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子东，1954年生，浙江天台人，上海出生。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东亚语言文化系文学硕士、香港大学中文系哲学博士。1993年起定居香港，担任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并于2008年起出任系主任一职。为凤凰卫视清谈节目“锵锵三人行”主要嘉宾之一。着有《郁达夫新论》、《当代小说阅读笔记》、《当代文学印象》、《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叙述文革》、《当代小说与集体记忆》、《呐喊与流言》、《香港短篇小说初探》等书。
你说要我对中国的考研提什么意见，我提不出什么意见。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叫那些考研生“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把全世界都看成可供你选择生活的地方。别老想着考研，也想想留学吧。
我觉得美国的中小学太注重“快乐”、太注重“玩”了，在中国上中小学，反而可以多读点书；到了大学呢，美国大学太贵了，每年四万美金，中国大学这么便宜，每年只要四千多块人民币，你就好好在中国读书；读完大学，读硕士或者读博士再去申请美国的奖学金，这样真是太划得来了！美国人从上小学走到大学毕业这一步，老爸老妈的钱，半栋房子都被他们花掉了，没钱了。
内地的学生眼光放开一点，现在的世界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整体，你打开电脑，全世界都是相通的。中国的中学、大学虽然存在很多问题，但是你要想想，你念中学、大学的成本是很低的，只要花一点点钱就能读到很多东西了。
你讲“回报率”，你去外国拿“回报”啊，笨！你在内地读完大学，根本不需要走什么后门，硬碰硬去申请，就可以把他们那些之前在“玩”的人挤掉。而世界上就有像美国这么“蠢”的国家，她不资助自己的国民，只要是成绩好，不管是从哪个国家来的人，他都把纳税人的钱拿来资助你读书。
——许子东
许子东的淡定
任意翻开一张唐朝地图，仔细察看东部沿海，就会发现一个“奇异”的细节，那就是： 所谓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城市——上海，在那时根本不存在。不是说中央政府没有设立这样一个行政单位，而是说，这片土地根本尚未形成——她还只是一片汪洋大海而已。上海是一个多么年轻的城市，由此可想而知。
但是，没有人会否认上海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她是中国最早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是中国最早接受西方文化的窗口；她的繁华，代表了整个中国的繁华；她的没落，代表了整个中国的没落；她的复兴，代表了整个中国的复兴。这就是上海。
上海人在中国人中，无疑是独特的一群。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主任梁元生教授，在《晚清上海： 一个城市的历史记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版）中，解读出上海人之所以独特的缘故，因为上海人中的一部分是——“双视野人”。
何谓“双视野人”呢？大致包括三类人： 官吏、绅商、文人。这三类人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就肉眼可以看得见的世界而言，即市容与景观所表现出来的‘视阈’（landscape），这几乎是所有清末上海市民都可以见到的；但‘双视野人’不单可以从市容景观和环境生活看到不同的世界，也从价值取向、精神意识的‘看不见’的范畴中看到两个存在的‘心眼视阈’（mindscape），并在此不同世界中徘徊、选择，感受到两种文化之中的张力，并达到某种程度上的‘视野融合’（the fusion of horizon）。”（71页）“双视野人”是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人，他们首先熟谙中国文化，然后或借助书本去了解西方文化，或亲身实地前往西方世界游历，把自己变成一个“文化受精卵”，然后孕育出新的“文化胎儿”并将之抚养长大。
那么，“双视野人”又有何特别之处呢？根据梁教授的解读：“清末的上海正处于传统与现代并存交替、中西文化相互冲撞的一个局面。有不少的人还是相当保守的，厌恶新的事物，不愿接受新的世界；也有一小撮人崇洋媚外，彻底西化，这两类人皆是‘单视野人’，看不见两个世界各有可取的成分。”（91—92页）“双视野人”扮演的角色，恰是穿梭在中西之间，调和双方信息，找到一个平衡点。例如上海人李钟峨，曾于1887年访问英属新加坡，并写下《新嘉坡风土记》一书，对英国在殖民地实施的各种制度，包括防火系统、供水系统、教育系统、医疗系统等等，做了相当正面的评价。日后，李钟峨成为上海城厢总工程局主席，大力改善上海城区的公路、电力、水力等公共设施。他的政绩，与他是“双视野人”的身份密不可分。
“双视野人”的角色，在今天的时代，或许可以翻译为“文化经纪人”。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的罗纳德·博特先生，曾经提出“结构洞”的理论。“结构洞”的核心思想是：“经纪人通过联系不同的社会群体，控制结构洞，能够创造出各种利润丰厚、影响深远的机会。”也就是说，一个“文化经纪人”必须有掌握融合各种社会资源的能力，才能把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在任何一个团体里，信息都是错综复杂的，只有那些善于整合不同资源的人才能最终胜出；相反，闭门造车的人只能把自己逼入死胡同。
许子东老师可算是20世纪下半叶上海“双视野人”的代表之一。他的父亲是上海某大医院的院长，在沪上非常有名。许老师求学的时候，正好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上普遍流行“避文趋理”的心态。他亦不能免俗，一开始在一所大专学习冶金电气自动化。然而，他虽然屈身学了理工科，但是心中依旧对文学念念不忘。除了大量阅读能够找到的文学作品以外，还坚持写小说。后来，在一位文学前辈的鼓励下，他决定考研，结果一举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的文学硕士。不过，现在回过头来去说刺激许老师考研的关键一步，还真觉得有些谐谑和造化弄人的意味。事情是这样的——
当初许老师在念大专的时候，喜欢上一个在图书馆工作的姑娘，于是便展开追求，每天骑着自行车去献殷勤。那姑娘或许是因为在图书馆工作吧，读了些乱七八糟的文学作品，外加有几分姿色，便欣欣然觉得自己是“公主”级的女子起来，认为自己应该起码嫁个“名门望族”、“高干子弟”啥的。终于有一天，她跟许老师提出了分手。许老师直到现在都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场景：“我站在门外对着里面的一面镜子看着自己，戴着一副眼镜，穿着一件紫红色的汗衫，我对自己说： ‘人家是不应该理你，你看你现在算什么呢？你又不漂亮，又没钱，又没地位，你什么都不是。人家一个在图书馆工作的人凭什么理你？’……我对自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怀疑： ‘你什么也不是，起码你得是什么吧？’那怎么才能‘是什么’呢？我又不会偷不会抢的，好吧，那就考研吧！”是不是很好笑？居然因为被人甩而去考研。
在华东师范大学拿到硕士学位之后，许老师又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拿了东亚语言文化系文学的硕士；紧接着，双硕士的他重返华人世界，在香港大学拿了哲学博士学位，然后就一直定居香港，做了香港人。现在，许老师是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的主任，除了教书以外，还要负责不少行政工作，也经常满世界飞，现身各种文学研讨会和文化活动。如此“周游列国”，你能说他不是“双视野人”吗？
“双视野人”是见过世面的，在面对同一件事的处理方法上，他可以换不同的思维，选择不同的角度来切入分析。所以，许老师给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往往颇有创建、与众不同。
他时常出现在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节目里做嘉宾主持，并常和梁文道搭档。网友们给许子东、窦文涛、梁文道所贴的标签分别是：“刻薄”、“浅薄”、“渊博”。这当然是一句玩笑话。但是即便是玩笑，多少也反映出一部分的现实，我觉得起码表现出大家觉得许老师的话语非常犀利。许老师最擅长在话语中穿插春秋笔法、微言大义，你若没有正话反听、反话正听的能力，还真容易曲解许老师的意思。
我在与他的交谈中，就曾经领教了他的“刻薄”。比如说，我已经大学毕业快两年了，和我同届毕业而去考研的同学，现在也快研究生毕业了，于是我便替他们向许老师问了一个问题：“我的一些读研究生的朋友到毕业时都后悔，因为毕业了还是得去人才市场找工作，由于没有工作经验，竞争力反而不如那些不读研究生直接参加工作的同学。你说他们读这个研究生是不是很亏？”
许老师不假思索地说：“这就真的要看你读研究生的用意是什么了，或者说你爱不爱你所读的东西。要是你读研的目的是为了更高的社会地位、赚更多的钱，那么你可能真的‘亏’了。读书本来就不是为了让你得到这些东西的。你要想想，别人虽然有两年的工作经验，但是别人很辛苦，又在浪费时间，你却可以用两年时间读很多有用的书。如果你不想到这一层的话，那真是‘白读’了。说得难听一点，那些不好好读书，整天就知道帮导师做项目的人，本来就不是读书的料。”我那研究生即将毕业，帮导师做了两年项目的同学，如果听到这样的回答，或许要当场吐血了吧？
香港有很多上海人。上海人能闯，改革开放以后有不少来到香港的，也有不少在国外创业多年积累财富之后又来到香港的。我觉得从1949年以后，香港之所以能一直生机勃勃，取代上海成为中国对外的窗口，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人口的不停流动。这对一座城市来说，无异于不停注入新鲜血液，带来新思想的碰撞，创造源源不断的“双视野人”为其服务。
“双视野人”在过去和现在乃至将来所发挥的作用，我想都是一样的，就是在几种不同的文化间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因为理解，所以宽容。假如是“单视野人”，往往会因为对外来文化缺乏了解而产生排斥心理。相反，只有越了解他者的文化，反而就越能做到兼容并包、水乳交融。因此说，上海之于中国的意义，其开中国社会风气之先的精神，便在于此。将来她要是还想继续保持这一地位，不得不依靠“双视野人”。另一方面，如果中国的哪一座城市，也希望像上海一样，成为时代之“风向标”的话，不是跟上海比经济，而是要跟上海比“双视野人”。
过去由于信息闭塞，“双视野人”的形成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但是在今日，在互联网如此发达，搜索信息如此便利的情况下，我相信无论你身在何处，都有能力成为一个“双视野人”，问题的关键在于你想不想。许老师给考研诸君提出的建议“考研不如去留学”实际上也是在劝大家有机会到外面去走一走、看一看，努力成为一个华丽的“双视野人”。
■ 从大专直接升到硕士 ■
骥： 香港读研究生有几种方式，是通过考试还是申请？
许： 香港的硕士制度目前有两种，一种叫MPhi，这种是正规的，写论文的，有资助的。读完MPhi就可以读PhD，这种呢，学校里一般都有一定的名额限制。但因为这个名额少，所以作为一个补救，近年来越来越多出现一种叫MA。MA没有补助，是学校自己办的，要上课的，通常读完了就不读博士。所以，其实香港现在是一种“双轨制”。和内地不同的是，无论读这两种中的哪一种，都是不考试的，通过申请，根据你大学的成绩、研究计划、面试时候的表现，来决定录取与否。
骥： 香港现在读研究生的人多不多？
许： 读MPhi的不多，因为涉及政府资助。在香港读到MPhi，就等于打一份工，平均下来一个月能拿到一万多港币。出去找份工作，辛辛苦苦，也就一万多一个月。而且读MPhi最后还能拿到学位，所以有很多人申请。但是名额不多，老学校，像港大、中大稍微多一点，像岭南大学这样新的学校就很少。按照大学生的百分比来说，我想大概不会超过百分之十能申请到MPhi的。但是加上MA呢，比例会高很多，读MA的人还蛮多的。读MA的人很多已经参加工作了，他们需要硕士学历升职，也有的人，比如在中学教书，学校会出钱让你去读MA，有时候也不一定自己出钱。
骥： 能说说你考研的经历吗？
许： 我当初是在一所工科学校念大专，读了两年，成绩其实还不错，但是业余还喜欢文学，自己也写小说。有一天碰到一个有名的“五四文学研究会”的老作家，他鼓励我可以考研究生。按照那个时候的规定，不管你大学读到几年级，只要你能通过考研的考试，你就等于大学毕业了。所以，我只读了两年的大专，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准备考研，考取了，我就“大学毕业”了，但实际上我是没有大学本科文凭的，但是后来我有硕士、博士文凭。因此，对我来说，考研非常重要，使我从一个工科大专生，直接变成了华东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
骥： 你当时考试的内容有哪些？
许： 最重要的是外文，我考的是日文，然后有一门政治，另外还有三门专业课，其中最重要的一门是“作文”。我还记得题目，印象非常深刻，叫“给友人的一封信——谈谈中国现代文学”。我后来才知道，我那一届一共取六个学生，有将近两百人考，整个房间坐得满满的，有很多后来有名的作家当时都在，因为那一年是“七七届”嘛，他们也想读两年大学就直接上研究生。这一两百个考生有一个筛选的过程，筛选出大概十几二十个人。在这个过程中，导师是看不到学生的卷子的。要等到只剩下这十几二十人的时候，我的导师钱谷融教授，才看到我的卷子。主要就是看那篇“作文”，其他的什么政治啊、日文啊他都不管。
■ 香港学生考研就是为了赚钱 ■
骥： 香港学生读研究生和内地学生读研究生相比，有没有什么特点？
许： 香港的学生比较现实，因为香港的经济压力很大。过去在香港，对于一个中等以下家庭来说，孩子能读上大学，就是一个很大的成绩了。因为香港原来的大学生很少的。在1967年以前只有2%，现在呢，应届中学生考大学的录取率也只有17%，这已经是在1997年前后香港大学急速增加，从两家变成八家之后的数据。但是这个数字，还是远远低于北京、上海的50%，也低于全中国包括所有农村在内的30%，更不要说台北，差不多是100%，美国、日本都是60%、70%。所以，香港的中学生进大学的比例是全世界“最低”的，尤其是跟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
造成这一现象有很多特殊的原因。比如，香港有很大数量的中学毕业生出国留学，可能有20%会去英国、澳洲、加拿大这些国家，再加上什么副学士啊乱七八糟的，理论上有很多中学生都能“读大学”。但是，在香港中学生进大学依旧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因为进大学比较难呢，于是造成了香港社会的一个“惯性”。
你知道，香港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现象非常明显的社会。你要是没有大学毕业，替别人打工，工作几十年，工资还是每个月一万块，做个出租车司机两万块，大不了是这样。可是大学一毕业，找一份正常的工作，每个月就有一万五、一万八。换句话说，一个家庭如果父母收入都是一两万，养了三四个孩子，他们会非常期望孩子能够上大学，赚钱添补家用。所以，香港学生读研究生就会有非常现实的考虑，要么我得到资助，要么先找到工作然后读MA，必须先保障基本收入。很少有父母说：“你继续读吧，学费全部都我来支持。”这种情况如果有，那父母也会选择把子女送到国外去读书啦。
去海外读书的学生又有两种情况，要么成绩特别好，要么成绩特别差，考不取香港的学校，就到海外去混一个文凭。所以说，香港的学生很现实，因为环境很现实。现实不代表他们读书读不好，但是，读研究生基本的动力是出于经济的考虑。
内地的学生来香港的话，当然也很现实的。他们之所以来香港读书，就是因为香港有这么多奖学金嘛。每个月一万多，一年就十几万，读博士一来就读三年。所以在内地的报纸上你常常能看到，某人得到港大四十万奖学金。其实不是给你四十万，这些钱也只够每个月的基本花销。有很多内地学生，放弃清华、北大来香港读书，为的也是这个目的。
骥： 有没有纯粹为学术的目的而读研究生的人呢？
许： 学术是后一步的事情。在现代大学教育这么成熟、这么普及的情况下，你要大学生建立起自己的学术理想，可能是奢求，这只能针对少数人，个别的天才、人才来说了。以前按照内地的说法，大学生是“天之骄子”。其实现在应该改变这种看法了。现代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培养人才，受教育是每个公民基本的人权。所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不要把自己当人才。而且，大部分大学毕业的人也没有想好自己这辈子要做什么，甚至于在选择读什么专业的时候还犹犹豫豫，就算是读了研究生以后，将来要做什么，还在犹犹豫豫。这跟我那个时候很不一样了。我那个时候读研究生的人，一方面人数很少，另一方面经历了十年“文革”，大浪淘沙，很多人读研究生的时候就拿定主意这辈子就做学术了。
■ 被女孩甩促成考研 ■
骥： 你当时读研究生的目的和初衷是什么？
许： 我读研究生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从必然性来讲，是因为我读的是工科大学，学的专业是冶金电气自动化，毕业以后会到日本培训，然后到宝钢工作。当时经过“文革”，没有多少人愿意读文科的，包括我爸爸妈妈都说“文科危险”，而且文科很“虚”，学数理化比较“实在”。但是在读的过程中，我就对我的一生产生了怀疑。如果我做电气自动化，我这一辈子，就要把我的工作和我的爱好分开来了。而我的爱好是什么，我自己也很清楚。所以，我读研究生的基本动力就是要把我的工作和我的爱好结合起来。
当然，也不能讳言那个时候读研究生也算是一个成就，大家会很羡慕。讲得难听一点，就算是“找朋友”也容易一点，这就是“偶然因素”。那时候我认识了一个女孩子，约会了两次就把我给甩掉了。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场景，我在上海百老汇舞厅——当时还是一个旧家具店，我站在门外对着里面的一面镜子看着自己，戴着一副眼镜，穿着一件紫红色的汗衫，我对自己说：“人家是不应该理你，你看你现在算什么呢？你又不漂亮，又没钱，又没地位，你什么都不是。人家一个在图书馆工作的人凭什么理你？”其实现在想想那个女孩子也挺肤浅的，她洋洋得意地告诉我她的一张照片被照相馆放在橱窗里，我还骑着自行车跑去看，就那么傻乎乎的。可是在照镜子的一瞬间，我对自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怀疑：“你什么也不是，起码你得是什么吧？”那怎么才能“是什么”呢？我又不会偷不会抢的，好吧，那就考研吧！就这么简单，全靠那个女孩子甩掉我。
当然，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前也有过很长时间的理性思考。我之所以能在三个月之内把考研准备好，跟我平常花了工夫有关。人啊，做事情的动力有时候是很复杂的，有学术的原因，有社会功利的诱因，也有偶然的促因，这是一个合力。为了功利的目的去读研究生也没有什么可非议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了还债去写长篇小说，照样是世界名着；有的人在家里闷着头说要创作世界名着，你看吧，他一辈子都在发梦。不能从一个人做事的动机，来否定他所做的事。
骥： 为什么很多人会把读研究生看作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件事？
许： 这和中国人“唯有读书高”的传统有关，即便是在社会最乱的时候，中国的老百姓还有尊重读书人的习惯。关键是过去“名”和“实”比较相符，能读书的人少，能读上研究生的人更少，能读上以后真的觉得自己是凤毛麟角。现在基数扩大了，大学生人数很多，研究生人数也很多，其实在现在中国社会里，读研究生已经不算什么了。如果你还用传统的眼光把自己看得很高，觉得自己不是一般人，不用洗碗了，这是不对的，需要慢慢做心理调整。
以前在香港，大学生出来都有人抢着要，更不要说研究生。过去内地研究生也少，毕业后自然就吃香，比较容易找到工作。其实说工资呢，也不见得很高，只是比较容易进报社啊、出版社啊、大学讲师啊之类跟专业对口的工作。现在找这些工作压力都很大，位置都很满。过去社会竞争没那么大，大家的钱都差不多，这种时候研究生自然就很受尊重。现在呢，可能一个开饭馆的人赚的钱也比读书人多，所以研究生就没有以前那么高的尊严了。这也没什么，价值观多元了嘛。
香港现在愿意读博士的人不多，因为读了博士就要想办法到大学里找工作，但是大学里很难找工作。现在一旦有一个位置空出来，全世界几百个名牌大学毕业的人都来申请，不容易得到。所以很多人看清这个工作前景，就不读博士了。中国内地现在还在盲目地往前走，创造这么多博士、博士后，就业机会如果没有及时扩展的话，这些毕业生会慢慢成为问题。
骥： 你觉得读研究生应不应该考虑“回报率”的问题？
许： 我觉得还是要看什么情况。硕士这个阶段很难说，因为在现代社会，硕士谈不上很知识分子，也谈不上是很高的学历，在某种程度上说它也是一种“职业培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期待“回报”，尤其是读“会计”之类的专业。但是另外有一些专业，你一开始就知道它是“没用”的，但是因为你喜欢才去读。这个时候你就要想清楚。现在大学普及了，所以大学生别把自己当知识分子，你只是接受“通识教育”。在这个阶段你就要想清楚，你有三种选择——
第一种： 你想要活得比别人好，你要得到更多的回报，那你就选择任何一条路，哪里回报率高就往哪里走，哪里回报率不高就马上掉头。
第二种： 你要是觉得你这辈子不在乎回报，只要一个过得去的生活，你最大的快乐是可以做出成绩，可以做你喜欢的事情，这类人特别适合考研。对他来说，研究生毕业活总是活得下去的，不要跟人家比较。都开车，别人开宝马，你开比亚迪，那又如何？走在路上没什么分别嘛！开宝马的人走在路上，满脑子想的都是“偷菜”，而你脑子里在想天文学的一个星体——你的人生比他丰富多啦！这种人，想明白了，一路走下去也很好。
第三种： 两者都要，又要活得比别人好，又要有精神上的追求，脑子里想着“我要做杨澜”，这样的人特别难选，又要选择那些特别热门的、特别有回报率的专业，又要读得特别拔尖，对自己的抱负很大。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你要求的越多，需要付出的也就越多。
我觉得如果我是大学生的话，在大学阶段，我就会把这些问题想清楚，想清楚我要走哪一条路。如果你这辈子只关心房子比别人大、车子比别人好、老婆比别人漂亮，那么，考研对你来说一定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 有机会考研，还是考研好 ■
骥： 你觉得一个人在大学里就能够把这些问题想清楚？
许： 对，应该想清楚。
骥： 但是就我的观察来看，大部分学生是想不清楚的。一般到大四的时候，无非三条路可走： 就业、考公务员、考研。就业，找工作太难了；考公务员，不想二十几岁就抱铁饭碗浪费青春；所以，大多数人自然而然就会走上考研的路。大家根本就不会去想你刚才所说的那些问题。
许： 所以这就是问题喽。一个人在大学里是怎么想的，这一辈子就是怎么想的了，后面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我在大学里的时候就想，如果能做到第三种当然最好，但是做不到的话，第二种是要确保的，我一定不做第一种，因为第一种不能给我带来最大的快乐。
你说的三条路： 就业、考公务员、考研。如果放到香港的研究生身上来说，前面说过了，因为经济压力大，所以对他们来说就业是第一位的，考研也是一份“工作”。对香港学生来说，首先要有收入，不能再靠父母吃饭，尤其是对中等以下家庭来说。那些住在公屋里的，还有弟妹要照顾的，哪里还奢望谈得上要父母给钱继续读书呀？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大家都很清楚，理想必须要以经济为保障。有了工作以后，他们才开始考虑其他问题。有的人结婚，买房子，成为辛辛苦苦的中产阶级；有的人攒钱读书。我就认识这样的朋友，读完MPhi，把在《信报》好好的工作辞掉，到北大去读研究生。内地有些人要读研究生的，家境不是太好，其实没有必要非得要坚持读研究生。就算你脑子里觉得以后会成为一个“大师”，但是你怎么忍心你的父母生病了还要继续工作，只为了供你读书呢？至少在没有充分显示出你的“天才”之前，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除非你已经得到“所有人”的认可，觉得你很有前途，这时候你还可以得到“公共资助”啊。
但是话说回来，我个人觉得有能力、有机会考研，还是考研好。因为人有时候不知道的潜力有多少，自己是十个人里面最优秀的呢，还是一百个人里面最优秀的呢，还是一千个人里面最优秀的呢，还是一万个人里面最优秀的呢？这个问题不是扪心自问、半夜关起门来想想就能够得到答案的。有很多学校的制度弄不好就很容易把人给毁掉。像香港中学的“分级”制度，分成一二三级，有些人只差几分，就掉到第三级去了，这样的人给自己的定位就很现实了。
考研有个什么好处呢？理想主义地说，考上研究生，如果你有什么特殊的才能的话，可以利用这个平台发挥出来。如果不考研究生，大学毕业马上就去工作呢，起码在学术方面就没什么希望了。比如说你去做销售，你的“才能”就只能全部发挥到销售上面去了，你没有机会去试。所以，如果有可能去读研究生的话，为什么不去试试看呢？再说，内地现在读研究生也是有补助的吧？
骥： 分“公费”和“自费”两种，“公费”每个月补助不多，也就几百块，“自费”学费挺高的，每年要两三万。
许： 每年两三万也不高啊，你看美国的学费，读个大学每年就要四万美金。所以，虽然现在考研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多给自己一个机会吧，不是坏事。但是中国的现状很难说，我刚才讲的都是理想状态。中国的问题是： 第一，人口基数太大，研究生扩招得太快；第二，大学现在学术腐败特别厉害，很多人不是在追求学问，都是在这个制度底下谋求个人的好处，因为他们的基本收入没有像海外那么高，大家都搞各种项目，甚至去炒楼。总之大学里面本身就乌烟瘴气，所以影响到研究生也觉得自己没出路。
作为研究生，看这些老师们，学问好的混得不好，混得好的人呢其实没什么学问，所以弄得都很“精”，平时跟那些主任啊、书记啊混得好，等到要写推荐信的时候呢又叫学术权威帮他们写。学生们把学校里这套价值观的分裂看得很清楚。其次，现在找工作很难，想要研究生毕业留校也很难，尤其是从小城市往大城市发展，特别难。去年我的研究生毕业，想到内地的高校教书，我也是帮着费了很大的工夫最后才找到工作。要是能找到大学教职，其实跟做公务员差不多，虽然钱不多，但是稳定，各种好处还是不少的。所以，我真是觉得考研和工作没有太大的差别，工作中会遇到的很多麻烦，读研究生的过程中同样会遇到。
■ 内地学校办得像衙门 ■
骥： 香港对导师帮研究生找工作有没有“硬性指标”，有没有“就业率”一说？
许： 内地的“就业率”很荒谬，香港当然没有这种制度。老师完全没有义务帮学生找工作，老师的责任就是在学校教书，学生找不到工作跟老师有什么关系？在香港，老师是出于道义帮学生推荐工作，而且一般也就针对博士，硕士根本不管。而且，香港的学生也不会对老师有这种要求，他们都很早就自己去找工作。
另外，内地这种考察“就业率”的制度，从技术上根本也是做不到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只说找工作的话，什么样的工作都是工作啊，关键在于你愿不愿意去啊，对不对？找工作还不容易，我明天介绍你去快餐店做经理；你不去，那是你的问题。我作为导师，要完成任务，也太容易了。关键是要找到学生满意的工作。但是学生的满意度在哪里呢？你说你如果一定要去哈佛教书，那就不可能啦，是不是？我做老师的都去不了。这个制度是有些可笑的。
不过呢，无论海外还是内地，尤其是华人社会，老师帮助学生，特别是帮助自己喜欢的学生，这是人之常情。但是要帮不到也没有办法呀。不要说老师帮学生了，就是父母帮小孩找工作，小孩找不到也没办法呀。哪个父母能保证帮小孩找到工作呢？总不能说小孩找不到工作，父母就开除吧？下一次不能做父母了。
骥： 随着考研人数的增加，考研班也应运而生。前几天我在微博上看到评选“当代最大的卖国贼”，俞敏洪列第一位，说他把中国的人才都送到国外去了。你怎么看考研班？
许： 送到国外去的不一定都是人才啊，他们只是提供一些考试的培训。再说也很难说什么卖不卖国，清华大学一开始就是为了向外国输送留学生而开设的，最后也变成好学校了，这没什么坏处。
骥： 你考研的时代有没有考研班？
许： 我那时候没有。我不是说了吗，自己一拍脑袋，在家读了三个月书，就去考试了。香港倒是满街这种培训班，但我没有接触过，不敢随便发表议论。我总觉得一个人走到这种地步，要去参加培训班，要靠补习，就别读书了吧。我记得我当年考试的时候，也就紧张一门外语，其他都是可以自己搞定的。所以我那时候最紧张的就是外语，走路的时候都拿着字典背单词。
骥： 那些在读研究生的人，面对花花绿绿的世界，物欲横流，各种诱惑，要怎样才能静得下心来读书呢？
许： 把该应付的事情应付掉，然后再读书喽。我对现在的研究生其实很不理解的。我记得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没有一点时间是浪费的，到食堂买饭排队都在背单词，这是很普遍的现象。一有空下来，比如说等公共汽车，马上拿出录音机来学习。图书馆是从早上到晚上，每个位置都被人占得满满的，你都不敢走开，一走开位置就被人占掉，美国的大学到现在都还是这样。中国现在是物欲横流，美国人都很老实很规矩很本分的，美国人不讲物质的，他们只要开心就行了。
美国从小学到大学，教育都是讲“快乐”的，等到读研究生了才真正开始讲学习。所以中国的学生从小学到大学成绩都比美国学生好，但是到研究生以上你就比不过他们了。要是把中国的中学生和美国的中学生放在一起比赛考试，美国的中学生一定完蛋；大学生也是中国的强；但是到硕士以上，你就没他们厉害了。
骥： 我听说你女儿今年在美国大学毕业了是吗？
许： 对，今年六月我参加我女儿在伯克利大学的毕业典礼，她读两个学位，一个是建筑，一个是经济。伯克利的经济系是非常出名的，台上诺贝尔奖得主就有三四个，下面一届有两三百个学生，70%是亚洲人。他们宣布最佳学生的时候啊，笑死了。主持人在上面读： 迈克·陈、威廉·陈、詹姆斯·陈、詹尼佛·陈……因为是按照姓氏笔画排的，“陈”就一大堆啊。结果他们上去，我都看呆了，发奖的人也看呆了，偶尔有几个黄头发的，七八成都是黄皮肤的，一半都是内地人。这些内地人不是内地过去的，一般都是二十几年前从内地到美国去的留学生他们在美国出生的子女。中国人注重经济嘛，所以很多人都读经济系。我坐在下面就在想，这到底是谁的胜利啊？你可以说是华人的胜利，将来的世界上，最顶尖的经济系里都是华人；但你也可以说是美国人的胜利，因为你们全接受他的教育，学他的游戏规则。
可是，等到我女儿建筑系的毕业典礼呢，就完全不一样了。就像你说的，建筑系的“回报率”要比经济系低得多。读建筑系，用香港人的话说，你唔会靠佢攒钱架（你不会靠它赚钱的）。建筑系的华人大概只有20%，绝大部分都是美国人和欧洲人。请注意啊，这两个系里，一个黑人都没有。那是因为伯克利是公立学校，如果私立学校呢，一定有黑人，因为私立学校可以自立规矩，要考虑“民族多元性”，他一定会留出一些比例的名额留给黑人、拉美人。公立学校为了“政治正确”，不可以定比例，必须看成绩，黑人就全没有了。
我觉得考研的问题，你也别单单看着香港，香港学生一样。香港的好处是，出去外国方便，外国人进来也方便。但是香港教育的死穴在哪里？在于它的生源非常窄。我们经常开玩笑说，香港是一流的资金，二流的老师，三流的学生。不是学生不好，也不是学生笨，而是可选择的学生太少。内地的学生是从几千万人里挑出来的，香港的学生是从几万人里面挑出来的，香港一共只有七百万人口。而耶鲁、哈佛的学生，是从全世界多少人里面选出来的啊！香港为了保护本地的利益，所以生源很窄。现在虽然开放让内地学生进来，但还是很少的。所以香港的教育，可以花重金请一大堆专家、世界名流来做教授，但是学生不行。内地生源很好，问题是制度不好，行政干预学术太厉害，什么东西在学校里面都“官本位”，学校办得像“衙门”，教授都像“干部”，学生当然跟着都做“公务员”啦，研究生就等于是“勤务兵”啦，学着做“小公仆”。但是这个世界越来越流通，是人才必有去处，别担心。
【采访时间】2010年10月15日
【采访地点】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