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布全世界的温州人，成立了大大小小的商会——旨在“相携相伴，商行天下”。以商会名义成立的担保公司似乎更加能说明这种团队精神。2003年，新疆温州商会中的15家骨干企业出资组建的新疆宣乐担保有限公司，为新疆的温企提供专业信用担保，成为第一家温州商会担保公司。之后，合肥温商担保有限公司、昆山浙商投资担保公司、桂林温州人信用担保公司等纷纷成立，“担保公司是为解决会员、非会员企业融资难问题而成立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温州人创办的企业”，商会的担保公司搭建了良好平台，为温州商人与各大银行建立良好授信关系提供了最大的助力与后盾，让人们确信“温商”已经成为银行授信“金钥匙”。
与此同时，还有各种投资公司、风险投资也纷纷成立，直接参与到了投资放贷的环节当中。神力集团和温商林阿信创立上海首华创投公司，并成立了针对温商的转向基金，还有一些投资服务类机构涌现，如温州聚才投资有限公司、温州天银投资有限公司、温州恒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
尽管如此，但在温州本地，已经有众多的“担保公司”产生变异，把手伸向了“民间非法信贷”。每当中小企业融资受挫，或国家政策银根收紧时，相应的民间信贷形势——高利贷就异常繁荣，温州担保公司的盛宴也同时开启。
知情人士透露：“温州小型的担保公司早已成为民间资金集结借贷的重要载体，我们这里称为‘倒款’。就是将亲朋好友的资金汇集，然后放高利贷。以自然人名义放贷的真实利率，和以担保公司名义开具的‘担保合同’约定的利率不同，‘两张合同’使他们可以轻松应对查处。”
浙江云光泵阀制造有限公司，矗立在温州永嘉瓯北的一家工业园区内。朱吉光为此风斗争了整整20余年。
2007年，当自己多年的生意伙伴叶贤敏的企业资金困难，亟须银行贷款，朱吉光像所有有义气的温州商人一样，以自己公司的资产为朋友做了担保。
此后又有多次，叶贤敏请朱吉光担保借款，并告诉他之前的贷款已经还清，深信不疑的朱吉光总是非常爽快地同意。
直到2008年的一天，叶贤敏与一个叫朱天成的人发生矛盾，并因砸毁朱家住所而被判刑七个月，朱吉光才恍然得知，这是一个连环担保案：叶为朱天成作担保而深陷泥潭，为解救自己，无奈之下，叶将朱吉光拉下水，朱吉光成为叶多项高利贷的担保人。叶贤敏进了监狱之后，“老高”找到了担保人朱吉光。朱吉光做梦也没想到的是，连本带利，自己为叶担保的借款已达1000万元，而这些都落到了自己头上。
在“老高”的疯狂逼债之下，朱吉光选择了自杀。
在现行的法规中，担保公司并没有放贷的权限，只能在企业向银行贷款时进行第三方担保。而叶贤敏的所有高利贷都是来自担保公司的直接放款。这种担保公司异化成“地下钱庄”的形式，在温州早已司空见惯。
在温州当地的报纸上，几乎所有的分类信息版面，都被借与贷的广告充斥。“地下钱庄”的存在形式多样，担保公司、投资咨询公司、典当行、寄售行等在实际上也是从事着与钱庄类似的民间借贷活动。
借助着这种合法组织的形式，地下钱庄公开化或半公开化，在高利贷市场中肆意妄为，堪称温州经济肌体上的吸血鬼。这些担保公司隐身在温州市江滨路、景山公园等风景区，以高端会所形式呈现，带有美容、餐饮、娱乐等服务。在这些身价不菲的客人谈笑风生、享受服务的同时，有大量的资金如暗流般流进流出。
比较高端的以会所形式存在，分布在江滨路、景山公园等风景秀美的场所，集美容、餐饮、娱乐为一体，为腰缠万贯的会员提供服务。
有数据显示，温州在2011年底有担保公司186家、典当行48家、寄售行360家，投资咨询公司780家，合计1374家。
在温州经济的发展史上，这种类似与担保公司的“民间借贷”曾被当做中小企业融资的救市观音菩萨，但在2008年温州经济爆发危机之后，这样的机构顿时成了让人闻之色变的“催命阎王殿”。
这些担保公司的背后，往往是一个从事实业生产的大型企业。担保公司的资金一部分来自民间散户，而还有一大部分则来自银行。
2011年，在温州企业“跑路潮”发生之后，人们惊讶地发现，温州“巨邦”鞋业、温州江南皮革、温州耐当劳鞋业等资金链断裂都有一个共同的因素，这些企业都涉足投资了“非法担保公司”。
有人说，在温州的资本链条中，企业、银行、担保公司之间组成了一个等边三角形，相互之间的角色可以随时调换。正常情况下，企业要从银行贷款，必须通过担保公司存入一定量的担保金，然后银行向企业发放数倍的贷款资金。
随着民间信贷需求的旺盛，有不少企业开始低调从事高利贷业务。他们以自己企业的资产为抵押，从银行贷来大笔资金，并不运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放贷到资金缺乏的中小企业。大型企业以低息从银行获得贷款，成立担保公司，之后又立即转手发放高利贷，赚取巨额利息差。在这过程中，中介担保、投资咨询公司“反客为主”，银行沦为担保的角色，担保公司反而成为一个庞大的资金供应商。
银行成为高利贷市场巨大的融资平台，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现象。
这里是昔日“八大王”叱咤一时的地方，是中国第一家私人银行诞生的地方；在这里有中国最活跃的私营企业集群，也有中国最密集的亿万富翁；这里有高密度的奢侈品商店，也有数以万计的名车。后来，这里又诞生了一个在中国其他地方都不能仿效的记录——数十个跑路的大老板。
在温州老板们的跑路事件还不明朗的时候，舆论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温州的私营企业出现问题是一种必然和客观的现象，一些温州企业在近5年的发展中严重迷失了方向，盲目地扩大投资。一些企业投资风险大的奢侈品市场、房地产市场，结果在国家政策专项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双重打击下，大批的企业开始出现资金链紧张的状况。
这种观点认为，温州出现问题的企业只是一些本身就存在问题的企业，它们出现问题是必然的事情。
从后来的事实来看，当时的这种观点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果我们看一下当时出现问题的那些温州企业的投资结果，就会发现，大部分“跑路”企业都存在主业之外的投资。
不过从更加客观的角度去分析，将温州企业的问题归罪于投资，不免有些有失偏颇。任何一家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都需要不断拓展投资领域，如果用我们熟悉的一种投资理念来说就是“不要将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实体经济的投资。
那么，“跑路”的众多诱因究竟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