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贷环境收缩、实业经营环境惨淡，民间利率走高是上市公司开始大量涉及委托贷款的背景和动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0月15日，两市已有139份关于“委托贷款”的公告，涉及79家上市公司，累计贷款额度超过200亿元。大多数上市公司委托贷款发生在关联企业之间，上市公司变身为资金枢纽，给控股子公司提供低利率贷款。上市公司对外委托贷款则大多流向受政策控制的房地产及相关行业，年利率最低为12%，最高则达到24.5%。
上市公司“放贷”固然是为了谋求更高的业绩，然而今年以来一张张委托贷款展期公告的出现，让外界开始意识到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的风险已开始向上市公司传递。
融资“掮客”逃亡
温州的“跳楼”事件远没有结束。
2011年9月23日凌晨，温州人才大厦楼下血迹斑斑，一名女子从26楼跳楼身亡。
她名叫“阿慧”，是温州猖狂的民间借贷业中一名“借款人”。她跳楼的直接导火索则是另一名女子——陈繁蓉的失踪。
陈繁蓉对外公开的身份是邦本印刷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实际上她是一名高利贷房贷者，温州人称此类人为“老高”。陈繁蓉与“阿慧”同住在温州人才大厦，又有些沾亲带故的关系，于是，阿慧便将自己名下的几套房子抵押贷款，共筹措到2000万元交由陈繁蓉发放高利贷，获取暴利。岂料陈繁蓉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绝望之下的阿慧从陈繁蓉的家里跳楼自尽。
与阿慧同身份的人还有数10名，他们都与陈繁蓉相识，或主动或被动地成为了陈繁蓉这位“老高”的“下线”。在阿慧跳楼、“老高”消失后，这些“借款人”却纷纷收到温州鹿城农村信用合作银行矮凳分理处的贷款确认函。也就是说，每人30万元的贷款已经跟着陈繁蓉这个女人一起不翼而飞，接下来还债的就是更多的“阿慧们”。
一位“借款者”小张告诉记者，2011年9月初，他听说陈繁蓉是鹿城农村合作银行矮凳桥分理处的老客户，有些银行优惠服务可以给自己人，便同意把水电费账户转移到温州鹿城农村合作银行矮凳桥分理处，陈繁蓉可以每个月代缴水电费并每月给现金1500元。
在陈繁蓉出示了一张职务为矮凳桥分理处营销人员的名片后，小张便去矮凳桥分理处陈繁蓉处办理了手续，按了手印。
9月24日，周六，鹿城农村合作银行总行的一个工作人员给小张打电话，要到小张家里做贷款对账，要求他签一份贷款确认函，确认他名下有一小额循环贷款，金额为30万元。“我连贷款卡也没有，而且提款也应该是我本人出面，但是什么都没有参与，30万元贷款就被划走了。”小张称。
很显然，陈繁蓉的行为不仅仅是高利贷问题，还存在着骗贷等经济犯罪，而众多的人员与高额的金额，显然不是陈繁蓉一个人可以搞定。在相关部门的介入下，抽丝剥茧后发现，陈繁蓉背后牵涉到的有政府公务员、银行职员等。
据称，陈的前男友与鹿城农村合作银行矮凳桥分理处主任李军有交情，于是通过这一层关系，众多“借贷人”的贷款都来自于此银行。在陈败落后，李军也立即被接受调查。
作为“老高”，陈繁蓉的巨款到底放给了谁，才导致资金链断裂“跑路”一走了之呢？有消息称，陈的部分资金都是为龙湾区沙城镇副镇长董宇驰筹措的。7月底，董宇驰无故旷工，最后被发现董一家人全部消失，包括父母妻儿在内。
一环套一环，参与人数众多，民间借贷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承诺返还的回报比银行利息高出许多倍。
环环相扣的借贷关系，貌似风平浪静，但只要其中的一环断裂，则整个利益链条都无可避免的崩溃。这样一种借贷关系，有着传销式的组织模式。这种倒金字塔结构式的传销借贷，真正的受益者处于塔的顶端，上线通过不断发展下线收取入门费来营利。当下线不能再发展或者发展萎缩时，利益链条的延伸则终止，资金流向金字塔的顶端，那些队伍庞大的下线则成为了整个链条的牺牲品。
这些下线，就是那些普普通通的个人或家庭，他们把钱交给中间人，中间人再转到担保公司，由担保公司发放贷款，他们就是最高级。
宏观调控下银根的收紧就预示着民间借贷的火爆。2011年，温州的民间借贷利率飙升，已经与“高利贷”画上了真正的等号。
相关数据显示，2011年7、8、9三个月，温州的民间信贷年利率分别是24.14%、24.81%、24.43%，约为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月息回报普遍在2分以上，最高的甚至达5分，即年利率60%，而一些地方民间拆借年息已超过100%。
在温州企业主跑路、跳楼的同时，温州民间信贷中不可或缺的主体——包管公司、典当公司、投资公司、担保公司，也纷纷陷入困局，引发了一轮新的“跑路、跳楼潮”。一家担保公司的下面，就涉及成百上千的普通放贷人，担保公司的跑路引起的是大范围内民众的恐慌。9月23日跳楼的“阿慧”，就是在她的上线失踪之后绝望至极，以死偿债。更多的悲剧还在发生。
11月8日凌晨，“掮客”童小陆在其住所被发现跳楼身亡。据了解，童小陆于2011年年初起从银行、朋友、邻居等处筹款上千万元，再以较高月息贷出，因上家跑路、亲戚朋友上门逼债，童小陆在家中跳楼自杀。
11月13日，温州开担保公司兼贸易进出口公司的法人代表林建平、季中芬夫妇在家双双注射海洛因自杀。据初步调查，他们以每月支付3～6分的高利息向民间借贷1000多万元，因得不到银行续贷、无力支付民间巨额借款及利息而自走绝路。
正规的小额贷款公司，在温州只有几十家，而所谓的担保公司、投资公司、寄售行等，却有1000多家，他们正是此轮“跑路潮”中的“主力”。截至2010年底，温州的融资性中介机构数量达1879家，包括186家担保公司、1088家投资(咨询)公司等。
温州金桥信用担保有限公司、温州金泓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分别是温州市担保协会的副会长、理事单位。2011年5月，金桥担保和金泓担保获得了政府部门颁发的融资担保经营许可证。当时，温州市经济贸易委员会颁发首批融资担保经营许可证时，在公告中曾强调：“融资性担保机构不得从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受托发放贷款、受托投资等活动，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但是，在这样一个合法化的身份的掩护下，金桥和金泓的非法集资行为反而越发大胆起来。
金桥担保的负责人是徐密及其老公姚明，而金泓担保的老板则是徐密的母亲钱月珍。钱月珍在温州投资界颇有名气，2005年11月，她曾随国家领导人出访西班牙，北欧中国城就有她的投资参与。徐密女承母业，发展也很顺利。
让放贷人开始疑心的是——金泓担保搬移办公地点。金泓担保原本在豪华气派的温州国信大厦租下半层楼作办公之用，9月13日不少借款人在大门上看到一张搬迁通知：“办公室搬到马路对面的东方大厦一层。”
东方大厦与金融机构根据地——国信大厦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金泓担保搬到了这样一个老旧杂乱的写字楼，借款人开始感到大事不妙，纷纷到金泓担保讨债。
果不其然，10天后的9月22日，金泓担保的借款人已经打不通钱月珍的电话。之后，金桥担保的徐密夫妇也不知去向。
网上开始传出消息，徐密夫妇携款5个亿已经到了巴西，钱月珍则有可能到了芬兰或巴西。
据金桥的借款人自己统计：“金桥担保共借了他们2亿多元的现金，月利息是在1.5%到2%之间。”金泓担保的数目更多。但谁也不知道，金桥和金泓担保的钱到底放给了谁。据温州市担保协会秘书长郭炳钞表示，目前温州担保公司在银行的担保余额共有100多亿元。
金融体制之弊
小微企业要想从银行获得贷款，途径非常有限，或抵押贷款，或联贷联保，或担保贷款，或专做与大企业相配套的小企业的贷款。而这些途径，绝大多数的小微企业都利用不上。
据全国工商联调查显示，规模以下的小企业90%没有与金融机构发生任何借贷关系，微小企业95%没有与金融机构发生任何借贷关系。而温州有36万家中小企业，很多中小企业，能从金融机构取得贷款的占比可能不到10%。这些被金融机构关在门外的企业就只有依靠民间金融来生存发展壮大。
在多年以前，民间金融是温州模式发展的坚强后盾和力量源泉。
然而，2011年民间信贷资金链的断裂，却直接点燃了温州民企倒闭潮的导火索。
昔日美酒，今时毒药，何以至此？
回望近几年来国家的一些政策方针，能窥见其中隐秘的细节与脉络。
2011年，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和浙江省统计局对全省1525家企业景气的调查结果显示，三季度浙江省企业景气指数为133，同比回落6.8点，环比回落2.6点，仍处于“较为景气”区间。企业家信心指数小幅回落，为123.7，分别比去年同期和今年二季度回落10.5点和4.1点，自去年四季度以来，呈逐季回落态势。
与2011年上半年相比，成本高、融资难、订单少、用工难等固有“难题”并未解决，而对行业和经济形势失去信心成了部分企业主的“新难题”。另外，摆在企业主面前的“转型”路，事实上也因企业转向开办小额贷款公司等其他投资性行业走了样，产业“空心化”有扩大的趋势。
从宏观角度来看，企业家信心下降，很容易导致放弃实体经营，转向虚拟经济的情况出现。这样的趋势会严重打击国家经济的持续活力，影响一国经济的稳定性。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危机，实际上就是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实体经济相对萎缩的恶果的显现。
从微观角度看，这样的经济状态会造成企业家“现金为王”的心理，进一步影响他们从实体经济中抽离资本，转入虚拟经济。王和霞就是典型的案例。
“巨邦”鞋业多年来的积累让王和霞的手中有不少闲钱，如同前面提到的，“资本在运动中才能升值”的观念同样深入这个老板的观念。回到我之前的观点：“货币政策的松紧和民间借贷的生长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政策紧了，借贷就疯了。适当放松，民间借贷也不至于这么疯狂。”随着国家货币政策的转向，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开始出现资金问题，借贷需求高涨。看准了时机的温州商人们开始疯狂地投身到民间信贷领域。一时之间，温州街头的信贷公司如“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而王和霞自然也不会放弃这样一个好机会。
实际上，早在2009年中旬，嗅觉敏锐的王和霞就已经与两个朋友一起开办了一家担保公司。当时王和霞出资2000万元，两个朋友各出资1000万元。
不过这些资本显然不够维持一家担保公司的运作，于是王和霞的两个朋友又向当地的高利贷以一分利的价格借来5000万元资金。
在运作初期，王和霞的担保公司顺风顺水。由于温州地区有着较为普及的担保人制度，民间融资也比较顺畅，温州企业的资金周转周期又比较短，因此在担保公司刚刚成立的时候，放、贷都非常流畅，不存在任何问题，王和霞也大赚了一笔。
但是好景不长，到了2010年，大量的私营小企业开始倒闭，这些企业给王和霞的担保公司带来了一大批坏账，不过当时的王和霞和朋友还是靠着办工厂赚的钱维持了下来，他们期待着经济形势转好的时候把这些钱再赚回来。
不过，王和霞和朋友们期待的那个“好日子”并没有到来，取而代之的是继小客户倒掉之后的大客户的大面积“死亡”，这彻底让王和霞和朋友绝望了。
王和霞的担保公司里，相当一部分本金都来自高利贷。公司正常运转的时候，王和霞利用自己贷款的利息高于高利贷而获利，贷出去的钱能够按时收回，王和霞也不用担心高利贷的问题。
可是现在的经济形势骤变，偿还之前的高利贷和利息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随着担保公司的客户倒闭的越来越多，王和霞偿还不了的高利贷也越来越多。当年1分利的5000万元借款，已经演变成了几个亿的包袱了。
“借高利贷，放高高利贷”，曾经是王和霞的生意经，按照这个生意经，只要放出的贷按时还，前面几个环节的问题就都不是问题，但是当问题偏偏出在这个环节的时候，王和霞的生意经就出问题了。如同其他的企业主一样，“跑路”，也变成了王和霞的必然选择。
除了融资难，还有微观层面的制度之弊。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来袭，中央政府提出了“4万亿投资”计划。在如此强力的兴奋剂的刺激下，中国经济保持着高时速，大有一枝独秀的劲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