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除按地收租外，还论户取赋，也就是所谓的口赋，即人头税。还有徭役制度，就是无偿征取力役之课，是秦赋役制度的重要部分。汉朝时期，国家把农民编为户籍，作为征收赋税徭役的根据。编户农民对封建国家承担田租（土地税）、算赋、口赋和丁赋（人头税）、更赋、徭役、兵役，汉朝田租轻而人头税重。汉高祖实行十五税一，文帝时实行三十税一，东汉光武帝把田租恢复到三十税一。汉朝的编户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完整的赋税徭役制度正式形成。魏晋到南北朝实行租调制，受田农民，每年必须缴纳一定数量的租粟、调帛或麻，还必须服徭役和兵役。隋至唐中期实行租庸调制。成年男子每年向官府交纳定量的谷物，叫做“租”；交纳定量的绢或布，叫做“调”；服徭役的期限内，不去服役的也可以纳绢或布代役，叫做“庸”，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时间。唐中叶由于土地兼并严重，均田制瓦解，租庸调制无法继续实行。为解决财政上的困难，780年唐政府接受杨炎的建议，实行两税法。两税法的主要内容：按土地和财产的多少，一年分夏秋两次收税。宋朝王安石变法实行募役法和方田均税法，方田”就是每年九月由县令负责丈量土地，按肥瘠定为五等，登记在帐籍中。“均税”就是以“方田”的结果为依据均定税数。元政权占有中原的时间先后不同，各地原来的法制也有差异，形成元朝田赋法的不统一。南北税制不同，税赋不一，素有“南重于粮，北重于役”之说，北方仿行唐租庸调法，江南仿唐两税法。1581年，张居正为了增加明政府的财政收入，把原来的田赋、徭役和杂税合并起来，折成银两，分摊在田亩上，按田亩多少收税，叫做“一条鞭法”。一条鞭法是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它以货币税代替实物税，结束了历代以来以镇守实物为主的国家税收方式，废除了古老的直接役使农民人身自由的赋役制度，使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以资产计税为主代替原来以人头为主的税收制度，有利于税赋的合理分担。
清初则继承明制，继续实行一条鞭法，但实行的不够彻底和普遍，丁银和田赋仍是两个税目，“壮不加丁，老不除籍，差役偏苦不均。”随着土地兼并的进一步发展，穷丁、无地之丁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按丁征收丁银，贫苦农民就会无力承受，这不仅使国家征收丁税失去保证，还会由于农民畏惧丁税流亡迁徙、隐匿户口等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康熙五十年（1711）后，实行“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但此前出生的人丁还要缴纳丁银。雍正在此基础上明令全国实行“摊丁入亩”的赋税制度。即将各省、州、县的丁银一并归入到各省、州、县的田赋里统一征收。自汉唐以来长期实行的人头税被废除了，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松弛了。杜绝了历史上长期存在的隐瞒人口的现象，也促进了人口出生率的提高；劳动者有了较大的人身自由，又有利于手工业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
从秦到清，我国赋税制度的沿革规律大体上可以归纳为：征税标准从以人丁为主，逐渐演变为以田亩为主（以两税法为标志）；征税物种由实物地租为主演变为以货币地租为主（以一条鞭法为标志）；征税时间由不定时逐渐演变为基本定时（以两税法为标志）；农民由必须服徭役逐渐发展为纳绢代役（以“庸”为标志）；税种由繁多逐渐简化（以一条鞭法为标志）；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经济实力的增强，税种趋于单一化（以摊丁入亩为标志）。
士民一体当差，是指取消豪强地主，士大夫和绅衿等户的特权与民户一体承担国家的差役。清初，曾按官吏的品级优免该户一定数量的丁役，免除士人本身的差役等。雍正二年，下令革除儒户、宦户名目，只免绅衿本人的差役，严禁他们的不法行为，令与平民一体当差。对拖欠钱粮者，革除功名，按律治罪。对渎职的官吏，罚俸一年。如敢顽抗者，以重罪治之。雍正十二年（1734）又颁布了主佃关系法令，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佃农与绅衿的平等权力。这些措施在某种程度上顺应了时代发展和变革生产关系、发展生产力的要求。
鼓励垦田，倡办社仓。雍正对开荒、垦田大力扶持：“朕自临御以来，无刻不廑念民依，重农务本，业已三令五申矣，但我国家休养生息数十年来，户口日繁，而土地止有此数，非率天下臣民，竭力耕耘，兼收倍获，欲家室盈宁，必不可得”。因此他发布垦田令，允许农民自垦自报，地方官不得勒索和阻挠，并将过去开垦旱田9年起科改为10年起科。农民无力开垦的，由州县拨给耕牛和农具，发给地照，永世为业。以经验丰富的老农树为典型，授予八品顶戴，承担督课生产之责，弥补清代没有专职农官的缺陷。同时采取措施在直隶地区大量开垦水田，开发宁夏、四川等边远落后地区。
中国是个农业文明古国，仓储制度历史悠久。《周礼》中“遗人……掌乡里之委积，以恤民之艰，以待凶荒”的记载便是明证。西汉以后，出现了以平衡物价为主的常平仓，隋朝则推出了义仓，隋开皇三年（583），户部度支尚书长孙平奏令民间每秋家出粟麦一石已下，贫富差等，储之闾巷，以备凶年，名曰“义仓”。因设于民间，故也有社仓之称。随着隋唐时期义仓移至城市，社仓不复存在。南宋朱熹立社仓法，为后世沿用，标志着社仓的复兴，社仓由此成为传统社会备荒仓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多有沿用。清代康熙时，户部尚书张伯行垦请恩准，到山西创办，无功而返。雍正即位，就命湖广总督杨宗仁创办社仓，结果事与愿违。雍正二年诏令：放权给民间，改官办为民办，官府不得强行，只能劝导。社仓的粮食入出及管理办法由民间自定。又将制定的奖惩办法刻在石碑上。初见成效后，雍正令各地官吏办好备储之事，官办与民办并举。
废除贱籍、安置流民。乐户、丐户、旦户、世仆、伴当等“贱民”多属历史遗留问题，由来已久，这种贱民主要有浙江惰民、陕西乐籍、北京乐户、广东疍（dàn）户等。贱籍就是不属士、农、工、商的“贱民”，世代相传，不得改变。他们不能读书科举，也不能做官。他们地位低下，倍受剥削和压迫，是被歧视、侮辱的社会最低阶层，甚至连起码的生存权力都无法得到保障，这种状况数百年一贯制。雍正元年诏令：“压良为贱，前朝弊政。我国家化民成俗，以礼仪廉耻为先，似此有伤风化之事，亟宜革除。”@同时明令各省自查，如有类似贱民，一律准许出贱为良，改业为良。雍正五至八年，又先后解除了安徽等地世仆、伴当的奴仆身份；解除东南沿海一带的旦户和苏州等地的丐户贱籍，编为民户，共为务本之人。此外，雍正时期又废除了手工业者的“匠籍”制度。几百年的历史遗留问题得到了初步的解决，使众多的“贱民”摆脱了束缚，获得了人身自由，在客观上起到了解放生产力的作用。
流民问题，是我国历朝历代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雍正即位后，吸取了其前辈的经验教训，加大了解决流民问题的力度。他一方面实施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稳定社会秩序的措施，以减少流民数量。另一方面，令各地妥善安置流民，使之安居乐业，减少社会震动。
不拘定规，以贤取才。雍正十分注重用人察吏“敷政之道，用人为本，其余皆枝叶事耳。”，雍正在选拔任用官吏时并不拘泥于官员的出身和资历，而更看重他们的实际才干。他认为“科举取士，去取惟凭文艺，其人品之高下，才能之优绌，无由得知。”因此他要求臣下“不可尽以科甲为人才，而视他途为市井小人”。他认为，循资按次、照例选用之员，往往“庸碍无能者有之、年老衰惫者有之、少不更事者有之”。其后果必然导致“苟且因循，贪位窃禄，诸事冗，职事废弛。”与众不同的是，雍正选用封疆大吏宁可重才能，而不以操守取人，他宁可舍弃不能办事的清官，而用操守平常的能吏。与封建时代提倡的“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的重德轻才的取人之术大相径庭。如直隶吴桥知县常三乐，廉洁安分，也没有什么过错，但是他胆小软弱，以致地方好多事久拖不决，工作难有起色，被雍正毫不留情地罢免。山东曹县知县到任一年多，疏于事务，倦怠公事，对20多起命盗案竟没有一件审完，虽然他本人遵纪守法，但雍正认为在其位不谋其政就是犯罪，不仅免职，还让他坐了5年大牢。
清朝用人有资历、出身的规定，并有满、汉的区别。雍正虽然没有明令废除这些旧规定，但在实行中却予以突破。他对湖广总督杨宗仁说：“如遇有为有守贤能官员，即行越格保题，以示奖励。”他要河南布政使田文镜破格提拔有才干者，将“素所深知者，密举二三员来，以备选擢”，并说“朕从来用人，不悉拘资格，即或阶级悬殊，亦属无妨。”并以鄂尔泰、田文镜、杨文乾与李卫为楷模，提出以“治天下急务，首在用贤敷教，次者缉盗安良”作为官吏的主要衡量标准。同时，严格考察所属官员，将那些“贪婪酷劣及老病无能、向来苟且姑留之辈，尽数纠参”。他指出“朕缘目击官常懈弛，吏治因循，专以积累为劳，坐废濯磨之志，不得不大示鼓舞，以振作群工委靡之气。俟成知奋勉，治行改观时，自另有裁处之道。”
站在前几代皇帝的肩膀上，雍正帝对其父亲康熙帝的制度改良，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改革，最终使得清帝国的帝国设计臻于完美。从此整个清朝政府的运转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效率。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乾隆帝这才得以专注于清朝的武功，把整个清朝送入了极盛的局面。
§§§第六节 乾隆朝臣子众生相
纪晓岚
谈及一个朝代，这个朝代的皇帝和大臣都必须论及，尤其是在人们心目中占有很重分量的清官和智者，当然，也少不了令人唾弃的贪官和奸臣。乾隆皇帝与其父亲雍正皇帝用人的标准不太一样，雍正皇帝用人不拘一格，而乾隆则看中大臣们的智慧。于是，风流才子纪晓岚、幽默大师刘罗锅、贪婪成性的和珅……这是野史中给乾隆皇帝麾下的团队的基本定义。如果说，雍正用人是不拘一格的，随着个人喜好；乾隆皇帝用人，还是有他自己的考虑。
乾隆皇帝在位期间，一直秉承一个“本朝无名臣”的理论。他说，因为朝廷纲纪整肃，本朝既没有名臣，也不会有奸臣。但事实上，不管乾隆是否承认，在他当政期间，还真真正正出现了几个著名的臣子。如今热播的众多历史剧中，乾隆、刘墉、和珅与纪晓岚是出镜率极高的“黄金组合”。一个平易近人的皇帝，加上一个钻营拍马的奸臣，配上一个诙谐机智的忠臣，就成为百看不厌的铁三角。他们的集体出镜，给我们演绎了一场盛世之下君臣戏谑的画卷。戏说的描述，毕竟有时只为追求戏剧效果，不顾历史的真实。刘墉比和珅年长30岁、纪晓岚比和珅年长26岁，刘、纪两人虽然位居大学士，但从未担任过军机大臣，与和珅的枢相地位相差颇远，不可能以下犯上。因此，戏剧中三大臣之间的口无遮拦、插科打诨，应该是绝无可能。
先说刘罗锅。其实，他的政绩、他的声名，在真实历史中，跟他的父亲比起来还差一些。为清代各种人物作传的《清史稿》，亦只是把刘罗锅的小传附在刘统勋的后面，短短的几行字，就把这位传奇人物的一生总结了。记得傅彪的遗作《大清宫》，反映的就是刘罗锅的父亲刘统勋的故事。电视剧《天下粮仓》里，也有对刘统勋的歌颂。因此，如果没有《宰相刘罗锅》的热播，刘罗锅的形象也不至于这么深入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