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兴奋的起了个大早，根据昨晚查好的路线，坐上公交车晃晃悠悠的向约好的地方赶去。
他们租住的地方是在西三环，从我所在的地方出发，需要换乘三趟公交车历经漫长的2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住的地方距离我下火车的地方仅有几站地的路。
见到小文，杰哥和肥仔的时候，我已经快被公交车晃悠的奔溃掉了。这让我不由的想起了以前每到放长假，都要从魏都坐着长途大巴晃晃悠悠回老家的情景。
我从小就晕车，小时候经过亲戚们长期的观察总结后，得出一个可笑的结论，认为我以后也就是坐三轮车的命，坐不了轿车。
因为每当我坐在车厢里，在那个全封闭的空间内，总是有一种窒息的感觉，同时一阵阵的恶心在胃里面翻滚。所以小的时候，很长一段时间内，坐车对于我来说无疑就是噩梦一般的存在。
我晕车的状况，一直到上大学后，才慢慢的有所改善。尽管这样，那种坐在车厢里，长途跋涉，仍然让我难受异常。
以前我和可沐还在一起的时候，每到假期之前，她都会提前给我准备好各种晕车药，以减缓我晕车的种种不适。而现在我晕车的习惯依旧，只是那个帮我准备晕车药的那个女孩，却离我越来越远了。
从公交车下来，见到小文，杰哥和肥仔他们，在车上的那点不舒服，马上被相聚的喜悦冲淡了许多。
我们谁也不曾想过，在距离学校几千公里之外，我们几个又来了一个胜利大会师。我也没有想到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三个和大兵哥，将会成为我在北京这个异乡里，最好的朋友和兄弟，一路相互扶持，一路相伴左右。
他们租住的地方，位于一个大学旁边的居民区里。那是一个老旧的房子，是本地居民沿着道路盖起来的平房。临着马路的一侧，被用做店铺，大部分租给了外地人，经营着一些小生意，而里面的这一侧，也出租出去主要用来居住。
他们住的这个屋子是一个套间，两个堪堪能放下一张床的卧室和一个仅仅放的下一张餐桌的客厅。屋子里面有水管，可以满足简单的洗漱和做饭的使用。
没有单独的卫生间，上厕所就只能去外面的公共厕所里。公厕是附近居民共同使用的，无人管理，更无人打扫，里面脏乱不堪，尤其到了夏天，里面散发出来的那股令人窒息的味道，让人唯恐避之不及。
这间房子是大兵哥租下来的，在三环里，周边生活配套很齐全，交通也很发达，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租金便宜。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大兵哥，第一印象就是高高的个头，有些瘦却很结实的身体，肤色有点黑，人很憨厚，待人很不错。在之后深入交往后，也印证了我的这些印象。
大兵哥是我们几个人中年龄最大的，他是小文的亲哥哥，平时除了对小文要求很严格以外，对我们兄弟几个都很好。我们几个也敬他如我们的亲兄长一般。
小文是我们几个中年龄最小的，性格沉稳，只是有时候给人的感觉有点像大尾巴狼一样，很喜欢装比，假正经。小文和翔哥一样，为人很仗义，喜欢交朋友，对人好的时候掏心掏肺的。
他和翔哥不同的是，翔哥那货喜欢咋咋呼呼的很外向，小文就比较内敛。但和小文熟悉的人都知道，他这人有时候很无耻，有点蔫坏。用我们家乡俗语来形容他，就是“面善心里猴，假装老实头儿”。
杰哥无疑是我们几个中颜值最高的，性格内向，有点害羞，一直以来颇受小姑娘们的喜爱。人很聪明，不过有时候话比较少，总喜欢在人群中沉默。
他总是在我们干坏事的时候，扮演着从犯的角色，我们教唆着他一起干这个干那个。但他并不是没有主见，只是他喜欢沉默着和我们一起胡闹的样子。
肥仔是个东北人，他也是用实力，再次印证了我深信不疑的“东北出话痨”的结论。
他是我们几个中最胖的，我曾经在网上看过一句话，说每一个小团体里面，必定有一个胖子，被冠以“胖子或肥仔”的名字。而他就是自然而然成为了，我们几个口中经常调侃的那个“肥仔”。
肥仔有着东北人豪爽，不拘小节的性格，经常跟我们嬉嬉闹闹，是我们几个的开心果。他也经常和小文，我三个人无下限的一起比赛“谁究竟更无耻”。
肥仔常说自己有什么阅读障碍，注意力不集中，读起书来很费劲。不过很讽刺的就是他自己竟然找了一份“图书出版”公司的工作。
大兵哥先于我们几个来到北京，在北京摸爬滚打了几年，也前后换了几份不同的工作，对北京的风土人情有了很深入的了解。这份经验在以后也对我们四个兄弟有了很大的帮助。
小文，杰哥和肥仔是相约一起来投奔大兵哥的，大兵哥租下的这个不大的房子里，同时居住着他们四个大男人。大兵哥自己单独睡着一张小床，另外一张1.5米的大床上挤着小文，杰哥和肥仔三个人。
虽然我们刚刚从大学毕业，早习惯了大学的多人宿舍，一群男生在每天在同一间屋子里吵吵闹闹，但那毕竟是各睡各的床。
可这三个大男人挤在一起，还是有些超乎我的想象，我也一直想找机会采访一下他们天天挤在一张床上的感受。
直到后来我也搬了过来和他们一起住，也面临着和他们挤在一起的状况时，觉得其实也就那回事儿。只要自己内心足够平静和纯洁，这个美妙的画面，也就自然而然的自动屏蔽了，不用多想，也不用多去探讨。生活的窘迫下，我们也只剩下了一把“辛酸泪”了。
他们几个对我的到来感到很高兴。中午从外面买了一些熟食，我们又自己动手炒了几个菜，买了几瓶凉啤酒，就开始胡吃海塞起来。
席间，我们聊的无非还是那些大学毕业后那些同学们的话题，谁谁现在做什么生意，谁谁父母有能耐给他安排了一个又轻松收入又可观的工作，还有谁谁去了一些大城市去打拼。
我们在刻意避免谈起我们各自在北京的现状。因为在那时除了我正在做着石材厂的工作外，他们几个还都在努力寻找工作。
我们在大学的专业很小众，小众的即使来到北京这个国际大都市里，也不太好找到自己专业相关的工作。
高不成低不就，一直是大学生找工作时的尴尬境遇。再加上大城市里虽然就业机会很多，同时竞争也尤为激烈。我们的很多同学，在找了一段工作后，最后还是屈服于现实，回到学校里教书当起了老师。
我们几个都是不安于现实的人，也或者说是甘愿被现实所抛弃的人。我也一直自认为没有当老师的潜力。虽然大学实习时，曾经在一个乡镇的中学做过几天实习老师，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进入角色，与班级里的学生打成一片。
但我并不认为我可以长久的胜任这个职业，因为我知道我的性格并不适合当老师。用小文他们的话说，如果我出现在那个三尺讲台上，一定玩世不恭的，努力的毁人不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