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出生地之争一直延续到乾隆的孙子道光即位。嘉庆死于避暑山庄，在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以嘉庆名义撰写的《遗诏》末有“皇祖降生避暑山庄”一语，就是说乾隆当年就生在滦阳行宫，即避暑山庄。并说皇父乾隆当年就生在避暑山庄，今天我死在这里，也没什么遗憾了。新即位的道光皇帝发现这一情况后，不得已又更正了这一说法。《实录》记载修改后的《遗诏》，原文如下：古天子终于狩所，盖有之矣。况且行宫为每岁临幸之地。我祖、考神御在焉，予复何憾！这里把乾隆出生于此，改成了神御，即画像在此。
道光为把他爷爷乾隆出生在北京雍和宫的说法作为最终结论明确下来，不得不把他爸爸嘉庆的话都改过来，为了爷爷的面子牺牲爸爸的面子，想必道光也是十分痛苦的。但由于嘉庆的诗早已公开流传天下，总不能收回来都改吧，所以道光在这一点上很无奈，一部分没有改的《嘉庆御制诗集》流传下来，从而愈发使天下官员百姓对乾隆出生地疑窦丛生。
不过，乾隆的生母究竟是谁，清朝皇家的家谱《玉牒》和乾隆时期的《实录》以及《圣训》上都有明确的记载：乾隆的亲生母亲是钮祜禄氏。而且，从史书上来看，乾隆对其生母是无比慈孝的。他在慈宁宫为母亲60岁诞辰举行盛大寿宴，并把它绘画叫《慈宁燕喜图》。他侍奉母亲三次上泰山，四次下江南，多次到塞外避暑山庄。乾隆还别出心裁，用三千多两黄金做了一个金塔，专门用来存放供奉他母亲梳头时掉下来的头发，所以叫金发塔。乾隆爱写诗，在他的流传至今的很多诗作中，也有不少是称颂生母钮祜禄氏的养育之恩的。
如果乾隆皇帝是位普通的百姓，或许没有人会深究他的身世，如果不是民族矛盾加深，百姓们也许不会关心他是满族还是汉族，然而，偏偏这两点都仅仅是假设，于是，坊间才会有那么多关于他身世的传说，甚至成了现在古装片的演绎的剧情亮点。真是成也皇位，败也皇位。
§§§第六节 六巡江南为了谁？
乾隆书法
一部《戏说乾隆》不仅开创了戏说清宫戏的先河，同时也让人们对乾隆皇帝六下江南的故事有了更多的认识，但那种认识似乎更多地来自于齐东野语，六下江南，不仅让乾隆皇帝饱览了江南的秀美风光，也为后世的人们留下很多韵事，难怪现在的电视剧总拿乾隆下江南说事儿。说到江南，那总是与风光迤逦、山清水秀、春色无限、美女如云相提并论。江南的秀美，吸引着众多名人志士的无限向往。颇具才情的乾隆皇帝，也不例外。清朝的历史上，详细地记载了康熙与乾隆的六次江南之行。对于乾隆南巡，从官方的史籍到民间的野史中，都有许多描述：或说他修堤筑堰，功盖千秋；或说他甩手国事，沉迷美景；或说他风流倜傥，贪恋美色。众说纷纭，褒贬不一。但事实上，无论是康熙还是乾隆，下江南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总是游山玩水，顺便泡泡妞，相对来说有更多的政治意图。
其实，说起来，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下江南巡幸，不单纯是为了游山玩水，更重要的是两位皇帝都出自一个重要的意图，那就是检查河工。在传统时代，水运网络关系到最根本的国计民生，然而，我们的母亲河黄河与父亲河长江都不好伺候，动不动就改道，兴致一来就发水，上梁不正下梁歪，在他们的带动下，中国境内大大小小的河流也成了刺头，因此历朝历代对此都不遗余力。但很悲哀的是，拿今天的话说就是灾区栽干部，治理河务总和贪污腐败有着剪不清理还乱的关系，以致于水患未除，人患又出。康熙与乾隆在这上面也很头疼，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亲自视察，深入民间调研。而巡视河工的康熙皇帝留下的的是整顿吏治，同样下江南的乾隆皇帝却在民间留下了可供谈资的风流韵事。
康熙与乾隆当年的南巡，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视察水利，维修堤坝。在乾隆的下江南中，有很多是视察黄河工程和浙江的海塘工程。乾隆视察河工，不仅仅是做样子。有一年，老百姓竟然在修堤坝的工地上亲眼见到了乾隆爷。那是乾隆二十五年，浙江又一次水情告急，而在海塘施工中又出现了石塘、柴塘之争。究竟是修筑石塘，还是修筑柴塘？意见不统一。此时正好乾隆帝第三次南巡到达海宁，看到这种情况，他马上亲临现场，亲自试验打桩。他看到，如果修建石塘，必须得从旧塘坝向后移数十丈才能打桩，这样就会毁掉许多百姓的田地和村庄。于是乾隆决定先修筑柴塘，并要求每年用竹篓装上石头加固。直到乾隆四十九年（1784），乾隆帝最后一次南巡时，他还来到这里继续视察，并下令继续修筑范公塘石坝。海塘工程的建成，有力地保护了江南水乡的繁华昌盛。
此外，乾隆南巡的另一个缘由，便是江南的经济富庶与自由、丰厚的文化氛围。江南是清代最为繁华的地方，又是国家赋税的主要来源。江南相距京城较远，因此统治者老有不易控制的担忧。同时，乾隆时期江南吏治败坏、官吏贪污，已经到了不可不治的程度。因此，皇帝对于江南的监视，一刻都不敢放松。当时，设立在苏、杭、宁的三大织造，除了承担宫廷每年的衣被外，另外一个隐蔽的使命，便是充当皇帝监视江南的耳目。
同时，江南文化发达，文人密集。文人是最不易控制的，故在统治者眼中又是极其危险的一个群体。而江浙地区，又是明末清初反清斗争最为激烈的地区。这里人才渊薮，最为乾隆所挂念。因此，乾隆南巡的另一个重要目的，便是威慑和笼络知识分子，想借此进一步垄断文人的话语权。清代有一个重要的文士杭世骏，是当时的大学者。作为一名深具责任感的文人，杭世骏缺少着混迹官场的练达。而这些明显不够变通的文人特质，让乾隆十分不待见。所以，最终他的一番满汉言论触怒了乾隆。在一个合适的时机，乾隆最终将他革职放回了江南。但事情并没有完，他仍在清政府的严密监控之下。乾隆下江南时，特地接见了他。时人记下了乾隆三十年（1765）杭世骏接驾的情景：皇帝问他性情是否已经改变？杭世骏回答说，自己已经老了，已经不能改悔。从另一方面而言，杭世骏并没有在乾隆面前认错。于是乾隆很恶毒地说，你为何还不死？如果前面的接见还有一些假意的温和，那这句话便是明显的诅咒了。事实上，在乾隆接见的那天傍晚，杭世骏便辞别了人间。不管是何种缘由，乾隆都向世人昭示了这样一个信号，与皇帝作对，没有什么好果子吃。
但乾隆也懂得运用政治手腕来扩大政权基础。乾隆在下江南，对接驾及办差的官员大加赏赐，加官晋爵，将一些原来受过处分的官员恢复原职。特别是对前来接驾的老臣，问寒问暖，赏赐人参、貂皮等物品，还要赏赐他的子孙功名。在南巡途中，乾隆一方面多次在各地的孔庙行礼，另一方面他对前来拜见的文人士子还亲自命题考试。取得一等成绩的考生，立即授予官职，这样就选拔了许多实用的人才。由于江南一带人才荟萃，读书应试的人很多，乾隆下令给江苏、安徽、浙江三省官办学府增加名额，大大笼络了一批文士为他效命。
民间传说，乾隆喜欢江南美女，每次南巡时，少不了寻花问柳。现在江南的很多地方，都建有“娘娘庙”，相传便是为了纪念当年乾隆南巡过程中所临幸的江南美女。传说有一年，乾隆自己孤身微服私访，因为迷路，误闯入了一个偏僻的村庄，于是来到一户人家，想借住一晚。于是，他跟这户人家的女儿有了一段露水姻缘。乾隆回京后还甚为挂念，曾想将这位秀丽、朴实的女子接入宫中。但因侍卫走错地方，接错了人，这位女子最后因抑郁、失意，无奈投井而死。后人便在此地建了一座娘娘庙来纪念之。
对江南秀美景色的迷恋，让乾隆无法在北方的紫禁城里安心处理朝政，于是才有了他六下江南巡幸。“六度南巡止，他年梦寐游。”无论如何，乾隆对江南的印象是深刻的。但这六次南巡，排场奢侈，耗费浩大，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负担，甚至造成了国库的枯竭。从北京到杭州，沿途建造了30个行宫。乾隆乘的御舟被称为安福舻、翔凤艇，共有五艘，制作工艺极其精美。整个南巡船队，共约有一千多只船，确实是浩浩荡荡。到了乾隆晚年，他才完全认识到了南巡的错误。
其实，“六下江南”与“十全武功”一样，消费的是大清帝国的国库，消耗的是康熙和雍正皇帝留下的遗产，然而，当大清国库日渐空虚时，乾隆皇帝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尽管此时他认识到了六下江南的劳民伤财，但已经于事无补，国库不再充裕是个不争的事实。他的继任者无法象他那样，用金钱打造自己的政绩，甚至无法挽回大清帝国的颓废势头。
§§§第七节 “十全天子”晚节不保
白莲教起义路线图
打造十全武功，六下江南，让乾隆皇帝几乎耗尽了大清帝国的国库，而国库里的银子，是靠他的祖父和父亲积累下来的。雍正皇帝的一个“摊丁入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赋税问题，但同时，也使得大清帝国的人口激增。而人口的重负，贪官的增多，加上乾隆的自负，终于，在经历了“康雍乾盛世”后，大清帝国开始进入封建王朝的循环怪圈。当然，富于心计的乾隆皇帝，还不动声色地为儿子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而要取得这份遗产，可能会让紫禁城血流成河。
乾隆六下江南所引起的财政危机，现在已经显露无疑。乾隆后期，清朝的财政日益窘迫，甚至开始捉襟见肘。同时，官僚队伍的腐化也日渐严重起来，已呈现出追名逐利、阳奉阴违、相互倾轧、不顾国运的现象。各级官吏乘着乾隆时期国家经济繁荣、物质丰富、国库充盈、百姓富裕的有利条件，利用一切办法聚敛钱财、购地营宅。朝野上下，只知喜庆升平、不知居安思危者为绝对多数。因此，遍及全国的腐败问题，越到后期越加严重。
面对贪官污吏，乾隆皇帝也不是不想治理，对一些蠹虫他也毫不手软。但随着国泰民安、经济日丰，乾隆皇帝本身失去了进取之心，开始变得贪图享乐、生活腐化。按理来说，以他的身份和地位，适当地腐化一点本无可厚非，毕竟人家是皇帝，苦行僧的生活不现实也不人道，但是关键问题是领导的表率，作为万人之上的帝王，他的一举一动自然受到群臣的注目和揣测，一有风吹草动，自然迎风而上者群起。乾隆一旦有了享乐之心，底下的人自然少不了献崇之意。而这位乾隆爷，为了粉饰太平，不仅屡次兴办庆典，还别出心裁大开贡献之门，要求各地方意思意思，这一意思不要紧，各地官员和绅商们便蜂拥蝶至，竞相奉献，当然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奉献无一不是民脂民膏，转嫁给本就苛捐杂税严重超支的百姓身上。
中国进入19世纪开始，这个繁华过后的帝国逐渐衰老起来。60年的盛世已经过去，而新世纪的开端便是沉重的。上一世纪的各种矛盾，发展到现在，积弊已经日益明显。人口、财政、吏治等各种难题，使得乾隆皇帝日益愁劳。乾隆帝在位60年（1736—1795），是清朝国力鼎盛之年。其前期在康雍的发展基础上，加上自己对于国务的辛苦操持，内政上颇有建树，俗称“康乾盛世”。但是到了晚年，清王朝的统治开始由强盛渐次转向虚弱。
顺治年间，全国的人口大约在6千万左右。而到乾隆朝，一下子激增到了3亿。在封建社会土地兼并严重的情况下，人口的剧增，只会导致两种情况的产生：人口的流离以及会党结社的增多，社会于是动荡不稳，产生动乱。
乾隆晚年，对他的六下江南是后悔的。他说：我当皇帝60年，自认为自己没犯什么大错。唯有六次南巡，劳民伤财，把好事办成了坏事。然而，到这时才反省这件事，已经为时晚矣。乾隆帝的80岁寿辰，令官员各捐养廉银、商民各捐银两，又令两淮、长芦、浙江富商来京，从西华门至西直门自办点景、修缮铺面、油画御苑等，仅此项开支即达白银71余万两。乾隆晚年，和珅又为他开辟了一条新的敛财之道，即向各省督抚、盐政、织造、税关监督等大员征收“议罪银”，每次动辄以数万、数十万计算。乾隆帝如此奢糜，如此聚敛，百官何不欣然效尤？
因为接待乾隆皇帝，江南三织造亏空很大。因此，当三织造出了问题后，乾隆皇帝并没有处置他们，反而采用一定的手段保护他们，其中的奥妙就在于此。乾隆七年揭出的苏州织造兼管浒墅钞关的海保，侵吞银达22万两之巨，按刑律本应处斩。但乾隆帝却以海保之母为先帝雍正之乳母，有功于皇室，而谕令刑部：“论海保之案，理应从重治罪，但将伊治罪，朕心有所不忍，海保之罪，著宽免释放。”又如，乾隆十二年二月，大将军查郎阿受贿案被揭发，乾隆帝说该人“系皇考所用之旧大臣”，不忍置之以法，而谕令下去“这件事不必再深入根究”。
乾隆皇帝也深知大臣们的吏治败坏。他也深知，吏治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所以开始他还曾始终不渝地抓贪污受贿行贿案，而且注意抓大案要案，这是有目共睹的，也确实起到了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但无奈积弊已经很深，非有一些大刀阔斧的举动已经不可清除了。毕竟，现在整个朝廷这部机器的运营，还得依靠这些官吏。而这样的角度，必然会大大影响其整顿吏治的整体效果。同时，受害者归根结蒂总是黎民百姓，作为皇帝他还需有一番另外的考虑。结果贪风愈加猖獗，吏治愈加腐败。而这又导致官民之间、百姓与朝廷之间的隔阂与纠纷不断增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社会安宁出现了危机，最终爆发了川楚白莲教大起义。
同时，乾隆帝步入晚年之后，由于体力衰退、神思不佳，他已经不能再如从前那样手起刀落，执政干练。乾隆五十一年，浙江学政窦光鼎弹劾浙江巡抚福菘与平阳知县黄梅等人勒索侵渔民户、私吞摊征银两，确凿有据，本属事实。但乾隆帝却偏听了大学士阿佳和新任浙江巡抚伊龄阿回护福菘等人否认贪污的上奏，竟将敢于言事、揭发赃官的窦光鼎革职，交刑部治罪。后因窦反复陈奏、执辩不休，这才不得不承认窦属无罪，予以宽释。
还有一个重要的事件，即横行乾隆朝的和珅，这时他的专权已经达到了巅峰。朝廷上下，唯和珅马首是瞻。当时的驻华使节，甚至有和珅为“二皇帝”之说。可见，他的势力之大，已经不可阻挡。到乾隆晚年，和珅揽权纳贿、估势营私、专擅狂悖之罪行，已历历在目，甚嚣尘上。但乾隆帝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任其逍遥法外。从惩贪这个角度来说，他包庇了本朝这个头号大贪污受贿犯。
乾隆帝经常教诲臣子们的一句为官格言是：“时时思物力之维艰，事事惟奢靡之是戒。”然而，在乾隆后期积弊日深的境况之下，即使他本人，也只能束手无策了。“康雍乾盛世”已经渐行渐远。留给嘉庆去收拾的，只能是一个已经千疮百孔、岌岌可危的王朝。
