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地二三亩，造坟费用达50万元。据统计，在当时，温州市每年要新增3万座坟墓，每年就要吞噬土地千亩以上。
《中国青年报》记者麦天枢记载：
船行瓯江，迎面扑来的是成千上万的坟墓……这些堂而皇之、居高临下、傲视天地的椅子坟包藏着的，不只是温州人祖先的骨血，这是来自传统的精神的流向，这也是来自市场的新财富的流向，一个地方的富裕程度往往可以从观察椅子坟轻易得出结论：哪个村镇最富有，那里的坟墓就最气派。
这场造坟运动甚至成为《华尔街日报》和合众国际社报道的话题。《华尔街日报》的美国记者说：
中国农民在富裕起来后花在建墓立碑和烧香拜佛方面的钱增加了。温州的青山由于堆起了一座座坟头正在变成白色。造一座新坟所花的费用可能相当于2700美元，这在中国来说是相当大的一笔钱。
在“造坟”运动引起口诛笔伐后，浙江省各级政府开始出重拳进行整治，治理“青山白化”现象，尽管如此，余风依旧存在。
同样屡禁不止的，还有温州的色情行业。
在全国各地，大小城市的街头巷尾都会看到“温州休闲”、“温州洗头屋”之类的招牌，这已经如同是一个享誉全国的知名品牌。白天，这样的店面往往大门关闭；只有到了夜晚，招牌上的彩灯闪烁，挂着门帘的屋里就晃动着衣着暴露的女子的身影。这样的场所以洗头、按摩、松骨为名，提供着廉价的“黄色服务”。
眼下遍布全国成千上万的“温州洗头屋”，并不一定是温州人所开设。但是，显而易见的，这最早的“传统”毫无疑问是来自温州。
洗头屋、休闲屋为何会冠以温州这一地名？名称的来源也无从考证，也许最早的只是为温州人提供服务。因为，一方面，温州人是全中国最早富起来的群体，有消费能力；另一方面，温州人有商行天下的传统，背井离乡、四海为家，有消费的需求。随着慢慢发展，温州洗头、温州休闲才成为一种代名词。
万里黄河，泥沙俱下，温州经济发展带来的是，荣耀与臭名同在，财富与欲望并长。
心旁骛 力不足
1999年，全球经济复苏，有人说：“好日子，回来了。”然而，诺查丹马斯的一本书却预言：“8月，太阳系九大行星和月球呈十字排列，处于十字中心的地球将接受末日审判。”
对于温州人而言，他们的境遇竟然一语成谶，成为一种现实版的商业魔咒。
内外交困
20世纪90年代，在温州上下提出“第二次创业”之后，温州家庭企业摆脱粗放的经营模式，向股份合作制、企业集团化等方向发展，为温州的经济发展赢得了第二春天。
然而，到了世纪之交，温州的民营经济又开始出现一个新的“七年之痒”。制造业的发展普遍遭遇了“天花板”。
皮鞋、低压电器等主力产业因为行业自身的局限，再做大的空间已经非常狭窄。温州的打火机，在上个世纪已经占领了世界市场的近80%，然而如此惊人比例的产值也才几十个亿。
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更多的温州产品走向国际，但是情况并不乐观。“生产一双鞋，中国人只得一元钱，跨国公司得了几十元，利益大头都被人家拿去了。”中国入世功臣龙永图所言确实不假。
在以制造业为支柱的温州，其作为世界“代工厂”的身份尤为尴尬，在整个商品生产流通销售的循环中，“代工厂”只能依靠廉价的劳动力赚取非常微小的利润。全球流行的玩偶——芭比娃娃，绝大部分都是在中国温州生产的。在美国市场，一个芭比娃娃售价高达10美元，但中国“代工厂”大概收取2美元的费用，其中包括管理费、运输费1美元以及材料成本0.65美元，能获取的利润微乎其微。
利润空间逼仄、附加值地位低、抗风险能力低，“温州制造”开始进入一个微利甚至亏损的时代。
以温州为首的“世界工厂”开始在世界舞台上攻城略地。每小时温州生产12万双皮鞋，每天温州外销100万副太阳镜，每年温州产出1亿只打火机，这些数值都让世界市场感到惊愕与胆战，铺天盖地的中国制造势必要瓜分了他人的蛋糕。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不到半年的时间，2002年5月，中国产品即遭到国外市场的抵制与阻击：土耳其外贸署宣布决定对中国出口的自动铅笔和圆珠笔进行反倾销调查。
在当时，中国出口到土耳其的自动铅笔和圆珠笔达1000多万，其中半数以上出自温州。100多家温州制笔企业因此感到压力重重，引起阵阵骚动。
当然，这种威胁几乎是针对所有的轻工制造业。
同在5月，“中国入世第一案”便直指温州打火机。
欧洲标准化中心通过打火机《CR法规》，其中特别规定：一、全面禁止玩具型打火机进入欧洲市场流通和使用，以防止吸引儿童玩耍；二、售价在2欧元以下，即人民币15元以下的打火机必须加装保险锁，以防止儿童开启。
温州打火机企业对此并不感到陌生，早在1994年，美国的CR法案已经让温州打火机有了“前车之鉴”。
日益成熟的温州民企在协会的组织下，成功地利用法律进行了自我保护。虽然，温州打火机企业最终逃过了这一劫，但是已经有无数的事实告诉温商：温州模式必须思变。
温州第二次集体创业中的佼佼者浙江东日，在1997年率先上市，在之后的几年的表现只有惊而无喜：“1999年上市时，其每股净利润0.29元，一年后的2000年跌至0.20元，2001年又下降至0.09元，到2002年年中，每股净利润只有2分。”带着国有身份的企业尚且如此，温州民企似乎更加无望。
只有痛定，才能思变，2002年底，几乎所有的温州民企都在思变。
打火机企业的代表人物徐勇水不仅用高薪聘请了人才，还开始以股份留住人才，他甚至在盘算：“对于欧盟CR反倾销，官司要打，要是绕过去在欧盟办分厂，不是更好吗？”
而在当时，正泰已经在密谋将研发机构迁到美国，天正开始与瑞典ABB合作联姻，夏蒙、报喜鸟、奥康都向国际品牌伸出橄榄枝。时任温州服装商会副会长郑晨爱，不无担忧：“温州的服装业已经走进死角，同样的结构模式、同样的产品定位，2003年中国的服装业肯定是一个冬天。所以，我想我们应该用外国人的‘脑子’来指挥我们自己的剪刀。”
除了国外市场中的阻挠，温州企业还面临国内企业的困扰。
历史有时候难免时空更换。若干年前，温州企业的不讲诚信、唯利是图、无所不为，饱受国人诟病。在付出沉重的代价后，“以质量立市，以诚信立市”，温州化茧为蝶走进一个新阶段。然后，当其他地区的企业踏上昔日温州的发展进程时，他们那混乱的市场信誉常常会干扰到匆匆赶路的前辈。
河南某服装店向温州某服装厂下了10万多订单。双方约定，河南商人先付部分定金，在收到服装后的某一日期付清全部余款。岂料，约定的日期到了，余款却迟迟未到，温商多次前往催债，始终无果，最后连人都见不着了。
温州西山特种陶瓷工业企业集团公司也有同样遭遇，被赊账800万元，不得不抽出人力四处要账，收效甚微。总经理谢进兴无奈地说：“有些人做生意，看市场好，想尽各种手段要货，市场一变，马上翻脸，无一点信誉可言。”
1999年，温州品牌已经在全国小有名气。这一年，奥康获得浙江省名牌产品50强，全国民营百强企业。然而，王振滔感到异常恼火，自己辛辛苦苦兢兢业业创下的奥康品牌居然在武汉、安庆、高密、临沂、泰安等地市场上，遭遇“李鬼”，诸如“×奥康”、“奥×康”、“奥康×”等商标，严重地扰乱了市场，影响了品牌形象。
于是，王振滔派出专人去打假，结果有惊人发现：高密碾头村生产的假冒奥康皮鞋具有相当规模。10家造假企业，形成一条龙的配套生产流水线。1家专门制作奥康商标，3家专门制作奥康包装，另外6家则专门生产假冒奥康皮鞋。
于是王振滔在杭州武林门火烧假冒温州鞋，掀起了一场“打假保名牌”的运动。
当年，处于起步阶段的温州民企，天不怕地不怕，肆意横行，终于闯出一片天。而如今，有了一定规模和实力的温企反而感到处处掣肘，起点更高，突破更艰难。于是，有部分温州商人对步步为营的实业心生疲惫，感到力不从心，无力承担财富快速膨胀的欲望，希望找到更加便捷省力的途径。
纷争升级
世纪之交的温州经济，放到一个更大的舞台之中，陷入一种后有追兵、前有堵截的不尴不尬位置。
好强的温州人，从不满足；有了实力的温州人，更加冒进；心生“暴富”之心的温州人，走上迷途，丧失自我。
1997年，一些企业开始走下坡路，其中有曾风光无限的“耐宝”。
1990年的夏天，王成栋走在温州鞋业的前头。受到一家香港公司青睐的耐宝成为温州为数不多的合资企业，引进意大利制鞋流水线和配套设备，把那些从家庭作坊起步的制鞋企业远远地甩在了身后。随后几年，耐宝风光无限，相继获得“中国沿海地区外向型企业产品质量特等奖”、“北京‘百鹿杯’鞋类博览会金奖”、“第八届国际鞋业博览会金奖”等称号。
耐宝开始步入高速扩张的轨道，到1997年在全国开设了328家专卖店，甚至提出“千店工程”的口号。同时，王成栋融资3000多万元，向多领域进军，投资兴建了“耐宝大酒店”。酒店的经营并不尽如人意，疏于管理的耐宝皮鞋也遭遇质量危机，销路受阻。
1997年的秋天，温州制鞋业的风流人物王成栋出走，耐宝倒闭，以破产告终。
这一年，正是东南亚金融风暴来袭，中国的金融保卫战虽然取得成功，但温州的轻工制造业依然受到挫伤。当时温州企业主普遍感到，随着内外环境的恶化，竞争日益激烈，产业的利润已经被拉得越来越低，“再也不是之前谁都能赚钱的年代了”。
耐宝事件更是给温企敲响了警钟。危机面前，康奈、奥康、吉尔达、红蜻蜓选择大力培育自主品牌，经过多年脚踏实地的发展，终修成中国名牌。然而，耐宝的倒闭让霸力鞋业的王跃进深有感触：多年来，霸力与耐宝可谓是“齐头并进”。
1984年创办鹿城跃进皮鞋厂的王跃进，在1990年将工厂向公司化转变，更名为霸力皮鞋厂。之后，王跃进把重心放在质量上，成为第一个把信誉卡放进鞋子的企业，得到“创新鞋王”的称号。1993年，霸力获得首届“中国鞋王”的美誉。这一阶段的王跃进，扎扎实实，把企业带到了一个高度。
然而，也许是“鞋王”的称号壮大了霸力的野心。当年，他用7张牛皮造出世界上最大的男式皮鞋，长2.05米。两年后，他又造出了长达2.4米的最大女式皮鞋，并在全国各地展览。
1994年，王跃进组建浙江霸力成为省皮鞋行业首家集团公司。当时，其他制鞋企业只有一两条生产线在生产，霸力则8条生产线全部开通。王跃进的膨胀之心无以复加。1997年，王成栋的出走并没有让他清醒，反而走向另一个极端——置“老本行”于不顾，转而涉足矿产投资。
2004年，霸力集团陷入走私风波，王跃进远走澳洲逃避检查。之后风波平息后，又继续其“开矿”之旅。2009年，当全球金融危机再次来袭时，霸力成为又一个“耐宝”，“中国鞋王”轰然垮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