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层层叠叠，距离我们越近的回忆，越有死生契阔的感觉。
明清时期，浙江温州、处州就开始出现专业的坑户负责采矿，而炉户则负责冶炼：“至于坑、炉各户，多者数十人，少者不过五六人，所费工本无多，煎洗甚易为力，散处众山，零星工作，各自依山为业。”
以分工为基础，出现了矿石买卖行为，而这，就成为了中国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形成。据道光年间《辰溪县志》卷二十一记载：“又有厂民收买炭矿，雇募人夫，煽铸生板，计每炉一座所需雇工及挑运脚夫约数十人。”设炉雇人冶铁的“厂民”多是外来商人，也有土著居民，因而铁厂有客厂、乡厂之分：“其收买炭矿，开设炉墩于县属溪边河岸，雇募人夫煽铸生铁，名生板者，有多厂、客厂之分。乡厂者，数人共一炉墩，各以所获炭矿轮流煽铸，为日甚暂。客厂者，或一人或数人合伙，先期收买炭矿，每秋凉时开炉，至次年春夏之交为止。”
温州，在不经意间就进入了中国经济史当中，不过这些模糊的经济模型还远不能与改革开放之后，温州真正经历的东西相比。
1978年是当代中国商业史的新开端，也是温州人作为“草根商业阶层”实现“中国财富梦”的另类样本。
在新中国经济发展大潮中，温州人敢想、敢试、敢为、敢为天下先，打造了许多令人惊羡的第一；温州人胆大包天、包地、包海、包岛、包油田……占尽市场先机、屡屡得胜。温州人的胆大包天不是个别温州人的行为，它更深刻地体现为整个温州团体的特征和品质而被社会各界广为流传。
就是这段“另类”的市场样本，却有着特殊的历史机遇，它离我们今天的生活不过30年，却又似相隔千万里。尽管我们总在事后感慨“历史有惊人的相似性”，但对于某些历史而言，又是如此不可复制。
草 根
每一代人都需要自己的革命。政策的鼓励，舆论的支持，社会环境的好转，商业形态处于一种懵懂的萌芽姿态。在历史的感召下，许多出身困苦的人，主动或被动地纷纷走上个体工商户的道路，积攒原始资本，为今后的从商之路埋下伏笔。
他们，就是我们。
根底浅薄
这是一群怎样的草根？
他们的出生地，并非“地大物博”，巴掌大的地方既不能“靠山吃山”，也不能“靠海吃海”，唯一一条水路还是死路。而他们的发迹之路，似乎与“知识就是力量”背道而驰。大多数人都是泥腿子下海，与高学历、海归毫无瓜葛，商人的底色大都以“农民”、“小商小贩”渲染；政策撑起保护伞时，他们少受庇佑，往往被边缘化；急刹车时，他们则是风眼，承受着各方的意识形态的压力，是所有口诛笔伐者的活靶子。然而，就是这群人，在巴掌大的温州，顶着“资源禀赋贫乏”的帽子，以彻底弱势的姿态，创造着财富神话，成为经济命题中的悖论。
土地，是中国人祖祖辈辈赖以养家糊口的生产资料。在中国历史上，土地肥沃就意味着物产丰硕，百姓富裕。
温州市位于浙江省东南部，三面环山，东临大海，山地超过总面积78%，“七山一水两分田”之说名副其实。据资料记载，温州在新中国成立前人均耕地仅三分四厘，人多地少，生存压力巨大。
有时候，造物主似乎并不公平。耕地稀缺的温州在地质矿藏上也非常贫乏，除了一些较为廉价的石材，就剩下零零星星的金属矿藏，规模小，开采价值不高。温州所有需要的煤炭资源全部来自外地，由海上船只送来。
属于丘陵地带的温州，周边的山海拔不高，却分外陡峭。温州就更夸张了，清江、瓯江、飞云江、鳌江平行分布在温州境内，汽车横穿温州需要摆渡四次。“汽车跳，温州到”“跑遍天下路，就怕温州渡”，此类民间谚语把温州的恶劣交通条件形容得淋漓尽致。
在改革开放之前，从温州前往大都市上海，需要乘坐三天三夜的轮船。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海上交通提速，也依然需要一天一夜。温州与上海的距离也象征着温州经济与发达之间的距离。
作为海滨城市，历史上的温州，曾有过一段不瘟不火的时期。
其南部的泉州、其北部的宁波，成名于大唐盛世，纷纷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到宋朝时期，泉州成为“东方第一大港”，宁波也位列对外贸易的港口重镇，其辉煌不可一世。
位居中国东部海岸线中段，同样，作为一个海滨城市，温州也有着对外海上交往的任务，但在宁波、泉州、扬州等的比较之下，始终平淡无奇，乏善可陈。
明清时，长江沿岸的南京、九江、武汉也因地利而日益繁荣，而由于海禁政策，温州沿海全线内迁，温州终究未能脱颖而出。
“很大程度上，虽然温州也沿海而建，但却并没有突出的建港条件，并且作为港口腹地也不够广阔。因为其背后的大山阻隔了货物的运输。”并不出众的地理位置，温州无计可施，始终与发达的对外海上贸易无缘。
先天“资质”的浅薄，似乎注定了温州的落后。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60～70年代，贫穷和饥荒依然困扰着温州。“平阳讨饭，文城人贩，永嘉逃难，洞头靠贷款吃饭”的民谣流传甚广。改革开放前的温州有8个县，其中苍南、平阳、文城、泰顺、永嘉的居民都有“忙时种地，闲时讨饭”的习惯。
据记载：“1978年的温州，560万人口的温州，GDP是13.22亿元，全市人均储蓄仅有8元。以永嘉县为例，1978年的耕地面积是38.29万亩，比1949年少了4.1万亩；但是人口在这年达到了68.32万，比1949年足足多了33.76万人。更要命的是，年初的一场暴雨，让县内2万亩农田受了灾。到了夏天，一场干旱从8月29日一直持续到10月30日，受灾农田7万多亩。”
如此无以复加的贫穷困苦之下，是一个个被贫穷逼得走投无路的家庭。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样的故事在20世纪70年代的温州层出不穷。
据传，温州一带姓南的人家回溯三代以上，就会发现他们大都来自一个地方：乐清黄华镇叫做南宅的古村，为当地望族。
1976年，温州柳市上园村，一个姓南的补鞋匠，有个长子叫南存辉。
碎石片垒墙、茅草盖顶的住房，半饥半饱的日子，遭人歧视的感受刻骨铭心，历尽艰辛与磨难，南存辉的童年和少年与望族无关。6岁时，他挑着米糠，提着鸡蛋沿街叫卖。
一天，补鞋匠外出发生意外，腿部粉碎性骨折，医生吩咐需要休养一两年。这家女主人向来身子孱弱，一时间整个家庭失去了顶梁柱，陷入焦虑。于是，补鞋匠把长子南存辉叫到跟前，手把手传授他补鞋技术。无需多言，养家糊口的重担落在了这个年仅13岁的少年身上。离初中毕业只有十来天，生活的压力迫使少年南存辉辍学，成为一名小手工业者。
寒冷的冬天，补鞋的锥子扎入手中，咬牙拔出锥子，用破纸包上伤口，坚持为客人补好鞋——这是南存辉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他不敢去人多的地方，怕同学看见后没面子。终于，他遇到了同学的母亲。她关切地问：“怎么是你？你怎么在这里补鞋？难道你不上学了？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也一定要读好书。”
几句关心话冲破了南存辉的心理承受极限。他当即收摊回家，对躺在床上的父亲大声喊道：“这事没有前途，拿刀架在脖子上我也不干了。”他父亲耐心地劝说：“靠自己双手养活一家很光荣。如果弟妹们将来成才，那就是你的成功。”就这样，生活的无奈让南存辉不得不重新背起工具箱，早出晚归，一晃就是3年。
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修鞋补鞋的南存辉见多识广，3年后便有了新的发家念头。
1984年的某一天，南存辉遇到了小学同班同学胡成中。
胡成中比南存辉大3岁，此时的他已经在外跑推销长达数年。
胡成中的“高收入”让后者既羡慕又嫉妒，南存辉动心了。眼瞅着柳市许多家庭以“前店后厂”的方式做起了低压电器生意，南存辉与胡成中一起凑钱摆了个柜台，之后发展成为“求精开关厂”。
这就是如今温州鼎鼎有名的民营企业两大巨头——正泰集团和德力西集团的前身。
土地稀缺，地处一隅，温州的贫瘠与造化的冷落，迫使着温州人自寻门路，苦心钻营，发奋图强。
“前店后厂”式家庭作坊的兴起
上苍也是公平的。温州没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却孕育了一群心灵手巧的人。
温州古称“瓯地”，所谓“瓯”，是一种陶制器皿，据历史学家判断，在新石器时代，居住在温州一带的原始人就开始制作陶器。从唐宋时期开始，温州的造纸、造船、丝绸、绣品、漆器、鞋革等手工制作业就有着不可小觑的地位。
瓯绣、发绣、瓯塑（油泥塑）、石雕、黄杨木雕、笋壳雕、乐清细纹刻纸、彩石镶嵌、米塑、篾丝镶嵌等传统民间手工艺技术精湛，能工巧匠比比皆是。
有手艺便有生意。作为港口城市，温州可谓是暗淡无光，但作为手工业制作城市，温州的小生意兴旺。北宋诗人杨蟠的《咏永嘉》记载了温州的热闹与繁荣，“一片繁荣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手工制造业、商业的发达由此可见一斑。
南宋时期永嘉学派形成，提倡功利之学，反对虚谈性命，这一思想所对应的即是南宋时期温州地区浓郁的商品经济气息。当时，富工、富商及经营工商业的地主等新兴阶层已经在永嘉地区出现，并不断发展。事功的永嘉学派即代表了这一群人的思想。
但是在温州，更多的是工匠、手艺人、小生意人。这些人始终是以技艺、苦力挣钱，利润微薄，地位谦卑，养家糊口都难以保障，更遑论富甲一方。
北宋诗人张俞的《蚕妇》：“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曾经是手工业者最真实的写照。
但今时不同往日。当人民生活的物质需求逐渐被释放，并日益丰富起来时，心灵手巧、会手艺的温州人就开始活络起来。
有着浓厚的商品经济基础，又有着一身过硬的手艺，在改革开放之初，温州人抢先一步，开创了“前店后厂”的家庭作坊的先例。
改革开放已经到了第二年，虽然在单位有着固定的工作，但郑秀康的生活依然艰辛。再三思考之下，郑秀康辞掉了单位的工作，在家里开设了一个作坊。“我决定做消费品，要么做沙发，要么制鞋。最终选择制鞋，是因为家里的住房太小，一家老小挤在只有8平方米的小屋里，连个沙发都放不下。” 33岁的郑秀康拜师学做了第一双皮鞋，“康奈”品牌的历史由此起源。
家庭作坊式的启动基金并不需要太多，但场地和资金问题还是让郑秀康焦头烂额。最终，他的老婆将陪嫁的物品悉数拿出，包括那个年代最少见的五块毛料和一只手表，全部半价忍痛贱卖。
在仅仅3平方米的作坊里，郑秀康从下午5点多做鞋，晚上八九点钟吃晚饭，饭后继续，一直到次日凌晨两三点钟，天天如此。由于双手过度疲劳，10个手指竟颤抖不止。财富缓慢而有序地被积攒着。这样一天，他能做3双，赚十几元，一个月下来能有几百元钱。
正是那些不起眼的“家庭作坊”，是温州经济的第一次整体创业，是日后温州辉煌的萌芽。
拾遗补缺，以小补大，是温州家庭式作坊的最大特点，可以说，温州的经济是从捡垃圾起步的。
家庭作坊没有机器，于是去把国有大型企业废弃的机器设备捡回来，或者从废品站收购回来，修补修补，喷上油漆，就成了作坊里的生产工具。
温州人还善于废物利用。废旧的塑料被温州人捡了回来，加工后，制成编织袋。到如今编织袋依然还是温州的支柱产业之一。
服装厂里花色混杂的边角余料、破碎凌乱的针头线脑，往往被服装厂当做废品处理，擅长纺织的温州苍南宜山镇却能变成崭新的棉絮线团。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起步的再生腈纶生产，不仅让当地居民发家致富，更是让苍南宜山闻名遐迩。
时至今日，10多个村落，上千家布料边角购销经营户，数千家相关上下游企业，2万多台加工设备，从业人员达到20余万人，宜山镇的再生腈纶已形成产业化，产品远销国内外。据统计，1999年，宜山镇的再生纺织业总产值超过40亿元。
到1985年，据当年5月12日的《解放日报》的头版头条记载，温州有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