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佑（1863—1924）字穗卿，号碎佛，笔名别士，浙江杭县（今杭州）人。 光绪十六年（1900）进士，曾官礼部主事，安徽祁门知县。夏曾佑与现代人所共知的名人如梁启超、鲁迅、陈寅恪都有过亲密的交往。夏长于梁启超十余岁，但观念很接近，常常相互争论，交流思想。清末在北京时，有段时间内，夏梁二人，几乎天天见面，见面就争论。梁启超说“十次有九次我被穗卿屈服，我们大概总得到意见一致”。梁还说“穗卿是我少年做学问最有力的一位导师”。他们倡导新学，还与梁启超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夏曾佑还是“诗界革命”的倡导者之一。梁启超曾说：“吾尝推公度（黄遵宪）、穗卿（夏曾佑）、观云（蒋智由）为近世诗家三杰，此言其理想之深邃闳远也。”然而，此时的“新诗”的“新”，虽然大多还只是“颇喜挦撦新名词以自表异”，然而，所谓新思想之来，最初就是借了“新名词”“新概念”的，只要这些“名词”“概念”不填入传统的腐朽思想，早晚会播散开的。
夏曾佑进入民国后，在教育部任社会教育司司长，鲁迅是这个司的佥事，夏是鲁迅的顶头上司，平常交往很多，《鲁迅日记》中1913年4月1日记载：“午后同夏司长、齐寿山、戴芦舲赴前青厂观图书分馆新赁房。”鲁迅不善于与官打交道，但与夏曾佑的关系似乎不错，能够互相交流。夏曾佑是位健谈者（夏元瑜继承了其父的特点），其友黄遵宪有诗赠给夏曾佑说：“兼综九流能说佛，旁通四邻善谈天。红灯夜雨围炉话，累我明朝似失眠。”能把学问说得娓娓动听，使听着忘倦，乃至失眠，可见其功力。夏曾佑与鲁迅也很谈得来，曾告诉鲁迅说“宋以前女人尚是奴隶，宋以后男子全为奴隶，而女人乃成物件矣”。显然这个观点是得到鲁迅认同的，此后他也发表过类似的意见。
相对陈寅恪来说夏曾佑属于父执，陈要出国留学时去见夏，夏说：“出国读书是件好事，可以多懂一种语言，多读很多书。不像我自己只懂中文，只能看中文书。中文书都读完了，作学问实在没什么长进。”夏曾佑以读遍中国书自许，其实中国古籍有一二十万种之多，穷毕生致力，也难读遍，这只是说古籍中辗转相抄者多，有新发明者少。
夏曾佑的长子名夏元瑮，中国第一代物理学家。民初蔡元培先生掌教北大时，文科长请的是人所共知的陈独秀，理科长则是很少有人知道夏元瑮。他是最早向人们传授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学者。
夏曾佑的博学、健谈、追逐新潮、常发惊世骇俗言论的作风在夏元瑜的身上都有反映，我们读他的作品会感到其父对他影响。
附：听“老盖仙”说为人处世
问：“老盖仙”这个名字又怪又陌生？
答：“老盖仙”是台湾散文作家夏元瑜先生的外号。他是位公众人物，台湾三四十岁以上的人几乎是无人不晓。十多年前，他曾是颇受观众欢迎的的电视主持人，数度主持“金鼎奖”（台湾每年一度颁发给优秀图书杂志的奖项），还得过一次奖。“盖”字在台湾俗语中有点类似北京人说的“侃”，称呼别人为“盖仙”如同北京说某人是“侃大山”界的高人。老盖仙原是生物学家，一辈子与动物打交道。特别善于制作标本，台湾第一。小到蚊子，大到大象都做过（《老盖仙话动物·熏风十里》就是写它如何解剖大象和制作大象标本的）。六十退休以后，搬到台北居住，“发挥余热”给报刊写文章，一炮走红；编成集子出版后，马上成为畅销书，一年能再版五六次。后来主持电视节目，名声甚至盖过演艺界的明星，六七十岁的人，能在电视荧屏上大显身手，真是令人称奇。我读老盖仙的书，品味着他那以北京话为基础的神韵飞扬的文字；再看他那清癯、带有点仙气的面庞，总使我想起常在大陆电视上露面的著名相声演员常宝华先生，甚至想象老盖仙主持节目的声音也像常先生一样清脆。不知道看过夏先生主持节目的台湾朋友们是否有此感受？
其实说起几位与夏元瑜密切相关的人也许能消除一些大家的陌生感。头十多年，在青年男女中拥有众多读者的台湾散文家三毛是老盖仙的徒弟，而且见诸报端，有文为证。另外两年前在大陆走红的、在华人圈中以最能描写吃著称的唐鲁孙先生是老盖仙晚年密友。唐先生说：
元瑜兄自称是盖仙，纵然他不是苏秦张仪舌辩之徒，可是摆起龙门阵来，不管是京油子、卫嘴子，大概全不是他的对手。逢到三五知己，促膝倾谈，或者高朋满座、笑语喧天的场合，只要他三言两语，准保让大家捧腹解颐。
再说一条，老盖仙原籍北京，这会让老北京会感到很亲切，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毕业于北京师大附中、北京师大生物系，曾经担任过北京动物园的管理员，当时还叫万牲园。
问：真是越说越近。我也在北京师大附中上过学，论起来夏老前辈还是我的老学长呢。万牲园那时又叫三贝子花园，门口有两个大高个子收门票，以招徕游客。那时交通落后，北京城里人出西直门到万牲园一游还算出趟远门儿呢！
答：夏先生的写动物和回忆经历的文章里多次提到万牲园和那两位高人，还提到过关于万牲园的许多细节，可作动物园历史读。夏先生学做动物标本也始于万牲园。书中写到过一个谦卑的、学历不高的善作标本技术员旗人刘树芳：
有天他做了一对纯白的长尾练雀（古称绶带），站在曲折的松枝上，下有小石，宛然是一幅国画装的《祝寿图》。因“绶”“寿”同音，松柏常青，灵芝仙草都是延年的象征，国画大师溥心畬先生见了称赞备至，不愿释手。刘先生立刻送了他，也不知向溥先生要张画儿作为补偿。他不是想不到，而是不好意思，说不出口。他有一双灵巧的手，却默默地穷困至终。
这就是老北京，懂得那个时代北京人生活的，会有同感。
既然你也是师大附中的，夏先生关于“附中”的回忆也一定会使你感到亲切。他说那时虽然没有“爱的教育”四个字，但却“附中”的教育却充满这种精神。这种精神体现在许多老师身上。语文教师张少元“旧学很好，笑话连篇，学生唯恐少听他说一个字，在笑语中传授了真学问”。高中语文教师董鲁庵（应作“安”）催学生交作文，竟说：“诸位仁兄的大作怎么尚未脱稿？小弟等着拜读喔！”他们尽管学问很大，却又诙谐幽默，能与学生打成一片。夏先生可能不知道董先生在抗日战争中到了晋察冀，更名于力，是个充满传奇经历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做过晋察冀边区议会副议长。社科院文学所的董毅先生，群众出版社的于浩成先生都是他的哲嗣哩。
问：看了您所引的文字，真感到他做到了“我手写我口”，写文章像聊大天一样，是不是有点像老舍、启功等老先生的文字？
答：的确，读他的文章就像与一位博古通今、诙谐幽默的老人促膝闲谈一样。现今奔竞于商场或官场以及许许多多为生计奔波忙碌的人们，可能没有机会去感受听阅历丰富、学富五车而又诙谐幽默的人聊天是多么惬意的事。曹雪芹的朋友敦诚在《寄怀曹雪芹》中用“高谈雄辩虱手扪”描写《红楼梦》作者的健谈。周汝昌先生在《曹雪芹小传》写至此十分感慨地说：“敦诚他们的耳福太大了。可惜他不曾给我们作下记录，以致欬唾珠玉，随风尽散！”周先生是有学问又善聊的人，所以他才为没有机会读到曹雪芹聊天记录而遗憾。常说“风格即人”，夏先生文章也像其为人一样。他是老北京，老北京人的“温良恭俭让”像一股暖流流动在他那幽默酣畅的文字之中。因此读老盖仙有点像读老舍或启功。
问：是不是夏先生的文字都是怀念北京故土风情的啊？
答：夏先生文章中有些回忆北京的文字，写二十世纪前五十年的风情，很感人，但这只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文坛的一时风气。不止夏先生一人，台湾文学批评家王德威说“北京叙事”是台湾及海外文学的一个小传统。
七十年代，唐鲁孙以一系列追怀古都饮食风情文字引起广大反响。一时之间号称老盖仙的夏元瑜、名报人陈纪滢、学界耆宿梁实秋，以及后来以《喜乐画北平》见知的喜乐、小民夫妇等，都曾与唐相互唱和。透过他们的文字，旧京的风华仿佛又熠熠生辉起来。
台湾文学批评家王德威把这些文字比作南宋人写的《东京梦华录》和元初的《梦梁录》《武林旧事》等作品，称之为“旧京梦华录”。然而，夏元瑜的散文内容远不止于此。他是动物学家，与动物朝夕相处三四十年，熟悉动物犹如家人子弟，特别是哺乳动物和鸟类。因此他写动物的文字真实、有科学性，又富于感情，告诉我们许多不知道的事情。另外他博学多闻，熟悉历史掌故和各地习俗，这些文字也都楚楚可观。夏先生擅长的不仅是叙事，更会议论，善于说理，他关注台湾发生的各种社会新闻，常常把它们形诸文字，并加以评论分析，这些评论文字，不穿靴戴帽，不一本正经，往往用半开玩笑的口吻，但却能鞭辟入里，一针见血，从一些日常小事中看出大是非来。
问：北京人擅长“说”，那是名播中外的，听老头说起古来没完没了，老太太议论起是非婆婆妈妈。有时话说了几箩筐，但言不及义，急死人。
答：夏元瑜谈为人处世，名曰“现代人的接触”，注意“现代人”三个字，也就是他讲的是受到过现代文明洗礼人的道理，他不是缺少现代知识封闭人，更非自古就有的市井细民。因此尽管谈的问题是“婆媳之间”“望子成龙”“祖孙代沟”“财产的转移”“有借有还，再借不难”“请、谢谢、对不起”“话出无心伤自身”等等芝麻绿豆式的小问题，但却能谈出引人深思的道理。还能够举出许多有趣的故事借以说理。
您别忘了，夏先生不仅是大学毕业生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而且还到日本留过学，见过世面。他很好学，到老手不释卷，还常常到图书馆查资料，这些在文中有许多记载，可见他时时关注前沿知识，可以用个大陆的词儿来说是“与时俱进”的。再说其家学渊源很深，其父夏曾佑是清末进士，当时“诗界革命”三个代表人物之一（另外二人是黄遵宪、蒋智由 ）被称为“诗界三杰”。又是中国第一部历史教科书作者，建国前一些高等院校用它作教科书。辛亥革命后，他又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的司长与鲁迅同事，还是鲁迅的上司。夏元瑜有位比他年长很多的哥哥，名叫夏元瑮。这位大夏先生是学物理的，蔡元培办北京大学，其文科长是陈独秀，鼎鼎大名；其理科长则是夏元瑮，知道的就很少了。大夏先生也是第一位爱因斯坦相对论引进者。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夏先生思想开放，不守旧，具有平等观念。
在谈为人处世之前，作者往往先用幽默的笔调写个小故事，这故事写的有点像现今大陆流行的小品。举一例，以见一斑：
（张）：老王！您早。（王）：早！您用过早点了吗？（张）：偏过了。洋人见面问好，中国人问吃。（王）：其实“好”的意义非常空泛，不如“吃”来得现实。（张）：问吃的含义很广，身体好才吃得下，经济情形好才吃得起。二者皆备等于福寿双全，可有多好。（王）：所以不论熟朋友、生朋友在饭馆一块儿吃完之后，大家都要抢着埋单，洋人瞧着跟打架一样。（张）：这是中国人千古以来的风俗。不过自从我装了一排假牙之后，一吃完先得去洗牙。洗个十来分钟，再出来时，那场埋单风波已过。（王）：我虽没装假牙，可是“幼秉庭训”，凡事以忍让为先。您若去洗牙，我可以慢慢等您出来。
引文中的“偏过了”，是句老北京自谦的话，意思为“我先您吃了”（“偏了”这句话北京人懂得不多了，前两天百岁老岳父发烧住院，我同太太一起去看他，老岳吃饭时说了句“我先偏了”，50多岁的太太很奇怪不知他说的是什么）。像这一类的充满趣味和幽默的对话很多，可供研究喜剧者参考。老盖仙用生动的事例来说明道理，告诉人们怎么样做一个有趣味、有品位、有教养的人。
问：夏先生这样随意的文字在大陆文坛也比较少见，有些像他老人家聊天的记录稿。这样的文字能算文学作品吗？
答：我们看惯了“做”出来的散文，在文章中不仅要大量使用各种修辞手法，还要有一定篇章结构。因此读台湾的齐如山、夏元瑜、唐鲁孙的文字，给人以不是读文学作品的感觉，总会有听老人聊天的错觉，因为他们作品是口语化的。这种文字别具一格，比读所谓文学散文要省力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