌，却未见蒙兵来犯的痕迹。显然，在闻知皇帝亲征的消息后，鞑靼骑兵北逃了。
这次北征始终未遇敌，徒劳而还。
七月十八日，回师到达榆木川。在这不大为人所知的北国荒野上，朱棣度过了一生的最后时刻。他召见英国公张辅，留下了极其简短的遗诏：
“传位皇太子，丧服礼仪，一遵太祖遗制。”
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十八日，65岁的朱棣，在北国荒原上默默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他在征途中死去，使这一幕悲剧更增添了壮丽的色彩。
若将永乐北征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则当属明初经略北方的壮举，是对洪武朝经略北方发展。它以控制鞑靼、瓦刺为目的，并确实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具体的出征安排的失误，并未改变整个局面，后三次劳而无功的出征，正说明对鞑靼地区控制的加强，其结果不仅维持了二十多年间北方的稳定，而且永远给予后来者以启示。
心系百姓忧 视钱如粪土
在鸦片战争之后出现的社会动荡中，清王朝的官员也开始了明显的分化。一些有识之士为拯救危机而振臂疾呼，相当多的官员却不顾国家安危，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这时，也还有少数人依然如故，忠于职守，勤勤恳恳地工作。同治朝以身殉职的河道官王仁福（1819-1867），号竹林，江苏吴县人，明朝大学士王鏊十一世孙。王氏世居吴县洞庭东山，是当地的大族。王仁福从小受到祖父、父亲的良好影响，“少诚悫，勇于任事”。在吴县，他以“持躬廉谨，临财丝毫不苟取”而远近闻名。他慷慨好施，当他见到“贫者无资以为生，将流为不肖”时，即“出五千金，买田为义庄”，使“鳏寡孤独有所养”。
王仁福的祖父曾任官河南，后卒于任。他为官虽“有隐德”，然功绩不显赫。这对王仁福的影响很大，王仁福决心继承祖父的事业，遂于咸丰初年赴河南，以捐纳获得布政司经历。清代的捐纳制度始于康熙朝。当时由于战争及救灾、治水等各项工程繁多，资金紧张，清政府遂决定凡出资助政府者可获得官位。这就等于允许有钱人用钱来买官。那时，许多以捐纳得官者还能为百姓办事。到鸦片战争之后，捐纳滥行，许多人花钱买了官，上任之后拼命搜刮百姓，再以此买更大的官。然而，王仁福却不同，他虽以捐纳获官，但绝不是为了搜刮百姓，而要在祖父工作过的地方做出成绩，以报答父、祖的教诲。他做了布政司经历后，勤勤恳恳，很快便改任东河通判，协助东河总督，负责治理河渠事务。
自从当了河道官之后，王仁福一心扑在治河上。他率役疏浚沟渠，加固堤坝，成绩显著，很快便以防汛功加同知衔。王仁福为了治河，索性又出资正式做了东河同知。当时的开封，城外壕沟沙淤如平地，王仁福奏檄浚治，他亲临工程，日夜督办，工程如期完成。
由于王仁福在治河任上竭尽全力，同治五年（1866），新任东河总督苏廷魁把他调到工作最艰巨的祥河同知任上。等待王仁福的绝不是个美差。自从黄河改道北徙之后，河南水患不绝，加上当时军事频繁，“国家岁入悉以输兵犹不给，河工之帑骤减，曾不常时十之一二”，于是造成“岁修不敷，堤埽残缺，料无宿储”。而祥河更是“汛地当冲，险工迭出”。因此，对于祥河同知，“人皆视为畏途”。王仁福却毅然接受了这项工作，义无所顾地走上了新的治河岗位。史载，王仁福赴祥河同知任，使“旁观者皆咋舌”。这是既表达了人们对他的钦佩和赞叹，同时也包含了对他前途的担心。
王仁福到任后，“尽力修守，不避艰危”。他经常是“畚扌局躬亲”，出现在治水第一线。他还多次亲赴上官衙署，以解决河工经费问题。人们很难在河道衙门里找到这位河道官。
同治六年（1867）八月，大雨，“水骤长，汹涌澎湃，激注埽前，掣埽去如剖木”，堤坝岌岌可危。王仁福奔走于风雨泥淖中，抢护堤坝整整七昼夜。后因款料俱竭，又一时无法向外求援，王仁福决定发动百姓，以身护堤。当地居民被王仁福的行为所感动，纷纷响应，聚集堤坝前。风在刮，雨在下。王仁福面对成千上万的百姓，感动得流下了热泪，他对奋勇护堤的众人说：“我为河官，挤汝等于死，我之罪也，当身先之”。说罢，第一个冲上了大堤，人们尾随而上。这时，一个大浪打来，把王仁福卷入水中，人们虽奋力抢救，却未能得其尸。身为河道官的王仁福为了尽忠职守，在特大洪水面前，临危不惧，身先士卒，终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时，他仅仅四十九岁。
王仁福以身殉职的精神感动了所有在场的百姓和大小官员，人们拼死与洪水搏斗，终于战胜了洪水，使“残堤得保”。事后，人们为纪念王仁福，将他的衣冠入敛。东河总督苏廷魁也将他的事迹上报朝廷，皇帝下诏依阵亡例赐恤，并准附祀河神祠。人们将永王仁福算是较为突出者。
乾隆二十七年（1762），当河南巡抚胡宝王泉病危的消息传进京城之后，乾隆皇帝极为关切，“屡赐慰问，颁参药食品，两遣侍卫偕太医来视”。作为国君乾隆皇帝之所以对这位大臣如此厚爱，那是因为胡宝王泉任官三十年来一直是勤勤恳恳，“不辞劳瘁”，甚至在病危之际，仍念念不忘他在河南任上负责的水利工程，上疏乾隆帝，提出最后的宝贵意见，致使乾隆帝深为感动。
胡宝王泉（1695-1763），字泰舒，号饴斋，晚号瓶巷，江南歙县（今属安徽）人。雍正元年（1723）中举人，乾隆二年（1737）考授内阁，幼承家学，学识渊博，他自登仕之日起就以勤政自勉，把平时所学用于实践。很快，他的办事“勤敏”便被当时的军机大臣鄂尔泰所赏识。鄂尔泰对他的评价是：“省中隐埋一老名士，大能任事。”于是，调任军机章京。军机章京负责协助军机大臣处理一应事务，由于胡宝王泉勤苦自励，很快便熟谙了军机处的工作，而且“有问则应据经史百家及直省地形、土俗、职官、兵制、因革利弊，言之凿凿”。
乾隆六年（1741）以后，胡宝王泉几次被遣外出办事，如到东北清查黑龙江、吉林开垦荒地，到直隶赈济灾民，他都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十三年（1748），又奉命从大学士傅恒征金川，他“日驰常三百余里，遇险则徒步，蹑危崖断栈，从者多不相及”，有时竟“三昼夜一食”。金川告捷，虽由傅恒指挥，但“赞画机宜”，胡宝王泉“劳绩最著”。凯旋之后，乾隆皇帝“亲斟金厄赐公湮，海内荣之”。
乾隆十七年（1752）以后，胡宝王泉始放外任，先是任山西巡抚，他“抚饥民，理冤狱，劾贪吏，整关隘堤防，诸政并举”。后又调湖南、江西，清理两地矿政，亦颇见成效。二十二年（1757），胡宝王泉调任河南巡抚。当时黄河屡屡决口，河南、山东、安徽被涝者六十余州县。朝廷派侍郎裘日修与胡宝王泉共同调查治理水患。宝王泉一到河南，就把治水当作己任。他奔波于全省各地，详细了解情况，经常是“自忘其劳，每行必躬历田间，问民疾苦。或境内有事辄夜半即行，途间买饼饵而食，所过传舍不知有供亿之烦也”。经过多次调查研究，他与裘日修上了治理黄河疏，建议将河南境内四条干河疏浚加宽加深，辅之以“截沙湾，塞决口，拓旧堤”，“分要工、次工、缓工，次第兴修”。乾隆帝赞扬说：“胡宝王泉不辞劳瘁，能体朕意，尽力调剂，以苏穷民，甚可嘉也。”次年，诸工皆竣，乾隆帝亲制《中州治河碑》，褒奖胡宝王泉与裘日修“不惜工，不爱帑，不劳民。”
胡宝王泉深知，治理水患，绝无一劳永逸之事，因此在取得初步成效后，继续专心防患，他“督令州县经理沟洫，每一州县中开沟自十数道至百数十道，长自里许至数十里，宽自数尺至数丈，皆以足资蓄泄为度”。“自是连岁大稔”。二十五年（1760），他又建议对已建堤坝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得到了乾隆帝的批准。这年冬天，胡宝王泉被调往江西。次年七月，黄河又于河南境内决口，乾隆帝再次将他调回河南。这时的胡宝王泉已68岁，但他不顾体弱多病，仍以治水为己任，全心扑在治河上。他上疏建议将逼近决口处的贾鲁、惠济两河增筑堤堰，两岸多挑渠港，同时建滚水坝，以导黄河水入两河。乾隆帝称赞他的办法是事半功倍。
远怀念这位为治河事业十几年如一日，鞠躬尽瘁的河道官。
殚精问民苦 勤敏功绩著
乾隆二十七年（1762），正在胡宝王泉专心治水的时候，由于长年奔波，积劳成疾，他终于病倒了，而且病情相当严重。乾隆帝闻讯，派专人去探望。这时，胡宝王泉请来人向皇帝转呈他的一个奏折。这是处于病危之际的胡宝王泉上的最后一个奏折，这里既没有谈自己的病，又没有向皇帝提出任何个人要求，通篇所谈，仍旧是他念念不忘的治水问题。他汇报了自二十三年河工告竣之后的各项水利工程，其中谈到各州县所开沟渠，应“每岁或春融，或农隙，随时加浚宽深”。乾隆皇帝看到胡宝王泉的病危谏言，大为感动，他敬佩这位老臣鞠躬尽瘁的精神，因此，急速赐药派太医，争取抢救胡宝王泉，同时，又将胡宝王泉在河南各州县开沟渠的做法令直隶总督仿行。
乾隆二十八年（1763）正月十八日，胡宝王泉病故。乾隆帝“深轸惜”，特加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衔，赐祭葬。胡宝王泉的去世，使黎庶“悲思”，士友“追念”，时人“陨涕”，人们为“朝廷失一公忠任事之贤臣”而惋惜。这一切，正是对胡宝王泉的最好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