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张茂，这本书的作者，眼下是“山水别院”这个民宿的主人。
这本题为《山水别院情理史》的书，是我在经营了山水别院近两年之后才勉强完成的。在书的第四章，写了我从一个中学语文老师，变身为一个民宿主人，这之间最重要的心理历程。
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没有下定决心的时候它是诸多烦恼的来源。可是一旦下定了决心，它就不再具有左右你的能力了。当你真的不管不顾着单枪匹马地冲过去的时候，与之相关的一切也都不再具备伤害你的能力了。你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且发现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几乎脱胎换骨成了另外的一个人。
这段话，用来描述我的这次转行，再合适不过了。
但我不打算细说我的创业的经过，因为它至少是与这本书的主题不相关的。如果将来有一天，我写到了别的相关的内容，再告诉你们也不迟。
这本书的书名叫作《山水别院情理史》，是我再三考虑的结果。我当然也担心“情理史”这样的字眼不能很好地吸引读者，甚至有可能让人望而却步。但我又觉得再没有比它更合适的书名了。至于为什么，接下来我会解释给你们听。
从教师变成一个民宿主人，对我来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对于教师这个职业我虽然谈不上有多热爱，终归是不讨厌的。使我急于从中逃离的是前妻的背叛（但即便是逃离，也不是逃离职业，而是逃离原有的生活轨迹），而这逃离的结果就是我来到了山水别院（那时，它还没有“山水别院”这个名字，至于这名字的由来，容我后面再详述。但为了叙述方便，不论它的命名前与后，提到它时我都一概只用这个名字）。在这里我找到了我爸爸生前的日记，从中得知了有一位舞蹈老师可能作为“红颜知己”存在于他的后半生里。
找到毋老师时，她已经卧床不起了。她交给了我一沓厚厚的手稿，是她的自传，正是本书的第五章，除了做了些校对以外，几乎一字不改（就连其中一些明显的年代错误，也只是以注的形式标明了）。在毋老师生前最后的日子里，我又去看望了她很多次，听她讲述了一些她的自传里没有提到的故事。那时，她总是惦记着山水别院，说它这也好那也好。
她把由她保管的那把钥匙交还给我了，还问我有没有想过把那里改成一家民宿。就是这句话，使我意识到还有这样的可能性。我当然也知道创业的艰难，明白凡事都不是动动嘴皮子就能做好的。我虽然谈不上有多喜欢我的教职，但它确实是一份旱涝保收的工作，未来也有养老的依靠。
考虑了很多，没能立刻下定决心做这件事情，往后又上了一个学期的课，就算是忙碌地备课和批改试卷的时候，心思也不免飘到那遥远的山村小院里去。为了这一点，我回去得很频繁，终于一点点地将这小院和房子里的一切慢慢收拾出来了。
在毋老师预感到大限将至时，我设法满足了她再来一次山水别院的愿望。就是那次，我见到了她提到了很多次的优秀的侄子。他是个高挑瘦削的中年男人，长相清秀，很有学者风范，说话做事都让我觉得很舒服，说是“如沐春风”也不过分，他的名字叫毋畏。再往后，山水别院正是作为一个民宿开始运营时，他帮了我不少忙，也很经常地来照顾我的生意。
因为毋畏，我认识了牛小玫，她是那种乍看就让人眼前一亮的美女，而且举止动作都很优雅，谈吐也颇有远见卓识。她整个人是那种不温不火的，说得不多，笑容也是浅浅的，似乎有天生的疏离感，但又有着莫名其妙的引力场。她似乎偏爱素色的衣服，身上穿着的总是黑白灰，这在她身上又显出无限的高级感出来。
初次见面，我就觉得毋畏和牛小玫是一对天作之合，令人羡慕的神仙眷侣。等到和他们交谈后慢慢熟悉了，才发现他们竟然都不是彼此的“原配”。关于牛小玫的故事，是她在养病期间久住山水别院时慢慢口述给我的，那时她已经为疾病摧残得逐渐行销骨瘦了。她说话的音量很低，但比以往任何一个时间都更愿意说话，累得气喘吁吁也在所不辞。
在交谈中，我透露了毋老师的手稿和我爸爸的日记的存在，她倒没有要求阅读。她那时视力已经不大好了，也常常感到疲惫。时常膝上放着一本书坐在花荫下的躺椅上，一上午也读不完一页。
把大家的故事串起来变成一本书的想法是牛小玫提出来的，我还记得那天她的脸色因为兴奋不已泛起了少有的红晕，连无声无息坐在一边的毋畏也面有喜色。他们都觉得我是做这件事的最佳人选——我曾经是中学语文老师嘛。不过，说实话，在此之前我还从来没写过这么长的东西呢。
山水别院的客人很少，大多数都是回头客和他们带来的关系亲密的人，所以我有许多的空闲时间。因为有了许多空闲时间，我的阅读量也大幅提高了，渐渐产生了“写长篇也不过如此嘛”这种不自量力的想法（往后真的动笔开始写了，自然明白了任务的艰巨，数度产生了放弃的想法，好在虽拖延良久终于完成了）。因为这些，我答应了。
再往后，就是收集故事的过程，毫无疑问是从对我家历史最熟悉（甚至比我还熟悉得多）的毛伯伯开始的，谈了许多，我也从家里找出了许多东西来佐证或者矫正他的说法。
另一条线路，我想该找找当时在葫芦村开设超市的那位实业家毛大富（考虑到年龄，觉得他很可能已经过世了，但还是想找找看），经过对超市系统的人员的走访，好不容易找到了他的女儿花姐毛心爱，她已经是一位步履蹒跚的老太太了。
我找到花姐（称呼一位年过七旬的老太太为“花姐”，确实有点怪怪的。但她执意如此，因为这是她尚在闺中时的名字，是她少女时代的最后印记了）时，她已经第二次成了寡妇，再婚的丈夫又先她而去，而他们在第二段婚姻里面并没有留下孩子。她的唯一的女儿，黄圆圆很多年前就去世了。这一切，都使得花姐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孤寡老人。在我去拜访她，听她讲故事的时候，倒是碰上了两次居委会的人来看她，可见她还算得到了不错的照顾的。
花姐很愿意给我讲她以前的故事，但是她的时间线路很混乱，而且和山水别院似乎没多少关系。要不要记录下她的故事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也曾经犹豫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最终还是决定记录下来。尤其是在后来发现由我和由毋老师出发的两条线路都能到达她的故事里时，我感到冥冥之中自有要我这样做的天意。她的讲述，我梳理完之后放在了第二章里面。
花姐拿给我看的，她的女儿黄圆圆在离开家读大学之后做的一些手帐，并不是日日都有的，常常有很长一段时间一个字也没有。手帐的内容主要是待办事项和一些简短的大事记，极少地心情短记。因为年代久远，纸张都发黄变脆了。花姐一开始用透明胶修补那些破损之处，往后，似乎有谁告诉她那样是不行的，她改成了剪下小纸片用固体胶贴在上面。她把那些小本子看得极珍贵，小心地压在枕头下面，小心地拿出来抚摸，留着它们就仿佛女儿只是离家去上大学了似的。因此她只愿意给我看，而不愿意借给我带回山水别院去慢慢研究。所以我只好一趟一趟地上她那里去，终于把花姐的故事和黄圆圆的手帐听得看得差不多了。
至于发现黄圆圆曾与毋老师相识（严格说来，她们不算师徒关系）这一点，纯粹是偶然。花姐对女儿这段想学舞蹈而没有实现的经历是丝毫不知道的。我是从毋老师的讲述里得知有这样一个女孩的存在的，但名字记得不真切了。等到我走访到了花姐那里的时候，毋老师和黄圆圆都已经作古了，事情本来已经没法考据了。但万幸的是，在圆圆留下的遗物里，有一张照片，是她和毋老师的合影，圆圆是个有着青涩笑容的小女孩，而毋老师也还年轻。
我只见过年迈的毋老师，也没有十足的把握指认照片上的年轻女人，于是向花姐千保证万保证，终于借得那照片拿着去找了毋畏。
那时牛小玫才刚刚过世（从第三章结尾她在栈道上晕厥往后，她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住院和养病，最终是在自己家里香消玉殒的），我每次去见毋畏都约着在他们位于豇豆镇郊区的大房子里，他总是安安静静地坐在窗前等着我，有时他的腿上趴着一只胖乎乎的打着呼噜的大橘猫，有时猫在不远处的地上打滚，总之猫比他有活力。这猫是牛小玫在病中捡回家的流浪猫，对于毋畏来说，几乎就是亡妻的化身。
毋畏看了照片，不声不响站起身朝屋内走去，进了门才回过头了用眼神招呼我进去。在他的书房里，他把一本厚厚的，泛黄的相册摊开放在我的面前，正中间的那张，与我手中的这张，一模一样。是黄圆圆和毋老师无疑了。
我也翻看了毋畏拿出的相册，是些毋老师人生各个阶段的照片，和亲人朋友甚至学生的合影。尤其是她在手稿最后提到的与楚红姐姐每次见面都合影一张，这些照片整齐地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着，完整地展现了两位优雅女性面对衰老的过程。待我翻看完，毋畏竟然提议相册由我拿走吧——他说姑姑把自传交到了我的手上，也一定希望相册一并交给我的。本来在创作这本书的时候，我是想挑选一些照片作为插图的，但想来想去还是作罢了。书中人物的名字，除了我的爷爷张全有、爸爸张东梓、我张茂以及毋老师毋春花，其他的名字都是化名。既然这样，照片是断然不该公开的。
于是，我又带着毋老师的相册去了花姐家，简单地给她讲了毋老师是一个何等可贵的人，转述了毋老师讲过的关于黄圆圆的故事。这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又一次地在我面前涕泪交流，她以为对女儿比别人都更了解，她以为不过是女儿离开了家她们才疏远了，她从来没想过，早在那之前，她们就已经有许多不相交的角落了。她总觉得自己是看着女儿长大的，她不知道她只能看见肉体的成长，而看不见心灵的变化。
成文过程中，我把这段虽然是由毋老师那里了解到的故事，放进了花姐的篇幅里，为的是上下文更连贯，更方便读者理解。
第二、三、四章，都是由当事人亲身讲述的故事，我再以第三人称的形式转述出来。虽然为了力求准确需要做不少核实和校对的工作，但大抵有法可依。人的记忆力在许多时候是相当不可靠的，往往常常把事实歪曲而不自觉。我已经尽力矫正我能发现的错误了，但漏网之鱼总是难免的，还请指正和谅解。
最困难的是第一章，关于我爷爷的故事。一开始我只能依靠毛伯伯的讲述，那对他来说也是年代久远的事情了。为了尽可能的还原葫芦村的原貌，我走访了村里的许多老者，然而他们也只有碎片，还有许多的各执一词。从超市那个角度入手我也尝试了，无奈几乎没有多少早期的记录。村史、镇史都是没有的，县大事记亦参考价值极低。在那段时间里，我相当郁闷，四处奔走而往往一无所获。心情跌倒了谷底的同时，感到非常荒凉。山依然在那里，房子仍是当年的砖瓦，甚至长寿的树也只是比那时长大了些，可是那时的人们和他们的故事，却已经几乎无法考据了。人是何等渺小的生物，自以为雄才大略的一生，归根结底有什么用？
如此悲观，如此绝望，这正是这本书耗时那么久的原因。这第一章，是最让我感到头痛和力有不逮的部分。我只好拿出自己拙劣的想象力，配合能找到的不多的历史资料进行“再创作”。这个部分，是我感到最心虚的部分。
从我（在第四章中记叙的）第一次回山水别院，到山水别院作为一个民宿开放，耗费了一年多时间。在这之后，又过了两年多时间，我的这本《山水别院情理史》才勉强创作完成了。它是由与山水别院这座乡下小院相关的好几个人的人生故事组成的，是历经了好几代人的故事。故事主角们本身，肯定大不相同，但他们有各自人生想要追求的东西和他们自己的各不相同的枷锁。他们都用自己的一生展现了“情”与“理”的难以取舍，以及做出不同选择的结果——这是本书最终题为《山水别院情理史》的原因。
书中有一些颇应当谨慎记录的情节，比如牛小玫与养父的关系，这些，虽然是经得当事人同意公开和遗属（由毋畏牵线，我亦见到了牛小竹，交谈之后他同意只要化名即可发表，并且补充了一些关于他姐姐青少年时代的细节）亦愿意尊重死者的心愿同意公开，但因着死者已矣，还请大家不要再多纠缠。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惟愿逝者安息。
小院的名字，最终决定为“山水别院”，其实不是由我做主的。我读完了我爸爸的日记，了解到他在晚年也有将家族企业脱手而搬回小院养老的打算，但并没有关于小院命名的只言片语——如果仅仅用作居住，名字并不是必须的。
“山水别院”这个名字，是我在家里的旧书堆里发现的。那是一张黄色毛边纸，仅仅是横向地写着这几个字。这张纸夹在一本泛黄的关于庭院设计的书里，纸的一角甚至有一个我至今没找到出处的红色的印章。
这本书里，有许多的笔记，但那不是我爸爸的笔迹。我因此，愿意相信那是爷爷留下的。为了佐证这一点，我又去翻了许多别的年代同样久远的藏书，在许多关于园林、庭院、园艺、农业的书里找到了相似的笔迹。我更坚信自己的判断了，认定这些都是我那创业成功的爷爷的曾经用过的功。
“山水别院”这个名字，于是成了爷爷选定的，我甚至在仓库里找到了一块没来由的木板，能说服自己相信我的爷爷曾经想把“山水别院”几个字刻上去。这种想法，对我来说又是水到渠成的。就像第一章的结尾一样，爷爷的死因是明确的，但关于他是自杀还是死于意外，并没有明确的定论。而倘若我的爷爷还要给院子挂上一块名牌，那他是必不会自杀的。
由此“山水别院”成了小院的名字，由我完成了爷爷的遗愿，亲手将这几个字挂到了院墙上。在我看来，它绝不仅仅只是一个四个字的名字，它是一种用尽力量去与生活搏斗之后，将残余的生命力留给自己的处所；它是一种走遍千山万水，终于归来故乡，并能“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淡泊。
（全书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