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我们就从布琼布拉出发开车前往山区。路上，德奥不时停车下来凝视甘扎山土黄色的山头，并拍了至少一百张照片。有一天，我们开往山区深处，去德奥出生的地方。公路围着德奥小时候爬过的山上上下下地盘桓，而天空越来越晴朗，风力逐渐加强，空气也愈发清凉，视野慢慢开阔了起来。我们时常要停车，好给牛群让路，有时长长的牛角差点顶碎我们的车窗。德奥和司机就像两个怪老头，大声唠叨着现在牛和以前都不一样了。我们路过一间茅屋，一面墙上还有可口可乐的标志。
“可口可乐都可以送到这儿，但是药品却到不了。”德奥说，然后无奈地笑了笑。这次和我们一同前来的还有德奥的几个美国朋友——三个医学院同学和一个健康同盟的医生，他们来是为了帮德奥开展他的诊所建设。其中一个还开玩笑说世界卫生组织可能不会把可口可乐列入服务中。后来，德奥变得越来越沉默。
汽车沿着一条单向土路爬最后一个山坡时，我第一听说了Gusimbura这个词。德奥提醒我不要提起他那去世的童年伙伴克洛维斯的名字，这时，我才知晓了Gusimbura蕴涵的意思：比起不体谅他人来说，提起他人的痛苦回忆更为糟糕。德奥已经离开他的“山”、他的家乡、他的亲人朋友差不多有十四年了，或许他也是在提醒自己，或者试着让自己为接下来要发生的事做好准备——他知道接下来会是什么样。
我们先在桑噶扎停了下来，德奥就是在这个镇里上的小学。那时，学校旁边有块墓地，我们穿过先前的墓地往校舍走。我怀疑我们是否路过了克洛维斯的坟墓，但德奥已经记不起他葬在哪里，而所有的木制十字架也都没有了。现在，这里只是一片坑坑洼洼的牧场。德奥说，现在这块地属于一个布琼布拉人所有，这就意味着附近的人要把他们死去的家人搬到更远的地方。
我们慢慢地往校舍的方向走，现在学校正是年假，四周没有一个人。眼前的学校看起来比德奥记忆中更为破旧，或者顶多是一样破旧。德奥指着四年级教室的窗户，教室里有一捆桉树枝，就竖在老师书桌旁边的角落里。
然后我们继续往布坦扎前进，德奥父母离开这个地方已经有十三年了，但是家里的很多亲戚还在这儿，其中就有德奥的奶奶，德奥当然要去看看她。我们由德奥领着走山路过去，那条路还是德奥上小学时走过的。小路和路两边的风景基本上没什么变化，但光秃秃的山顶已经重新种上了松树，而且再也见不到猴子和猩猩了。
德奥的奶奶在我们叫门后过了好久才出现。奶奶现在一听说有人来看她就十分警惕，德奥来之前就听说了：“每次奶奶看见有人往这边走，就会担心来人会带来什么坏消息。那人进了院子，奶奶会在见他前先找另一个人说：‘过去问问那人有什么事。’”过了一会儿，德奥奶奶在一个小女孩儿的搀扶下，颤颤巍巍地走了出来。这个瘦小的老人全身上下裹着色彩鲜艳的花布，只露出她那张饱经沧桑的脸，但她的眼睛依然明亮而机警。老人和他的孙子拥抱，然后问怎么过了这么久才来看她。
这个团聚的场面并不像是那句布隆迪谚语说得那样欢喜。德奥瘦长的身子环住了奶奶，他伸开胳膊抱着她，轻声地笑着，但我觉得他眼泪马上就要流下来了。也许现在，他想到了爷爷隆基诺，想到了隆基诺已经不在了。但是我马上意识到我不能问他，不能让他感到Gusimbura。
德奥本来不想提前通知布坦扎的乡亲他回来的事情，但结果我们到时，好像整个镇子有一半的人都出来迎接他。德奥身边围满了住在附近的所有亲戚，还有一些是德奥走后才出生亲戚，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向德奥诉说自己的苦楚。一个上了年纪的隆基诺的表亲抓着德奥，说出了其他所有人想说但没有明说的话：“给我钱。帮帮我。”
德奥逃出人群，爬上了荣达山陡峭的山坡。
“天啊，我想我这是第一次穿着鞋走这条路。”德奥指着一处山坡，那里遍是嶙峋的岩石，克洛维斯就是在那里突然感觉不舒服的。德奥又在他家旧茅屋所在的地方转了转，现在，那里是一片牧场中的一丛杂乱灌木——十几年的雨季早已把房子燃烧后的灰烬冲了个干净。德奥又转身向上爬，往一片松林走去，但路上他又回过头来，盯着以前家的位置看了好久。
现在已是傍晚，树影长长地拉到了草地上。德奥说那时在山上的生活十分辛苦，土地贫瘠干涸，要走又长又陡的一段路才能打到水，更别说他们夏天要走多少路才能把牛群赶到牧场去。慢慢地，德奥轻声说着，思绪好像跨过了一条模糊的界限回到了过去，这界限就好像雨和雪的区别一样，他看到了另一番风景。德奥笑了：“我最喜欢晚上在这儿待着。这里既安静又凉快，而且天上都是星星。我还记得第一次在这儿看见流星时的情景，那时我吓得跑去找我爸爸说：‘天上下火了！’”
我们下山的时候，德奥还是笑吟吟的，但很快，他就再也笑不出来了。
有几个男孩儿一直跟在我们这一群人后面——我还以为他们可能是出于好奇，可事实上不是那么回事儿。现在，他们一个个悄悄走到德奥跟前，说他们的妈妈想和德奥私下里谈谈。德奥看着我，告诉我要怎么脱身：“等我们到了布坦扎就马上钻进车里，告诉其他几个人。”
德奥没有责怪那些同乡。他们怎么可能知道，即便身在他们眼中的Iburaya，德奥也只是个穷学生，还欠了那么多债务。而且德奥也知道肯定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也是德奥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有回来的原因之一。后来我问德奥，他以前有没有想过他再也不要回布坦扎，现在他是不是后悔这次回来了。德奥承认这些经历都让他十分痛苦，他确实想过放弃所有的家庭责任，甚至舍弃亲情，在这个世界上当一个无牵无挂的“孤家寡人”，和过去的生活一刀两断。刚到纽约的头几个月里他也确实尝试过这么做，但是根本行不通。
“这样做比承担起那些责任更要痛苦，毕竟，这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德奥说。
去年夏天，德奥在卢旺达的健康同盟医院工作，那时来了一个病人，脾脏肿胀，十分痛苦。病因并不复杂：如果得了疟疾却不能及时治疗，就很容易引发脾脏肿大。但是，病人腹部高高肿起的部分周围还有好几个圆形烙印，这让那些美国医生很不解。而德奥一眼就认出了这些疤痕：这个病人的家人——很可能是他的爸爸——曾把一根铁棍的一段加热，然后烙在了病人觉得疼痛难忍的地方。德奥小时候，父亲也这样做过。那时，德奥爸爸把一支长矛的一头加热，然后烙在德奥大腿上的一处脓包周围。那时，因为皮肤被灼得生疼，以及打心眼儿里对狠心的爸爸的憎恨，德奥反倒能一时忘了脓包的疼——虽只是暂时。
“这是以一种疼转移人们对另一种疼痛的注意力。”德奥这么形容这种做法。在卢旺达和布隆迪，人们缺医少药，但经常承受病痛，所以常会采用这种土法子。这种办法虽然会暂时缓解疼痛，但是让人心里愤恨不满，而且会对病人造成更大的伤害。在德奥看来，这种方法其实是利用了一种有着广泛应用的心理现象——疼痛是分层次的，最上层、最折磨人的疼痛可以让人忽略下层稍轻的痛楚。德奥觉得，故乡的人们常年承受着最惨痛的伤病，这让他们对其他疼痛已经麻木了。德奥说，现在在布隆迪，只要死的时候没怎么遭受暴力，那就可以称得上是“好死”。
在布隆迪旅行时，我时常会想起德奥的这种说法。
我们在布鲁里省的山区待了几天。一天下午，德奥和几个美国年轻朋友去一个瀑布边攀岩，他现在还是很喜欢在乡间长途跋涉，这是我怎么也没想到的。他们爬上另一个瀑布，又攀上一座悬崖，在那儿，他们发现了一个小村落，有六户图西家庭在那里定居，德奥还帮他们收拾了一头不老实的牛。
“当然，我就是放着牛长大的，我知道怎么收拾他们。”德奥和那些人聊了起来。他们告诉德奥，他们是内战的时候赶着牛群、带着庄稼苗逃出来的，后来就在这山头定居，周围很远都没有人家，而且也没有什么公路或小路能到这里。“那上面真得很美。”德奥告诉我。我猜想，有那么一会儿，德奥是有些羡慕他们的。
后来我们又去参观布塔神学院，这是一所位于山区的天主教高中，是布隆迪最好的中学之一，而且这所学校对德奥家来说有特别的意义——1997年，德奥的一个弟弟就是在这里被杀，而另一个弟弟勉强逃生。这些事大家都心照不宣地避而不谈，起码在德奥家没人会说。在我们去参观这所学校之前，德奥从未跟我提起过他有个弟弟被杀害了。甚至在从学校回来后，德奥也没再谈起这个弟弟，也没说他记忆中的弟弟是什么样子，或者他们以前一起做过的事情，什么都没说。德奥所表达的只是对这个弟弟的喜爱和怀念——完全是通过沉默表达出来的，而我明白他沉默的含义。
德奥家的一位老朋友给我们带路，他叫查歇尔·布库鲁，是位神父，个子很高，肩膀宽厚。从1997年开始，他就负责这所学校的管理。在内战期间，虽然周围的环境一片混乱，但是查歇尔完成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他避免了学生间的争斗，维持了校园的和平。
查歇尔没收了学生们的收音机，每天晚上，他让学生们聚在一起，让他们聊聊天。当有胡图男孩和图西男孩吵起来时，他就柔和地劝劝架。这种做法果然有效，但没想到，结局却是那么悲惨。
“在这儿，胡图人和图西人聚在一处，一起祈祷。我们就是民族团结的好例子，”查歇尔告诉我，“但是那些人——英语怎么说来着——哦，毁灭了我们这种和平相处的种子。”查歇尔口中的“那些人”指的是胡图反叛集团的一个小分队。1997年4月30日，这支小分队从山区攻进来，像一群饿狼一样冲到学校中。
这些士兵撞开宿舍的门，然后他们的首领——奇怪的是那竟是个卢旺达女人，然而在这场种族屠杀里却是个老手——命令所有的学生按民族分开：“胡图兄弟们站到这边，图西蟑螂到那边!”但是那些胡图学生不愿意抛弃他们的同学，士兵就要把他们全部杀干净。据说有些孩子已经奄奄一息了，却仍然向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神像祈祷，哭着请求上帝原谅这些杀他们的人，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学校里当时总共有一百五十个孩子，有些受了伤，有很多逃了出去。德奥的一个弟弟幸存下来，据说他是沿着一条绳梯下去的。虽然只是一只脚受了点轻伤，但是他的整个心灵遭到了沉重打击。那天，总共有四十个学生惨遭毒手。
那些民兵的目标本是查歇尔，我没有问他是如何幸免遇难，但我有种很强烈的感觉，他一定也在内心深处一直拷问着自己的选择，以及这选择所带来的结果。他只是开始给我讲述整个经过。查歇尔精通多国语言，但是英语并不是很好，为了让我听明白，他才勉强用英语交谈。
听到枪响时，他正在自己的卧室。
“我说：‘上帝，发生什么事情了？’我还说：‘哦，我的孩子们，我该怎么办？’我想跑出去，找孩子们，保护他们。这时，我又听到枪响。”他模仿着重型机关枪的声音。
他是躲在办公室后面的仓储室才活下来的。他带我和德奥到了那个地方：“我当时觉得，我真要死了！想想，外面，三百个民兵，附近可能有五百，他们都喝得很醉。你能想象吗？当时太恐怖了，那是地狱！这面墙他们砸坏了，我们后来又修起来。”
然后他带我们到了纪念堂，在一间小教堂外，有四十座小墓穴，全部被漆成紫红色。祭坛上挂着这四十个遇难男孩儿的画像。
“哦，孩子们，我可怜的孩子们。”查歇尔声音原本深厚低沉，但现在他激动不已，不禁抬高了声调。
我看着这些孩子的画像说：“知道吗，查歇尔，看看他们，我根本分辨不出来他们谁是胡图人，谁是图西人。”
“就是这样！”德奥低声说，但是语气生硬，显然在这种地方并不能大声说话，“那些凶手自己也分不出来！”
“对，他们分不出，”查歇尔小声说，“所以他们问，因为他们也分不出。我们其实都一样。”
那之后查歇尔又在学校待了两年，然后就去了法国的一家修道院，但因为想念这个地方，他最后还是回来了。他组织在学校旁边建了一所修道院，现在，修道院的房屋刚刚建好。他带我们去那儿看了看，然后给了我一本他写的书。书名用法语写成——布塔四十小烈士：生死与共的兄弟。他说他以后会一直待在这里，他说：“我会在这里祈祷，为这个世界，为布隆迪，我会一直在这儿，默默祷告。我还会工作、学习，默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